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悟（170）

 

第33章 祸源

 

170

 

这是一个漂亮的小树林，在离树林不远处，是一大片的紫微花林。紫微树上开满了紫微花。小小的紫微花，几十朵挤在一起，树上结满了一簇簇的花球，好像打着一个个紫色的小灯笼，让人留恋忘返。走出小树林就来到了花的世界。花海前面有座小亭子，许多人退休老人聚集在那里。他们有的打牌，有的聊天，还有的在那里练习吹乐器。有几个老人伴着悦耳的音乐，唱起了『大海航行靠舵手』，也许还有不少老年人在缅怀文革那段光阴。让人觉得文革并没有远去。

柴健民对何家福、李天道和潘光复顺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讲述起他的老战友潘仁书在上海文革中的那段经历。

这段故事还得先从“一月革命”风暴和王洪文说起。

王洪文，当时是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负责人。后任上海市革委会领导成员、副主任，上海国棉十七厂革委会主任。1971年1月、9月又先后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警备区政治委员。1973年8月又任中共中央副主席。1975年2月又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文化大革命”中参与江青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1976年10月被隔离审查。1977年7月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王洪文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文革”开始后，造反派头头王洪文等人在上海制造了矛头直接指向上海市委的中断铁路运输的“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康平路事件”。

1966年11月10日上海爆发了“安亭事件”。上海市委的曹荻秋在请示陶铸以后，对“工总司”的成立决定采取“不参加、不承认、不支持”的“三不”方针。曹的这一决定得到了当时正在养病的陈丕显的支持。上海市委根据“三不”方针处理“工总司”成立大会，结果激怒了工人，于是上千名工人在潘国平、王洪文等造反派领导人的带领下，挤上火车进京告状，结果火车被上海市委下令扣停在离市中心30来公里的安亭车站上。工人们非常愤怒，拦车抗议，要求中央、中央文革表态，承认和支持他们的造反行动是革命行动。这就是震动全国的“安亭事件”。
    1966年11月6日，上海国棉十七厂、国棉三十一厂、玻璃机械厂、合成纤维研究所、五一电机厂等17个单位的工人在北京南下的“三司”红卫兵和上海的红卫兵的帮助下，联合起来成立全市性的工人造反组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同时要求主持市委工作的市长曹荻秋接见，并提出三项无理要求。对此，中共上海市委根据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的精神及中共中央关于不要成立跨行业组织的规定，并经请示中央文革小组，决定采取“不赞成，不支持，不参加”的方针。

9日下午，“工总司”召开成立大会，并在其宣言中声称：“我们要夺权，就是要把人民的权力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手里夺回来，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的手中！”

由于上海市委坚持不承认“工总司”，因此，“工总司”称其“压制革命造反”，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工人的迫害”，并决定上北京告状。

11月10日凌晨，“工总司”成员冲进上海北站，登上上海进京的列车。列车于凌晨5时发车，到达南京后，奉命停开。王洪文率另一部分人强行登上了开往郑州的65次客车，声称要去北京向党中央控告上海市委打击镇压工人造反派。上午7时火车开出。上海铁路局根据国务院指示，8时17分命令将列车停靠在上海市郊嘉定县的安亭车站的岔道上。安亭火车站是上海西北郊三十公里嘉定县境内与昆山、青浦交界的一个车站。

赴北京告状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员，在安亭火车站受阻后，中午12时左右，王洪文等率众卧轨拦车，拦截开往北京的14次特快列车，造成沪宁全线中断一天以上。安亭站东面被迫停下的列车有12趟，上海站有36趟北上的列车不能发出，从安亭到蚌埠，开往上海的近百趟客货列车被迫停留在沿线各站，严重影响客货运输。这就是所谓的“安亭事件”。

