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悟（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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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陆去深圳的列车上，潘光复从周建国手里接过了《北京大学纪事》那些资料，其中还有一本作者是胡宗式2018年出版的书籍《风雨未名湖》，潘光复开始阅读起《风雨未名湖》。

柴健民则从周建国手里接过了另一本书籍《燕园风云录》作者是屈长江，北大国际政治系65级的屈长江曾是北大红旗飘的成员。

屈长江在《燕园风云录》中回忆说：

记得1971年初春，已经毕业的我又被揪回北大，这一回的罪名是“五一六”分子。我当时对系里8341部队的领导人说：“我们的事不是已经平反了吗？我和王忠林还找过迟群同志，问以后再搞运动整我们怎么办？迟群拍着胸脯承诺：十年之内，有人整你们，让他来找我！”领导说：“那次是那次的政策，这次是这次的政策。”弄得我莫名其妙，哑口无言。

大约一两个月以后，我被叫到校8341部队某个办公室里去训话。训话者是位女同志，三十来岁，军装，短发，不认识是谁。训话的神态，口气，总让我想到传说中的谢静宜。训话的情形大致如下。

首先，她问我交代得怎么样了。我说，过去交代过的，又交代了一遍。她听了后怒斥道，这次要交代新问题，就是参加“五一六”的问题。

我说，我不记得有此事。

她说，我们是8341，你应该了解的。你不是“五一六”我们会把你大老远的弄来吗？！我们有实打实的把握和证据。我们每天都向毛主席汇报工作的。你要准备一份坦白交代大会上的发言。记不记得没关系，以后有的是时间慢慢回忆交代。先坦白交代参加“五一六”组织的事。我们的政策，你是知道的，不用我再多说了吧？！

我能怀疑曾经为自己平过反的8341中央警卫团吗？我能怀疑这位可能是谢静宜的女领导每天都向毛主席汇报情况吗？我只能怀疑我自己早已被几次隔离审查弄坏了的记忆力和脑袋了。

于是，开大会那天，牛辉林上台坦白交代完以后，我就走向了会场的讲台。半路上转头一看，分布在会场各个角落的“同伙”纷纷起立要求坦白交代。怎么又是我！第一个把自己绑在背叛良知和道德的耻辱柱上，让我悔恨一辈子！

我中了“忠诚”和“信任”的圈套！

大约七八个月后，8341部队的王连龙政委笑嘻嘻地来到我的隔离室，问我最近过得怎么样？

我说：“8341也搞逼供信！我没有参加过‘五一六’。我记起来了，我参加的是《红旗飘》的红卫兵。”王政委嘿然不悦，脸拉得长长的，走了。

自从1971年，我又一次被8341揪回北大隔离审查八个月，然后又不了了之的放回乡下后，我就开始重复性的做一个噩梦：我又被抓回北京大学了，我们又被定什么罪名了，这个噩梦从我二十多岁一直做到五六十岁。最初，梦境清晰而紧张，几乎每月一次。随着岁月的推移，渐渐地，噩梦的紧张度淡化了，弱化了，间隔的时间长了，但依然辨得出它的基本特征：在北京。在北大校园。在被囚禁的28楼。还是那几个人。它几乎伴随了我一辈子！

周建国又给潘光复和柴健民递上了二本书籍，一本是牛辉林回忆故园四十二年前－从北大到神山的故事集《告别未名湖》第2集，另一本是丁向阳撰写的《风雨未名湖》，讲述王建新和周善丰如何成了文化革命的牺牲品。

牛辉林撰写的：故园四十二年前－从北大到神山的故事《告别未名湖》第2集，由九州岛出版社于2014年出版。作者牛辉林曾当过北大井冈山兵团勤务组长，毕业后分配到山西定襄县神山公社当干部，1970年10月就被押回北大再次审查。

