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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恩：大选舞弊是中共“杀手锏”
2020年12月17日英文大纪元记者Simon
Veazey、Jan Jekielek报导／陈霆编译：科技亿万富翁、美国电商巨头Overstock创始人帕特里克·伯恩（Patrick Byrne）早在8月，就组建了一个网络情报团队，对美国的投票系统进行分析。他表示，选举舞弊就是中共秘密的“杀手锏”，这个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国家安全鹰派人士。
伯恩接受《大纪元时报》“美国思想领袖”节目采访时说：“十多年来，中国文书中一直提到，即将出现可一举拿下美国的'杀手锏'。”
“美国的国家安全界一直试图弄清楚这个问题。是他们的新航母吗？是高超音速导弹吗？是这个，还是那个，是电磁脉冲武器吗？”
“我不这么认为”，他对主持人杨杰凯（Jan Jekielek）说，“一举击倒美国的行动，就是我们现在所经历的。”
2020年大选中涉及了“大规模的选举欺诈”，他强调说，“不是选民欺诈，而是选举欺诈。”
在律师林·伍德（Lin Wood）和西德尼·鲍威尔（Sidney Powell）所提起诉讼中，伯恩一直支持着诉讼中所需要的研究。他还一直与数据公司“同盟特别行动组”（ASOG）合作，该公司最近对密歇根州安特里姆县的Dominion投票机，进行了取证审计。
伯恩说，他早在8月就开始调查，结果正如他所料，在11月选举中观察到了非常不正常的情况。
他说，他的网络安全专家团队现在认为，至少有两款已渗透美国的主要投票系统，“幕后黑手”是中国开发人员。
美国大选选举软件和系统的供应商，已对投票违规的指控做出回应，他们一概否认系统可被操纵，也否认他们与外国政府有任何不正当联系。
对政变进行逆向工程
伯恩将这次选举描述为一场“软政变”（soft coup，有时也被称为“无声政变”，是指不使用暴力的政变）。
伯恩提到他的三四十人的团队时说：“我们基本上是对这场政变，进行逆向工程。”
伯恩说，他结识了一群网络专家，这些专家自2018年以来一直在研究选举操纵问题。当时，他们被聘为蓝带委员会的成员，该委员会旨在审查德州潜在的选举欺诈行为。
他说：“那群人有两年的时间，真正地进行反向工程，美国其它地区仅有几个星期来了解这件事。”
“他们已找出了十几种不同的方法，可破坏选举或入侵（hack）选举。这是指广义上的入侵，并非一定是电子网络专家所进行的黑客攻击。”
根据伯恩的说法，他们发现“从工业角度上看作票是可能的，可以生产数十万张伪造选票”。
伯恩说，可以通过检查三个关键点（他称之为“三个事实”）来确定操纵方式。
“其一，是了解系统本身以及它们是如何构建的，包括：系统中的功能以及存在的漏洞。”
第二，关乎选举过程如何进行。他说，“（如果发生诈欺）你会预期人们在投票时，或者在选区担任志愿者时，会有相关的经历。”
2020年11月4日，一名乔治亚州共和党的监票员，正在观察放在亚特兰大富尔顿县选举中心的投票机运输器材。(Jessica McGowan / Getty Images)
他列举了一些实际案例，例如投票制表工作突然被中断，拒绝监票员进入，以及选举工作人员在监票员回家后，从桌子下拿出一箱选票，然后进行扫描的视频。
他说，第三个事实，是操纵过程产生的极端统计异常值。
“这样的事情确实发生了。这些统计异常值包括：连续有123,000票投给同一位候选人；在宾夕法尼亚州，我相信有580,000张选票经过处理，其中99.4%投给拜登。而且，这些选票恰恰是在所有共和党人被告知必须离开时，才进行处理的。”
“这些事情（的概率）就像，你连续三周中了强力球彩票一样。然而，这样的事情却在美国几十个地方同时发生。”
“当你把这三段不同的故事放在一起时，它们也能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彼此互相证实。”
操纵选票可追溯到中共
伯恩说，操纵投票系统的行为可以追溯到中国（中共）。
“基本上有一个指挥链，从中国通过伊朗，再到古巴和委内瑞拉”，他说，“中国人通过Smartmatic的巴拿马分部为Smartmatic提供资金，中间又通过委内瑞拉转了一手。”
“最近发现了Dominion机器中隐藏的代码，似乎显示出源自中国的来历。”
伯恩说：“这些东西的幕后黑手是中国开发人员，他们的软件实际上已放进Smartmatic系统中，然而，该系统已渗透到了至少美国使用的主要投票系统中。”
2020年12月2日，摄于佛罗里达州博卡罗坦的Smartmatic总部。(The Epoch Times)
