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悟（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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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天道回忆起文革中的军管和支左运动这些往事时说，在毛主席的亲自领导和亲自指挥下，军队在文革中发挥了强大的指导作用。

当年各单位的群众纷纷分裂为两派，而且日益对立，斗争逐步升级。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不得不在1967年1月23日作出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决定》说：“最近毛主席指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满足他们的要求。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那一边的问题。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

不久，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中央文革成员刘志坚被打倒了。

肖华被说成是“扶不起来的猪大肠”，也被打倒了。

形势急转直下，南京军区司政后三大部机关干部，纷纷成立“战斗队”，要求军区首长、司政后首长出来澄清“不介入”的理由，批评、指责性的大字报贴出来了，群众中两种不同观点出现了。

军区机关很多干部都不愿意当保皇派，群情激昂，纷纷表示，要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要介入“文化大革命”，要支持地方和军队革命左派。

但，也有部分同志，持有不同意见，他们坚持部队不能乱，何时开展“文化大革命”，何时大鸣大放，何时搞大批判要听中央军委的命令,要等总政部的通知。

在此期间，全国所有媒体，都在宣传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鼓动当“造反派”，当“反潮流勇士”。要保卫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党指到那里，我们就打到那里。

广大人民群众和共产党员、党的干部，本着对党的忠心，对毛泽东同志的爱戴和拥护，响应党中央号召，积极热情地投入到这场“莫名其妙”的运动中来，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运动中产生不同观点和认识也是正常的。

李天道有个朋友曾在南京军区后勤部工作，他告诉李天道：

1967年1月26日，南京军区后勤部军械部部分同志串联了后勤司令部、政治部、运输部、油料部、物资部等，自行决定召开群众大会，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要求后勤首长澄清问题。大会由军械部王家恩主持，被请到会场的后勤首长有郭金林政委、钟贤文副部长等。

大会设在后勤部办公大楼前面广场上，广场上人群密集，气氛热烈，声势很大，“打倒刘邓陶”之类的口号此起彼伏。干部家属们也参加了。

会上，群众要求郭金林政委，钟贤文副部长回答群众提出的问题，两位首长，没有满足群众的要求，对大会召开也没有表态支持，引起与会人员愤慨和不满。

在一片喧闹声中，部分群众要求给郭钟两位首长戴高帽子并要求他俩下跪。王家恩应台下群众要求，令首长下跪，旋即起立，接受群众批斗。各业务部部长都被勒令到会，站立两旁陪斗。

大会群众要求到会首长戴高帽子游街，运输部周乃馨出来打圆场，劝说群众改为游办公大楼。钟贤文副部长被迫游了办公大楼。

南京军区司令部政治部机关部分同志，1967年1月25日，27日也分别召开了类似大会。南京军区领导机关自发性的“文化大革命”，就这样开场了。

在此期间，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政治委员杜平都在北京开会。军区两位主要负责同志，在北京不断打电话，要求机关干部不要急噪，一定要服从命令，不准擅自开展“文化大革命”。否则，要执行纪律。这个要求是正确的，应该执行。但，在当时的形势下，劝阻无效。

许世友得知司政后机关召开大会，批斗首长，搞戴高帽子，下跪、游楼等，十分恼火。他带着镇反情绪打电话给在家主持工作的王必成副司令，对造反的骨干分子，“执行纪律”，大规模抓人。

然而，王必成、鲍先志、林维先三位军区首长没有执行许世友的错误命令，对起来造反的人员，坚持采取劝说和教育的做法。杜平政委也不同意许世友司令员过激的断然措施。

当时其他大军区如福州、武汉、广州、沈阳、北京等大军区也开展了自发的“文化大革命”。

南京军区机关和直属队在王、林、鲍和后勤首长劝说下，南京军区后勤部机关的各战斗队停止了活动，很快大字报也不写了。恢复了正常秩序。但是，驻宁各军队院校，文艺团体，从北京南下“点火”的解放军艺术学院的造反派，他们串联一起，天天把宣传车开进机关，利用高音喇叭，不断播放煽动性的消息和毛泽东语录歌。这些外来因素的干扰和破坏，对南京军区机关的冲击起了很坏的作用。

李天道的朋友对李天道说：实际上，中国军队内部已开始乱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