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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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美驻UN大使警告：社会主义成2020年主流
2020年12月30日大纪元记者颜殊璟编译报导：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妮基·海莉（Nikki Haley）周一（28日）警告，尽管经历了失败的历史，但社会主义已成为2020年的主流，而且民主党政客正将其作为自己默认的经济政策。
海莉周一在推特上写道：“2020年是社会主义成为主流的一年。这种危险的意识形态，在其被尝试过的每一个地方都失败了，并毁灭了无数的生命，但现在正成为民主党的默认经济政策。”她补充说：“这种可怕的趋势威胁着每个美国人的未来。”
海莉上周对社会主义发表了类似的评论，同时表达了对共和党参议员凯利‧洛夫勒（Kelly Loeffler）的支持。后者将在1月5日的联邦参议员决选中，与其民主党对手拉斐尔‧沃诺克（Raphael Warnock）展开对决。洛夫勒此次是寻求连任。
海莉说：“民主党认为，对于任何与自己意见不一致的人，应让其消声。他们认为，应停止资助警队（Defund the Police）、不再关心为我们服务的人。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是新的生活方式。他们认为，你们应该将你们的生活和医疗保健交由政府处理。”
海莉曾担任南卡罗来纳州两届州长。她直言不讳地捍卫川普总统的外交政策以及对经济的处理。
在2020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她将前副总统乔·拜登（Joe Biden）描述成一个受制于激进进步派及其社会主义议程的人。
“他们对美国的愿景是社会主义。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在每个地方都失败了。”海莉当时说，“他们想告诉美国人如何生活、如何思考。他们想要政府接管医疗保健。他们想禁止水力压裂（fracking），并扼杀数百万份工作。他们想对工薪家庭大幅度加税。”
海莉发表这些言论之际，正值一个进步派继续使民主党向左倾。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拜登，虽然是以一个温和派的形象参加竞选，但他最终采用的经济纲领却吸收了进步派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伊丽莎白·沃伦（ Elizabeth Warren）的主张并让其扮演重要角色，承诺联邦最低工资为每小时15美元，并承诺对医疗保健、教育、基础设施和清洁能源进行4万亿美元的联邦投资。
本月早些时候，年轻的进步派众议员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在接受新闻网站“拦截”（The
Intercept）采访时表示，现在是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Nancy Pelosi）和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辞去其领导职位，为新领导层腾出空间的时候了。
奥卡西奥-科尔特斯还谈到，要取代温和派众议员里奇·尼尔（Richie Neal）所担任的众议院筹款委员会（Ways and Means
Committee）主席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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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共产主义组织鼓动潜在选民抵制川普
2020年12月30日英文大纪元记者Ella
Kietlinska和Joshua Phillipp报导／张玉洁编译：新西兰作家、制片人特雷弗·劳登（Trevor Loudon）披露，美国的共产主义组织成立了一些选民注册团体，有系统地鼓动较少投票的潜在选民，比如少数族裔、低收入工人和年轻人，投票给拜登、抵制川普。
劳登接受《大纪元时报》（The Epoch Times）采访表示，在美国确有共产主义组织，他们对中共唯命是从，其中包括“解放之路”（Liberation Road）及其分支“左根” （Left Root）、美国共产党（the Communist Party USA）等。
