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悟（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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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天道劝说柴健民这次去香港后就不必再回到内地。他认为，文革也许会在中国重演，不必再去受一遭罪。

柴健民没有直接回答李天道，他的目光盯住了何家福：何老，你在打鬼子时断了条腿，我走后，你要好生对待自己。

何家福笑着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们都是90出头的人了，还有什么可惧怕和留恋的？活到哪天就算哪天吧。

林慧庭赞同何家福的说法。林慧庭说道：我刚才与诸位谈到了文革中的“三支两军”，现在国内又大谈起国家安全来了，文革好像正在复活。唱红歌，跳红舞的人都是文革亲历者，有些老不死的甚至戴上了红领巾，高唱起“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我看到眼下有不少变相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正活跃在街头广场。 

林慧庭說道，我想起了 “文革”中清查“五·一六”那些事。

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该通知声称：“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在反革命两面派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王力、关锋、戚本禹操纵下，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猖狂进攻，罪大恶极。”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这个文件的指责纯属荒唐，是无中生有。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根本不是“反革命两面派”，而是“文革”中遭受迫害的将领；王力、关锋、戚本禹也与所谓的“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无关。一个“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头子竟然全是子虚乌有，显然这次清查“五·一六”的真正目的意在它处，其實只是老毛及“中央文革”不肯明言罷了。

林慧庭說道：该文件并未明确规定“五·一六”分子的标准和界限。当时，上级指示，凡是有“三指向”，也就是将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向“三支两军”，指向新生事物“革命委员会”行为的人，就要在这个运动中清查。所谓的“三指向”其实是可以做出无数种解释的，这使清查具有了很大的随意性；而“三指向”与以往的“反革命”罪不同的是，它很容易被延伸到“文革”中最活跃的“造反派”身上。因此，很自然地“清查”运动的矛头就指向了在校大学生里“文革”初期的积极分子。这个运动是对“文革”初期积极分子的一次严重打击。

 “文革”开始时，毛泽东为了打开局面，拼命鼓动学生们“造反”；一旦老毛达到了目的，就把他们一脚踢开；不仅如此，还要借清查“五·一六集团”之名清算“造反派”。“清查”开始时是开大会揭发、造声势，主要是揭发“文革”初期谁“打砸抢”了。于是“文革”初期响应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号召的许多活动到了1970年又都成了“罪行”。有人指出，“文革”中有3次因冤案而死人的高峰，其中的第三个是1968年到1970年的“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这3个运动都是由“革委会”、“军宣队”、“工宣队”领导的，“文革”时期因冤案而死的人中，绝大部分死于这一时期，大部分是受不了折磨自杀的，一部分死于酷刑，还有少数人被枪毙了。这个时期整死人的事件，几乎各单位都有，超过其他时期的总和。联系到全国的情况，就更能看出它的严重性。当然，各单位“革委会”、“军宣队”、“工宣队”的具体作为也有很大差别。如清华大学只抓出一个所谓“五·一六分子”，北京地质学院一个也没有抓出来，而有的地方却抓出了成千上百“五·一六分子”，其中冤案之多可想而知。

林慧庭說道：

1981年官方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三支两军”的评价是：“派人民解放军实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在当时混乱情况下是必要的，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带来了消极后果。”这个说法十分含混模糊。“三支两军”到底起了什么积极作用，它又带来了那些消极后果等等，在“文革”研究中需要有具体的分析。

毛泽东支持“造反派”在“文革”初期“造反”、“夺权”，造成了社会的巨大动乱，“武斗”、“派仗”比比皆是。在这种极度混乱的情势下，由军队介入地方工作，对稳定全国局势无疑具有正面和积极的作用。军队在如此复杂的环境下做了大量的工作，使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减少了人民生命和财产的损失。稳定的局面使原本中断的工农业生产得以逐步恢复，使全国的交通、金融、建设等各项工作得以运行。这些都是“三支两军”的功劳所在。“三支两军”过程中当然存在着许多问题，因为这本来就不是一个“治本良方”。

需要指出的是，“三支两军”完全不是毛泽东的“高瞻远瞩”，而是出现混乱被动局面后的应付性措施。老毛在安排“三支两军”的过程中，其实一直是走一步看一步，属于“摸着石头过河”，这充分显示了“三支两军”的被动性。

