瀋陽 著
Shenyang
清代的天津码头
1
莫理循放弃了在菲律宾寻找工作的愿望，他坐上了一条从菲律宾去香港的船，也由此结束了这次极为短暂的菲律宾之行。
莫理循到达香港后，拜见了李福缘、李井父子。讲述了自己在菲律宾的见闻，莫理循说：“菲律宾不在英国控制之下，西班人掌控了那里的一切。菲律宾由7000多个岛屿组成，贫穷落后，交通不便，在那里没有发展的机会。”
李福缘对莫理循说：“我看你是否可去天津看看，天津意为天子经过的渡口，也称津沽、津门。天津简称“津”，远古时期黄河下游九条支流在天津大港地区合流注入渤海，因此也被称为‘九河下梢天津卫’。天津因漕运兴盛，唐朝至清朝一直是转运重镇；明朝永乐二年（1404年）天津城开建，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拥有确切建城时间的城市。海河被称作是天津人的母亲河，也是天津的象征。海河起于天津市西部的金刚桥，东至大沽口入海，全长1050多公里，横贯天津闹市。清咸丰十年（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后，天津开埠成为通商口岸，成为北方经济中心和洋务运动基地。天津的城市建筑中西合璧，融合了英国、德国、俄国、日本等多国样式，素有万国建筑博览会之称。那里有英国人的居住区，还有教会，你到天津一定会找到你的英国朋友。”
莫理循听了李福缘的介绍，对天津顿时产生了好感。
李福缘说，我有朋友在天津教会里当牧师，你去了那里，可以找他。
在李福缘的资助下，莫理循准备乘船从香港出以直抵天津港。
临行前，李福缘又对莫理循说：“中国人有句老话，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你到了天津，不会感到孤独，天津人都很热情。去天津的船票我已订好了，所有的费用都由我承担，你不必担心。”
在码头上，一个梳着长辫子的中国小伙子朝李井走了过来。李井对莫理循说：“这是我的同学天津李，从小在天津长大，有关天津的故事无所不知。他会学流利的英语，是天主教信徒。这次是去天津办事，与你坐同一条船，让他陪你同行，你一定会感到快乐。”
天津李笑着接过了莫理循的手提箱：“Nice to meet you, let's get on the boat together.”
天津李陪着莫理循一起上了船。
2
天津海河码头，海河被称作是天津人的母亲河
天津李与莫理循一起登上了从香港到天津的船。在船上，天津李开始向莫理循讲述起天津的历史故事。
天津所在地原为海洋，四千多年前，在黄河泥沙作用下慢慢露出海底，形成冲积平原。古黄河曾三次改道，在天津附近入海，3000年前在宁河区附近入海。
天津地区在商周时期即有人类居住，但作为城市则形成较晚。
天津地区海洋资源主要是浮游生物、海水成盐量高，自古以来就是著名的盐产地，拥有中国最大的盐场。汉武帝时期，曾在武清设置盐官。
隋朝大运河的开通，使位于运河北部、兼有河海运输之便的天津地位日渐重要，运河与“五河尾闾”（今海河）在市区三岔河口交汇，天津便以“三会海口”名于史册。
唐朝中叶以后，天津成为南方粮、绸北运的水陆码头。
隋唐时期天津是南方漕粮北运的水陆码头，宋金时期称为“直沽寨”，元代称作“海津镇”，并设立大直沽盐运使司，管理盐的产销。
明朝朱棣成为皇帝后，为纪念由此起兵“靖难之役”，在永乐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404年12月23日）将此地改名为天津，即天子经过的渡口之意。作为军事要地，在三岔河口西南的小直沽一带，天津开始筑城设卫，称后又增设天津左卫和天津右卫。至此，天津成为真正的城市，并且从安徽来的军人是最大的群体。他们的家眷、亲属等也随他们迁入天津。
清雍正九年（1731年）天津改为州，后来改为府。
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天津，天津被迫开放，列强先后在天津设立租界。