数年来，这些组织参与在摇摆州成立选民注册机构，把那些倾向民主党但很少投票的少数族裔作为目标，设法让他们投票。
“解放之路”的网站显示，它是一个社会主义者组织，奉行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目标明确地抵制川普”，“我们学习中国领导人（中共党魁）毛泽东的主张——'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播种选票”
“解放之路”的网站还显示，其在加州有一个名为“播种选票（Seed
the vote）”的项目，专门发动志愿者击败川普总统、赢得参议院席位。
劳登披露，“播种选票”项目是一个大型选民注册机构和社区团体，但实际上是旧金山华人进步会（Chinese Progressive Association，CPA）的幌子。旧金山华人进步会成立于1970年代，与旧金山中共领事馆密切来往，“一直受中国共产党控制”。
“‘播种选票'项目持续操控整个选民注册机构网络，今年的目标是7个摇摆州——亚利桑那州、乔治亚州、北卡罗来纳州、佛罗里达州、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和宾州。”劳登说。
劳登具体解释说，该项目为数十万名通常不投票的选民进行了注册，资助他们去投票站的交通费，并公开声称要为拜登赢得大选。
“尽管他们为选民提供注册服务是合法的，但与中共合作并接受中共指示是违法的。”劳登说。
“播种选票”项目的一个关键人物是旧金山华人进步会原执行董事谭大元（Alex
Tom）。他曾公开炫耀自己与中共官员交情深厚——“中国（中共）在资助左派方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实际上我们与中国（中共）领事馆保持着联系。我已经同他们有过多次会谈，探讨我们的定位。”
劳登表示，谭大元目前是自主政治中心（Center for
Empowered Politics）执行董事，该机构与旧金山华人进步会有关联。谭大元也是索罗斯创立并担任主席的开放社会基金会（Open Society Foundations）索罗斯平等协会（ Soros
Equality Fellow）的成员。
“播种选票”项目尚未回复《大纪元时报》的置评请求。
索罗斯的基金会
劳登表示，“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本人在过去3至4年向左派资助了大约180亿美元，用于购买大量选票、成立很多选民注册组织、购买大量用于载送选民去投票站的巴士。”
另外，劳登说，索罗斯资助的一些组织“正与中共相关机构合作，这就使整个事件变得不一样”。
开放社会基金会网站显示，索罗斯从1984年开始向该基金会提供资金，目前累积资助320多亿美元。
开放社会基金会尚未回复《大纪元时报》置评请求。
弗吉尼亚州从红翻蓝背后有中共诡影
劳登表示，弗吉尼亚州有一个名为“新弗吉尼亚多数党”（New
Virginia Majority，缩写为NVM）的团体，过去十多年一直提供选民注册服务，该组织被指是把弗吉尼亚“从红变蓝”的主要推手。
“新弗吉尼亚多数党”的联合创办人和联合总监乔恩·利斯（Jon Liss）是“解放之路”的长期会员。
2019年选举日之后，“新弗吉尼亚多数党”发声明说：“在非大选年，弗吉尼亚州的投票人数令人惊叹，弗吉尼亚民众选择民主党占议会多数席位，民主党自1993年以来首次掌控3个立法机构。”
“新弗吉尼亚多数党”政治主管玛雅·卡斯蒂罗（Maya Castillo）在声明中补充说，2019年他们亲自上门与选民面谈超过50万次。
劳登表示，“新弗吉尼亚多数党”使用“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缩写为GIS）来确定潜在选民的选区。GIS技术复杂，由美国研究人员史蒂芬·麦克科伦（Steve McClure）在武汉大学研制而成。
麦克科伦2011年曾在其博客说，当时他正与“新弗吉尼亚多数党”共同制作能够指示如何在弗吉尼亚州议会大楼区域步行的地图。
劳登表示，麦克科伦在中国大学工作，使用中国的设备、中国的计算机，可能由中共支付薪水，从事干预美国政治的活动。
“新弗吉尼亚多数党”主席湛·阮（Tram Nguyen）曾在《纽约时报》发表专栏文章称：“我们尝试接触不同肤色的选民，女性、低收入工人和年轻人。”“我们把那些曾被监禁过的人们组织起来，帮助他们要求恢复所有的公民权利，包括投票权。”
