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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冠病毒流行世界时，口罩成了现在人类离不开的抗疫神器，但却极少有人知道口罩的发明却与拜火教有着不解之缘。
出土于塔吉克斯坦奥克瑟斯宝藏的拜火教祭司金像，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现藏于大英博物馆
火被视作光明的象征，可以消除黑暗与邪魅。
拜火教认为火是神圣的，而凡人呼出的气体是不洁的，故在祭祀的时候，拜火教祭司（被称为“穆护”或“麻葛”）需要戴上面罩防止飞沫玷污圣火。
一般认为，这是目前所知人类最早的口罩。拜火教崇尚白色，故口罩也是白色的。从其功用、样式和颜色看，的确与今天的口罩极为接近。
现代拜火教徒
当然，从具体的功能看，拜火教的口罩与现代意义上的口罩仍有距离。
现代意义上的口罩要追溯到19世纪末，当时的德国医学家意识到在动手术时飞沫可能会感染病人，于是用纱布制造了最早的医学意义上的口罩。
1918—1919年造成全球约10亿人感染、五千万人以上死亡的“西班牙流感”，则令口罩实现了全球的大普及。
图为“西班牙流感”期间，电车售票员阻止没戴口罩的乘客上车，这一幕与今天何其相似。
“西班牙流感”刷新了人们对传染病的认识，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第一次世界大战提前结束以及一系列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兴起。
在一个世纪之后的今天，人类不得不面对另一种可怕病毒的侵袭。
“西班牙流感”流行期间的日本东京戴口罩女学生
拜火教对洁净有着近乎偏执的追求，极其强调身体的洁净与食物的洁净。
现代伊朗拜火教徒
拜火教徒在祷告时双手摊开，掌心朝上摆在胸前，这与戴口罩一样，也为了防止凡人的不洁之气污染圣物。穆斯林的祈祷手势便来源于此。
拜火教徒需要在每天的五个时辰里进行五次祈祷，伊斯兰教的“五时拜”亦源自拜火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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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火教植根于雅利安人的早期信仰，与印度教同出一源。它还有一个名字是琐罗亚斯德教，相传是由一位叫琐罗亚斯德的先知所创。
图为伊朗地区的琐罗亚斯德标准像
至迟在波斯第一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前550—前330年），拜火教已经成为今天伊朗地区的主流宗教。作为早期的一种世界性宗教，拜火教在古代流行于今天的伊朗、阿富汗、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阿塞拜疆等地。
德国哲学家尼采的名著《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便是藉琐罗亚斯德之口阐述其哲学思想。德国著名作曲家理查德·施特劳斯则创作过名为《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交响诗。
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浮雕以及今天伊朗的火庙，都能见到一种被称为“法拉瓦哈”（Faravahar）的图案，表现的是半身神人与有翼圆盘的结合，而有翼圆盘也在古代埃及、亚述地区流行。它被认定为拜火教乃至波斯文明的标志物，实际上是20世纪以后的事。有人认为，图案中的神人便是拜火教的主神阿胡拉·马兹达。
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都城波斯波利斯的法拉瓦哈
不少学者相信，拜火教中诸如正邪对立、天堂-炼狱-地狱、末日审判、死者复生、救世主等观念，都影响了犹太教、基督教以及伊斯兰教。
以拜火教神祇密特拉（Mithra）为基础的密特拉教，一度流行于罗马帝国等地。
至于摩尼教，其尊奉光明之神、主张善恶二元的观念更是直接源自拜火教。此外，西藏苯教中也有类似于拜火教的善恶二元、崇尚火与光明、天葬、天珠等元素。