一大批外国冒险家、传教士、富豪纷至沓来，营建洋行、银号、商店、花园、娱乐场、办公楼，开办仓储、航运、进出口贸易，建立医院、学校，盖洋房，造别墅。各列强在租界里设立领事馆、警察、武装部队。租界里的市政建设、公用事业、财政事务等全由租界当局任意施行。
天津李向莫理循叙述这些天津的故事时，并没有什么屈辱感。
天津李说道：
天津开埠，国内的官僚、买办、富商、政客和清廷的遗老遗少也在天津买房兴业，频繁往来，天津已成为中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聚合地。天津是离京城最近的大都市，不少官员、贵族等在此做官或修宅。因此，宫廷用语开始影响天津话。天津话与北京话出现了大量相同的词汇与读音。天津同北京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
3
天津英租界内的利顺德大饭店
莫理循向天津李介绍了自己冒险游历世界的一些经历。天津李对莫理循说：你生活在澳洲，去过欧洲、美洲及非洲，但你这是第一次到东亚来，也是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你会发现中国人的信仰和民族意识与你去过的那些国家完全不同。西方国家讲的是私德，是个人的自由和民主，信奉的是上帝。中国人讲的是公德，是家庭、家族、家国，中国人习惯写家谱，讲的是光宗耀祖，朝廷编写国史，讲的是忠君报国。中国神话故事中有很多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传说，信奉的是会儒教、道教、佛教，不可能信奉“上帝至上”。
莫理循好奇地问道：“你不是天主教的信徒吧？你难道不信上帝？”
天津李大笑：“你到了天津就明白了，天津已是一个奇怪的城市。你只需花费三四个铜板，就能坐着黄包车从英格兰走到到意大利、德国、日本、俄国和比利时。天津已是国中国，西方人的生活方式正在改变中国人的传统习俗，但改变不了信仰的意识。我信奉天主教，那是为了更好地与洋人交道。莫理循先生，如果你戴上一顶瓜皮帽，梳上一条长辫子，中国人一定待你特别热情，你就可以与中国人有更多的交流，这并不意味着你改变了对上帝的信仰。”
1860年12月17日天津英租界开辟，初期面积约460亩，位置在海河西岸，紫竹林村。早期开发的速度有点儿慢，十年后，英租界才建成了第一条马路——从老海关大楼到利顺德饭店的维多利亚道（今解放北路营口道至开封道一段），这也是天津各国租界中修筑的第一条路。
英租界内建成了成排的高楼大厦、密集的道路交通网。道路上的汽车数量增加得太快了，以至于路口不得不设立交通巡捕。
1861年，《天津紫竹林法国租地条款》正式签订，法租界之东、北两条边界均临海河，西至海大道（今大沽北路）以东巴黎路（今吉林路）附近，东南接英租界，面积约360亩。19世纪后期，法租界当局通过越界筑路等方式，蚕食海大道东北尚未划入法租界的地段，又越过海大道继续向西南扩展。法国驻津领事杜士兰又与日本驻津领事郑永昌私相授受，把今锦州道与沈阳道之间一段土地让与日本人。这样，法租界地界改为：东北临海河、北部从马家口沿今锦州道向西至墙子河、南沿今营口道向西至墙子河，占地面积达2360余亩。
法租界街道两旁有最新式的住宅建筑，曾经一片死水的中心地带，建成了鲜花满地、绿草如茵的公园和一个可供百名儿童嬉戏的游乐场。
天津美租界，其实只是名义上的租界，并没有进行过开发建设。1860年到1861年，英法美三国天津租界先后设定，美租界最小，只有131亩，东临海河，西至法租界海大道（今大沽路），北靠英租界博目哩道（今彰德道），南端是英租界克森士道（今开封道）。几乎在天津美租界确定的同时，美国南北战争爆发，美国政府无暇顾及租界事务，开发计划搁浅，这里成为酒馆、烟馆、赌场、妓院等地下交易区域，越来越乱。
