瀋陽 著
Shenyang
中间老者为戴德生牧师。1865年，戴德生创立“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深入中国内陆，致力传扬福音，建立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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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扎尔·查安特与劳森史第二天将参加北京“中国内地会”组织的一个宗教活动。哈扎尔·查安特陪同莫理循闲逛了老北京“东交民巷”“八大胡同”后，便建议莫理循也去参加这个宗教活动，看看老北京的传教布道情况。
清末民初是中国传统社会近代化的转型时期, 社会教育在这一时期的发展变化也极为明显, 明确行政属性、推行白话文、开创新的学习场所、成立宣讲会等，传教士对中国民众的思想解放起到了更强烈的推动作用。
老北京“中国内地会”等教会组织推动了这一时期的老北京社会教育的嬗变。老北京人深受西方政治变革、文明思潮传播、女性自我意识觉醒，以及江南经济水平提升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清末民初老北京的社会教育，包括小区教育、职业教育以及青年思想教育的西式推行，发生了深刻变化。新式学校如雨后春笋。
西方教育与大清帝国传统的帝皇专制、民族信仰、家庭观念、个人行为等，都进行了史无前例的调整，也影响了中国数千年来的教育体制微调。受影响者对此自然极度关心、极度敏感。任何细微的调整，都让受益者与受损者的态度变为冰火两途。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面临着现代化转型，需要大量现代政治、法律、科学、工程技术、农业、医疗卫生、财政金融、新闻……方方面面的专业人才。
清末的国家教育体制仍是以科考为中心，教育的目的、内容、方法完全以科举考试为依归，学习内容主要是义理、词章、考据，尤其是已然僵化的八股文章。
但洋务派认识到现代社会需要大量专业人才，冲破巨大阻力，兴办了一些新式学校，但数量有限，培养的人才也有限。
由此，在北京教会和传教士位的大力推进下，官方教育体制外的另一种教育体制悄然而生，渐渐发展，为社会供应了相对多的现代化专业人才。
西方教育的放开，于国于民，利远大于弊。清末的历史，其实已证明了这一点。
20世纪初的中国女性已开始学习算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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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7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来到中国广州传教，但迫于清政府的禁教令，只能潜居在英国驻广州的商馆里活动。
1818年，马礼逊在马六甲创办了第一所教会学校——英华书院，作为扩大都会影响和传教的工具。
1830年，美国传教士俾治文寄名美商同孚洋行，居留在广州洋行贸易特区内。他在广州收留了几个学生，开办了学校，用以传教。
五年后，德国传教士郭实腊的妻子在澳门收留了几个女孩，开了一个读书班。
1839年，马礼逊学堂在澳门开办，中国第一个留美学生容闳与第一个留英学生黄宽就在该校就读，后随教师布朗夫妇前往美国。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大门洞开，香港迅速取代澳门地位。1842年，澳门的马礼逊学堂前往香港。两年后，马六甲的英华书院也迁到了香港。同年，英国“东方女子教育会”的阿尔德赛女士在宁波开设了第一所女子学校；伦敦会在厦门开设了英华男塾。
1845年，美国长老会在宁波建立一所学塾，1867年迁往杭州，名为育英书院，后来发展为之江大学。
1850年，上海有教会办的英华书院、清心书院、徐家汇公学等。
1853年，福州有教会办的格致书院，天津有望海楼天主堂附设的法汉学堂，以及诚正小学和淑贞女子小学，1864年山东蒙养学堂、北京贝满女塾，1867年北京潞河男塾……纷纷成立。
19世纪中叶，中西方刚刚开始接触，外国教会学校很难招到学生，但是传教士们通过与贫民接触，用为贫民施衣、施食、施医、施药等方法消除了贫民对洋人的疑惑，一些最贫苦家庭的孩子被免费招进了教会学校学习。这时的教会学校更具宗教、慈善性质。
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中国社会对专业人才的需求增加，传教士们便不再满足于低层次的传教活动，要求在中国发展高等教育。
1864年，美国传教士狄考文及其夫人在登州设立蒙养学堂，招收6名贫家子弟，施以基本的西学教育和宗教教育，学制六年。这就是登州文会馆的前身。
到1875年，全国教会学校总数达800所，学生达两万人。
到1876年的教会学校大约800所，学生人数达到两万名左右。
1877年，学堂定名登州文会馆，学制六年，被认为是最早的教会大学。