随着阿契美尼德王朝被亚历山大大帝的铁蹄所征服，古代伊朗进入希腊化时期，拜火教遭到沉重打击，火庙被毁，许多麻葛（祭司）被杀死，拜火教徒因而将亚历山大大帝称为“杀麻葛者”。在希腊化时期，伊朗南部以及阿塞拜疆、犍陀罗等地仍维持着拜火教的信仰。
在帕提亚王朝（前247—224年，即中国古书中的“安息”）时期，拜火教再度兴起，国王致力于搜集拜火教的经典，神殿中甚至出现了阿胡拉·马兹达与希腊诸神共存的景象。目前所见最早的火庙遗址位于伊朗东部的德兰吉亚那，便要追溯到帕提亚时期。
在波斯第二帝国——萨珊王朝时期（224—651年），拜火教重新成为国教，并经过了官方的整理与规范。国王身兼教主，自称“阿胡拉·马兹达的祭司长”。在这一时期，萨珊波斯与唐帝国之间建立了紧密的联系，操伊朗语族东伊朗语支、信奉拜火教的粟特人更是在丝绸之路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阿拉伯人的强势进攻之下，萨珊王朝于公元651年灭亡。萨珊王朝的末代王子俾路斯投奔大唐，但大势已去，拜火教也在伊斯兰化的进程中逐渐衰微。
阿拉伯人入主之后，拜火教与犹太教、基督教一样，出于一神教的共性以及教义的联系，它们的教徒被视作“有经人”，即有经典的人。有经人可以坚持原来的宗教，但青壮年男子需要上缴人丁税。一些拜火教的著作，是在阿拉伯人统治时期编纂的，有的著作还与伊斯兰教展开神学的争论。
在阿拉伯人统治时期，萨珊时期的拜火教因其森严的等级观念与繁缛的宗教仪式愈加脱离大众，伊斯兰教则更加亲民且与拜火教有许多共性，加上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考虑，许多波斯人自愿选择皈依伊斯兰教。
但在后来突厥人、蒙古人以及波斯人统治的时期，波斯人被强迫改宗伊斯兰教的事件时有发生。
经过近四个世纪的伊斯兰化，先是城市，然后扩展到农村，伊斯兰教逐步取代拜火教，成为社会的主流。
伊朗西北部塔赫特苏莱曼有萨珊波斯时期的火庙遗址
到了14世纪，原先的绝大多数火庙已被废弃，或被改造成清真寺。但拜火教在伊朗并未绝迹，被边缘化的拜火教徒仍坚持着波斯人的自尊与执拗。祭司长最终选择驻锡于亚兹德附近的沙里发巴特村，这里人迹罕至，长期干旱，环境恶劣。
当年从火庙抢救出的圣火最终被安置在沙里发巴特村不起眼的泥砖建筑之中。火焰燃烧至今，映照着波斯人最古老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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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以穆斯林为主的社会中，拜火教徒受到的排挤可想而知。他们被称为迦巴尔（Gabar，不信教者），并被一些社会禁忌所束缚，譬如不能建造用来降温的风塔、不能骑马、不能穿他们传统的白衣、需要缴纳人丁税等等。尽管承受着巨大的社会压力，但他们仍坚忍地在亚兹德、克尔曼等地信守其对光明之神的承诺。
由于拜火教是极强调道德与自律的宗教，因此拜火教徒的勤劳诚恳也得到周围穆斯林的认可，乃至于当地流传这样的谚语：人们应该在犹太人家里吃饭，因为可以受到很好的招待；而在拜火教徒家中睡觉，因为可以完全信任主人。
恺加王朝（1779—1925年）末期，拜火教徒的人丁税被废除，社会地位得到改善，开始活跃于伊朗的商界和文化界。如贾姆希德·巴赫曼·贾姆希迪安（Jamshid Bahman Jamshidian）作为拜火教徒的首富，曾主持伊朗的宪法改革。
在巴列维王朝（1925—1979年）时期，拜火教获得更多的权利，拜火教作为波斯文明的重要符号或民族主义的工具，被以恢复波斯帝国荣光为理想的巴列维家族所强调。
现代伊朗拜火教徒
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后，拜火教“复兴”的进程中断。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奉行的是相对宽容的宗教政策。目前全国98.8%的居民信奉伊斯兰教，主要是什叶派，穆斯林中有5-10%的人属于逊尼派。少数派宗教被边缘化，但仍得到发展，目前伊朗境内大概有三四十万的基督徒、两三万的拜火教徒以及一两万的犹太教徒。
此外，伊朗议会为基督教、犹太教和拜火教留有总共5个席位。但伊朗政府不允许由伊斯兰教分化出来的巴哈伊教存在，正如当年萨珊王朝不能容忍摩尼教。