天津李长叹了一口气对莫理循说：“你是澳大利亚人，你会为澳洲成为大英帝国的殖民地感到自豪吗？你说，你是英国人，那么你会希望永不落的太阳掉进大海吗？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当然希望中国不会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不会希望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丢失了主权。可是，中国是个皇帝说了算的国家，一个极权专制的国家，是没有前途的。我只是一个草民，我又能为国家为民族做些什么？我能有一份工作，养活家庭和自己就不错了。”
天津李长对莫理循说道：“你会看到中国落后的一面，也会看到中国人优秀的一面。至少中国人与那些未开化的土著人不同，他们不会用长矛对付你。希望你成为中国人的朋友。”
莫理循无语。他望着大海的波涛，他第一次听到有关天津的故事，其实是关于中国的故事。他陷入了难解的沉思之中。
4
紫竹林圣路易堂
这是一所紫竹林教堂，位于现在的和平区营口道靠近海河附近。
莫理循第一次来到了天津，天津李陪他来到了这所教堂。
天津李告诉莫理循：“紫竹林教堂因坐落在法租界的紫竹林村而得名。紫竹林在租界早期开发中非常重要，为英法美等国最先占据的地方。”
天津李为何不带居住在英租界，却带他到法租界的教堂？他向莫理循解释说：“能够出入“紫竹林教堂的人大多为有身份的外国教徒和中国教徒中有地位的人，一般教徒是难以跻身其中的。我想你在这里可以认识一些体面人物。”
莫理循站在紫竹林教堂门前，那里最有名的便是两侧的半圆形拱窗，由菱形彩色玻璃拼成，阳光透过赤橙黄绿青蓝紫的玻璃投射在大堂内，使人们彷佛进入了一个五彩缤纷的奇异世界。
天津老教堂构成了近代天津独特的文化元素。自1860年起，洋人们就在天津修建教堂，发展教徒，开办学校、医院、孤儿院，逐渐在天津站住了脚跟。洋教是在洋人的枪炮保护下进入的，自然遭到中国人的反感和抵触。但是，这些样式新奇的洋教堂，长相古怪的洋教士，带来了全新的教会文化和西洋文明，中西文化由对峙、碰撞，直到融合，并由此构成近代天津这座城市独特的文化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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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一位法国牧师让·保罗·德雷福斯走了过来，莫 理循向他介绍了自己的简要经历，重点介绍了自己的从医 经验，希望能在这里为上帝做一些事。 法国牧师德雷福斯答应了莫理循的请求：“欢迎莫理 循先生的到来，我们需要你这样的年轻人，能为教民提供 更好的服务。” 基督教（新教）是于1860年传入天津。第一个进入 天津的基督教传教士是美国公理会的柏享利。1861年英国 圣道堂传教士殷森德和郝韪廉、英国伦敦会传教士理一视 也来到了天津。 法国牧师德雷福斯对莫理循：“你来自澳大利亚，很好， 我这里也有一个澳大利亚的传教士亨利·劳森史，你们可 以成为朋友。” 法国牧师德雷福斯让莫理循与传教士亨利·劳森史见 了面。 天津李与莫理循告辞后，莫理循便与亨利·劳森史闲 聊了起来。亨利·劳森史是墨尔本人，曾是一名水手，因 船舶进入天津港时船尾破损了，正在修理，他就临时来到 紫竹林教堂当义工，协助牧师做些传教工作。有个落脚点， 也就不用为住宿问题困扰了。 亨利·劳森史告诉莫理循： 紫竹林教堂始建于1872年，又名圣路易教堂，教堂 占地6.8亩，建筑面积779平方米。为砖木结构，造型属 铺红蓝白三色瓷砖，青砖外墙。堂内供奉法王路易九世和 圣女贞德。 紫竹林圣路易堂地点位于天津城东南海河西岸的紫竹 林村附近，该村因村中的紫竹林庙而得名。紫竹林村一带 原是天津英租界和天津法租界开发的起点，1860年，英法 两国分别在村庄的南北两面划定租界。但是由于距离天津 城还有六里路的距离，起初来到天津的外侨对于在此经营 开发大多不感兴趣，大部分都在天津城东门外的宫北大街 进行贸易，以至于仅在天津英租界沿河码头建成一排房屋， 天津法租界几乎完全是一片空地。 莫理循最关切的是自己能不能在天津找到合适的工作， 他想了解这里的医疗服务情况。 亨利·劳森史没有正面回答莫理循的问题，而是反问 他：“莫理循先生，你知道1870年发生的天津教案吗？那 时，望海楼天主堂被烧了，聚居在北大街附近的外侨感到 安全没有保障，于是纷纷转移到租界。这时，北京天主教 总堂的樊国梁、德明远便在天津英租界内修筑了这个紫竹 林圣路易堂，主要为外侨服务。” 劳森史开始向莫理循讲述有关“天津教案”的事。 |
