瀋陽 著
Shenyang
香港卜公花园内记述鼠疫的纪念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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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2月，莫理循从上海出发，以旅游为名去了武汉和四川、云南。他的的用心非常明确，那就是调查和了解中国本土罂粟种植和鸦片生产、贸易情况，实际上他正在卷入无炮火的英中鸦片贸易战争。
但是，此时的中国发生了另一件大事：
1894年5至10月，香港爆发了鼠疫。此后至1926年的30年间，鼠疫几乎每年都在香港出现，总共导致超过2万人死亡。
香港的这次鼠疫全球大流行，专家们相信源自中国西南的云南。
在中国鼠疫流行分为南、北两大区域, 南方的广东、云南、福建、广西、海南等省区为中国历史上成片的鼠疫病情严重区, 北方的吉林、内蒙古、陕西病情亦较严重。
鼠疫, 作为一种生物病因的自然疫源性烈性传染病, 其暴发、流行、潜伏均与特定区域的生态环境密切相关, 在历史上曾给人类造成极大危害。
公元 6 世纪第一次世界鼠疫大流行时, 死亡一亿人。14 世纪世界第二次鼠疫大流行期, 死亡 3800 万人。从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中叶, 世界第三次鼠疫大流行,
波及 32 个国家。
香港自1850年代中起，当地每年皆有相信是鼠疫的疾病报告，但未向外扩散。1855年至1873年间，1882年，1894年2月，疫病开始在香港蔓延。因为其时香港广州两地交通频繁，从广州到香港的轮船每天有3至4班；每周从广州抵港的人数超过1万人。疫症2月先在广州爆发，后有部分人从广州到香港暂避。
当时的港府国家医院医学专家劳森于5月8日回到香港。第二天，他便在港府国家医院发现了一名怀疑染上鼠疫的病者。劳森随即前往调查。
据报，另外已有40多名华人死亡。病者多数来自本地。
香港爆发鼠疫后，香港政府在5月底即向各国求援，要求派出相关专家到港协助。
日本北里柴三郎和英国叶赫森二位医学专家，分别从病死者身上分辨出相信是鼠疫的致病细菌，而且接近同时宣报发现。
但两人发现的细菌并不一样，各自称对方的发现有错；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到底谁最先发现鼠疫杆菌一直备受争论。后来北里柴三郎的发现被证明有事实错误，因此现时以叶赫森为鼠疫病源体的发现人，而这种细菌亦在1967年以叶赫森命名，称之为Yersinia Pes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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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府出动英军及警察部队把患者物品烧毁
公元1350年左右，一场据信源自蒙古的鼠疫席卷欧洲，夺走了数千万人的生命，欧洲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那场瘟疫也被叫做黑死病。因为大量青壮年死于鼠疫，农村劳动力锐减，封建领主庄园佃农和农奴奇缺，动摇了封建佃农制的根基。劳动力供不应求，人工昂贵，直接推动了工具改良和技术创新。还有史学家认为西欧航海、探险和帝国主义的兴起也部分归因于这场鼠疫。
西班牙探险者到达美洲大陆，他们带来的疾病导致美洲数千万原住民死亡。
15世纪末美洲成为欧洲的殖民地，这段历史无比血腥，除了死于枪炮屠刀，还有大量美洲原住民死于欧洲殖民者带去的各种致命疫疾，主要是天花，还有麻疹，流感，鼠疫，疟疾，白喉，斑疹伤寒和霍乱。死的人之多，连气候都受到影响。
英国大学学院一项研究发现，欧洲在美洲的殖民扩张的百年期间，美洲人口从6千万（当时世界人口的10%）减少到500万- 600万。
当黑死病泛滥时，人们为了控制传播焚烧患者衣物。
港府则出动英军及警察，包括动用了史乐郡兵团。英军及警察部队则把患者物品当众烧毁。
港府的措施包括强制将鼠疫患者进行隔离治疗。为接受众多隔离患者，将医院船“海之家”临时作为隔离场所。同时防止病患者聚会，扩大病毒传染。
当时，因为有不少华人透过东华医院向政府要求准许病患者离港返回内地。
在香港及广州，则同时出现了针对西医以至英国人的传言，称西医隔离治疗有不可告人秘密。
为了严格控制疫病在市内蔓延，港府规定同屋有人染疫，而知情不报者会受罚。同时将卫生情况恶劣的民居封闭。其中疫病传染最为严重的太平山街一带，土地被政府通过紧急条例收回，约7000名居民全部被迁出，更增加华人的不满。
此时便有传言，称港府若清拆太平山街，将袭击广州的英人，实施报复。