20世纪以来拜火教的境遇得到了极大的改观，至少在法律上被赋予平等的地位。但现代城市化的进程，也给伊朗的拜火教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拜火教徒走出偏远的山村，迁到首都德黑兰，穆斯林则向他们的小区渗透，单纯的拜火教徒村庄已不复存在；另一方面，拜火教面临着世俗化的考验，许多年轻人疏离了传统信仰，祭司阶层逐渐被边缘化，后继乏人，改革、简化理论与仪式的声音也越来越大。
譬如天葬作为拜火教的重要特征，由于不适应城市化的发展，已然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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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曾经是祆教的发源地，怎能没有天葬文化呢！在伊朗亚兹德市（拜火教的文化中心）就有一座一千多年历史的天葬台——亚兹德火神庙。
在亚兹德火神庙里面，有一盆圣火被称为“波斯文明之光”，据说从公元470年燃烧至今从未熄灭过！
而在亚兹德火神庙附近散布着很多“寂静之塔”，这就是专门用来天葬处理遗体。亚兹德火神庙的“寂静之塔”直到上世纪70年代还进行天葬仪式，后来被伊朗政府废止了。
天葬台
拜火教因认为火与土作为宇宙的基本元素不可玷污，故实行天葬，寂静塔即拜火教徒的天葬台。
很多人以为天葬只是西藏独有的丧葬习俗。其实，天葬的习俗曾经遍布亚洲各地。在过去数千年间，天葬作为一种神圣的殡葬仪式，以各种形式存在于不同的文明中。最为中国人所熟悉的天葬文化地区是西藏，藏传佛教中有天葬习俗。
很多人以为天葬只是西藏独有的丧葬习俗。其实，天葬的习俗曾经遍布亚洲各地。
在过去数千年间，天葬作为一种神圣的殡葬仪式，以各种形式存在于不同的文明中。在伊朗、印度的祅教（拜火教）、西藏的佛教以及尼泊尔、不丹、少数东南亚地区，你都可找到天葬习俗的痕迹。
不过，随着文明的进步，这种天葬的习俗似乎越来越不适合时代，或者说不被大多数人所接受，所以的天葬的现像也越来越少了，只存在于一些原始落后的地区。
奇尔匹克城堡位于乌兹别克的阿姆河河岸，它被认为是祆教史上的第一座寂静塔，大约建于公元前一世纪，距今约2000多年了。
奇尔匹克城堡当然不是真的城堡，因为它的外形是圆形结构，看起来像一座城堡而已。
奇尔匹克城堡周围筑起圆墙，像圆井一样，中心设一个环形的平台，放置尸体。
但是它已经停用几百年了，也就是说，已经有几百年没有新的尸体放置在这里举行天葬仪式了。
现在，奇尔匹克城堡更多是作为乌兹别克斯坦的重要旅游境点和文化历史标志而存在。
祆教（拜火教）不止在伊朗存在，印度也有拜火教徒。因为在公元8世纪到10世纪，伊斯兰教徒全面攻占波斯地区，一些信奉祆教的波斯人逃难至印度，并在那里落地生根，他们在印度称为巴斯人。
巴斯人多聚集在孟买地区，天葬的文化也就被带到了孟买。在孟买郊外有一片20万平方米的森林，这就是巴斯人的天葬区，据说非巴斯人不能进入的。现在，由于这片森林里的秃鹫数量减少了很多，常常会导致天葬过程不是很顺利，会出现尸体没有被秃鹫吃光的现象。
在东南亚一些原始部落也有天葬的习俗，甚至至今还存在。东南亚的天葬区中最知名的是印度尼西亚峇里岛的吐扬天葬村。吐扬村的天葬文化跟别的天葬文化有一些区别，他们不是把尸体放在高台之上，而是把尸体放在菩提树下。并且印度尼西亚没有秃鹫，所以也不存在秃鹫啄食尸体的情况，只能让尸体自然分解……
最为中国人所熟悉的天葬文化地区是西藏，藏传佛教中有天葬习俗。在藏传佛教中对天葬看的无比重要，不是一般人可以享受天葬的，只有得道高僧或者有德行的人死后才配得上这中殊荣。不过，现在藏区实行天葬的情况也不是普遍了，大型的天葬台也就只剩下拉萨的直贡梯寺。直贡梯寺现在仍有举行天葬，是全球最知名的天葬台，每年也会吸引大量游客前往参观这种古老的文化习俗。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拜火教徒逐渐将寂静塔废弃，官方则在1970年彻底禁绝天葬，拜火教徒转而将亡者集中葬在墓园之中。
图为亚兹德的寂静塔
寂静塔现在已经不再具备实用功能，它的废弃并不是伊斯兰革命之后的事。
目前伊朗的拜火教徒除了居住在原先的亚兹德和克尔曼，不少已经定居德黑兰。
德黑兰的教徒倾向于改革，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现在有比较大的话语权；亚兹德和克尔曼的教徒相对保守，仍僻居乡村。
与20世纪70年代相比，目前伊朗的拜火教徒减少了近万人。这与较低的出生率有关，也与一些拜火教徒与穆斯林结婚后改宗有关。与不少伊朗人一样，一部分伊朗拜火教徒也移民到了欧美。