5
被烧毁的天津天主教堂·望海楼
劳森史向莫理循讲述的“天津教案”，到底是怎么回事。原来此事发生于1870年6月。
从1870年4月开始，天津发生多起离奇的婴儿失踪案。到6月时，由法国天主教传教士修建的育婴堂里已经有四十个左右的婴儿死亡。当地居民在河东义地坟场多处发现幼童尸体，于是流言四起，人心浮动。
育婴堂是传教士在清朝内建立得比较多的一个慈善机构，凡是允许传教士进入的城市在建立教堂的同时，修女们几乎都会在里面设立育婴堂，为什么这么普遍呢？源自于清朝人的一个十分恶劣的陋习，溺婴和弃婴，就是把新生女婴儿或者有残疾的婴儿直接溺死或者丢弃。
清朝教会育婴堂之一
育婴堂主要就是收养弃婴。教士、修女出行传教时看到弃婴就抱回来，当地人捡到弃婴也会送到育婴堂去，教会多少会给些钱对这些人的善行表示感激和奖励，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这样做，以便救治收养更多的弃婴。育婴堂收养弃婴的行为并不为清朝人所理解，各地都有洋人收集弃婴是为了做药材的谣传。
天津这个育婴堂是法国天主教士设立的，对收到的弃婴要按照天主教教规施洗礼。弃婴一般都是丢弃在荒郊野外没人看到的地方，发现后送来时有些就快死了，抢救无效死亡后，教士要完成葬礼，必须用大拇指在尸体的眼皮上涂抹膏油。这些都是宗教仪式，普通百姓哪里知道，看见教士念念有词地往婴儿身上浇水，认为这是在施妖术。涂抹膏油又像是在挖眼睛。
6月20日，天津一个叫水火会的帮会抓到了一个偷窃婴儿的歹徒，叫武兰珍。严刑拷打之下，武兰珍供认是一个叫王三的教民受育婴堂的委派，向他收买婴儿。消息传出，天津士绅、百姓义愤填膺，将武兰珍扭送到官府，要求严惩伤天害理的育婴堂。
21日，天津知县刘杰押带嫌犯前往教堂对质查验，结果教堂里根本没有一个叫王三的人。教堂里的教士、修女和教民都被传唤出来，武兰珍一个人都不认识。教堂里也没有发现武兰珍所说的“席棚栅栏”等残害弃婴的场所。
但是百姓并不知情，几千名群情激愤的民众包围瞭望海楼教堂，开始向教堂和教民投掷石头瓦片，场面失控，事态朝着暴力事件方面演变。
完颜崇厚画像
此时负责天津洋务的是兵部左侍郎、三口通商大臣完颜崇厚。一听名字就知道这是个金朝皇室后裔。崇厚出身名门，累世显贵，深得恭亲王信赖，是恭亲王自强运动中的得力干将，其在天津耗时五年修建的天津机器制造局成就了李鸿章打造北洋军事体系的伟业。
教堂遇袭，教会谢福音神父紧急与崇厚协商善后处理办法。天津法国公使丰大业也怒气冲冲地找到崇厚，要求崇厚派兵维护教堂安全。崇厚拒绝了。丰大业带亲随赶往现场，路上遇到天津知县刘杰，丰大业要求刘杰维护秩序，保障教堂安全。刘杰一味推诿回避，丰大业怒不可遏，拔枪开火，打死了一名清朝人（有说是刘杰的随从）。百姓一拥而上，当场杀死了丰大业及其随从。
天津教案中的法国商团士兵
望海楼暴动引发天津城里大规模攻击教堂，杀害洋人的行为。英国、美国教堂和一些国家的领事馆遭到攻击，十六名法国人和俄罗斯人，三十多名清朝教民死亡。暴乱持续了三个多小时。
法国政府立即要求清朝对此暴力事件作出合理赔偿。6月24日，列强军舰抵达天津，兵临城下。七国公使向清朝总理衙门提出抗议。
负责天津通商的不是崇厚吗？怎么会牵扯到曾国藩呢？
这就是崇厚的狡猾之处。事情闹大了，崇厚知道后果会很严重，立即上书总理衙门推卸责任，说自己虽为钦命三口通商大臣，但军权在直隶总督手中，行政权在道台、知府、知县那里，因此自己只有管理通商事务的职责，没有维持治安的责任，必须请直隶总督曾国藩来主持大局。
负责总理衙门的正是恭亲王，对亲信的要求自然应允，曾国藩就这样被崇厚拉进了这潭浑水中。