到19世纪90年代，教会学校进一步增加到2000所，学生4万人之多。这些学校不仅免收学费，还提供一切膳宿生活甚至路费，学生主要为贫苦教徒子弟或无家可归的乞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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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种情况，教会学校决定更正规地办学。此后，教会学校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显著变化：
一，按照西方正规教育模式，建立起正规的教学体制；
二，世俗知识在教学中的比重大大增加，并开始“中西学并重”，增加中学比重；
三，专职教育家当老师；
四，招生对象由原来只是社会底层渐渐向富家子弟转变。
教会学校的女老师与学生们亲密互动
许多教会学校开设了大学课程，逐渐向教会大学过渡，如上海的约翰书院、中西书院，广州的格致书院，北京的汇文书院，南京的汇文书院，通州的潞河书院等等。
19世纪末的教会大学，无论从其学制、课程上还是从其设备、教学手段上看，均还不完善，教学质量更不能与西方普通大学相提并论。但是，因教会大学的出现，一套比较完整的现代教育体制却移植到了中国，幼儿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到高等教育等，在中国官方教育旧的体制外形成了一套新的教育体制，打破了官府教育的垄断地位，推动了现代中国教育向现代的转化。
与中国传统教育相比，教会学校的显著特点有以下几点：
一，男女都有受教育权利，教会女子中学的产生要早于国立女子中学二三十年，并且教会女中学生在所有中学生中所占的比例，远远高于国立中学中的女生比例；
二，培养现代知识人才；
三，全面教育，德智体美；
四，教学方法实行分科、分班、分级教学，强调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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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历史不能简单比附。当年的教会学校是在国权日损的情况下诞生、发展起来的。
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是在主权不断受损下的“被迫开放”、“被动开放”。
清末小学堂
中国近代学校教育，是以基督教会创办的学校为发端的 。 虽然，教会学校是西方列强对近代中国进行政治、
经济、 文化侵略的工具,但教会学校的教育活动客观上促进了当 时的中西文化交流,在一定程度上为推动中国教育文化的近代化进程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中国近代学校教育是以基督教会创办的学校为发端的。虽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传教士都把教育视为传教活
动的附属品，但我们也要看到教会学校对中国近代教育和文化思潮产生的影响。
北京是清朝政府和北洋政府时期的首都，聚集了众多的外国传教士，他们的活动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西方传教士在北京也兴办了许多新式学校。虽然北京教会学校起步较晚，但办学质量较高，社会影响力较大，为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为推进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进程发挥
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
教会的育婴室。主要收留弃婴，以中国人不要的残疾和女孩居多。
西方传教士来中国最主要的目的，是要给中国民众打通一条了解上帝耶稣的渠道，使更多的人信奉上帝
。
基督教从闯人中国之日起，就以行医办学为重要发展手段。尤其是兴办教育，因设备简单易行，更为广泛采用。
因此，免费办学，收纳童徒进行宣教，差不多是早期基督教会宣传基督福音最常用的手段之一。
1818 年，基督教英国伦敦布道会传教士马礼逊和米怜在马来西亚马六甲创办的英华书院，是基督教传教士开设的第一所教授中文和招收中国学生的学校，因而也成为传教士创办的第一所正规学校。英国公理会女信徒爱尔德赛女士创办的宁波女塾，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女塾学校
。
1842年，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后，被迫与英国签订 了《南京条约》，除丧权辱国的条款外，还加上了“耶稣天主教原系为善之,自后有传教者来至中国,一体保护。”这就开了“ 保教条款 ”的先河。