事件发生后，上海市委及时向中央报告情况。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常委扩大会议。

陶铸主张坚决要把工人的这种“不听话”的势头打下去。国务院负责工业的几个领导把难题交给中央文革，有人还有点看中央文革笑话的味道，这从他们打来的电话中就感觉得到。京沪铁路当时是南北经济大动脉。其实当时上海工人并没有全线阻断铁路，但是他们拦车抗议影响了好些北上列车的班次，其中还有几趟国际列车。所以国务院管工业的同志的意思是，你们中央文革不是支持造反派嘛，出了那么大的事，你们去处理吧。如果我们处理不了，那么他们就可以到主席那里告中央文革的状了。

根据中央原来确定的原则，会议决定请陈伯达出面来处理。要陈伯达电告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决定坚持不承认“工总司”，同时派干部到安亭车站送衣服和食品，动员工人回厂。

陈伯达先以中央的名义给华东局的韩哲一发了一份电报；后又起草发了一个给工人的电报。陈伯达在电报中虽然表示同情工人，但并没有承认他们是革命行动，也没有承认“工总司”是革命组织。只是希望工人从大局出发，回去搞生产。电报是以陈伯达一个人的名义发出。

发完电报，陈伯达还打算派人到上海去。张春桥原来当过上海市委的宣传部长，又是上海市委书记处的领导，对上海情况他最了解。最后中央文革小组开会决定由张春桥去处理“安亭事件”。

张春桥一到上海就直接赶到了安亭车站现场，而没有先去上海市委。他先跟工人谈判，劝工人让开铁路，保证交通畅通。工人通情达理地让开了铁路。到11月12日，不到两天的时间，铁路交通就完全恢复正常。然后他又劝工人们回去，但工人们却坚持要张春桥答应，为他们在资反路线期间受到的冤屈平反，恢复他们的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利。工人们还当着张春桥的面控诉了上海市委执行资反路线，镇压和迫害工人的事实。工人们的控诉使张春桥受到了很大的震动。但是，他并没有在安亭答应工人提出的条件，只是坚持要工人们回上海去解决问题。但他向工人们承诺，不处理好这件事情，他决不回北京。

这时，张春桥受到的压力是很大的。中央文革给他的任务，只是劝工人回厂，恢复铁路交通。此外并没有给他任何的授权。况且，上海市委在批判《海瑞罢官》中态度是积极的，与江青的关系很融洽。怎样处理这件事，关系到中央文革与上海市委的关系，颇费踌躇。

张春桥从安亭回到上海后给江青打了电话，江青在电话里叫他不要有顾虑，怎么有利于工人，怎么有利于工人造反派的成长，你就怎么做。　　

最后张春桥签字同意了上海“工总司”提出的“五点要求”，承认他们是革命行动，承认“工总司”是革命的群众组织。这是文化大革命中，中央文革第一次与一个大省市的工人阶级签订的第一个支持工人群众革命造反的革命协议书。它是文化大革命中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　　  

张春桥回到北京以后，总理还表扬了他。总理面对国务院负责生产的那些领导说，这事你们就处理不了。张春桥去，就把问题给解决了。

可是上海市委对张春桥的意见就很大了，陈丕显从上海打来电话，质问陈伯达： 张春桥作为一个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有没有这么大的权力，绕过华东局，绕过上海市委就和工总司签字承认“五条”？陶铸等一些中央的领导，甚至陈伯达也都认为张春桥这样做，是违反了中央关于在工矿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有关规定。所以说，张春桥的签字是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的。但这件事不只是表现了他的魄力和胆识，也说明他对主席思想，对主席要把文革运动发展到工厂、农村，是有认识、有思想准备的。11月8日，他在见北航红旗的战士时，就支持他们去工厂串联，与工人相结合。张春桥还说：搞工厂是方向问题，我们打算下一步应该这样走。

柴健民对何家福等老友说道：后来官司一直打到了毛主席那里。毛主席亲自主持了中央常委会议，主席说，总是先有事实，然后才有概念的。没有事实，怎么能形成概念？没有实际，哪能有理论？有时理论与实际是并行的。有时理论先行，但是实际总归是第一位的。工人不先把革命闹起来，哪儿来的几条规定？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政策的，这件事张春桥是对的，是应该根据现实改变过去的政策。过去限制工人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规定脱离了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