“我是作为一个热爱中国的人而这样说的”，他补充道，“我会说中文，我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有很深的感情，但 我对中共没什么好印象。”
Smartmatic表示，在美国2020年大选中，其产品只在一个洛杉矶县被使用，并一直否认过去或现在有任何不当行为，或曾参与选民或选举舞弊。该公司表示，它与任何政府或政党或Dominion没有任何关系。
多米尼投票系统公司（Dominion Voting Systems）也一直否认其系统存在任何不当行为或漏洞，并表示它没有使用Smartmatic公司拥有的软件，而且它与中国、古巴或委内瑞拉政府没有所有权关系。在本届大选中，多米尼产品在28个州被使用。
然而，伯恩表示，Smartmatic创建的软件经历了一系列的企业合并、收购、剥离和许可协议，最终被包括Dominion在内的至少两个美国主要商业投票系统所采用。
“它的遗传上，可以追溯到该软件。”他说。
其他一些分析师，也签署了同样的宣誓证词。
在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前，Dominion母公司在一家瑞士银行的帮助下筹集资金后，其所有权结构也受到了审查。这笔交易在几个方面都很奇特，这让一些人猜测，中国企业可能是该公司的间接投资者。
拜恩说，窃取美国大选并不需要全面作弊。
“你只需要在六个县作票，如果在全国范围内，你窃取了这六个县的选举成果，就会翻转它们所在的六个州，从而翻转选举人团票数，进而让全国翻盘。
”他说，“你必须选定六个地方，在那里疯狂作票。”
他说，一些被他称作“白帽黑客”（white hat hackers）的网络安全专家说，如果满分为10分，他们给选举系统的安全评分只有1～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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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互联网企业野蛮扩张时代告终
美国之音黄丽玲2020年12月17日 反垄断监管趋紧中国互联网企业野蛮扩张时代告终
不管是两大互联网巨擘阿里巴巴(Alibaba)和腾讯(Tencent)本周一(12月14日)因垄断行为遭罚，还是11月初被临时叫停的蚂蚁金服(Ant Group)上市案，分析人士说，中国监管单位释出的讯号越来越明显。那就是，北京当局正在收紧对网络经济的反垄断监管，这意味着，中国互联网企业野蛮扩张的时代即将告终。
四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分析人士说，当局已经意识到互联网巨头垄断市场所形成的不公平竞争、以及对实体经济的威胁。
因此，他们说，监管单位正逐渐强化《反垄断法》之修法和执法力度，来管控网络经济的乱象，包括行业间利用支配地位或资本优势对竞争对手的封杀，例如，逼迫电商站队平台“二选一”，或者利用数据优势进行消费者的价格歧视，例如“大数据杀熟”，亦即平台上同一商品或服务，给老客户的价格比新客户高等“坑杀熟客”之手法。
分析人士预期，未来网络领域这类粗暴的垄断行径将受到大幅抑制，而互联网公司也要把国家经济和产业健全发展放在个别企业的获利之前。
不过，他们也说，中国在打击垄断上的法源、监管机制和执法经验都不成熟，未来在建立反垄断的全面治理上，将是个漫长且充满挑战的过程。
互联网公司垄断行径遭罚
中国自2008年实施《反垄断法》以来，本周首度针对两大互联网巨头祭出反垄断的罚则；阿里巴巴和腾讯因“未依法申报”已完成之并购案而遭罚50万人民币(7.5万美元)，虽然此一罚锾相较于两大企业的营收不过九牛一毛。
请同时参阅：
中国反垄断法对互联网大公司首开罚单
对此，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副教授吕随启说，《反垄断法》施行这12年来对互联网企业形同虚设，是因为政府对网络经济的刻意扶植，但随着企业坐大，未来监管趋紧已是趋势。
他说：“这些企业做强、坐大以后，它用了非正常的一些手段进行恶性竞争，把竞争对手赶出这个市场、垄断了过高的市场份额，这样一种做法实际上使市场的活力被抑制或扼杀了，利用了垄断性的经营，实际上对市场是个损害。”
以中国前三十大的APP计，七成都隶属在阿里巴巴和腾讯旗下，而这两大巨头系统据估计也都各自坐拥10兆人民币(1.5兆美元)市值的生态圈，其他诸如外卖、行动支付、共享单车等网络领域的龙头企业，其规模也都不可同日而语。
北京海豚智库创始人李成东说，随着互联网公司的规模越来越大，其爆炸性的增长都让各国政府警惕，兴起了全球反垄断的潮流。但相较于美国Facebook和Google等并购扩张型的垄断不同，中国企业利用垄断地位打压对手的恶性竞争太过普遍，尤其得加强监管才能回到良性竞争。