从此以后,西方各帝国主义争相效仿,在强迫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时都加上“传教条款”。于是,西方传教士蜂拥而至,进人中国,从沿海迅速扩展到北京地区。
传教士为了更加有效地传播福音,把目光转向开办学校。初期创办教会学校仅仅是为了吸引信徒和培养传教助手,学生多是贫苦子弟,学校不仅免去了学费,而且提供饭食,一些传教士甚至从街道上收容那些衣衫槛褛的穷孩子或乞丐,为他们提供食宿,教他们识字、读经。
1864年,北京开办了最早的教会学校。贝满中学和贝满女中,学生多是一些无家可归的穷孩子。
位于北京崇内大街后沟胡同乙2号的北京市第125中学，其前身为京都慕贞女书院。
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美国“美以美会”派遣班美瑞和博慕贞两个女宣教士来到北京，在崇文门孝顺胡同办起了慕贞女校，由班美瑞担任校长。
1873年，班美瑞和达吉瑞牧师结婚，脱离校务，改由博慕贞继任校长。当时，校舍只有平房两间，没有食堂，学生要蹲在露天下吃饭。
1882年，博慕贞离职时，校舍扩大了，学生也由最初的几个人增加到数十人。
1883年到1888年由席安娜和满克利女宣教士负责校务。慕贞建校初期，学生的学宿费全免。招生简章规定缠足和已订婚的学生不收。学制无所谓几年毕业，学生到18岁就不许留校念书了。
清末民初，教会在北京地区创办的有一定规模和声望的初高级中学便有十余所,其中天主教系统的有法文学堂、竞存中学、盛新中学、华光女中、耕萃中学等；基督教系统的有汇文中学、贝满女中、 育英中学、慕贞女
中、崇实中学、崇慈女中、崇德中学、笃志女中、潞河中学、富顺女中。那时男子中学学生1186名,女子中学学生95 名。慕贞女校，与汇文、育英、贝满并称京城“四大教会名校”。
修女与孤儿们的合影
教会女校的建立，打破了中国长期以来女子不能入校学习的封建习俗。教会女学倡导男女平等,鼓励中国妇女摆脱 闺门禁锢,破除陈规陋习,接受近代新教育,大大推动了社会风气的转变和女子思想的解放。如 1872年在北京负责教会女校的波特和柏诺就将不缠足作为学生人学的条件，使很多女性从缠足的痛苦中解脱出来。
当时的教会还开展了特殊教育。老北京的北平启明替目院原名警史通文馆，创建于1874年，是北京第一所盲人 学校，由苏格兰人穆·威廉创办。 主要招收一些盲童，以学习
《圣经 》 和赞美诗为主要科目，也学一点劳动技 能 。
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为中国平民检查口腔疾病。在缺医少药的中国，对于穷人，也许传教士是他们一生唯一可以得到免费检查和医治的经验。
天主教和基督教在中国设立教会大学始于清朝末年 和民国初年，最初在中国创办学校，先是设立书院，后来由书院发展为大学。
北京最有影响的教会大学有三所: 燕京大学、 辅仁大学和北京协和医学院。
教会还开创了中国西医教育，而且对西医教育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医学院建立了严格的医学教学制度，非常注重临床经验，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医学专家。
1870年,美以美会拨款在崇文门内孝顺胡同购买一处房产作会址, 并于次年附设蒙学馆,授以 《四 书》 、 《圣 经》，这是汇文学校的起点。1882年,蒙学馆增建宿舍。18 88年，更名为“汇文书院”，同时参照西方教育模式，增设了文、理、神、医、艺术等科，使之具有现代大学的建制
。
随着西方科学技术的逐步引人和城市工商业的发展, 社会需要大批人才,教会学校所传授的英语和近代科学知 识使学生毕业后能顺利进入政府、洋行、海关等薪资丰厚、
社会地位较高的领域,于是,教会学校成为官绅和富家子弟的首选,教会学校进人快速发展时期 。
教会收养的儿童在做体操
同一时期,北京地区教会学校也迅速扩展,从普通教育、 师范教育、职业教育到特殊教育,从幼稚园、小学、 中学到大学,教会教育形成了一套迥异于中国传统教育的较为完整的教育体系和办学模式,直接影响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办学体系和模式,也影响了北京近代的社会思潮和社会生活。
不管教会学校最初的创建目的如何, 客观地说,教会学校的出现与发展对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对推动北京 以至中国的教育事业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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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理循在天津认识的那位澳大利亚朋友劳森史，参加北京地方教会举办的宗教活动后，就返回天津了。在北京教会传教的哈扎尔·查安特向莫理循介绍了一位新朋友顾尔·乔纳单。顾尔·乔纳单曾随同英国公理会戴德生于1854年来华宣教，参与了1865年创建内地会。顾尔·乔纳单有个中国名字叫汪青行。