曾国藩画像
曾国藩此时是什么状况呢？
重病之躯。脾胃亏弱，一目失明，眩晕症，进出需人搀扶。此前曾国藩多次要求告老还乡，朝廷不许，恩赏其在衙内养病，实际上处于“半退休”状态。收到朝廷谕旨后，曾国藩虽然也深感“天津洋务十分棘手，不胜焦灼”，但仍然遵守臣子忠君体国的规范，带病前往天津。
曾国藩知道这是个艰巨而危险的差事，甚至有性命之忧。临行前，除了给李鸿章、丁日昌等相对熟悉洋务的人去信咨询他们对此事的看法和处理意见外，还用了两天时间给儿子曾纪泽、曾纪鸿写了一份遗书，详细交待了身后之事
7月8日，曾国藩抵达天津，立即发布《谕天津士民》书，查拿凶犯，修葺教堂，稳定局势。然后开始调查，仔细询问数百名拦轿喊冤的天津百姓和一百五十名当地教民。
7月21日，曾国藩向朝廷呈奏调查报告和处理意见，认为传教士收买婴儿来挖眼掏心作药说法完全是造谣。武兰珍对教会的指控是屈打成招，信口胡言。育婴堂、仁慈堂都是在行善事，遭受如此的污蔑和残害，洋人感到忿忿不平是理所当然的。导致天津惨案的原因，是百姓的愤怒而不是丰大业的开枪，这是两个并行的事件，没有前后因果关系。
曾国藩因此提出两个解决办法：一、以命抵命，惩处参与暴乱的百姓；二、调军队进津平定混乱局面。
紧接着，曾国藩提了五条天津士绅、百姓积疑成愤的原因，为天津士绅、百姓的行为辩解：一、教堂成天不开门，外面的人看不到里面在干什么；二、清朝百姓到仁慈堂里治病，经常在里面很久了都不出来；三、仁慈堂里的婴儿死尸，有洗尸封眼的事情（就是前面提到的洗礼和涂膏油）；四、仁慈堂里的病人和家属不能见面；五、仁慈堂掩埋死人，有时一具棺材里面装两三个尸体。因为有以上这些可疑行为，士绅、百姓才怒不可遏。曾国藩希望朝廷能明下谕旨，将这些情形公开布告天下，为洋人鸣冤，消除士绅、百姓的疑惑。
曾国藩提出的解决方案是：
1. 天津知府和天津知县革职充军黑龙江；
2. 处死十八名为首的暴徒，另有二十五名暴徒充军发配；
3. 赔偿白银二十万两，派出外交使团到法国道歉。（另外向其他遭受损失的国家赔偿了二十六万两，总计四十六万两）
法国当时正在忙于和普鲁士的战争，无暇纠缠此事，愿意接受这个方案。
天津教案中教会有一个不占理的地方，就是教堂的产权是非法的，但是包括曾国藩在内的清朝人都没有就此投诉教会，没有法律维权的意识。如果就这点追究教会，是可以给教会定罪的。
这个解决方案一出来，立即引起清朝各界的强烈反应。
朝廷上，以恭亲王和李鸿章为一派，表示赞同；以醇亲王奕譞和清流领袖李鸿藻为一派，坚决反对，认为民心不可失，正好藉事呼召民心，与洋人决一死战，把洋人和洋教彻底驱逐出去。
社会上则是一边倒地指责曾国藩为“卖国贼”。北京的湖南同乡会砸掉了曾国藩的匾额，宣布除去曾国藩的名籍。曾经受恩于曾国藩的左宗棠也“大义灭亲”，写信怒斥曾国藩。
慈禧太后经过对局势的思考和判断，最终同意了这个方案，但又得安抚请流派，平息朝野舆论，于是藉“刺马案”将曾国藩调任两江总督，由李鸿章接替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曾国藩与李鸿章交接时，李鸿章说出了那句著名的和洋人打交道时用“痞子腔”的话。
同时，朝廷公布了曾国藩的奏折，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奏折中为天津士绅、百姓辩护的五条原因却被删除了。
李鸿章等于捡了个现成的功劳，法国本来就认可曾国藩的解决方案，李鸿章只是在上面签个字而已。
历尽艰辛抱病履职的曾国藩身败名裂，1872年3月12日，曾国藩黯然离世。朝廷谥其为“文正”，在天津教案这件事情上，曾国藩明知秉公处理会招来骂名，依然坚持“至公至正，不论华夷”，无愧于这个谥号。
天津教案如果只是个孤立的个案，过了就过了，大不了曾国藩个人声誉受到影响，但偏偏民教纠纷在当时以至今后几十年层出不穷，不断加深百姓与洋人的矛盾，引发许多事端，朝廷的处置不当，又给了洋人许多侵略、欺负清朝的借口。
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以追溯到天津教案中朝廷故意隐瞒曾国藩奏折内容上来。
