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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1月28日星期日

第7章 滇东北对洋人的鲜明爱憎是非观


瀋陽 著

Shenyang

 

博格理,英国卫理公会传教士,滇东北老苗文的创建者之一,著名社会改良实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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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莫理循在游历中国大西南时,已经抵达了云南昭通。在他的回忆中,他拜见了格理传教士,但博格理传教士显然冷淡了他,原因恐怕是他们并没有共同的语言。

莫理循和博格理都是英国人,但他们的价值观和对中国人的态度截然相反。

滇东北对洋人的态度,有着鲜明的爱憎是非观。中国人并非都是排外者,他们无论在清末、民国时期,甚至在当代,都缅怀博格理,对一个西洋传教士如此崇敬,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十分罕见。但没有任何滇东北人会为莫理循祈祷。这是为什么?

博格理,是位把整个一生都献给西南地区虔诚的基督徒,这位大英圣道公会成都华西分校(会泽)男女两级小学校的创始人。

博格理1864年生于英国一个贫穷的家庭,他在22岁时,志愿申请加入传教团体来到中国。

博格理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具有狂热的献身精神,他在西南地区的传教,按照基督教的教义,其志向是要得到“一个民族的皈依”,所以他的一生都充满了生于死搏斗的传奇色彩。以51岁的生命殉道于威宁石门坎,真可谓创造了基督教史上的人间奇迹,获得了循道公会“世界五大使徒”的称号。

处于清朝末年的云贵川三省地界之地,当时的贫穷、落后、愚昧,生存条件的险恶,是现代人难以想象的。

《昭通教会史》载:“柏牧师经过数年努力,不断奔走昆明、昭通、会泽各城乡市镇,尽量宣传,人皆置若罔闻,横遭市井侮辱,愚民讪笑。”

在整个传教中,博格理等传教士,或遭刺杀,或遭瘟疫,或被殴打,经常险像还生,抱着一种百折不屈的决心和勇气,他们最终还是坚持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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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昭通石门坎

 

1904年,博格理决定于云贵川三省交界的苗族聚居区威宁石门坎开办教会和建造教堂,经过数年的努力,遵循循道公会的改革社会为己任的办教宗旨,以石门坎为中心,于云贵川三省交界处,建立联区16个,会泽于东风小学处的基督教会属于所属联区之一,堂所121所,信徒5万余人,几乎覆盖了云贵川整个结合部。

十年时间,以石门坎为中心的联区,除创办中小学校百十余所,中等学校5所外,还形成了带有全民性的文化扫盲运动。

同时,创办了“推广布厂”,购置了纺机。创办“良种推广站”,并于各村寨推广植树,开办“公益均”刺激苗区商品流通和商品生产。  

尤其令人兴奋和惊讶的是博格理创造了苗族拼音文字,即老苗文,有声母,韵母,拼写方法。

博格理爱中国,却不知道该怎样抚平这里遍布的伤痕。他满心着急,却又不得要领,不知该如何将福音传给生活在贫苦中的人民,直到他遇见了自己的妻子,埃玛。

博格理的妻子,埃玛—— 是现代护理学鼻祖南丁格尔(1820-1910)的得意门生。当她来参加南丁格尔护士学校面试时,连南丁格尔都惊讶世上有这样美丽的女人,亲热地称呼她为“古代图书上的牧羊女”。

南丁格尔问她:埃玛,你为什么要当护士?

埃玛回答说:上帝呼召我去服侍祂。

在博格理和埃玛进行深入接触后,志同道合的他们被彼此深深吸引。他们情投意合,喜结连理,相互携手去救助那些在贫困和疾病中沉浮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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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着中式服装的博格理夫妇和孩子

 

基督教循道公会在西南地区的传教布道,除了开办学校外,他们还把西方先进的医学及卫生常识引入了这一地区。处于清末民初的乌蒙山区,即便是汉族居住的会泽县城,除几家中药店和流动的江湖郎中外,都没有任何医疗设备,缺医少药的情况十分严重。

博格理和邵慕廉初到滇东北时,数次差点被病魔夺去生命。

博格理在昭通传教期间,因妻子本身从事护士工作,于是在昭通的住所给人治病,成为了滇东北第一家不挂牌的西医诊所。

博格理也在下乡传教的过程中开始行医:一路上,博格理始终随身携带一口药箱,各种各样的疾患病痛在那些小村寨中甚为普遍,那里发热病盛行,但在云南府集市上,能够得到的那种所谓药品,乡里人则难以获得。有时他一次发药之多,竟高达200份。

除给人治病外,博格理到威宁石门坎后,创办卫生学校,为当地苗彝少数民族培养了大量的医务人员,还为苗族彝族同胞培养了四名医学博士。

会泽基督教开办西医诊所,博格理1893年同妻子移居会泽县城就作过准备。英国牧师顾德维在会泽传教,兼任兴华小学的教师,在此期间,他的师母于恩泽圣堂的右边两间平房里开办了会泽第一家西医诊所,这间基督教的附属诊所,为每星期二、五开设门诊,实行免费治疗,每日义诊不下百余人。这对民国时期县城的劳苦大众来说,无疑是上帝洒下的甘露。这间诊所,成为了会泽西医的滥觞。