他说:“中国这种互联公司二选一很普遍呀！就真的利用这垄断地位去打压竞争对手，打击中小型创业公司，这个非企业竞争乱象丛生。
京东于2015年曾控诉阿里巴巴旗下的天猫，逼迫商家在平台间“二选一”，而淘宝商家去年也向媒体爆料，指遭阿里巴巴持续迫签“独家合作”协议，等于电商还是得站队“二选一”。
除了二选一的乱象，分析人士说，平台经济的“大数据(坑)杀熟(客)”和失序性的扩张也是迫使中国要出手监管的理由。
吕随启说，互联网企业初期采低价策略吸引新客户，待做强坐大后，在少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又拉高售价，已是行业间普遍采用的竞争垄断手法，这有损消费者权益的常态，尤其只能靠政府出手监管来纠正。
另外，中国跨境电子商务专家唐生指出，中国数字经济和在线电商经济过去20年来迅猛发展，虽然在用户数、成交金额和单量上持续创新高，但也对线下的实体经济和环境等带来实质伤害，中国必须尽快建立制度，找到更均衡和永续的成长。
他说: “数字经济里的电商经济发展得太快的话，会对实体经济，或者说，对科技进步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包括政策的准备、法规的准备、包括针对垄断的这些制度性方面的安排。”
唐生说，数字经济是中国未来要维持整体经济动能的关键要素，所释出的市场机会应开放给所有参与者，不能由少数几个大型企业垄断。而年销售单数已达700亿张的电商经济，也要尽快找到更环保的营商模式，因为他们光是今年所使用的包装塑料袋就已经可以缠绕地球1200圈，对环境伤害太大。
面对中国网络经济这几年为了追逐获利所衍生的诸多乱象，他说，政府出手清理的时机已经到了。
北京规划全面监管
新美国智库的中国数字经济研究员特廖洛(Paul Triolo)则说，这几年，大型互联网企业的规模已经大到了一个临界点，再加上蚂蚁金服让当局看到其对大型国企银行主导的金融业务所可能带来的潜在破坏力和不公平竞争，因此，在暂缓此桩估值高达370亿美金的上市案后，北京明显开始收紧对网络经济的监管。
他说：“蚂蚁上市案叫停后，北京似乎进入全面重新评估的阶段，开始规划对金融科技和大型互联网电商、支付和金融服务公司的最佳监管模式。”
特廖洛指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11月中旬参观江苏省的南通博物苑时，特别推举19世纪实业家张謇为中国民营企业家楷模，似乎就在向互联网民企喊话，必须将产业和国家发展置于个别企业追求私利的商业模式之前。
也是在此前提下，据观察者报导，蚂蚁金服董事长井贤栋周二(12月15日)在北京出席第四届中国互联网金融论坛时，特别公开发言指出，蚂蚁在经过一个多月的内部体检后，“正在认真学习十四五规划建议和中央一系列关于金融安全和金融稳定发展的政策精神，对照监管部门的要求，认真进行全面的自审，并积极配合监管，进一步落实监管要求。”
国家发展优于民企获利
这是上市案暂缓后，蚂蚁高管首度的公开发言，而这番话看得出来呼应了习近平对民营企业家的期待。
特廖洛和吕随启皆表示，面对中国趋紧的反垄断监管，科技巨头规模再大、也无力抵抗，虽然他们也会针对无法执行处或其他执行细节，讨价还价。
至于在监理环境的建立上，特廖洛说，由于全球都还在摸索一套可以兼顾网络创新的有效监管制度，因此，中国也不例外，他认为，中国初期应会仿效英国、新加坡和日本，推出“监理沙盒(regulatory sandbox)”，让业者在风险可控的环境下，尽情尝试创新的产品，并与监管单位密切合作，反覆试验(trial and error)，以共同找出监理和法制上的落差。
吕随启则说，中国的市场机制本来就不成熟，经济和非经济因素纠葛下所形成的垄断，现在要来纠正，特别复杂。就连规则的制定，也都有来自各方势力的博弈，充分反应出中国在反垄断处置上的复杂性。因此，这过程将是缓慢且充满挑战。
他特别提出几项隐忧，分别是：一、反垄断法会不会真的落到实处、还是成为对企业进行无端打压、甚至利益分赃的利器？二、反垄断的途径是什么？吕随启说，罚款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但若采拆分方式，以中国互联网企业交叉持股结构的复杂，恐怕可能只会沦为假拆分，无助于打击垄断；三、在反垄断的处置过程中，公共和私人利益如何划分、甚至如何因应各方势力的博弈，这都可能影响到执行的成效。
建立反垄断监理制度的工作千头万绪，中国现已踏出健全法源的第一步。
反垄断法大修
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于双11促销期间(11月11日)发布了其所起草的《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新增了7条条文，也是《反垄断法》施行12年来的首次大修。