七国公使与曾国藩谈判·绘画
曾国藩对朝廷隐瞒之事也有看法，认为“五可疑”之说，本来是叙述天津人挑起事端的原因，但是朝廷只想为洋人开脱，就将这些内容删掉了，以至形成一面之言。我受人诽谤的原因就在这里。这是从个人角度做出的推测，说得也比较准确，但此事的坏处远远不止是对曾国藩个人造成伤害，更严重的是误导了民心民情。
第一是加深了百姓对洋人，尤其是洋教士的仇恨。朝廷没有用曾国藩的调查报告来澄清百姓对传教士行善的误解，以至百姓仍然对传教士挖眼掏心的行为深信不疑。
第二是对朝廷的失望，认为朝廷不敢对做坏事的洋人加以惩罚。“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的神话迅速蔓延。
如果朝廷公布了曾国藩奏折的全部内容，并且利用行政系统层层下达，让全国各地的士绅、百姓都知道传教士没有做那些恶劣的事情，而是在做善事，是不是可以减少或者消除今后发生的教案呢？不会，因为这是两个文明的冲突，矛盾难以调和，但起码可以减少或者消除对传教士收养弃婴行为的误解。
朝廷为什么要隐瞒这些内容呢？
收养弃婴只是引发众多教案的原因之一，还有许多其他的原因，只需要看看传教士在宣传些什么，就看得出来这是两个文明的冲突，看得出来朝廷为什么要删除曾国藩提出的“五可疑”内容，为传教士收养弃婴的行为正名。
不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传教士宣传的内容都是以基督教文明为主的：
一、人只能绝对顺从于上帝，而不应该绝对顺从于任何人，包括皇帝；
二、反对偶像崇拜。清朝人敬拜祖先的行为是偶像崇拜，应该停止；
三、人人平等，不能以血统和地位来分高低；
四、大爱无疆，不能划分出君子、小人（不是贬义的说法，是指普通百姓）不同的爱；
五、男女平等；
六、婚姻自由，不能由父母包办；
七、裹脚违反人性，应该废除。（裹脚是宋代文人玩病态审美玩出来的畸形行为，满人不裹脚，不知道汉人为什么会一直固守这个陋习）
……
上面这些内容中的任意一条都是对清朝人思想观念、道德伦理、社会秩序的彻底颠覆，这两种格格不入的文明怎么会相容，怎么会不起冲突？
清朝时修女与收养的弃婴、儿童
朝廷故意隐瞒的原因应该是在这里，不能让百姓知道传教士是在行善，避免百姓因此而与传教士接近亲密，受到传教士的影响，接受传教士所宣传的思想，动摇朝廷的统治根基。
有意加深百姓对传教士的仇恨，达到隔绝双方交流了解的目的。这和从不反对洋人建租界的目的是一样的，就是所谓的“华夷之防”。
因为朝廷的有意为之，传教士反对儒家文明的现实，乡村权威受到教会冲击的士绅的鼓动，利益受到损害的百姓真就相信洋教是邪恶的，是毫无廉耻的，是欺负人的。
天津教案以后，各地陆续有教案发生，几乎是相同的模式，百姓听信谣言，士绅鼓动百姓，官府不澄清是非，处理上又偏袒洋人，引发百姓愤怒，发生暴力事件。最后朝廷和官府还是赔钱赔命赔礼道歉，如此恶性循环。
6
当劳森史向莫理循讲述“天津教案”那些事时，一个北京总会的传教士哈扎尔·查安特前来作客。哈扎尔·查安特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医生，他与莫理循见面后，似乎一见如故。
哈扎尔·查安特对莫理循说，尽管洋人在天津有独立的司法权、行政权，但天津人的排外情绪很强烈，这里的中国人并不相信西医，“天津教案”发生后，天津人仍然坚持认为洋人收养弃婴并非善行，收集弃婴是为了做药材。洋人用大拇指在尸体的眼皮上涂抹膏油，这是在施妖术，挖眼睛。哈扎尔·查安特劝说莫理循，你无法在天津行医。
哈扎尔·查安特前来前来找劳森史是邀请他一起去北京地方教会参加一个活动。于是，也相邀莫理循同去北京看看。三个澳大利亚人也就决定同行去北京转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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