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1：（1）中药源起于本草学

第九章

中药源起和使用简说

说到中国的药文化，由于它有着数千年的悠久历史，所以其底蕴十分丰富。然而，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对其丰富的文化内涵缺乏全面深刻的理解，故而导致某些误识。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长期以来，我们对药文化的研究与宣传，力度很不够，长此以往，无疑对中药事业的继承、发展与推广是十分不利的。

　　在我国的辽阔大地和海域，分布着种类繁多，产量丰富的天然药材资源，包括植物、动物和矿物，古代本草书籍所载，已逾3000种，经目前整理，则达8000种左右。这些宝贵资源的开发与有效利用，已有很悠久的历史，也是我国医药学发展的物质基础。几千年来，以之作为防病治病的主要武器，对于保障人民健康和民族繁衍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1：中药药物的发现和使用简说

（1）中药源起于本草学

中药是我国传统药物的总称。中药的认识和使用是以中医理论为基础，具有独特的理论体系和应用形式，充分反映了我国历史，文化、自然资源等方面的特点。

我国劳动人民几千年来在与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通过实践，不断认识，逐渐积累了丰富的医药知识。由于太古时期文字未兴，这些知识只能依靠师承口授，后来有了文字，便逐渐记录下来，出现了医药书籍。这些书籍起到了总结前人经验并便于流传和推广的作用。中国医药学已有数千年的历史，是我国人民长期同疾病作斗争的极为丰富的经验总结，对于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有着巨大的贡献。

由于其来源以植物性药材居多，使用也最普遍，所以古来相沿把药学称为“本草”。

我国最早的一部中药学专著是汉代的《神农本草经》，唐代由政府颁布的《新修本草》是世界上最早的药典。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总结了16世纪以前的药物经验，对后世药物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中国本草典籍和文献资料十分丰富，记录着我国人民发明和发展医药学的智慧创造和卓越贡献，并较完整地保存和流传下来，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宝库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及至近代，随着西方医药学在我国的传播，本草学遂逐渐改称为“中药学”。

据考证，秦汉之际，本草流行已较多，但可惜这些本草都已亡佚，无可查考。现知的最早本草著作称为《神衣本草经》，著者不详，根据其中记载的地名，可能是东汉医家修订前人著作而成。

《神农本草经》全书共三卷，收载药物包括动、植、矿三类，共365种，每药项下载有性味、功能与主治，另有序例简要地记述了用药的基本理论，如有毒无毒、四气五味、配伍法度、服药方法及丸、散、膏、酒等剂型，可说是汉以前我国药物知识的总结，并为以后的药学发展奠定了基础。到了南北朝，梁代陶弘景（公元452～536年）将《神农本草经》整理补充，著成《本草经集注》一书，其中增加了汉魏以下名医所用药物365种，称为《名医别录》。每药之下不但对原有的性味、功能与主治有所补充，并增加了产地、采集时间和加工方法等，大大丰富了《神农本草经》的内容。

到了唐代，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对外交通日益频繁，应形势需要，政府指派李绩等人主持增修陶氏所注本草经，称为“唐本草”后又命苏敬等重加修正，增药114种，于显庆四年（公元659年）颁行，称为《新修本草》或外国药物陆续输入，药物品种日见增加。为了适《唐新本草》，此书由当时的政府修订和颁行，所以可算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药典。这部本草载药844种，并附有药物图谱，开创了我国本草著作图文对照的先例，不但对我国药物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而且不久即流传国外；对世界医药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另外，值得引起人们注意的是，药物贡品在唐代贡品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这可能也是足以反映当时的经济文化水平的。药物中占优势的是植物性药物，包括地骨皮、茯苓、茯神、蔓荆实、榛实、药子、防风、白药实、枫香、白胶香、柏脉根、竹根、木瓜、豆蔻、甘草等。其次是动物性药物，比如麝香、犀角、鹿脯、鹿舌、海蛤、乌蛇脯、白花蛇、蛇胆等，还包括以前没有入药的一些昆虫类药物，如虻虫、青虫、地胆等。再次，是矿物性药物，比如理石、苍矾、消石、紫石、钟乳等，也被采入药物。附带提一句，实为甲骨而被人长期误认为龙骨的龟甲化石也成了药物贡品，617年（隋恭帝义宁元年），河东郡贡龙骨。这一贡品，是很值得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以及药物学家们共同注意的。