在云南昭通,博格理和埃玛救治了很多服用鸦片自杀的人;还出钱购置了许多杀蛔虫的药,分发给当地的妇女,救治了深受蛔虫困扰,隔三岔五闹肚子的孩子们;向家长分发有关卫生知识的小册子,宣传卫生知识。

博格理引进西方医学,在昭通成了滇东北第一家西医诊所,创办了第一家西医医院,推广新法接生,运用“种牛痘”预防天花,还在石门坎建立了麻风医院。

 

4

 

博格理在西南地区的传教,外国的学者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们誉以石门坎为中心的教育区为“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国外基督教人士誉其为“海外天国”。

博格理和埃玛还针对中国妇女缠足的陋习,发起了“天足会”,经常劝告教会信徒首先把自己女儿的脚解放。这是有史记载的中国最早的妇女解放运动。

胡锦涛总书记在任贵州省委书记时,曾对博格理做过这样的评价:

 

公元1905年,一个叫博格理的英国这就是来到贵州毕节地区威宁县的一个名叫石门坎的乡村,那是一个非常贫穷.荒凉.艰苦的地方。他带来募集的资金,在这块土地上盖起了学校,修起了足球场,还建起了男女分泳的游泳池。他还创制了苗族文字,自编了“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的教材,免费招收贫困学生。后来,那个乡村发生了一场瘟疫(伤寒),当地的百姓都逃走了,他却留下来呵护、救治他可爱的中国学生,最后被瘟疫夺走了生命。

 

胡锦涛对博格理以及整个基督教在西南地区的传教工作的评价,一反传统的外国传教士“文化侵略”的论点,客观公允,实事求是,如果博格理在伊甸园或天国有灵的话,一定会感到十分欣慰的。

但与博格理的传教截然不同,所谓的“医学博士”莫理循并没有在西南留下任何为百姓医疗的记载。

 

5

 

从东川到云南昆明还有200英里的路程。莫理循原雇佣的两个苦力到东川后即结束了任务。但经莫理循说服后,此两人答应与那个领头的老王一起,陪同莫理循走到昆明。

为了显示自己的虚荣性,莫理循租了头骡子。

莫理循写道:

 

我从东川到昆明是骑着骡子走的,省了好几英里的脚力,也让我在当地异教徒的心中显得像个大人物。

 

从东川到昆明有200英里的路程,莫理循说能“省了好几英里的脚力”,也就是说,他是在即将到昆明时才骑上了骡子。可见,这个抠门的外国流浪汉手中非常拮据。他一直在盘算着如何省钱的事,这是他写的抠钱计算:

 

我骑着这头骡子准备到省会就卖掉,骡子骨架粗壮,非常聪明,我准备把它连同马鞍、辔头一起卖4英磅。和大部分的中国骡子一样,这头骡子前腿也有两只眼,据说晚上能够看得见路。中国人都知道,是外在的力量赐予了骡子这种非凡的能力。

 

49日,我骑着骡子往山上走,山间空气阴冷,是光秃秃的山顶……

 

太阳快下山的时候,我们到 了一个名叫功山的村子……这一天的行程是37英里,我步行了15英里,骑骡子走了22英里,这个速度挺快的。

 

晚上上床睡觉之前,我的骡子生病了,老王说,必须要我找兽医看看。兽医来得不可思议的快。

我曾在澳大利亚看到中国医生给病人看些小病,这个兽医和我看到的中国医生一样,高深莫测地检查可怜的骡子,诊断完后,他拿着诊费走了,不一会又拎着一大篮子药回来了,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草药,这么多的种类至少有一种能够治好骡子的病。

老王给兽医付了钱,他说看诊和药一共360文(9便士),这个收费在中国算是非常贵的。

 

老王突然说骡子病了,兽医又来得不可思议的快,收费又是非常的贵,让抠门的莫理循有苦难言。

 

离昆明还有10英里的时候,莫理循一行到达金马寺。离开金马寺的时候,天色已晚。太阳下山很久,莫理循才到达昆明城。

横穿坝子的石板路走起路来很滑。

 

莫理循说:

 

我心里很着急,想快速赶路,但是骡子却不配合我,看样子它比我更了解中国人的特点。

……

进城后急转向右,沿着城墙往前走几分钟就到了电报局,云贵两省电报局总负责人克里斯蒂安.延森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我。这里是他的总部,我很开心能在这休息了一个星期。

能够不再沉默、开口说话,真令人高兴。更令我高兴的是我暂时告别了不舒服的中国生活,享受了欧洲人文明的生活。

 

这就是那个所谓充满“中国情结”的莫理循,第一次抵达云南的经历和说的话。

善良纯朴的滇东北人,知善恶,明是非,他们为何卑视莫理循?因为,打着“医学博士”旗号的莫理循没有为任何滇东北人治过病。

莫理循游历滇东北和云贵川三省只是为了了解和掌握中国鸦片贸易和罂粟种植情况,只是站在大英帝国的立场,企图打开英国在中国大西南的鸦片进口市场。正因为他的险恶用心,让他摇身成为《泰晤士报》首任驻华记者,由此又摇身成为民国袁世凯等四位总统的政治顾问。

莫理循和博格理走的是不同的人生道理,他们在中国留下的是不同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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