“新弗吉尼亚多数党”没有立即回复《大纪元时报》的置评请求。《大纪元时报》未能联系到麦克科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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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教授彼特森新书：过度秩序的危害
大纪元2020年12月29日讯（PATRICK CARROLL撰文／原泉编译）：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心理学教授乔丹‧彼特森（Jordan Peterson）这一年过得相当不顺，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全球各地寻求治疗，以解决严重的健康问题。但令全世界众多粉丝欣慰的是，由于家人的不懈支持和他自己对生活负责的坚定决心，他已经走上了康复之路。
11月23日，他再次大步回到了聚光灯下，宣布他的新书《秩序之上》（Beyond Order）即将出版。作为他的畅销书《人生12法则》（12 Rules For Life）的续集，《秩序之上》提供了第二套12条法则，这次重点讨论的是刚性过强带来的问题。
他说：“与我的上一本书不同，《秩序之上》探索了一个最重要的主题，即如何有效地避免过度安全和控制的危险。”
《人生12法则》的推出是为了“对抗混乱”，而《秩序之上》则是为了突出事物的另一面。
这是一个批判性的观点，因为它暴露了这样一个事实：秩序并不是无条件地好。秩序可以意味着安全与稳定，但也可以意味着专制和死气沉沉的统一性。混乱可能带来危险和不确定性，但也可能是潜力、创新和更新的源泉。
正如彼特森所说：“所有的秩序状态，无论多么安全舒适，都有其缺陷。”有鉴于此，我们需要“秩序之上”，积极寻求某种程度的混乱。正如他在其它地方所说的那样，“一个有序的结构必须允许一种混乱的元素进入其中，以便成为新的东西，甚至维持它自己的生存，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事物必须成为新的东西。”
因此，彼特森对太极的（黑白）配色表示赞同，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提醒我们，培养幸福感的最佳方式是追求混乱和秩序的健康平衡，而不是沉溺于对其中任何一个极端的不健康的执着。
过度秩序的危害
作为宣传的一部分，彼特森还强调了他的哲学中一些有趣的文化和政治含义。
彼特森写道：“作为被误导下的尝试行为的后果，我们试图将所有未知事物从思考中清除，这可能导致我们努力强加给世界的秩序变得僵化。”“一旦这种尝试走得太远，就会受到极权主义的威胁，其动机是想实行全面控制，而这种控制即使在原则上也是不可能的。”
正如彼特森在他的一次心理学系列讲座中所解释的那样，过于循规蹈矩的倾向很可能源于人类生物学。更具体地说，它产生于对厌恶的敏感和保持环境清洁的需要。
2015年华威大学（University of Warwick）的作者发表的关于这一观点的一篇有影响力的论文称，“高感染率可能会导致民族优越感、仇外心理、对他人的不信任以及从众行为，因为这种行为将减少接触尚未形成免疫力的陌生传染病的可能性。”
用典型的术语来说，我们执着于秩序和清洁度，因为它能让我们远离那些奇怪和不同的事物。
但彼特森指出了这一观点的一些更引人注目的暗示：“对清洁度的关注和厌恶感同样与政治态度有关……疾病流行率较高的地区往往与较高的社会一致性和专制统治相联系。”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人员发表的另一篇重要论文指出，“独裁政府更有可能出现在致病病原体高流行的地区。”
恢复平衡
虽然我们还不知道《秩序之上》是否专门针对封锁，但其相关性是显而易见的。可悲却可以预见的是，这些过度的秩序正是我们在应对新冠大流行时看到的。从小企业停业到关闭边界，再到集会人数限制，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孤立，而这一切都是以清洁度的名义进行的。
但清洁度的意识形态是一个支离破碎的神话，因为它只呈现了事物的一半，即秩序的积极面和混乱的消极面。在现实中，事物的另一方面也同样重要：对无菌的努力可能过头了。
遗憾的是，想要控制我们的邻居并决定他们的选择的愿望反映了一种世界观，在这种世界观中，秩序的弊端被认为比混乱的后果要小。这种范式可能很诱人，尤其是在危机时期，但要使社会真正繁荣，就必须对其提出质疑。
因此，虽然我们可能被诱惑想接受中央计划甚至社会主义﹐以作为安全和稳定的源泉，但我们要认识到，这种专制、独裁的制度是过度秩序的体现。
