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悟（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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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光复与柴健民、何家福和李天道三个老人谈到北京大学第一张大字报时说：1966年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原有的政治秩序受到冲击，“天下大乱”。一批原来不知名的人物突然登上了政治舞台的前沿，其中的领军人物便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她和其他6位同事于5月25日在校内联名贴出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干了些什么”。此文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决定在6月1日向全国公开广播，并誉之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

聂元梓因此担任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和中共九届候补中央委员。清华大学学生蒯大富、北京航空学院学生韩爱晶、北京师范大学学生谭厚兰、北京地质学院学生王大宾，因为在“文革”初期批评工作组而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和压制；毛泽东决定撤消工作组、批评刘少奇以后，他们得以翻身，分别成为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北师大“井冈山”和地院“东方红”的负责人，并且在1967年分别担任这4所大学的革委会主任、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常委。

1967年初毛泽东将他们5人称为“五大领袖”。

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这5位曾并称“首都高校红卫兵五大领袖”的人物虽然在“文革”初期知名度很高，但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时间其实很短暂。

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召见了这5个人，当面称他们为“五大领袖”。然而，这次召见意味着他们从此不得不退出历史前台。

2005年1月，作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当事人，被人妖魔化为“乱世狂女”、“灾星”的聂元梓在香港出版了近40万字的《聂元梓回忆录》，向世人坦诚披露了她几十年来大起大落、坎坷多难的一生。

    聂元梓在回忆录中说：

　　这部书出版以后，产生了令我自己都意想不到的社会反响。它不但在香港的销路很好，连国内的地摊上，也有了这本书的盗印本。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往事并不如烟。几十年过去了，人们还是难以忘怀、还在继续探究着这十年动乱是怎样发生的？更让人意料不到的是，不但有很多

对文革感兴趣的研究者拿着这本书找到了我，还有许许多多早已相忘于江湖的旧友、甚至包括以前曾反对过我的人，也都相继联系上了。新老朋友聚在一起，过去的疮疤被屡屡揭开，历史的真相逐渐浮现，于是，一些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越来越清晰了。面对这么多的反馈意见，加之初版书中的不少错漏，使我萌生了重新修订增补回忆录的想法。我虽然拖着病体、年逾耄耋，但这是我在有生之年想干的一件最重要、也是最后的事情了。

　　有人说过，历史永远是胜利者和权力者写就的。在中国，历史的吊诡还在于，你越是想来剔除伪史，恢复信史，而掌权者越是讳莫如深，固执己见。就拿这场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来说，该由谁来承担历史的罪错？是被人称为“五个指头”大拇指即发动者毛泽东的罪错？是林彪、四人帮的罪错？还是我们这些被判刑囚禁了十多年的“五大领袖”的罪错？以“何其好也”的那张大字报来说，它恰逢其时地出笼以及所产生的疯魔般的效应，绝非简单的“造反”二字所能涵盖的。这里面既有一个老党员对中央“五·一六通知”的正常反应，也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在北大历次运动中所造成积怨的症结。谁又能知道，一个被全国上下视为“造反第一人”的人，仅仅两年之后，就被江青说成是“聂元梓太骄傲，谁的话都不听，叫她反右她反左”而被逐出中国的政治舞台了。

    聂元梓在回忆录中说：

　　在我有期徒刑十七年的判决书上，清清楚楚地写道：“本庭确认，被告人聂元梓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参与推翻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阴谋活动。”十年文革，政治风云瞬息万变，人事沧桑白云苍狗，其后的八年我都是在失去人身自由的监禁中度过的。如果有正常历史思维的话，请问：文革初期，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形成了吗？如果没有形成，当初我所追随的又是什么“集团”？判决书上为什么非要把我与这后来的两个集团紧紧地捆绑在一起？这里，不妨谈及一桩往事：文革初期，有人在北大历史系贴出一副对联：“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被当时监督北大文革的李讷汇报给毛泽东了。毛泽东说：“什么池浅王八多，明明是池深王八多嘛！”这句话李讷向我传达了，在校内也公布了，按照当时的规格，应该敲锣打鼓，披红挂绿地宣布“最高指示”才对，但我冒天下之大不韪，把这句话给处理了。

　　判决书上还有一个历史公案，上面写道：“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江青派人把被告聂元梓秘密接到花园村‘中央文革’记者站，江青、陈伯达、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密谋，派聂元梓去上海‘造反’。”审讯我时，我要求江青出庭作证或请法庭出示与江青勾结的证据，可他们拒绝江青出庭作证，既无旁证，又无佐证，可以说没有一个能证明是江青指使我到上海造反的相关资料。现在，我自己从香港出版的《王力反思录》上，找到了一条最有力的证据，证明派我去上海的，根本不是江青，而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