此一适用各型中、外资的反垄断指南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大幅提高处罚金额，最高罚金除了续用可达“上年度营收10%”的规定外，对于无营收的经营者，罚金更从50万提高至5000万人民币（750万美元），相当于罚金百倍跳。
分析人士普遍认为，这体现了中国政府对企业垄断行为的零容忍态度，未来进一步实施后，也应对企业有一定的吓阻效果。
不过，电商专家唐生说，他期待北京当局应在未来2-3年成立国家级的数字经济局或数字经济部，来统筹互联网企业的监理事务。
他说，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带有赋能、监管、协调政策和执法力度的统筹主管机构，当局对企业的真实财务数据、未来互联网趋势的掌握、产业结构矛盾的本质，都难以做到精准的判断，也会影响到《反垄断法》的执法力度。
例如，若无从掌握某企业的真实财务表现，可能就无法针对垄断行为祭出“具有痛点和力度”的罚款，这么一来，就达不到反垄断的目的，因为，只要利益仍大于罚款，大多数企业还是会铤而走险追求利润。
唐生也呼吁当局采综合治理，纳入业界的法律意见。他说，互联网的发展已经颠覆了许多过去的监理理论，如果当局在修法的过程，仍只交由少数学者依据过去的理论和经验来制定法律或机制，恐不切实际，也难以配合未来的发展趋势。
由于受到了反垄断监管风向趋严的影响，中国大型互联网科技股，如美团、京东、腾讯、阿里巴巴和小米近期的股价都受到压抑。
未来若反垄断监理进一步落地，海豚智库的李成东说，互联网科技巨头的并购步伐应会放缓，这肯定会影响他们长期的增长。不过，由于大型企业对粗暴垄断行径的忌惮，这也会让中小型商业对手的竞争力和消费者的权益受到更好的保护，让整体产业的发展更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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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全球387名记者遭关押中国占117人
看中国2020年12月15日讯：14日，据《德国之声》报导，无国界记者组织（RSF）德国分部发表一份报告指出，截至12月为止，全球有至少387位媒体工作者被关押，其中这5个国家关押的人数，就占全球总数的一半，依序为中国有117人、阿拉伯有37人、埃及有30人、越南有28人，以及叙利亚的27人。其中遭押的女性记者人数，也增加了三分之一。
报导中称，自从武汉肺炎疫情爆发之后，全球就有130多名新闻工作者，因为报导了疫情而遭到关押，其中有14人于该报告发表之时，仍还在狱中；在女性记者被逮捕的人数方面，比去年大幅增加了35%，截至目前为止，已经有42位女记者遭到“剥夺自由”，而在2019年度为31人。在今年3月至5月期间“任意审问和拘留”记者的行为，亦比以往成长了4倍
据RSF德国分部主席格洛格尔（Katja Gloger）表示，这么多的记者入狱，已经凸显出新闻自由受到压制的恶劣现况，例如有津巴布韦调查记者奇诺奥诺（Hopewell Chino'ono） ，由于揭露报导当地政府高价出售了肺炎药品，因而遭到关押，甚至在入狱数月多次遭拒绝假释。格洛格尔批指，仍然还有许多国家把抗议示威或对于疫情的反应，当成是“坏消息的传递者”，甚至也有许多记者仅因不愿与新闻审查及迫害为伍，就遭受到不公正的审判、长期关押与虐待。
RSF报告对于在武汉疫情期间，遭到关押且得不到相应医疗的记者，表达深切地忧虑。报告还提到，截至12月为止，总共有5位记者遭判处死刑，来自于伊朗的扎姆（Ruhollah Zam）在本月12日被处决了，另外4人的命运仍还掌握在也门的胡塞叛军手里。
在报告中显示，总计有54名新闻工作者于叙利亚、伊拉克和也门遭到绑架了，甚至其中有数人已经失去音讯多年。据报告，在今年还有4位记者在原因不明的情形下失踪了，他们分别来自于伊拉克、刚果、莫桑比克与秘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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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秘密名单外泄包括“610”成员
2020年12月17日看中国记者黎紫曦综合报导：近日中国195万名注册党员名单流出，外媒经比对后称当中不少人任职跨国企业、大学以至外交机构，包括英美澳等十国驻上海的领事馆。由于名单可见党员姓名、职位、地址、电话等信息，外界惊讶发现，这其中还隐藏着一批“神秘组织”成员，未来恐面临国际制裁。
