醒悟（194）

 

194

 

潘光复和柴健民坐在卧铺车厢里，周建国与潘光复和柴健民闲聊起文革中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运动那些事。他还谈到了“一打三反”运动。“一打三反”运动与

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运动是同时开展的。

“一打三反”运动，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以1970年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为开端，在全国掀起的一场政治运动，其内容是指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和反对铺张浪费。当时这个文件称为中央3号文件，但注明：此件只发到省、军级领导核心，以下各级均由省、军级派人口头传达，本件不再印发；更不许登报、广播、出文件。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和反对铺张浪费的文件分别为5号和6号文件。运动的重心，在于“打”即所谓“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

　　在当时“左”倾思想的指导下，在贯彻“公安六条”和许多地区一派掌权的情况下，这场运动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如蔡铁根、遇罗克（文革后平反昭雪并被追认为“革命烈士”）等人的无辜被害，以及1970年8月20日张志新以“现行反革命”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

　　据统计，到1970年11月底，全国共挖出了“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184万多名，批准逮捕各种分子28·48万多人，其中判处死刑的9000多人。

还有大批虽未判死刑却被逼得走上自杀之路的人。如青海贵德县中14人自杀；上海市南汇县“造成非正常死亡62人”；宝山县“有250多人作为敌我矛盾处理，41人被迫自杀”；广西钦州地区“发生自杀事件238起，其中死亡188人”；“河池地区自杀169人”。

　　量刑时组织“革命群众”学习文件，讨论反革命分子该不该枪毙，算是执行“专政是群众的专政”政策。但通知上“最高指示”已说明“坚决地将一切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列入名单者是“一批现行反革命分子”。要讨论的并非他们是否反革命，而是表态该不该枪毙。对反革命分子不表示革命义愤，“革命群众”也可以转化成“反革命”，所以谁都只有异口同声赞成“枪毙”。这些被量刑者的罪名有：“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为刘少奇鸣冤叫屈”、“攻击江青同志”、“攻击省市首长”、“要求宗教活动”，牵强附会乃至捏造的莫须有，等等。

　　“现行反革命”在被枪决前，被分成小组，天天拖着脚镣、手铐，分别被带到各处的万人大会上斗争、示众。各单位欲把”一打三反“推向高潮，都要借用这批活靶子，以“教育群众”。

　　1970年3月间，湖南”长沙当局开了两次大的杀人大会，每次处决近100名犯人，其中一半以上是政治犯。“同年夏天，南京市分两批枪决“现行反革命分子”，每批24人（其中有两三名刑事犯）。为了避免政治犯乱呼口号造成恶劣政治影响，采取了麻绳勒喉管、竹筒塞嘴、压舌板、割喉管等“消声法”。密集公告的死刑判决上打红勾的名单，给人印象恐怖。云南罗平县运动中打死85人，还把圭山乡2分钟打死7人作为经验介绍。

周建国与柴健民坐在卧铺车厢里，与潘光复和柴健民闲聊起文革中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和“一打三反”运动时，他显得有些激动了。

周建国说：我的父亲就是这场运动的受害者，那时父亲生活在合肥，1968年8月16日合肥市革委会拟判处33人反革命集团案，我的父亲被定为这个反革命集团案的罪犯之一。其中首犯沈志锐等4人被判决死刑。

周建国长叹道：1970年2月16日，合肥市在一打三反运动中枪决了沈志锐，至于首犯顾忠良、潘福新、卜金龙情况未知。“一打三反”运动，以1970年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为开端，才半个月后，合肥就大开了杀戒。3月间，湖南长沙当局开了两次大的杀人大会，每次处决近100名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