从“三支两军”的全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出，它的决策权完全掌握在毛泽东一人手中，重要决定全部出自毛泽东。“文革”中有一个官定口号写入各种文件：“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毛泽东本人还曾为这个口号的后半句表示过不满：“缔造人民解放军、领导我们军队的人，能缔造、能领导，就不能指挥吗？他们把缔造和指挥分开，难道缔造者就不能指挥呀？”其实，这个口号是一个伪命题。因为解放军的直接指挥者从来就只有一个人，但此人不是林彪，而是毛泽东。林彪只是个军委副主席，而且是个不管事的副主席，没有实权的副主席。在林彪之上还有大权独揽的军委主席毛泽东。嗜权如命的毛泽东尤其看重军权。在他“退居二线”时，他可以把党权、经济权力交出一部分，但他的军委主席从未“退居二线”，他对军权一天也没有放松过，从不许任何人染指。军队在什么时候使用，对什么方向使用，如何使用，都只能由毛泽东一个人决定。“三支两军”的过程表明，所谓的“党指挥枪”、“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其实是“毛指挥枪”和“毛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由此推及有关军队的所有重大问题，例如至今仍被许多人搅成浑水的1969年10月18日全军进入紧急战备，即所谓林彪“擅自”发布“一号令”问题。军队高级领导人的重用，如李德生、纪登奎）或打倒（如贺龙、罗瑞卿、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揪军内一小撮”的提出和戛然而止，等等，都是毛泽东一个人说了算。因此，研究“文革”必须弄清军队在“文革”全过程的表现、作用以及军队活动的来龙去脉。如果一看到穿军装的人就说是“林彪的势力”，或者一看到穿军装的人被“打倒”就说是林彪干的，这就把严肃的历史变成了儿戏，势必得出南辕北辙的结论。

“三支两军”实行之后，军队干部全面进入了党、政、教育等各个领域、各个系统，掌握了相当大的实权。中共“九大”开会时，会场内满眼都是军人。鉴于此，有人说“林彪的势力膨胀了”，此言大谬。军人数量过多，而且参与到党政核心部门，在现代政治中当然是非常忌讳的事。但这是谁造成的？是毛泽东。绝不能看到这些人与林彪穿着同样的服装，就说他们是“林彪的势力”，其实绝大多数军队干部与林彪并没有直接关系。有些人故意这样说，不过是为打倒林彪制造罪名而已。

毛泽东让一群工人、军人开进国务院各大部委，开进各省市委，开进堂堂的高等学府，开进工厂企业和农村，发号施令，当家作主，这哪里有一点法制的影子？“军宣队”、“工宣队”进驻大学，工人、解放军“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的斗、批、改舞台”，让一个科长（迟群）、一个机要员（谢静宜）掌管中国的两个最高学府，把大学大批搬迁到偏僻的山沟农村，这一切，都明显地标示着毛泽东不重视教育、敌视知识分子的印记。批判这些政策是彻底否定“文革”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

军队被迫而生硬地介入地方政权工作，其消极后果也相当严重。毛泽东的政策本身就是错误的，而各级地方官员执行这些政策时又变本加厉，结果让一大批地方上的干部和群众遭了殃。再加上军队干部缺乏地方工作经验，外行领导内行、瞎指挥，造成了很多不必要的和人为的困难和损失。参加“三支两军”的军队成员良莠不齐，若派到一个单位的军队负责人的个人品质好一些，政策水平高一些，这个单位就会少一些折腾，群众就会少遭一些罪；反之，如果军队负责人的个人品质恶劣，拉一派打一派，那这个单位的群众就遭殃了。

大批军队干部转到地方工作，尤其是进入党和国家的高级机关，甚至接近了“中枢”（所有进入中央部委的人）或进入了“皇宫”（像王良恩到了中央办公厅），他们所面临的形势其实相当复杂危险。“伴君如伴虎”，可是这些一辈子呆在兵营里的武将根本不懂其中的厉害，结果酿成了许多悲剧。他们虽然勤勤恳恳地工作，可是后来很多人被诬为林彪、“四人帮”的死党或余党，或被当成“三种人”，受了不白之冤，如21军政委施义之，甚至死得不明不白，如沈阳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李震、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王良恩。而当年安安稳稳在军队工作的人或那些及早从“三支两军”岗位抽身返回部队的人，却大都能“安全降落”，得以安享晚年。此一时彼一时，让人唏嘘不已！

林慧庭继续说道：

总结这段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军队本应是保家卫国的力量，绝不能是一党一人的私家武装，更不能成为打倒政敌的武器。军队介入政治虽然在“文革”这样特定的历史时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却后患无穷。无论是“文革”之中的“三支两军”，还是后来邓小平主导的“六四事件”，都能看到其消极甚至恶劣的后果。这些教训都告诉我们一条普世真理──不走“军队国家化”的路是绝对不行的。

柴健民对何家福说道：何老，你我的共同经历明白无误码地让我们看清了这个社会，我走后，你要好生对待自己。我相信你的孩子南阳生、南丽娃和南山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我去香港后，一定会记住你的，你有难处就告诉我。

柴健民又对林慧庭笑着说：感谢你在我赴港前补上了一堂文革历史课，我们都是90出头的老人了，与当今年轻人最大的不同是我们懂得什么是政治，年轻人关注的只是金钱和物质，理想和信仰在我们的后代中正在蜕变。我同意何老的看法，活到哪天就算哪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