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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欢迎老中医柴健华抵达香港的晚宴上,诊所的主任医生白冰清大夫与柴健华聊得很多。
这时一个与白冰清大夫年龄相仿的诊所女护理曲婷插话了,她说:“我的母亲曾是赤脚医生。那个时代,国家贫穷,医科专家奇缺,一时培养不出那么多有医学方面专业的医生,只有培训一批略懂医术的赤脚医生来应急所需。贫穷落后的年代,生病人也尤多,更需要赤脚医生的治病。因而,那个年代,在乡村里,赤脚医生就应运而生了。”
女护理曲婷继续说道:“在内地乡村里,选拔赤脚医生,一般是从以下二条件来选的。一是从医学世家中挑选,二是从高中毕业生略懂医术病理中挑选。挑选出来后,集中到县卫生学校培训一年半载,结业后回到乡村算是赤脚医生了。其实,乡村里的赤脚医生,因没受过系统的学习,医学,病理等知识是比较低的,大病、重病治不了,复杂的病更不用说了。赤脚医生能解决的问题,通常是一些头痛身热,擦损外伤等小病而已。虽说是小病,但能治理能解决,也大大方便了村民群众。一是他们没空到大医院去看病,二是到大医院看病交通也十分不便,三是到大医院看病费用高。因而,村民群众十分敬重赤脚医生,都认为他们是村里的大知识分子,是救命恩人。”
女护理曲婷叹息道:“我母亲原是上海广慈医院的医生,她毕业于医科学院,但由于执行六二六指示,母親和她的同事深入农村,全都成了赤脚医生。在乡村当赤脚医生很辛苦,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首先,赤脚医生没有固定的薪金,有的只是每月拿大队一些补贴,有的只是以生产队记工分代酬。这微薄的补贴和工分,根本上解决不了他们的生活,因而,他们白天还得赤着脚参加生产队劳动,夜晚还要挑灯自学医学知识。其次,由于贫穷落后,医疗设备十分简陋。除了一个药箱,几片普通的药片,一支针筒,几块纱布,别的就少得可怜。”
曲婷说,尽管难苦,但那时的赤脚医生,还是尽职尽责,满腔热情地为人民服务的。不管深夜还是风雨交加的日子,只要有病人叫到,他们就会赴诊,就会认真地为病人看病打针服药。自己治得了的,就一心一意尽力去治。自己治不了的,就建议送医院治,有时还亲自陪着送去。赤脚医生治病收费不高,只收回成本钱,因为赤脚医生都拿了生产队的补贴。有的赤脚医生如果碰上困难户和五保户,就得倒贴成本费了。
当年“赤脚医生”曾遍布农村,为人们治小病。城里人则在国有企业经营的诊所获得医疗保健服务。这是中国一个广泛的、有些基本的卫生保健系统。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是共产主义革命最显着的例子之一。1965年,毛主席对农村缺乏医疗保健感到忧虑,他设想了一支一半时间在田里工作、一半时间给人治病的队伍。严格说,这些人不是医生,而是一种医疗特种部队。当局只对他们进行从几个月到一年的短期培训,给他们一个装有有限药品和设备的袋子。
柴健华接口说:我早年是个游医,后来也成了一名乡村的赤脚医生,我和这些赤脚医生一样,医术虽不高,但都很注意服务态度。赤脚医生们常背着一个药箱,上面印有鸡蛋般大的红十字,穿着白褂,挨家串户走访群众。尤其是流感时期或流脑时期,赤脚医生的责任更大更辛苦,他们不但走家串户发药,还得讲解预防知识,通常一天吃不上一顿饭,睡不上一次安稳觉。乡村里的小孩怕打针,赤脚医生便会千方百计哄小孩,或是给他们讲故事,或是为他们唱歌,有时甚至买上一颗糖送给小孩,待小孩的注意力分散时,一针落去,还未等孩子“哇”的一声哭叫,针又拔出来了。这般一来,村里的小孩见了赤脚医生,既爱又怕,大都会缩进母亲的身后,伸出头来,怔怔地盯着赤脚医生身上的红十字药箱——那里面,既有糖果,更有针筒。
柴健华又说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赤脚医生的医术虽没有大医院里的医生高明,但有时大医院里的医生治不了的病,赤脚医生反而治得了。赤脚医生治病,在乡民的眼里,确是高。但有时,也失水准。无论怎么说,在那个贫穷落后的年代,赤脚医生为人民群众作出了巨大贡献,功不可没。我和大多数人一样,反对文革,也反对文革2.0。但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教育的发展,乡村都建立了医院,医生都规范化了,赤脚医生渐渐地被医科大学的毕业生取而代之了。这便是社会的又一进步。
诊所的主任医生白冰清大夫似乎不同意柴健华的看法。白冰清大夫说: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并不是共产主义革命的成功例子。柴老,你现在定居香港了,你应该到处走走看看,你就会发现内地和香港的医疗制度完全不一样。
