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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天道对林慧庭、柴健民、何家福几位老人说起了文革中军管的那些事,其实毛泽东历来强调必须牢牢地把握住枪杆子,他绝对不允许出现乱军现象。他采用军管控制军队的同时,对刘少奇正式下手了。
李天道说,我看过一些相关数据。
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1月16日《快报》特刊登载的《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13日发布的这个通告宣称:“原山西省委对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领导权,自即日起由本指挥部接管。”
毛泽东批示:“退王力同志。”
25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的社论。
1月21日
毛泽东阅南京军区党委关于首都第三造反司令部驻安徽联络站等单位要在合肥召开群众大会并要求安徽省军区派部队警卫会场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批示:“林彪同志: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请酌处。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请酌。”
同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谈军队要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问题,要王力抓紧起草一个指示。
同日 毛泽东阅延边自治州党委1月19日关于两个造反派组织为接管《延边日报》出现武斗伤亡,请求中央文革小组出面制止冲突给中央文革小组的电报,批示:“总理:应当把延边反革命派手中的权力夺过来,请你部署一下。毛远新去延边工作一个月,那里大有起色。他今天去哈尔滨,如尚未走,可找他谈一下。”
同日 毛泽东阅贵州省军区副政委李再含1月20日关于贵州造反派情况给总政治部并中央文革小组的电报。电报说:贵州造反派红卫军负责人及其总部一小撮人,最近把斗争矛头进一步指向军队,绑架放哨战士并夺走武器弹药,扬言接管公安局、法院、检察院,长期扣压当权派干部,并随意扣压大量一般群众和基层干部,在中央重申“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后,仍然大量调动工人日夜开大会,严重影响生产。特此请求对他们实行专政。
毛泽东批示:“总理:似应将李再含、军区司令员、省委个别革命干部及若干群众革命造反派的可靠领袖,共约十几人,找来北京,加以研究、确定政策,然后叫他们回去执行。请与文革小组商量决定。每一个省、市似可都照这样办,一个一个地解决。”
周恩来25日约李再含等谈话,26日听取从贵阳来京的学生、工人、干部的汇报,着手研究解决贵州的问题。
毛远新,毛泽东的侄子。当时是“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1968年5月任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1972年12月又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1974年2月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政治委员。1975年9月在北京任毛泽东的联络员。“文化大革命”中参加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活动。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被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拘留审查,开除党籍,后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
李再含,1967年2月、5月、12月又先后任贵州省革委会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区副政治委员兼贵州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贵州省革委会党的领导核心小组组长。1971年5月被撤职。
1月22日
中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参加中央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的高级将领。
毛泽东说:要支持造反派。他们人数少,也要坚决支持,要亮相。我们的基本方针,要站在革命左派方面。过去不介入,其实是假的。要做右派群众的工作,这样可以挽救许多人,挽救许多干部。军队里对廖汉生、刘志坚、苏振华搞“喷气式”,一斗就四五个小时,污辱人格,体罚,这个方式不文明。造反派造反有理嘛,搞“喷气式”干什么?决不能过分,过分了就不得人心。现在动不动就戴高帽子、搞“喷气式”,是不好的。不能搞逼供信。对青年人要进行教育,这些人不知天高地厚。他们以为一冲就行了,一冲不行就两冲。你们那些苦处,把它当作经验来对待。你们那些军事机关不能让他冲,你们要做工作。随便抓人,省委书记也抓,军队干部也抓,到处抓人,怎么行?犯了错误就一棍子打死,都不用,那还得了?哪个不犯错误?我也犯。张体学、江渭清这些人过去总是做了一些工作的,犯了错误,要给他们改的时间,错了就批。还是按照延安整风的办法:惩前毖后,治病。
李天道回忆这些往事时说,在毛主席的亲自领导和亲自指挥下,文革中的军管后来延伸到全国的支左运动。军队在文革中发挥了强大的指导作用。
群體心理探索小說(瀋陽 著)
回复删除今天像烏鴉暫時湊合起來,明天又像野獸一樣四散而去。社會上的流氓集團、烏合之眾的交往就是如此,今天臭味相投便雜湊在一起,明天利益相悖,便作鳥獸散。這是一本探索群體心理的另類小說。但愿這個世界能有更多的人從噩夢中醒悟過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