现在，亚洲有5大著名的天葬区，它们分别是乌兹别克斯坦的奇尔匹克城堡，伊朗的亚兹德火神庙，印度孟买寂静塔，中国西藏的直贡梯寺，印度尼西亚的吐扬天葬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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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萨珊王朝覆灭之后，伊朗的发展始终伴随着波斯与伊斯兰的双重性。沙特阿拉伯最高宗教领袖“大穆夫提”阿尔·沙伊赫曾说：“伊朗人不是穆斯林，他们是琐罗亚斯德的子民。”这显然是出自逊尼派对什叶派的成见。对此，有些伊朗人的反应是：没错，我们是居鲁士大帝的后代，是琐罗亚斯德的追随者。
现在的许多伊朗青年，重新燃起对拜火教的兴趣，甚至希望加入拜火教。但在目前的伊朗，穆斯林不得改宗，有志于拜火教的青年尚难以真正实现他们的愿望。
事实上，尽管伊朗很早便被伊斯兰化了，但波斯文明的基因并未断绝，这体现在政治传统、文艺作品、民族习惯等方面。甚至可以说，征服波斯文明的阿拉伯文明和伊斯兰教，很大程度上也被波斯化了。
今天伊朗的伊斯兰教徒主要属于什叶派，之所以选择历史上非主流的什叶派，与波斯人不甘屈服于阿拉伯人、有意与阿拉伯人相区别的心理有关。什叶派所崇拜的伊玛目有波斯王族血脉，第四代伊玛目阿里·辛奥别丁的母亲便是萨珊波斯的亡国公主，什叶派也因此更容易被波斯人所接受。什叶派实际上是在伊朗本土化后的伊斯兰教。
今天的伊朗人（也包括阿富汗、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巴基斯坦、土耳其、中国新疆的一些族群）仍然要庆祝他们的春节——“诺鲁兹”（Nurouz），这正是拜火教中太阳诞生的日子，时间在春分前后。在诺鲁兹节之前，伊朗人还要过跳火节，人们跳过火盆，驱除一年的污秽。
拜火教其实从来未曾远去。
伊朗的跳火节
拜火教曾活跃于今天的伊朗、中亚诸国，伴随着伊斯兰化进程，拜火教基本淡出了这些地区。中国古代的拜火教信仰，则在唐武宗灭佛之后逐渐消亡。
目前除了在伊朗本土有一定数量的拜火教徒，还有为数不少的拜火教徒在南亚次大陆得到新的发展，进而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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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的帕西人画像
在公元10世纪左右，有一大批拜火教徒乘船来到南亚次大陆西海岸，在今天印度的古吉拉特邦、巴基斯坦的坦信德省等地逐渐定居下来。他们被称为帕西人（Parsis，有些近代书籍译作“巴斯”），“帕西”即“波斯”。而在帕西人到来之前，南亚次大陆已有一些散居的拜火教徒。目前印度的帕西人大概有6万多人，巴基斯坦另有数千人。
帕西人在印度仍延续着其拜火教的信仰，发展出了帕西版的拜火教。帕西人的社群相对封闭，一般不与外族通婚。他们低调地做了八百多年的农民，期间也曾遭到迫害，如15世纪初一些帕西人因拒付人丁税而遭到屠杀。
莫卧尔王朝时期，帕西人的地位得到改观，英国殖民者的到来更是为他们提供了施展身手的舞台。
在英国人看来，与“懒散，无理性”的印度人不同，帕西人“勤勉、讲道德、精明”——这得益于拜火教“三善”的教诲。
帕西人的思想相对开明，更容易接受新事物，从而成为沟通英国人与印度人的中间人。他们鼓励年轻人接受新式教育，他们的文化水平也因此普遍高于一般的印度人。他们活跃于英国殖民政府的管理部门和工商业领域，在造船、钢铁、化学、纺织、电力、铁路等行业均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帕西人在印度第一都市——孟买的崛起过程中做出了突出贡献，孟买也是目前帕西人的主要聚居地。
“印度工业之父”贾姆谢特吉·塔塔
随着印度独立，许多英国资本的企业被帕西财团所收购，帕西财团在印度商界愈加举足轻重。如当今印度的第一大财团塔塔财团便是帕西人贾姆谢特吉·塔塔（Jamsetji Tata）缔造的，因其覆盖印度的各行各业，故印度流传着这么一句话：“早晨被塔塔生产的闹钟叫醒，坐着塔塔生产的汽车出门，经过塔塔建设的钢铁大桥，走进塔塔旗下的企业工作，拿着塔塔电信的手机打电话，下班后，在塔塔旗下的超市买食物，然后回家，喝塔塔生产的茶。”
出于他们在商界的突出影响力，帕西人被称为“印度的犹太人”。他们与犹太人的确有几分相似之处。帕西人和犹太人都表现出族群与宗教的紧密结合，均不热衷于传教，重视血缘，且奉行教内通婚。严格来说，只有父母都是帕西人，才能被认定为帕西人。他们并不欢迎外族人加入，1983年曾有两位伊朗拜火教祭司和两位帕西人祭司同时为一位美国人举行入教仪式，引发了帕西人内部的广泛争论。