外泄195万党员名单包括“610”成员
今年7月在美国传出或将制裁中共党员及其家属的消息后，一份来自上海的195万中共党员登记名册在网上曝光，实际上，这份名单早于2016年7月便已被人上传至网络。
而近期，澳大利亚、英国等国媒体在对这份名单进行深度调查后发现，这195万名党员部署在7万9000多个分支机构里，部分党员曾经或目前受僱于驻上海的澳洲、美国、英国、瑞士、德国、印度、新西兰、意大利和南非等国代表机构，至少10个驻上海的领事馆聘用中共党员，担任高级政治和政府事务专员、文员、经济顾问和行政助理。
不仅如此，包括空中巴士、波音、劳斯莱斯等具有国防工业性质的公司都僱用了数百名中共党员；参与武肺疫苗研发的制药巨头辉瑞和阿斯特捷利康也僱用了100多名中共党员。更有甚者，2016年英国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19个分行的职员当中，竟然有超过600人都是中共党员。
再纵深追查发现，这些党员不仅潜伏在各领域，部分党员更是中共治下大陆“
610 ”组织的主力军。
美国媒体《The Epoch Times》披露，这份中共党员名单中，至少有57名党员是上海“610”办公室成员，他们分属于上海市5个行政区“610”办公室的党支部，另有10多人未注明所属党支部的区域。
有鉴于上海市共有16个市辖区，辖下107个街道、106个镇、2个乡；而中国各省、市、县，甚至乡（镇）、街道居委会都设有“610”分支机构。因此，这份名单中披露的“610”办公室党员，可能只是上海“610”系统中的一小部分成员。
“610”迫害人权信仰团体急先锋
那么，“610”究竟是什么组织？为何以“610”作为名称？
根据明慧网报导，1999年6月10日，前中共党魁江泽民为迫害法轮功群体成立了“610”办公室。这个特殊的机构，可以通过政法委控制公安、法院、检察院、国安、武装警察系统，随时调动外交、教育、司法、国务院、军队、卫生等资源，当时周永康掌控全权，江泽民则幕后操盘，首要任务是对法轮功团体进行打压。美国智库报告称，从2003年开始，610办公室从专责迫害法轮功，扩大到迫害中国各种宗教及气功团体，包括家庭教会基督徒、佛教徒和其他宗教等，其目标是“禁锢、改造中国国民的思想”。
据一名成都军区情报处人员当年透露，江泽民1999年4月决定迫害法轮功时，当时政治局7名常委中有6人不同意，但江泽民却仍授意其心腹，炮制假情报，谎称法轮功“要推翻共产党”，以此为由，胁迫政治局常委点头镇压法轮功。而时任政法委书记罗干，则担任“610”首任负责人，具体实施江泽民授意的任何迫害指令。
为了掩盖迫害真相，中共中央还于2000年将“610”办公室改名为“中央防范办”。尽管中共中央级别的“防范办”（“610”办公室）已于2018年3月被裁并，但政府文件及网络公开信息却显示，中央以下的省市县级别的“610”办公室仍存续，并滥用公帑，继续迫害包括法轮功在内的信仰团体。
美国或将制裁被曝光“610”成员
针对中共政府残酷迫害大陆法轮功学员及其他信仰团体，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已于2011年认定，“610”办公室是听令中共中央的“法外机构”。
而在今年世界人权日（12月10日）当天，美国再宣布制裁17名外国官员及其直系家属，当中就包括一名参与迫害中国法轮功学员的厦门警察黄元雄（Huang Yuanxiong）。
对此，美国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公开表示，厦门市公安局梧村派出所所长黄元雄参与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尤其严重侵犯法轮功学员的信仰自由。根据美国的相关规定，黄及其配偶不得进入美国。
美国国务院公告也指出，制裁这些官员强调了美国对人权的支持，以及推进对严重侵犯人权者的问责。
另外，在12月10日前夕，西方29国的法轮功学员将最新一批迫害者名单递交给本当地政府，要求各国官方依法禁止参与迫害法轮功的本人及其家属入境，并冻结他们的资产。
上述29国中包括五眼联盟中的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及新西兰；欧盟中的18国包括：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波兰、比利时、瑞典、奥地利、爱尔兰、丹麦、芬兰、捷克、罗马尼亚、葡萄牙、匈牙利、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以及另外6国有日本、韩国、瑞士、挪威、列支敦士登和墨西哥。
最新迫害者名单中，中共中央一级官员分别是：政治局常委韩正、政法委书记郭声琨、最高法院院长周强、中央纪委副书记刘金国和全国政协副主任傅政华，而在这些一级官员中，几乎也都曾任610重要干部。