疫病在5至6月高峰时每天新症达80宗，死亡人数最多时每天超过100人。至6月中，坚尼地城的玻璃厂接受病人已达200人，比原拟的人数超过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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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府出动英军及警察部队把患者物品烧毁
鼠疫大概算是对世界历史发展进程影响最大的一种传染病，根据文献记载，该病症在世界历史范围内曾经有多次大规模的暴发，其中1347—1351年欧洲的疫情最为严重，也成为人类绕不开的痛苦记忆。
黑死病是由鼠疫杆菌引起的自然疫源性烈性传染病，因患者皮肤呈现有黑斑，故称“黑死病”。14世纪的黑死病造成欧洲人口锐减，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的人口死于这种恐怖的疾病。此后300年间，黑死病继续在欧亚大陆蔓延传播，中国亦受波及。
满清覆灭大明王朝，就是一段与瘟疫有关的血腥历史。
1641年，中国北方出现瘟疫，部分地区人口减少了20%到40%。明朝末年京都有近60%左右的人死于鼠疫。当瘟疫袭来时，祸不单行，正值华北地区闹旱灾和蝗虫灾，农田颗粒无收。尸横遍野。
明末的瘟疫很可能包括鼠疫和疟疾，病毒有可能是北方清军入侵时带进关内的。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入关的清军安然无恙。
中国明朝盛世长达三个世纪，堪称国力强盛，政治文化影响力辐射东亚大片地区。不过，明朝末年盛世不再，朝廷贪腐严重，大厦将倾，清军虎视眈眈，饥荒和瘟疫只不过为满清灭明助了一把力。一场大瘟疫宣告大明王朝的终结。
16世纪，在西班牙人初到美洲的几十年间，几千万印第安人因感染西班牙人从欧洲带来的传染病而死。美洲长期与旧大陆隔离，印第安人也与旧大陆各种疾病完全隔绝，对许多疾病几乎完全没有免疫力，对来势汹汹的天花更是毫无招架之力。
拿破仑军队镇压海地起义失败
18世纪末，法属殖民地连续爆发反抗法国殖民统治的黑奴反叛。拿破仑称帝后，随即决定出兵海地镇压反叛，夺回殖民统治大权。但当时海地爆发黄热病，黄热病疫情帮助海地反叛力量击败了法国军队，结束了法国殖民统治。
间接地把法国殖民势力赶出北美。这时，黄热病开始在岛上法国人之间流行。法军官兵、殖民当局官员、医生和水手共5万人死于这种传染病。最后逃回法国的幸存者只有3千人。
黄热病源自非洲，欧洲人对它没有天然免疫力。在海地被瘟疫击败后，拿破仑不但放弃了海地，还放弃了在北美大陆的殖民野心。
19世纪，非洲爆发了一场牛瘟疫情
1884-85年，欧洲14国在柏林开会，商量如何瓜分非洲殖民地，会议结束时形成了正式决议，划定了各自的势力范围。
19世纪，非洲爆发了一场牛瘟疫情，牛瘟病毒在1888
- 1897年间杀死了非洲90%的牛，疫情最严重的地区包括非洲之角、西非和西南非洲。牛瘟直接导致饥荒、社会秩序崩溃、民众流离失所。以农耕为主的地区也未能幸免牛瘟，因为许多地方依赖耕牛犁地。这时，欧洲国家乘虚而入，在非洲大片地区建立殖民统治，使欧洲殖民扩张易如反掌。非洲的历史进程就此改变。
1870年代，10%的非洲属于欧洲殖民地，1900年只有10%不属于欧洲殖民地。在这个过程中，牛瘟，以及它造成的经济危机，成了欧洲殖民宗主国的帮手。
可以说，历史上的烈性传染病无数次改变了人类历史，黑死病、美洲瘟疫、宋金元明清时期的鼠疫在历史上都造成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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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府出动英军及警察部队实施监督运作
自十九世纪中叶起，在英、美等国开始兴起国家医疗政策。提高环境卫生及防止疫症，被认为是政府应有的职责之一。在英国统治下的香港，自1870年代起亦有相类似的声音。
在鼠疫爆发前的数年，港府内的卫生官员曾多次提出要求管制包括华人小区的卫生环境，限制屋宇必须符合一定的卫生条件，又拟定环境卫生调查报告，提出改善香港环境卫生乃当务之急，包括拆除及重建不合标准的建筑物。然而此类提议未被华人社会所接受。
而香港政府仍然沿用管治印度时的模式，采用间接统治，尽量避免激发华人的反对。1903年，香港政府颁布《医务卫生及建筑条例》，强制性推行城市清洁、屋宇改造和防鼠患、蚊患滋生和蔓延的计划，至此香港的环境卫生才有较大改善。
在医疗方面，1894年的鼠疫迫使香港政府改变其所扮演的角色。在这次鼠疫期间，香港政府虽受华人所反对，仍决定强制执行卫生法令。以后鼠疫再多次爆发，香港政府在医疗上的功能逐渐确立：包括执行卫生法例，提供卫生洁净服务；发展向华人提供的西医治疗，开展卫生教育等等；皆是以1894年的鼠疫爆发为契机。
部分港口在1894年香港爆发鼠疫后已采取措施，以防鼠疫传入。然而这些措施最终并未能完全防止鼠疫的扩散。然而当时多数华人对此并不重视，很多贫穷的病患者留在家中没有接受任何治疗，病死后尸体被人在黑夜中抛弃。
