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悟（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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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建国与潘光复、柴健民继续闲聊起文革时军中那些事和那些人时，就不得不说说许世友这个人了。

列车挂着一节节车厢，好长好长，就像一条长龙卧在铁轨上在辽阔的田野上，又像脱缰的野马似的往前奔驰着。　　 

许多人心中都有一个追求幸福的梦，一种离开的情怀，是背起行囊就出发，离开内陆，前往香港，列车正好承载了柴健民的梦想。

此时的柴健民心中犹如五味瓶翻倒，酸、甜、苦、辣、涩一起涌上心头，列车行进中了，他弯着身子，左手按在车窗玻璃上，勉强的举起右手托着自己的下巴，他陷入了沉思之中。他在喧嚣浮躁的那些年代里，几乎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任何快乐与幸福。列车轮子转动的声音，就像雷鬼乐，让他身心渐渐放松了下来，他从心里感觉到他的余年时光不会再被残酷的政治斗争折腾了。

柴健民听着周建国闲聊起文革时许世友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却心静如水。

列车已进入了江苏境内。周建国指着窗外移动的大地对柴健民说：这片大地曾留下了许世友在文革中的暴政恶行。1968年4月，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许世友被中央任命为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主任。1969年，中国共产党的九大召开，许世友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70年12月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许世友对中共感恩载德，忠心耿耿。

但在文化大革命中，许世友不但对反对他的造反派赶尽杀绝，而且乘机排除异己，整人告密，还主导江苏深挖“五一六”分子，及下放城市居民。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后，许世友立即紧跟，全力投入，深挖“五一六”的战火迅速燃遍江苏城乡。历时三四年多，打击面之宽，手段之狠，前所未有。

许世友认为，“五一六”组织在江苏已遍布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具有群众性、隐蔽性、顽固性、欺骗性，十分反动，十分危险。根据这一判断，全省作出了“破口、围点、扫面、深挖”的清查部署，打了一场全歼“五一六”的人民战争。

根据许世友的清查部署，很快在省地市县各级，设立了由军队“支左”人员组成的权力很大的第二专案办公室，简称“二办”，南京人则称“320”办公室，统管清查工作，有权拘留、逮捕、关押、审讯“五一六”涉案人员。省“二办”还设立了关押“五一六”要犯的看守所，并从部队调来一个连负责看押警戒。各级“二办”皆由党的一、二名主要领导人、避开党委集体单线领导。受兼任江苏省党政“一把手”的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委托，省“二办”由主持省委日常工作的“支左”大员吴大胜独管。这些冤假错案，“二办”虽非罪魁祸首，但充当了冷酷无情的打手。省“二办”为了深挖全歼“五一六”，还列出31个问题，只要沾上其中一条，都要戴上“五一六”帽子。

许世友不但对造反派赶尽杀绝，对和他一样的军队高级干部乘机排除异己。在江苏抓五一六运动中，许世友一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抵制态度，身体力行，全力投入。他亲自审问五一六嫌疑人员，甚至动手殴打被审查的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文革里许世友还大批下放城市居民。他的这些所作所为，使得他很像红色高棉，或者准确地说他是红色高棉的老祖宗。许世友文革暴行，其残酷远超红色高棉！

周建国说，即使在文革那样的非常时期里，我也不认为有多少“坏人”作祟，文革也不是好人和坏人的斗争史。在当时的环境下，每个人的行为都可以找出理由。

以叶剑英为例。他从1965年倒罗开始，就是一个造反派。他造了罗瑞卿的反以后，又继续革命，造了彭真的反。特别叫人反感的是，整罗瑞卿的上海会议结束后，开文艺晚会。大多数与会干部惴惴然不知所措，叶帅却心情愉快，当场表演了评弹。转过年去，第二次批罗会期间，罗瑞卿跳楼自杀未遂。叶剑英又以“将军百战身名裂”一词讽刺之。这些行为看似没有人性，但是如果我们考察叶剑英为什么这样做，我们就会理解他的心情了。

解放初期，叶剑英执掌华南地区大权，强调地区特点，执行后来被批评为“和平土改”的方针，被中央认作右倾、地方主义，冯白驹、方方等大将纷纷落马，叶剑英仅能身免。在罗瑞卿、谭政文（谭力夫之父）等主持下，又罗织了一个“双陈案”，将广东公安厅长陈泊、广州公安局副局长陈坤逮捕，说他们是英国特务。广东省公安厅系统逮捕700多人，广州市公安局逮捕300多人，严刑拷打逼供。后来解到北京审讯时，案犯挤了满满两车厢。此案历时两年才结案，对陈泊，以“丧失革命立场，包庇反革命、特务”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10年。陈坤因不堪虐待，在1952年10月就已死于狱中，也被判处8年徒刑。陈泊于1961年出狱，旋被投入劳改农场劳动，于1972年病故。文革中，有造反派给他们翻案。但陈泊本人未必知道。他们到死也未看到光明。

所以知道了这些历史典故，再看叶剑英在文革中的表现，就可理解了。可以想象他在1965-1966年心情如何舒畅。这也是人之常情，不足为怪。

周建国说，在整个文革过程中，有两个恶人也许永远不能原谅，那就是许世友和韦国清。周建国看着列车外的江苏大地对潘光复、柴健民说，我现在只想说说那个许世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