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们一直在讨论这一观点，他们中的许多人指出，“行使完全控制权的愿望”是通往繁荣的主要障碍之一。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就是这样一位经济学家，在其经济学著作《人类行为》（Human
Action）中，他提醒人们注意试图为经济强加一个僵化的、总体的计划的问题。
“如今人们习惯于谈论'社会工程'。像安排计划一样﹐这个词是独裁和极权暴政的同义词。这个词的意思是以工程师对待建造桥梁、道路和机器的材料的方式对待人类。社会工程师的意志将取代他计划用来建设其乌托邦的各种人的意志。人类将被分为两类：一类是万能的独裁者，另一类是将沦为他的计划中的棋子和机器中的齿轮的下人。如果这点可行，那么社会工程师当然就不必为理解别人的行为而烦恼。他将可以像技术处理木材和钢铁一样，自由地处理他们。”
米塞斯的观点是，经济不应该被看作是一台我们可以控制和指挥的机器。它更类似于一个生态系统，如果任由它自己的设备运作，它会最繁荣。
因此，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警惕，因为封锁和强制令几乎覆盖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需要警惕太过紧紧地依附于秩序、控制和安全。
希望彼特森的新书能让人们了解到这个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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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冇搞错：美国“文革”正在发生
大纪元2020年12月29日讯有冇搞错：美国“文革”正在发生
最近，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的一名高中生，威廉·克拉克和他的母亲，起诉当地一所特许学校（charter school），原因是该校基于“批判性种族理论”（Critical
Race Theory）的课程，正对学生进行“强制性的意识形态灌输”，将迫使学生将自己的身份与压迫联系在一起。
这位学生在拉斯维加斯就读一所所谓的“民主预科学校（Democracy
Prep）”，他的母亲是黑人，但去世的父亲是白人。他在为期一年的必修课“变革社会学”（Sociology of
Change），以及另一门让学生进行政治或社会工作项目的必修课“改变世界”（Change the World）中，觉得课堂对他充满敌意，让他感觉受到了歧视。
民事诉状（complaint）表示，由于这些所谓的“公民课程”是新管理人员实施的，名称也与以前的课程相同，因此像克拉克夫人这样的父母，“直到他们开始看到对孩子的有害影响，才意识到课程已转变为强制性的意识形态灌输”。
诉状指出，新课程在“批判性种族理论”（Critical Race
Theory）的旗帜下，加入了意识提升（consciousness raising）和制约训练（conditioning exercises）。
诉状里面说：“这些课程……不是描述性或信息性的，而是规范性和规定性的：他们要求学生‘学习'和‘反击'所谓的‘压迫性结构'，这些结构隐含在家庭协议（family arrangements，指在家庭成员内部达成的非正式协议，一般用于财产分配等）、宗教信仰、习俗、种族、性别、性别认同中，他们必须透露所有这些信息，并接受非公开审讯。
”
威廉被指示“在课堂上‘舍弃'（unlearn）他母亲传授给他的犹太基督教基本原则”，接着学校基于他的信仰，对他进行攻击。
“一些种族、性、性别和宗教身份，一旦暴露出来”，诉状称，“将在课程中正式提出，并被视为先天固有的问题，赋予道德上的贬义。”
诉状表示，威廉·克拉克的老师向学生们打招呼，常说：“你好，我的社会正义战士们！”并要求他们进行“揭露种族、性、性别、性倾向、残疾和宗教身份”的作业。
威廉被告知，下一步将确定他的部分身份“是否带有特权或压迫性”。
克拉克一家提出的法律论点是，威廉被强迫“在课堂口头练习和书面家庭作业中，对他的种族、性、性别和宗教身份做出自白，而这些都要受到学生、教师和学校管理人员的审查、审问，并贴上贬低性的标签”，被告“正胁迫他接受和肯定，他在良知上无法肯定的政治化和歧视性的原则和言论”。
克拉克家人表示，学校一再威胁威廉“如果他不遵守他们的要求，就可能遭受成绩不及格和不能毕业等实质伤害”，并拒绝满足他提出合理的住宿需求。