事实上，1894年以后，鼠疫在香港几乎每年皆有出现，成为风土病，直至1926年方才完结。其中，1896年在香港的一次爆发死亡人数达1000人。
此时广州方便医院向港府表示愿意接收香港的鼠疫患者，港府于是作了让步，将坚尼地城玻璃厂关闭，大部分华人病者被送回广州，其余送往坚尼地城屠房改成的医院或当时仍属华界的地方。香港的华人大量离港前往广州。
至7月起，疫情稍为缓和。当年9月底，疫情终于暂时终结。
据官方统计，最少2500人死于这次鼠疫爆发；然而此统计不包括未被送入医院的死者，实际人数不止于此。
纪录中，华人占病患98%以上，死亡率高达95%以上；非华人病者不足50人，死亡率也较低。死者中三名为医护人员。
随后，港府又进行了大规模灭鼠运动，彻底消灭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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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关注的是，每当出现空前的病疫生态灾难时，既是“世纪黑暗”的一个写照，也会同时引起宗教信仰、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出现全方位危机，并引发深刻的社会变革。
具体而言，瘟疫大流行会动摇教会的绝对权威。很多神职人员染病死亡，动摇了“瘟疫是上帝对罪人惩罚”的这一基本信念，严重削弱了教会对大众的精神控制；其次，孕育了及时行乐的现实主义。随着瘟疫大流行的日益猖獗，面对死亡，人们会把目光从对天国的期待转向尘世的享乐；第三，因受隔离影响，生产、市场、贸易，以及社会活动等，都会受到严重影响；第四，受经济影响的冲击，一方面是劳动力匮乏，另一方面是失业增多，就会产生严重的社会动荡，世界就会发生巨大变化。
瘟疫大流行也能刺激越来越多的先进技术和发明出现，也会促进医学及卫生观念和法律的进步，但遗憾的是很多政府官员会拼命甩锅，忙于推卸责任。世界乱象总会被其表面的光环所迷惑。
我们如果换个视角重新审视瘟疫大流行，就会发现瘟疫不仅是一种病毒，会改变人类的健康，同时瘟疫还会改变世界历史。其实，这个世界，这个社会，已经出现了病态。每当出现瘟疫大流行前后，世界一定会发生裂变，这是历史所证明的事实。
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古代中国朝代更迭时，不能无视瘟疫大流行的作用。仅以鼠疫为例，最近700年的鼠疫大流行及战争，是造成这一时期重大历史变动的重要原因，其中鼠疫是造成人口大量死亡的主要原因。金元之际，中国南北方人口损失合计达3670万，其中约有70%左右的人死于鼠疫，超过当时全国人口的六分之一。1232年，元兵围攻金人治下的汴京，攻城期间发生一场大疫，“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当时汴京人口在200到250万，死亡近半。
历史上重大传染病几乎都与战争相关，这可以从军队流行病学得到解释，因为军队人群具有生活高度集中、流动性大等特点，同时，战争时期医疗卫生条件差、将士疲倦，都会加大传染病暴发的风险。赤壁大战中曹军失败或与当时发生的大瘟疫就有直接关系，《三国志》记载：“公（曹操）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
唐宋元明几个朝代的兴替，与瘟疫流行关系极大。唐朝天宝十三年（754年），李宓“将兵七万击南诏”。唐军长途奔袭，身心俱疲；南诏军队坚壁清野，以逸待劳。结果唐军大败，加上严重的传染病，几乎全军覆没。这场恶战成为安史之乱的导火索，也是大唐王朝由盛转衰的重要标志。在南宋后期抵抗蒙古军队的战争中，四川钓鱼城（今合州）坚守达36年之久，令世人震惊，逼迫蒙古大汗蒙哥1258年率兵亲征。蒙古军队准备进攻时突然发生大瘟疫，只好被迫撤退，蒙哥居然也死于这场瘟疫（1259年）。传染病打乱了蒙古人的战略部署，使南宋军民获得喘息时机，坚持到1279年。
明亡清兴之际，北方鼠疫大暴发。1641—1644年北京及周边连年大疫，《崇祯实录》称：“京师大疫，死亡日以万计。”估计仅北京死亡就达20万人，而当时北京总计才80到100万人。疫情之惨烈及崇祯麻痹大意，导致李自成农民军轻易攻占北京城；而李自成进城后，鼠疫依然持续，导致农民军在清军进攻时一触即溃。
疾病，尤其是传染病，在人类历史上的地位不能被低估了，疾病不是配角，而是历史的基本决定因素之一。疾病是“行走的生物武器”，它可以塑造一个国家的内部结构，也能够影响世界的大格局。
莫理循在调查中国的罂粟种植和鸦片自产、贸易时，他在重返云南时，作为一个医生，他在昆明同样感染了鼠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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