牛辉林的回忆比较简单：好景不长，5月到公社报到，10月北大又派人把我从神山押回。这次关押整整两年时间，直到1972年北大又派人把我放回神山。头一年的前半年多是搞什么连校方也莫名其妙的“五一六专案”，后半年“五一六”莫名其妙地不说了，又拿起“议论无产阶级司令部”旧事重提。到了1971年“九一三”林彪事件后，专案停止，发配到学校后勤修管道、烧锅炉。1972年夏天后勤劳动结束，校方给了一个“议论损伤无产阶级司令部”、“严重错误”的结论，就要打发我回山西。我坚决不肯签字。

负责专案的8341部队魏银秋教导员谈不行，校党委一把手王连龙副政委谈也不行。拖到9月，早已回中南海工作的杨德中政委回北大亲自谈，最终商量了一个结论中写上“保留（共青）团籍”的折中办法，我才勉强签了字。“十一”后得以重返神山公社。

1979年北大召开全校大会，为包括我在内的100多名学生平反。北大党委《平反决定》明确指出，1970年叫我回校审查时错误的，予以改正，撤销原结论。

在清查“五一六”运动的中，还有一个冤魂，在《北京大学纪事》没有记载，就是汉中分校的助教周善丰。王友琴撰写的一文《六十三名受难者和北京大学文革》，原载《二十一世纪》双月刊，总第九十三期。在王友琴统计的北大文革非正常死亡的63人名单里记载着：周善丰，28岁，男，助教，汉中分校，共青团员，1973年5月12日，自刎。

丁向阳撰写的《风雨未名湖》，讲述了周善丰在文化革命中成为牺牲品的故事。丁向阳是周善丰的同年级同学。 

丁向阳回忆说：

1970年3月毕业时，周善丰被分配留校工作，按说毕业能分配留校是很不错的去向。当时力学系在汉中635分校，他也就留在了汉中。他进了力学系的流体力学教研室。一边由老教师帮着补一些文革中落下的专业课，一边给新进学校的工农兵学员补基础课，日子过得还算安稳的。但好景不长，北大是个是非之地，1973年文革的风暴还是刮个不停。在清查“五一六”的运动中，尽管汉中相比北京运动的烈度并不算太大，但北京的风暴还是刮到了汉中653分校，三月份653分校播放了北大在北京批斗所谓“五一六”份子的录音，迟群和北大校党委给聂元梓、孙蓬一戴上了“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并开除党籍。

周善丰听了以后震动很大，惶恐不安。当时我们班其他留校的同学很关心他、和他谈心，让他放下思想包袱，不要紧张，后来那位同学出差外地两个多月就没有机会再和他沟通了。周善丰脆弱的神经在当时的情况下有点绷不住了，整天疑神疑鬼地以为别人要整自己。

1973年5月12日中午，他的精神终于崩溃了，拿起小刀割了自己的脖子。当他把气管割破、血流了一地，血流出了门外才被其他老师发现，喊人帮忙急救，周善丰因为气管破了，痛苦万分。由于汉中分校医务所的条件太差，护士只是把他的伤口稍微处理了一下，插上了一小根管子暂时维持生命，然后用一辆汽车把他往30公里外的汉中县医院送，送到县医院时那根插在气管里的管子在路上被颠掉了，周善丰已经气绝身亡，永远离开了人世。

周建国无奈地对潘光复和柴健民说道：

回望这段文革历史，总起来看，“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集团运动，是“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继续，是在阶级斗争理论和极左路线指导下制造的人为的政治斗争，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北大的这一运动从1970年持续到1973年，完全是按照中央的布置进行的，是有组织、有步骤的，不仅在总校搞，在江西和汉中两个分校也搞，而且把部分已经毕业的学生又揪回学校审查，还给一些怀疑对象所在的单位发了函，致使这些毕业生在所在单位挨整。被列为专案审查的对象达到100多人，2人被逼自杀身亡，最后仅把聂元梓、孙蓬一二人定为“反革命五一六分子”。事实证明，北大没有一个所谓“五一六分子”，聂、孙虽然在文革中犯下了严重的罪行，但是他们也不是什么“五一六分子”，所以这场看起来轰轰烈烈的运动，实际上是一种“无中生有”的或“莫须有”的运动，不仅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和人力、物力，而且给100多个审查对象及其家庭带来严重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