汪青行对莫理循说，我在北京已经生活了近30年，作为一个外国人，我经常听到这三个问题：你是哪里人？你来中国多长时间了？你会说中文吗？当然了，这些问题简直是打破僵局的最佳提问，也很有用。对我来讲，第一次来到中国的时候，即使是第一个问题我都完全不明白。
汪青行又对莫理循说，我和那些由于各种原因来此的外国人，不仅慢慢冲破了北京的语言障碍，还有这里的人文景观让我着了迷。我去过老北京的很多地方，这里的景点与伦敦完全不一样。另外，我喜欢中国人的态度，因为他们是很谦虚的人，愿意帮助别人。当我夸奖中国人时，他们会很谦虚地说自己没有那么好，当我有不懂的问题向他们请教时，他们会很耐心地为我解答，当我遇到麻烦时，他们也会很热情地帮助我解决困难。他们说谦虚是中国的一个传统，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中国的文化真的很丰富，因为中国有很长的历史和很多朝代。
汪青行问莫理循：你到北京有什么打算？外国人在北京生活也不是很困难。如果你知道一些基本的汉语，通过与当地人交流，可以很容易地提高汉语水平。如果不是很懂汉语也没关系，因为北京是一个国际化的城市，这里的洋人都会说英语，也有不少中国人会说英语。
莫理循与汪青行交谈后，渐渐了解了一些北京教会的事。原来《北京条约》促进了宣教士在中国的宣教。当时新教来华宣教团体有160多个，传教范围遍及到中国各地。
英国公理宗的马礼逊（obert
Morrison）是宣教士代表人物，1807年就来华宣教。英国长老会、欧美著名布道家宾惠廉（William Chalmers Burns）1851年来华宣教，他的著作影响了戴德生、马偕、慕安德烈等。
汪青行则是随英国公理会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于1854年来华宣教的。汪青行现在内地会传教。
莫理循明白了，这些西方宣教士与西方列强势力是同时进入中国的，第一位新教宣教士马礼逊是以英国东印度公司翻译的身分来华。郭士立于鸦片战争时担任英军翻译和情报官。美国第一个来华宣教士、美国公理会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参与签订中美《望厦条约》、《天津条约》。虽然宣教士都反对鸦片，但很多宣教士认为随着列强势力进入中国，所订的这些传教保护条款是神的开路，绝大部分宣教士是出于圣灵感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为中国贡献一生，最后死在中国。1868年发生的扬州教案，戴德生为此不要赔偿。
汪青行还向莫理循讲述了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社会改革方面的贡献：
设禁烟局，反对东印度公司卖鸦片给中国；
设立天足会，让中国妇女不再被强迫裹小脚；
建立育婴堂，收养被遗弃的孤儿；
设收容所，收容离家出走者；
建立红十字会、医院与诊所，创办青年会；
1876-1879、1888-1889年，中国连续发生旱灾，宣教士向本国教会募捐赈灾。
戴德生（中），站立者戴存义（二子）、戴存仁（长子）
戴德生的大众宣教路线是：
1. 宣教士的条件：要及时的抢救灵魂，不能等到神学院毕业了才可以成为传教士，应该超越宗派，超越国籍；
2. 宣教士的薪酬：宣教士一律没有固定薪水，要单单仰赖神来供应。收入不是归个人而是归公，然后一起分配，同工同酬；
3. 差会的募捐：不对外公开募款，不贷款；
4. 差会的领导：中国的事工由中国工场的领袖们来主持，不是远在英国的理事会来主持（跟其它差会不一样）；
5. 事工的次序：强调社会关怀的工作（如办学校，办医院）要等到把福音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他们之后才值得做。后来内地会只办小学，让孩子认识圣经；
6. 信徒的造就：信徒应该是重质不重量。宣教士应该在民间深入地去耕耘。1865年成立内地会，到1905年在内地会归主的信徒大概只有2万2千人；
7. 宣教士本色化：强调宣教士一定要尊重中国文化，认同中国人民感受。所以宣教士的衣服食宿都要跟当地的相同；
8. 本地同工培养：西方的宣教士应该训练中国同工，交棒给中国教会。
戴德生的大众宣教路线与莫理循的愿望格格不入。莫理循希望干出一番成就，那是为了出人头地，绝对不是为了推动传教工作，当一名异国的传教士。北京还不能吸引他在此工作、学习或者定居。尤其是“宣教士一律没有固定薪水，要单单仰赖神来供应。收入不是归个人而是归公，然后一起分配，同工同酬。”宣教士的薪酬待遇，挫败了他留在北京的想法。
汪青行没能打动莫理循的想法。莫理循对基督教信仰并不感兴趣。他的愿望仍是当个记者，他的爱好则是冒险旅游。汪青行明白了他的想法后并没有责怪他的意思。
劳森史先生对莫理循说：明天，我返回天津，我有一位天津朋友去日本，你不妨随他去日本看看。
莫理循高兴地答应了。
由此，他开启了从天津转道上海的日本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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