帕西人的发迹与鸦片贸易息息相关，鸦片战争之前从事鸦片贸易的外国公司接近一半是由帕西人经营的。近代以来，被称为“白头夷”或“地下钱庄”的帕西人在上海、广州、澳门、香港等地一度相当活跃，创办了许多洋行。尤其是香港，在鸦片战争之后成为印度本土之外的重要小区所在。
无论是在印度还是香港，帕西人都乐于回馈社会，如捐建学校、医院等。帕西人有力推动了香港早期的公共建设。香港大学的创建，便得到帕西人么地（Hormusjee Naorojee Mody）的巨资捐助，至今香港还有“么地道”“么地广场”等地名。至于“碧荔道（薄扶林道）”和“旭龢道”，则分别得名于帕西富商碧荔（Bisney）和帕西裔立法局议员罗旭龢（Robert Hormus Kotewall）。此外，J。H。律敦治（Jehangir
Hormusjee Ruttonjee）出资创办了律敦治医院，米泰华拉（Dorabjee Naorojee
Mithaiwala）创建了天星小轮的前身九龙渡轮公司。香港总商会、香港汇丰银行委员会的创会委员，以及联交所上市公司董事，都有帕西人的身影。
由于经济条件好、受教育程度高，不少帕西人晚婚甚至不婚，宗教观念的制约又导致跨族群、跨宗教通婚不容易被接受，这使得帕西人的人口有持续下降的趋势。目前居住在香港的帕西人已不足200人，印度本土的帕西人则以每十年人口减少12%的速度衰减，已经从殖民地时期的11万人减少到目前的6万人左右。而伊朗本土拜火教所面临的窘境，如祭司阶层的衰微、世俗化的加深等，也同样体现在帕西人身上。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与现代观念的冲击，已经严重威胁到帕西文化的延续。
帕西人的传统婚礼
尽管背井离乡一千多年，帕西人仍保持着他们的拜火教传统，但很多时候又不得不迁就异乡的风俗。
帕西人主要讲印度的古吉拉特语以及英语，许多习俗也已经印度化。
天葬的葬俗，在印度本土仍然保留。在香港等地，帕西人则入乡随俗，不再固守天葬的传统，而是像当代伊朗本土的拜火教徒那样兴建墓园。因印度人崇拜牛，帕西人祭祀时只能用羊替代牛。豪麻汁是祭祀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帕西人在印度当地找不到豪麻，只得用其他植物代替。
近代以来，不少帕西人寻求对拜火教进行改革。帕西人正是在变与不变之中，延续不灭的火种。
图为孟买的寂静塔
由于兽药双氯芬酸的滥用，印度当地的秃鹫趋于消亡，帕西人的天葬葬俗面临着窘境。
古代中国的拜火教徒也曾遭遇秃鹫“短缺”的问题，他们改用狗分解死者的肉身。
目前全世界的拜火教徒数量已经低于10万。除了上文提到的伊朗、印度、巴基斯坦、中国香港，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斯里兰卡、新加坡、肯尼亚等国也有一定数量的拜火教徒。
向海外迁徙的主要是帕西人，北美和英国也有部分拜火教徒来自伊朗本土。此外，阿塞拜疆、塔吉克斯坦等国目前虽然以伊斯兰教为主，但有一些人希望恢复祖先的拜火教传统，叙利亚、伊拉克的不少库尔德人也将自己定位为拜火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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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对于人类来说是光明与温暖的象征。火给人类发展留下的印记是无法磨灭的，许多文明中依旧留着火的烙印。
中国古代，有燧人氏的传说：“上古之世，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肠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燧人氏。”
在很久很久以前，先民只能吃生食，瓜果蔬菜倒还好说，生吃鱼虾蚌蛤对于人来说简直是一种折磨。人的肠胃一旦食用了腥臊恶臭的生食，就会闹肚子，以至于疾病流行。有一圣人燧人氏横空出世，教会人们用火烤制生食，为人们解决了疾病之苦。先民拥护燧人氏，于是便将其奉为首领。
茶馆里的说书先生，常常会说“三皇五帝到如今”这句话，而燧人氏正是三皇之一。这位给人类发明了人工取火法的先人被奉为万民之首，可见他的发明对人们来说有多便利，以此竟能得到人民群众最高等级的崇拜和尊敬。
在古希腊神话里，亦有普罗米修斯的传说：