名单中其他人则与以往一样，涉及各地区、各行业以及各级别的官员，包括各级政法委书记、“610”主任、地方负责人，公安厅、局的负责人、国保大队的警察，法院的庭长、法官，监狱、劳教所的负责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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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回应：中共党员渗透西方机构？
和讯网12-15：中共党员渗透西方机构？中方回应
此前援引福克斯、Business Insider、《澳大利亚人报》等媒体周一(12月14日)报导，在长达十多年的协调努力中，中国共产党利用一个招募机构渗透到英国、澳大利亚和美国驻上海领事馆。
《澳大利亚人报》的一份新报告说，泄露的党籍记录揭露了近200万中共党员的信息，导致在上海的10个领事馆发现了中共工作人员。据报导，这些成员担任高级政治和政府事务专家、经济顾问、职员和行政助理。
报导称，9月中旬，这个数据库被发送给了“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Inter-Parliamentary Alliance on China)，数据显示中国共产党成员被英国、德国、瑞士、印度、新西兰、意大利和南非派驻上海的代表团以及通过上海外国代理服务部聘用。
《英国星期日邮报》指出，通讯平台Telegram早前流传195万名怀疑中共党员资料，内容包括他们的名称、出生日期，以至他们的住址及电话号码，资料其后在9月被一名中国异见人士转发至欧美多国议员组成的“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对此，《环球时报》发文称，“这个名单是真的吗？我们无从得知。但是如果外国驻华使领馆不专门排斥僱用中共党员的话，那么他们聘用的中方僱员中有人是共产党员的概率一定是非常高的。这一是因为中共党员占中国人口的比例相当高，二是因为党员在优秀人才中的比例尤其高。如果一个外国使馆不设特别条件僱佣几十名中国人，他们无一是中共党员，那么这一招聘无疑是失败的，受僱者的平均水平很可能处在中国社会的中等线之下。”
“外国机构如果正常扩大他们的在华僱员队伍，一定会遇到中共党员。根本用不着中方向它们'搞渗透'。只要那些机构在中国的运营是合法的，就说明它们在中国的存在构成了这个国家对外开放的一部分，那些党员与雇主和谐相处、做出的贡献至少不会比非党员群体低。外国机构完全可以做一个调查，它们那里优秀工作者中的中共党员比例很可能会高于党员在全体员工中的比例。”
在12月15日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外媒称，中共党员已经渗透到西方国家机构、大学和银行中，是“潜在的间谍”。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有关说法不外乎是个别反华分子对中国共产党歇斯底里的抹黑和污蔑，在逻辑上是荒谬的，事实上也根本站不住脚，不过是中国威胁论的又一个翻版。
汪文斌表示，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9200万中共党员在各行各业中发挥着先锋模范作用，这是中国的现实国情。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世界谋和平，为人类谋进步，重信守诺，光明磊落。国与国的交往应当遵循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应当尊重彼此的制度和国情。我们相信，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无端抹黑和攻击，一切理性、有良知、有正义感的人士，对此都不会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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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中南海“叛徒”？
2020年12月15日大纪元香港新闻中心报导：美国财政部遭国家级黑客入侵，谷歌多项服务突死机；中共195万党员被确认，渗透领馆汇丰辉瑞等领域；分析：习近平遭致命一击，疑有人从内部瓦解中共；密苏里州前共和党主席：中国人已准备好中共倒台；被美制裁，港官消费靠妻子，中南海“首犯”露面。
美财政部遭国家级黑客入侵数月谷歌多项服务突然死机