白冰清大夫继续说道:我原先与你的看法一样,应该否定文革,但不应该否定“赤脚医生”制度。但在提倡民主和自由的香港,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让我们获得了许多被大陆掩盖的信息和真相。比如,有关“赤脚医生”的真相就被掩盖了。
白冰清大夫对潘光复说道:“你管理过你父亲的诊所, 你后来担任香港媒体记者时,采访过内地和香港的不少医务界朋友,你的报道中曾谈到了当年毛泽东六二六指示。你不妨将他的指示内容讲给柴老听听。”
潘光复便接口对柴健华说道:
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在同他的保健医生谈话时,针对农村医疗卫生的落后面貌,指示卫生部“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为广大农民服务,解决长期以来农村一无医二无药的困境,保证人民群众的健康。因为这一指示是6月26日发出的,因此又被称为“六二六”指示。
潘光复说,我记忆中的毛泽东六二六指示全文大抵如下:
1965年6月26日,毛主席同保健医生李志绥大夫谈话,毛泽东主席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服务,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而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在农村,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年。华佗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和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书读得越多越蠢。
现在医院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只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人是农民。那种做法脱离群众。中国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在农村,不为农村服务,还叫什么为人民服务?工作中,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所谓尖端,高、深、难的疾病研究上,对一些多发病、常见病、普遍存在的病,如何预防,如何改进治疗,不管,没人注意,或放的力量很小。尖端的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农村,重点在农村。
还有一件怪事,医生检查一定要戴口罩,不管什么病都戴,是怕自己有病传染给别人?我看主要是怕别人有病传染给自己。(医务人员说:有些是应该带的,例如做手术,不戴,怕医生口腔、鼻腔的细菌传染病人伤口。)要分别对待嘛!干什么都戴,这首先造成医生与病人之间的隔阂。
今后城市的医院应该只留下毕业一两年的医生,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把好的都放在农村。
“四清”到一九六八年就扫尾基本结束了。可是“四清”结束,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并没有结束啊!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把这些都告诉卫生部。
白冰清大夫笑着对柴健华说道:“我们的大记者潘光复将老毛当年的六二六指示讲述的一字不差。柴老,你是个老中医,回顾这段历史,你再想想老毛说的话,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城市医院只留下毕业一两年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年。华佗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提高。”
白冰清大笑:“什么是医学教育?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这就是老毛的医学教育改革?老毛还荒诞地批评说,医生检查病人要戴口罩,我看主要是怕别人有病传染给自己。”
那帮香港医界的朋友们听了白冰清大夫所言哈哈大笑了起来,只有柴健华和潘光复笑不起来。
群體心理探索小說(瀋陽 著)
回复删除今天像烏鴉暫時湊合起來,明天又像野獸一樣四散而去。社會上的流氓集團、烏合之眾的交往就是如此,今天臭味相投便雜湊在一起,明天利益相悖,便作鳥獸散。這是一本探索群體心理的另類小說。但愿這個世界能有更多的人從噩夢中醒悟過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