普罗米修斯作为第一批先知者，肩负着教导人类制造工具的使命。原本普罗米修斯打算传授人类火种的使用方法，可宙斯却不愿将火传播到人间。无奈之下，普罗米修斯便悄悄地在太阳车上获取了火种，将火种交给先民。普罗米修斯盗火一事使宙斯大发雷霆，所以普罗米修斯被困锁在高加索山上，有一只老鹰每天都要将他的内脏吃光，随即内脏又会在第二天长出来，周而复始，无休无止。
火有诸多妙用，因此古代的思想体系里处处都有火的存在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一些宗教中，如在中国传播度最高的佛教和道教，虽然并未出现火焰崇拜，但却有“香火”的说法。一个神祇有多少香火，就是该神兴旺或衰败的象征。
对于老百姓来说，出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首当其冲就是用于引火的柴。正所谓“民以食为天”，老百姓想要填饱肚子就得做饭，要做饭就需用灶。因此，灶王爷是中国神祇里最接地气的存在。
那么，灶王爷的由来是怎样的呢？
民间有不同的说法：
一说为灶王爷是炎帝死后所托；
二说是灶王爷就是火神祝融；
三说为道家的“种火老母”。
不过，虽然每种说法各有不同，但灶王爷的原始神与火有渊源这一点是类似的。
中国少数民族中的彝族、白族、纳西族、基诺族都有火把节，这一节日的起源是上古时期的火焰崇拜。在彝语里，火把节为“都则”，意思就是祭火。如果火焰焚烧过度，被烧的东西就会化成灰烬。因此，在许多传说中火焰都是神祇用以惩恶的利器。佛教传说的十六层地狱，便是恐怖的火山地狱。
随着崇尚科学反对迷信的时代到来，许多关于火的文化寓意已逐渐淡出我们的生活。不过，火焰为人类带来温暖和光明的本质永远留存在人们的心中。过生日时，一定要在蛋糕上插蜡烛，对着火苗许下愿望。逢年过节，更是要燃放焰火，以此来庆祝生活之美好。纪念先烈，要点燃长明灯，缅怀他们在世的功绩。
中国人对于拜火教的记忆，大多是出自《倚天屠龙记》。金庸先生在书中，使用了许多拜火教的元素，使明教看似源于拜火教。
那么，明教的起源真的是拜火教吗？
安息王朝时期，摩尼创造了一个集百家之长的宗教，也就是摩尼教。摩尼教融合了许多宗教的特点，其中，既有拜火教的火焰崇拜，又有佛教、基督教的一些教义或神祇，就像是一个大杂烩一样。不过，虽然摩尼教借鉴了许多拜火教的元素，但二者之间的教义还是有一些差异的。
波斯拜火教自创立之初，就存在“血缘垄断”的特性，为了摒弃这种特性，摩尼教提出了各民族各人种平等的教义。
除此之外，虽然摩尼教与拜火教一样，认为世界上有黑暗与光明的两极分化，但摩尼教却认为人类的肉体是欲望产生的源头，亦是困锁灵魂的囚牢。想要通往光明，就必须要进行一系列的肉体修行，所以摩尼教的教义中有许多节制禁欲的成分。也因为摩尼教教徒普遍崇尚光明，所以在被引入中国以后，被冠以“明教”之名。甚至传入中国后，一大半的造反运动都由它发起。
明教在中国的发展，混合有道教、佛教、白莲教等成分。五代十国、宋、元、明农民起义常利用为组织的工具。信徒们尊张角为教祖，敬摩尼（或译作“牟尼”）为光明之神，并崇拜日月。教徒服色尚白，提倡素食、戒酒、裸葬；讲究团结互助，称为一家，认为世上光明力量终必战胜黑暗力量。
拜火教传播中国时，一般称之为“火祆教”。
自魏晋至唐代，拜火教已频繁见于中国古书，被称为“祆教”或“火祆教”。“祆”读xiān，是为拜火教所造的专字。
拜火教尊奉光明之神、善神阿胡拉·马兹达（相当于古印度的“阿修罗”），与其对立的则是代表黑暗的恶神阿赫里曼（Ahriman）。
“光明”与“善”是拜火教的主题，“三善”（善思、善言、善行）是教徒的行为准则。
吐鲁番胜金口火祅教遗址出土C号泥塑女神像
琐罗亚斯德教在萨珊王朝时盛行于中亚各地，8世纪中叶穆斯林统治波斯、占有中亚后，大批教徒向东迁徙。
新罗僧人慧超适路过中亚，在《往五天竺国传》中记载：“从大食国已东，并是胡国，即安国、曹国、史国、石骡国、米国、康国……总事火祆。”当时中国新疆的高昌、焉耆、康国、疏勒、于阗等地也流行该教。
祆教在新疆的早期传播情况虽然不详，但1978年在乌鲁木齐阿拉沟的一座古墓中，出土了一件高方座承兽铜盘。据考证，这件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的铜盘，与中亚发现的祆教祭祀圣火的。这表示祆教传入新疆当不晚于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传入路线是由波斯经中亚进入新疆。
2013年，考古学家在中国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发现了距今2500年的拜火教古墓葬遗址
