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悟（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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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没有给党、国家、人民带来什么好处，相反造成了全国大动乱。毛泽东处于困境之中。为此，在大会即将结束时，毛泽东突然提出来开个“出气会”。

潘光复对柴健民、何家福和李天道三个老人说：毛泽东为什么要开出气会，是因为关于“三面红旗”的实验运动是由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市省市委具体执行的，在执行过程中，“天灾”和“人祸”造成的巨大损失和对各级党员干部造成的伤害是深重的，引起的逆反心理和情感上的怨愤也是强烈的。但是，按常规，他们并不把账算在路线政策的始作俑者身上，而是算在强迫他们实施的具体执行者头上，他们的顶头上司头上。

毛泽东要开出气会，可把这一部分人心里的气放出来，可谓一箭三雕:其一，可以缓和这几年党内斗争所造成的紧张空气。避免“树敌过多”；其二，可以打掉高中级干部的霸气、骄气和官僚主义习气，进一步强化中央和他本人在全党基层、中层、高层党组织中的威信；其三，进一步弄清楚全党基层、中层领导干部几年来对毛泽东本人的思想、路线及其威信的真实想法，情感态度，政治立场，以作应变。

但是，虽然中央各部和各省省委变成与会代表们出气的对象，绝大部分代表们也真的相信出错主要出在具体执行中，毛泽东和中央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但中央各部和各省委毕竟是代人受过，代表们打在他们屁股上的板子，最后终究要通过“隔物传力”的原理，击在毛泽东的伤疤上。结果，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委被代表们逼出来的检讨，远比刘少奇的报告和讲话更露骨、更深入、更尖锐、更本质地指向了他几年来思想路线的根本错误。

更让毛泽东深感忧虑的是，出气的绝大部分是县委书记和地委书记这样一层领导干部，尽管他们怨愤的对象是他们的顶头上司，尽管他们对他毛泽东还在顶礼膜拜，奉为至尊，但实质上他们中的大部分，是不赞成他的思想路线的，是对他的严重失误心怀不满和忧愤的。而一旦让刘少奇这样的人以“经济调整”“渡过困难”的名义在党的工作中唱了主旋律，并和他分庭抗礼，这些县委书记、地委书记、包括省委书记和中央各部部长，恐怕都要离开他毛泽东，跑到刘少奇那一边去。

毛泽东深谙党内权力斗争的明潜规则。在一个历史阶段，一个党的最高领袖要想牢牢控制手中至高无上的权力，要想保持自己在全党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一个起码的先决条件是他用以指导这个历史阶段党的主要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及其思想理论必须是“正确”的，得到实践证明和全党公认的。建国前武装夺取政权时期，党内的主要工作是军事斗争，而正是在军事斗争上他所采取的战略战术、所代表的路线方针的“正确”，奠定了他在党内的最高领袖地位，和全党“公认”的至高无上的权威。

建国后，巩固政权和经济建设成为党内工作的两大主题，其重要性可谓并驾齐驱。可以说，在建国初期的五六年内，毛泽东在这两大主题上采取的一整套路线、方针、政策和提出的理论成果，是基本成功的，实践上也是“卓有成效”的，这对进一步巩固他在全党的领袖地位至关重要。但是，随着政权的巩固及和平建设时期的到来，巩固政权的工作逐渐退出前台，经济建设的工作要唱主角，这已经势不可免。

毛泽东敏捷地作了调整。从1957年反右斗争“胜利”以后，他把主要精力放到了经济建设上来，并在指导路线上实现了一个重大转折，即由经济制度的改造转为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三面红旗”，即是他为实现这个重大转折而隆重推出的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体思路、实践途径和理论方针。

然而，四年的拼搏和狂热，毛泽东“一贯正确”的神话破灭了。他在党内经济工作这个主战场上走了麦城，败下阵来。其中虽然几经挣扎，但除了给全国人民造成更大的灾难外，几乎徒劳无功。尤其令他感到痛苦和绝望的，他精心打造的三面红旗，是他关于过渡时期经济建设的总体设计，凝聚了他对这个历史阶段建设发展的思考、决断、胆略的全部结晶，是他过渡时期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如果三面红旗被历史否定，被事实否定，被全党否定，被人民否定，那么就是说他作为党内最高领袖，在党内主要工作的指导路线和理论方针上是根本错误的。这意味着：一，腾出指挥员的位置，党内占主体地位的经济建设工作让别人去抓；二，前一个结果形成的连锁效应是腾出党内最高领袖的位置，道理当然是不言自明；三，最终的结果是大权旁落，乖乖下台。

当然，由于毛泽东的历史功勋和崇高威望，最好的结局是再当一回“太上皇”。在七千人大会结束之际，毛泽东即使还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也意识到了危机的到来。而半个月后的西楼会议和当年五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则使这种危机顿时清晰和逼近起来。

潘光复对柴健民、何家福和李天道三个老人说：毛泽东的底线被踩到了。毛泽东认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阶级也是这样。因此，毛泽东决定在文化领域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反复辟”斗争，这就是轰动世界的文化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