起诉书中说的，“迫使学生将自己的身份，和压迫联系在一起”这是什么意思？有点年龄的来自大陆的中国人，对这个应该不会陌生。在1979年以前，也就是中国文革结束之前，中国大陆就是这样的。就是共产党给你定成分，你有多少钱？做什么工作？是不是地主、资本家？是不是前政府人员？有没有宗教信仰？是否是宗教团体中的人物？等等这些，来确定你的所谓个人成分，这个要写在你的资料档案里面，决定了你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你以后获得教育，获得什么工作？或者拿多少工资。
而且这些成分是跟着你很长时间的，你爷爷是地主，即使你从来没有拥有过土地，你也是地主，必须受到批判，受到大家的监视，受到全社会的歧视。你必须划清界线，批判批斗你的父母和祖先，叫做划清界线，然后也许你会被宽恕，日子过得好一些。
当然，很抱歉，这些对中共党的领导人不管用的。毛泽东、周恩来这些人，都是地主或资本家出身，他们当然不受这个影响。
这个东西，叫做制度性歧视。
现在在美国，在民主和反歧视的幌子之下，中共的这套制度性歧视的机制，被悄悄地引进来。今年中发生的左派骚乱，包括安提法和BLM运动，他们的基本意识形态基础，就是这个所谓批判性理论。
“批判性理论”的起源，来自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Francesco Gramsci）和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安东尼奥·葛兰西是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是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摆脱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提出了“文化霸权”的概念。他认为，资产阶级把对他们有利的文化推广成为社会规范，被大众所接受。无产阶级也把这种文化当作了常识，便甘愿臣服于资产阶级的压迫之下。葛兰西称之为“文化霸权”。他主张被压迫者必须发展出自身的文化，反抗资产阶级的“文化霸权”。这一思想被称为“新马克思主义”和“文化马克思主义”。
1923年，正当葛兰西在意大利为共产主义努力奋斗时，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又称歌德大学）成立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社会研究中心（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该研究所的学者们被称为“法兰克福学派”。法兰克福学派在很大程度上借鉴或认同了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发展出了“批判性理论”。
1935年，由于希特勒在德国的执政，这所社会研究中心搬迁至美国纽约，加入了哥伦比亚大学。1953年，社会研究中心重新搬回德国法兰克福。但他们把“新马克思主义”的种子留在了美国。
葛兰西和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成了“批判性理论”在美国发展的思想泉源。1980年代开始，美国的一些法学院把这种“批判性理论”，加入了美国这个国家所特有的种族问题核心，变成了“批判性种族理论”。
2011年，奥巴马总统颁布行政令，在联邦部门推动“多元化和包容性”的培训项目。之后，“批判性种族理论”悄悄地进入了联邦政府的培训中。直到2020年9月，川普才终止了这项培训预算。
一份基督教刊物认为，由于美国有蓄奴的历史，种族问题成了“批判性理论”专注的焦点之一。如果说“批判性种族理论”是新马克思主义为美国量身定做的杀器，也一点都不过分。
我们下面用生命网中署名慕荣以待的文章内容和一些观点。
“批判性理论”用权力和压迫的眼光看待世界。它把人类分成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一个人的身份，如种族、性别、宗教、移民身份、性取向等，决定了他/她是压迫者还是被压迫者。
所以，美国被描述为一个充满了压迫的邪恶帝国，比如，白人压迫黑人，男性压迫女性，异性恋者压迫同性恋者，基督徒压迫穆斯林（在美国境内），盎格鲁萨克逊的后裔压迫美洲土著印第安人。总之，在“批判性理论”构建的世界观里，美国天生就带着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原罪。接受这种观念的人并不为美国感到自豪，反而充满仇恨。这就是为什么在今年的街头暴力中有抗议者焚烧美国国旗。
所以大家可能可以理解，为什么加州湾区的教育委员会，要把用华盛顿、林肯这些人命名的学校全都改掉。因为他们都是白人，都是基督徒，而且都是男人，用中共当年的话说，都是“出身”不好，“成分”不好，都是“剥削阶级”。