由于祆教崇拜天、地、日、月、水、火、木、土，与新疆盛行的原始自然崇拜基本相同，因此容易被当地居民接受。
魏晋至唐宋时期（220～1279），祆教在新疆各地迅速传播发展起来。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屡屡出现祆教徒特有的名字和有关祆教活动的记载。祆教在吐鲁番的迅速发展引起当地统治者的重视和警惕，为加强对祆教的管理和遏制祆教势力的发展，不仅设置了专门管理祆教的官职“萨簿”，还采取一些具体措施以限制祆教的活动。
当祆教在中原地区不断遭受打击而日渐衰落之际，在新疆却进入其发展的鼎盛时期。据唐朝（618～907）哈密方志《沙州伊州地志》（残卷）记载，当时哈密有一座祆庙，该庙的教主翟盘陀曾入京朝见皇帝，并表演了神灵附体和利刃穿腹的幻术，被唐朝皇帝赐予“游击将军”称号。10世纪的阿拉伯旅行家米撒尔在拔希国（今新疆策勒县）也看到其国都拨希城内有火教徒。
在唐以前的中国的经典、史籍中，已可找到有关火祆教的记载。
但一般认为，波斯于518年通北魏，与波斯邻近的滑国（今中亚阿姆河流域的南昆都斯城）于516年通梁，这两国皆信奉火祆教，因之火祆教传入汉族地区的时间当在516～519年间。
安阳北周石棺床娜娜女神像
火祆教崇奉之神在北魏、南梁时被称为天神、火天神、火神天神或天神火神；到隋末唐初才称火祆，以此表示它是外国的天神。该教传入中国后曾受到北魏、北齐、北周、南梁等统治阶级的支持。北魏的灵太后率领宫廷大臣及眷属几百人奉祀火天神。北齐后主“躬自鼓儛，以事胡天”。因此，在京都（邺，今河北临漳县）出现了很多奉祀火祆的神庙，一时蔚成风气。北周的皇帝也曾亲自“拜胡天”、“从事夷俗”。
从北魏开始，北齐、北周相继在鸿胪寺中设置火祆教的祀官。
唐朝在东西两京都建立祆祠，东京有二所，西京有四所。在这些祠庙中“商胡祈福，烹猪羊，琵琶鼓笛，酣歌醉舞”，极一时之盛。另外，在丝绸之路上的碛西诸州也随地都有祆祠。唐朝祠部还设有管理火祆教的祀官萨宝府官，主持祭祀。
萨宝府官分为萨宝（中国史籍也称萨甫）祆正、祆祝、率府、府史等，自四品至七品不等，由波斯人或新疆地区少数民族的信徒担任。
唐时中国疆域辽阔，海外贸易发达，唐王朝之所以采取这种措施，一方面是为了尊重外国侨民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与波斯、西域诸国建立友好关系，有着政治和商业上的目的。
唐会昌五年（845）武宗在禁传佛教和其他外来宗教的同时，火祆教也受到排斥，景教、摩尼教和祆教的许多祠庙都被拆毁，僧侣被勒令还俗。但至大中（847～859）年间即弛禁。以后经五代、两宋犹有残存，民间仍有奉祀火神的习俗，在汴梁、镇江等地还有祆祠。南宋以后，很少见诸中国典籍。以后，在中国内地基本绝迹，但是在中国山西省介休市可以考证，是中国唯一一处祆教建筑。
山西介休的祆神楼是目前中国境内仅存的与拜火教有关的建筑，始建于北宋，后改为三结义庙
五代梁贞明六年（920）母乙发动起义。祆教在两宋时流行于淮南、两浙、江东、江西、福建等地，不断组织农民起义，最著名的有方腊起义、王念经起义。
由于祆教没有取得官方宗教的地位，主要流行于农村，与当地的原始宗教相互渗透、融合，最后演变为民间宗教的一部分，所以，从宋代（960～1279）以后不再见于文献记载。
鸦片战争以前，已有印度的帕西人到广州经商。拜火教也在广州广泛传播。长洲岛上有“帕西教徒墓地”，墓地原已荒废失修，2002年被列为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完成修缮。
在香港，部分帕西人以贩卖鸦片起家。原来在香港居住的帕西人在铜锣湾以“白头教”之名建立一所神庙，此庙在20世纪90年代改建为善乐施大厦。香港比较著名的帕西人有香港大学创办人之一的么地、律敦治医院名字来源的律敦治、天星小轮前身九龙渡轮公司的创办人Dorabujee Naorojee Mithaiwala。
香港的其它琐罗亚斯德教教徒，还包括1865年香港上海汇丰银行、香港总商会的创办委员，不少琐罗亚斯德教徒也是联交所上市公司董事。
此外，香港旭和道和碧荔路也以琐罗亚斯德教徒而命名，香港现时亦有名为琐罗亚斯德教坟场的帕西人墓地。在澳门仁伯爵综合医院下方，有一个白头坟场，也是琐罗亚斯德教教徒的墓地。
在上海有一座白头礼拜堂，这个教堂为印度波斯人后裔教教堂。也叫“波斯教堂”，英文名Parsee Prayer Hall。建于清末民初，旧址在今福州路539号，临近波斯胡同。
讲到了波斯胡同，肯定牵涉到波斯人。除了黑种人，黄种人的出处有待考证，白种人几乎以雅利安人开始。以前雅利安人是一个部落联盟。