在美国大选十分敏感的时刻，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报导，一个有外国政府支持的技术熟练的黑客组织窃取了美国财政部和商务部国家电信暨信息署的信息，因攻击相当严重，白宫国家安全会议为此事开会。
三名知情人士指出，美国情报界担心，这些锁定美国财政部和商务部国家电信暨信息署（NTIA）的黑客，使用了类似的工具来入侵其它的政府机构。
报导称，黑客入侵了NTIA的办公软件，亦即微软（Microsoft）的Office 365，监视职员长达数月的电邮通讯纪录，并形容他们手法纯熟，避过网络保安措施进入目标部门的计算机系统，属“国家级”的入侵。
另一个诡异的事是，美东时间12月14日上午7时，Google多项服务突然无法运作，包括云端文件、Gmail、YouTube等服务，全球网民在Twitter纷纷发文求救，在半小时后，香港地区的服务基本恢复。至截稿前，异常原因仍未明。
不少网友有不祥的预感，推测谷歌未来可能还会加强言论审查，越发没有底线。因为在这次大选中，谷歌、脸书、推特这些高科技公司越来越似中共“中宣部”的做法，逐渐失去民众的信任。不少网友开始转到影音平台“Rumble”、社交媒体MeWe等其它平台，也有不少人呼吁使用VPN，以面对未来未知的情况。
中共195万党员被确认渗透领馆汇丰辉瑞等领域
今年8月中旬，一则上海195万党员个人信息外泄的消息曾引爆网络。12月13日，澳洲《澳大利亚人报》和英国《每日邮报》等媒体报导称，一名中国异议人士9月份在加密通信软件Telegram上，将一个包含195万中共党员信息的外流数据库，传给了关注中共政府活动的“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IPAC）。
这些党员的信息被详细记录。IPAC在对材料进行认证后，将数据库提供给英国、澳洲、比利时和瑞典的四家媒体。
报导说，这次重大泄漏事件暴露了在澳洲、英国和美国等西方社会的部分中共党员，同时也揭露了在习近平领导下的共产党如何运作的秘密。
《澳大利亚人报》14日更进一步披露，根据这份外泄名单，高达九个西方国家驻上海领事馆都有中共党员任职。外交事务专家警告，有的中共党员在外国驻中领事馆工作长达16年，这可能是“国家资助的间谍网”的一部分。
《星期日邮报》近日报导，名单上的部分中共党员已渗透英国驻上海领事馆、大银行、金融机构、制药公司和航空巨头波音。
这份名单里的共产党员各别部署在7万9千多个机构，其中2016年英国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19个分行的职员当中，有600多名中共党员；近日汇丰冻结了流亡的香港议员许智峯的银行账户，今年夏天汇丰等银行发表声明谴责香港人民的抗议活动。
参与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苗研发的制药巨头辉瑞（Pfizer）和阿斯特捷利康（AstraZeneca）有100多名共产党员员工，英国最大药厂葛兰素史克（GlaxoSmithKline）也僱用了多名共产党员，他们能够接触到一些联系方式、设计和供应链。
在设计国防或航天研发制造的领域，如欧洲空中巴士（Airbus）、美国波音（Boeing）等，都僱用了数百名中共党员。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有中共党员身份的学者也进入了英国多间大学，参与了相当敏感的研究领域，其中包括航空航天工程和化学。
更令英国感到尴尬的是，《星期日邮报》透露，一位共产党员曾在英国驻上海的领事馆工作。
英国政府的高级官员证实，这个消息确实引发了安全问题，因为那个共产党员的工作地点距离英国军情六处（MI6）特工小组的地点近在咫尺，而那些英国特工的“表面掩护身份”是驻华外交官员。
虽然目前没有证据表明这个共产党员进行了汇报，但是《星期日邮报》评论，中共党员与英国情报人员的近距离接触，让人担忧英国正在“玩火”。
英国资深政治家史密斯（Iain Duncan Smith）撰文写道，这项调查证明中共党员现已遍布全球，潜入了世界上最重要的跨国公司、学术机构和外交单位，因此他呼吁英国政府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将中共在各地领事馆里的共产党员驱逐出去。目前有30名英国国会议员对IPAC的调查结果作出回应，他们表示将在下议院提出紧急问题。
英国前外交官亨德森（Matthew Henderson）说，“这进一步证明了中共如何渗透英国机构，我们正在与狼共舞，（中共）意在英美之间打入楔子，推翻民主并超越西方。”
分析：习近平遭致命一击疑有人从内部瓦解中共
知名评论人士林保华撰文分析说，这份外泄名单涉及全球各国的中共情报工作，就是中共的友邦也难以接受。因此全球必然会出现一次“清共”潮流。