在“批判性种族理论”中，美国的传统文化是白人维护特权的工具。所以，为了实现黑人的自由和解放，摧毁历史传统是必要的革命手段。乔治·华盛顿和汤玛斯·杰弗逊、林肯这些历史人物，当然不能再被视为英雄，而被视为压迫黑人的种族主义者。于是，他们的雕像必须被推倒。
“批判性种族理论”的谬误，其实是一些违背常识的谬误。比如南北战争之前，美国的奴隶主不都是白人，也有黑人。据1830年的美国人口调查，当时全国共有是3000多名黑人奴隶主，他们拥有超过1万名奴隶。当时全国的黑人自由民已超过30万人。当时，也有白人奴隶。16世纪到18世纪，数百万的欧洲白人基督徒也曾被俘虏到北非做奴隶。
再有，被卖到北美的黑奴是哪里来的？很少有人问这个问题，因为九成以上的黑奴，是现在非洲刚果的黑人国王去非洲内陆抓来，卖给白人赚钱的。刚果因为很早和西班牙和葡萄牙做生意，拿到欧洲的武器，建立了强大的武装力量，可以轻易打败内陆的黑人部落。他们不屑于做生意，直接抓人卖黑奴，赚得更多。
这些是历史问题，我们不去追究细节。
人们经济收入的差别不一定是压迫造成的。多劳多得，少劳少得，这是基本的常识和公平机制。权力不一定是压迫的工具，而是社会分工所必须的。我们不能否认世界上存在压迫，但是，把财富和权力在不同人群中的不均等都解读为压迫，这是不合理的。
在“批判性理论”看来，历史上占据优势地位的文化都对少数群体造成了压迫。为了实现人类的平等，传统文化应该让位给少数族群，权力也应该交给被压迫者来享用。也就是说，一个人一旦有了被压迫的身份，他就具有了获得权力的正当性。这就是为什么参选总统的麻省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曾竭力证明自己有印第安人的血统。
“批判性理论”重新定义了道德标准。它认为，被压迫者长期以来被忽视，他们的观念得不到表达。他们对世界的认知是享受特权的人不能发现的。所以，只有认真聆听被压迫者的故事，你才能认识真理。真理是由被压迫者定义的。更确切地说，是被压迫者的主观感受定义了真理。所以，邀请黑人、同性恋者、穆斯林移民讲述他们遭受歧视的主观经历，是人们认识“真理”的重要方法。
白人因为肤色令人联想到奴隶主，所以，他们天生带着罪咎，缺少陈述真理和评判道德的资格。同样的原则也适用在男性和女性之间、异性恋和同性恋之间。这就是为什么布雷特·卡瓦诺接受大法官确认的过程中，一位名叫福特的女人对他的性侵指控明显是无事生非，却仍然受到许多好莱坞明星的赞扬。这也是为什么当一个黑人在白人警察执法过程中受伤或死去时，人们并不关心这个黑人的行为是否符合法律，而只因为他是黑人便为他喊冤鸣屈，甚至把他标榜为道德英雄。
为了这个目的，“批判性理论”在美国推动了一场“醒悟运动”（Woke）。“批判性种族理论”，要求白人为自己享受了白人特权而忏悔，并行动起来为了让黑人得到与白人同等的权利和财富，而摧毁传统，摧毁自己获得财富的社会机制，确切来说就是美国的经济制度。
忏悔并顺服的人，就是进步。不忏悔的人，尤其是白人，就是种族主义，就是法西斯，就必须打倒。
其实，简单来说，这就是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伎俩而已。以前是资本家和工人，后来变成了地主和农民，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现在变成白人和黑人，什么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
简单来说，就是平等的旗号，推动一个系统性的歧视制度。
对共产党来说，关键的是找到社会矛盾，然后利用，扩大、夸张，然后制造仇恨，扩大暴力，最后推翻整个社会现存的社会秩序。这句话，正是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要用暴力推翻整个世界的现存秩序。
这个运动的核心就是仇恨和暴力，制造新歧视只是手段而已。
拉斯维加斯的威廉·克拉克和他的母亲，虽然是黑人，但因为是基督徒，所以也是被批判被歧视和被仇恨的一员，所以他们告上了法庭。
川普总统今年9月下达行政命令，禁止这种理论在联邦政府有关的机构培训中使用，但旧金山湾区一位法官最近裁决说，这个行政命令损害了少数团体的言论自由，要废止。美国现在其实很危险，一个系统性的颠覆正在推动，而推动这个“批判性理论”是重要步骤，其核心就是仇恨，而整个运动的背后，其实就是在上世纪制造了数亿人死亡的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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