公元前3000年黑海沿岸的一支，从俄罗斯南部进入小亚细亚，与当地原住民杂居、融合后被称为卢维人、帕来人、赫梯人、吕底亚人；同一时期，一支进入巴尔干半岛的东北部，为斯拉夫人的前身；接着陆续分批进入希腊，被称为希腊人；又一支翻越阿尔卑斯山进入今天的意大利一带，被称为拉丁人；一支向西和北两个方向迁移，形成了西欧和中欧的塞尔特人和北欧的日耳曼人；一支早期进入伊朗高原的雅利安人，称为胡里特人和加喜特人；后期进入伊朗高原的建立了米底王国和波斯帝国，被称为米底人和波斯人；最后一支越过阿富汗兴都库什山脉来到印度河流域。
波斯人是指以波斯语作母语的人们，词意为超族群。公元前550年，古波斯人在伊朗同化当地人，直至伊朗伊斯兰化后波斯一词终结。
印度为第三大伊斯兰教国家。其他宗教包括基督教、锡克教、耆那教、佛教和祆教。锡克教头上缠着红色的头巾，上海人称为“红头”，祆教（拜火教）头上缠着白色的头巾，上海人称为“白头”。
至于伊朗人，印度人，早些年上海当地的居民是很难区分的，只能以红头，白头或波斯人称呼，言语间无任何恶意。
19世纪中叶上海开埠后，一批原英国殖民地印度人也跟着来到上海定居，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被称为“红头阿三”的锡克族人，他们主要从事的是巡捕和门卫的工作，但是还有一批现在鲜为人知的印度人也来到了上海，他们就是印度的“帕西人”（Parsi或Parsee），他们都是移民到印度的波斯人的后裔，故他们又自称为“波斯人”。
跟锡克族不同的是，这批“波斯人”在上海主要从事贸易和房地产。属于比较富裕的阶层。19世纪他们曾经占来华外商的三分之一。
现今“波斯胡同”以及后面的“清和坊”地皮就是属于这批“波斯人”开的白头洋行的产业。而这批“波斯人”当年就是居住在“波斯胡同”和它的周边地区。
这些“波斯人”信仰的一种叫“琐罗亚斯德教”的独特宗教。中国人称之为“祆教”，因为他们的崇拜与火有关，所以又俗称为“拜火教”。
当年在上海的这批“波斯人”就在今福州路539号的地皮上，也就是在“波斯胡同”隔壁建造了一座“波斯教堂”。
因为这些印度的波斯祆教徒，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头上缠着白色的头巾，所以该教堂又被称为“白头礼拜堂”。
“波斯胡同”不长，拐两个弯就能到底。“胡同”两边有一些2-3层楼的砖木结构的民居，显得非常杂乱，已经看不出当年的风貌了。只有个别楼房墙上的一些外饰，还能稀依传递出当年这条胡同的异域风采。通过这条“波斯胡同”的大概，或许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到当年上海多元文化的痕迹。
福州路还有一条“新民胡同”，就是今天的福州路614弄，后来叫“同兴里”，原来也是印度波斯人的居住地。
生活在上海租界里的祆教徒富裕家庭
当时印度祆教徒主要通过两种渠道进入上海：其一是近代以后英租界建立巡捕房，主要征召英国殖民地印度的印度人任下级巡捕；另一种是原迁居在中国西北地区的祆教徒，为谋生而进入上海。
由于英租界巡捕房设在福州路，因此早期任巡捕的印度人集中居住在胡家宅（今湖北路福州路）一带的波斯胡同（今福州路531弄，长不足70米，宽3米）、新民胡同（今福州路614弄）。
其中波斯胡同得名于清末民国时期居住于此的印度帕西人。
清末，原元芳洋行决定将其花园出售，部分即被印度祆教徒购买。他们在波斯胡同隔壁的福州路539号建立祆祠（Parsee Prayer Hall）。因祆教徒与其他印度人相异，他们头缠白布，故该祆祠被称为“白头礼拜堂”；又由于他们自称“波斯人”，故教堂又被称为“波斯教堂”。
1949年后随着这些印度的波斯祆教徒的相继离开上海，白头礼拜堂于1952年关闭。教堂废后，原址后来先后成为“上海中立升降机厂”和“黄浦豆制品厂”的厂房。
1990年教堂及附设建筑被拆除。原建筑已于1995年拆除改建为黄浦区少年宫。
2017年9月19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将波斯胡同列入第二批风貌保护街坊名单，作为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范围扩大名单。
上海福州路539号曾是“白头礼拜堂”，即帕西人的火庙，现为黄浦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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