文章说，这195万人肯定成为各个国家的防范对象。尤其美国正在清理内部被渗透情况，这份名单的出现，无疑大有裨益。对习近平来说，这是最致命的一击。
林保华提到，留意到近日中共前国务委员戴秉国被撤职。他到1985年胡耀邦担任总书记时才被提拔为副司长，同习的思路很可能背道而驰。
林保华认为，他的重要在于担任过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这是负责国外的情资工作。但是否真的同这场泄密事件有关，还有待今后厘清。
7月份媒体传出川普政府考虑对所有中共党员和家属进行制裁后。就有爆料人在网上披露了上述195万党员名单。
当时阿波罗网评论员林峰分析认为，此事表明在中共内部似乎有力量在配合美国对中共党员进行制裁，并希望从中共内部瓦解中共。
密州前共和党主席：中国人已准备好中共倒台
不止在中国以外，在中国内也有越来越多人清醒。
12月10日是世界人权日，前密苏里州共和党主席马丁（Ed Martin）当天受访时表示，听到3.69亿中国人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消息，他很兴奋，他鼓励他们这么做。他想还会有越来越多的事情发生。
他还表示，中国人民已经像苏联时期的民众一样，为中共政权倒台做好准备。“苏共政权的倒塌，不仅仅是来自美国的压力，而且是人民决心要发生改变。”“我想，中国人民已经做好准备，迎接这样的改变。”
“停止窃选”组织的发起人之一的亚历山大（Ali Alexander）受访时表示，中国人退党的消息，非常鼓舞人心。这可能会成为一种浪潮，他和这些中国人站在一起。
弱势群体项目总裁及创办人琼恩（Jones Jone）受访表示，很高兴这么多中国人摆脱了中共的束缚。“退党，这是很美好的事情。他们甦醒过来了。让中国自由吧。”
《大纪元时报》2004年11月发表长篇社论《九评共产党》，阐明中共反天、反地、反人类的邪恶本质，引发退党大潮。至2020年12月14日，超过3.69亿中国人在大纪元网站上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
29年前，前苏联共产政权瞬间解体，就是人民的选择。共产阵营的老大，五天就倒台了。从1989至1990年，东欧各国共产党相继瞬间垮台，同样是各国人民的选择。
受制裁港官叫苦连天出门消费靠妻子支付
继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之后，又一名香港高官对美国的制裁叫苦连天。
12日，一名受到美国制裁的香港高官向《南华早报》透露，他的名字出现在美国制裁名单上两天后，在香港的一家美国金融机构就书面通知他，不能再使用信用卡。随后，他的银行“建议”他关闭账户。
这位匿名的受制裁官员说，在他被迫关闭银行账户后，他将毕生积蓄转到了妻子名下。
该官员对美国的制裁叫苦连天，他说现在每月的工资全部都进入妻子的银行账户，妻子负责他们所有的家庭开支，包括他的手机账单。
他承认制裁给他带来不便和困扰。他诉苦说，自己的生活发生了许多改变，“没有信用卡或电子支付账户，我在购物或外出就餐时必须用现金或八达通卡支付，除非我和妻子一起去。”“我必须在日常生活中依靠她。”
中南海“首犯”露面中美商会讲话不忘捧习
中共在10日派出中共副国级领导人、中共政治局委员王晨，出席中美商会晚宴。王晨在晚宴上说，希望中美商会及会员企业，继续为推动中美关系重启对话、重回正轨、重建互信作出努力。
王晨讲话中仍不忘向习近平表忠，吹捧习所谓“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下有抗疫成果等。
中国美国商会每年都在12月举行年度答谢晚宴，中方大多派遣与商业、经济领域相关的高官出席。此次中共罕见地指派中共人大系统的王晨出席，引发联想。
王晨是美国7日宣布制裁的14人之一。由于王晨是中共人大常委会排名第一的副委员长，在14名被美国制裁的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王晨是党内职务最高的一人。
对于王晨作为被美国制裁的中南海“首犯”露面中美商会，有分析说，北京此举，或是对美方的制裁表达针锋相对。也有人认为，王晨是代表习近平对美假示好。
评论人士振远对《看中国》透露，王晨本人与习近平关系非同寻常。王晨与现任中共组织部的陈希一样都是习近平最早的“好兄弟”，习发迹后对两人格外照顾，这才有了王晨担任人大副委员长之首。此外，2018年习近平修宪，王晨是主要操盘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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