当时作为中央文革办公室主任的王力在回忆中详述了这一事件：“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想法，是想把北京的群众组织、学生、工人、机关干部的造反派连在一起，通过聂元梓等人到上海串联，把北京和上海连成一片。主席的设想，组织个班子去上海，最早他想李讷（肖力）要去，聂元梓去，阮铭也去，搞个比较大的班子。聂元梓住在中央文革，叫她负责筹备这个班子。李讷找过我，我介绍她见过聂元梓。江青说李讷去不去，毛主席正在考虑，因为她正在搞农村文革的指示。后来江青又传达毛主席指示，李讷不去，阮铭也不去，班子不要这么大，聂元梓也不要代表北京市的红卫兵组织，只代表她自己和北大的群众组织，用北大群众组织的名义去上海……我跟聂元梓说时再三叮嘱这几条，说是毛主席、中央文革的决定。”

　　聂元梓回忆说：还有一件与我们总设计师有关的话题。邓小平曾说过，什么时候看到我儿子，就想到了聂元梓。所以，这也决定了聂元梓一案不让上诉，不让证人出庭这些违背法律的政治判决。邓朴方的跳楼致残，与我有关吗？且看邓小平的女儿毛毛着《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的讲述：“８月末的一天，是令我们铭心刻骨的一天。邓楠回来告诉我们，哥哥因不堪虐待，趁看押的造反派不注意时跳楼以示最后的抗议”。1968年8月19日工、军宣队进入北大，从此北大的一切权力，特别是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权力，统统归宣传队行使。此时的我，与邓朴方的跳楼有什么关系？更可笑的事，判决书认定：“1968年4月7日，在被告人聂元梓指使下，在校内制造了‘反革命小集团’冤案，致使多人受伤，其中邓朴方下身瘫痪，终身残废。”于是，硬把这件事情的发生时间提前了将近五个月。什么叫“人治”，什么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于此可略窥一斑。现在的邓朴方先生，已经厕身政协副主席这样国家领导人的地位了，他心里应该最清楚，到底是谁逼迫他跳了楼？这里面除了那个疯狂的时代和不正常的体制之外，还应该包括他的父亲、即身为党的总书记参与制定中共中央发动文化大革命“五·一六”通知的邓小平本人。

　　造反、夺权，是有；抵制造反、制止武斗，也有。没想到文革结束后，原指望能洗清加在我身上的诬陷不实之词，反倒变调升级了。几十年过去了，作为一个曾经的劳改假释犯，北京大学却不能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对我进行安置。现在我还是一个社会流散人员，户口暂存在

北京月坛派出所，吃着民政局的救济饭，借住在民政局的救济房。在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日子里，连当年国民党的官兵战员，都发给了纪念章，可我这一九三七年七月在炮火中参加革命、出生入死的老干部，却偏偏被遗忘了。真可用“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来形容了。想想我这一生，“步步紧跟”，却跟出个如此凄凉结局。此情此景，夫复何言？

    聂元梓回忆说：十年文革等同于十年动乱，十年梦魇。可是发动者还是万众景仰的“英明领袖”；党还是“伟大光荣正确的”的党；领导写作“五·一六”通知，举手赞同发动文革永不翻案的领导人反倒成了受害者、甚至还要用文革方式加害别人；有的造反派头头如季羡林，竟还成了声名显赫的“国学大师”、“道德楷模”。一个国家与一个党的罪错，就这样利用政治“替罪羊”的审判方式，轻而易

举地算在几个人和红卫兵群众的身上了。难道这就是官方刻意营造的一种历史记忆？这样的历史距离客观公正又有多远？现在不是天天说要尊重历史、还原历史吗？我认为，历史本身、尤其是亿万民众所亲历过的文革史，不应该是一个任人宰割的羔羊，更不能如黑格尔所说的那样，“倒洗澡水把小孩也倒掉了”。我在文革的漩涡中经历了太多太多，还是让事实来说话吧！

    潘光复说：聂元梓的《我在文革漩涡中》写于2008年4月，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于2017年出版。

潘光复建议柴健民、何家福和李天道三个老人可以看看聂元梓的回忆录。

李天道笑着说，我对北京大学的第一张大字报毫无兴趣，对聂元梓所说的话也不信，她绝对不是个好人。

柴健民接口说：这个女人是祸国殃民的女魔。做了婊子还想立牌坊，她能为自己洗白吗？

何家福叹息道：好有好报，恶有恶报，皆为天意。卷入文革漩涡中的聂元梓如此，身居高位的刘少奇、林彪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