720年（唐玄宗开元八年）。有一条记载，“箇失密献胡药。”箇失密，即今克什米尔地区。这里所谓的胡药，实际上可能是现今所说的西药。如果这样，那么，中西医药结合的时期，要比一般所认为的早得多了。

宋代的《开宝本草》、《嘉祐补注本草》，都是总结性的。到了北宋后期，蜀医唐慎微编成了《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他将《嘉祐补注本草》与《图经本草》合并，增药500多种，井收集了医家和民间的许多单方验方，补充了经史文献中得来的大量药物资料，使得此书内容更为充实，体例亦较完备，曾由政府派人修订三次，加上了“大观”、“政和”、“绍兴”的年号，作为官书刊行。

明代的伟大医药学家李时珍（公元1518～1593年），在《证类本草》的基础上）进行彻底的修订，“岁历三十稔，书考八百余家，稿凡三易”，编成了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本草巨著——《本草纲目》于李时珍死后三年（1596年）在金陵（今南京）首次刊行。此书载药1892种，附方11000多个。

李时珍在这部书中全面整理和总结了十六世纪以前我国人民的药物知识，并作了很大发展。他改绘药图，订正错误，并按药物的自然属性，分为十六纲，六十类，每药之下，分释名、集解、修治、主治、发明、附方及有关药物等项，体例详明，用字严谨，是我国本草史上最伟大的著作，也是我国科学史中极其辉煌的成就。

李时珍长期亲自上山采药，远穷僻壤，遍询土俗，足迹踏遍了大江南北，对药物进行实地考查和整理研究，并用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力辟迂儒之谬论，痛斥方士之邪说，纠正了古代本草中不少药物品种和药效方面的错误，才使《本草纲目》一书达到前代一切本草远未达到的水平，这部书在十六世纪初就流传中外，曾经多次刻印并被译成多种文字，不但对世界医学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也是研究动植矿物的重要典籍。

清代干隆年间赵学敏编成《本草纲目拾遗》一书，对《本草纲目》作了一些正误和补充，增药716种。由汉到清，本草著作不下百余种，各有所长，但可称为总结性的，只有上述几书。其余如地方性的《滇南本草》（明·兰茂）、专记外来药物的《海药本草》（唐·李殉）。

记载食物疗法的《食疗本草》（唐.孟铣）、记载救荒植物的《救荒本草》（明·朱橚）、侧重药物鉴别的《本草衍义》（宋·寇宗黄）、侧重药物炮炙的《炮炙论》（南北朝刘宋·雷敩）以及便于学习诵读、翻检查阅或临症参考的中小型本草多种。

 清代道光年间，吴其浚的两部专论植物的著作：《植物名实图考》和《植物名实图专长编》问世，前者记载植物1714种，后者描述了植物838种。对于每种植物的形色性味、用途和产地叙述颇详，并附有精确插图，尤其着重植物的药用价值与同名异物的考证，所以虽非药物专著，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此外，我国古代人民关于药物的知识还收栽在许多医学和方剂学的著作中。例如东汉张仲景所著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东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唐·孙思邈的《干金备急方》和《千金翼方》、宋·陈师文等所编的《太平惠民和济局方》、明·朱橚等的《普济方》等等，不胜枚举。 这些书籍中收载的药物和方剂，很多至今还被广泛地应用着，具有很好的疗效。

很多中草药的疗效不但经受住了长期医疗实践的检验，而且也已被现代科学研究所证实。有些中草药的有效成分和分子结构等也已经全部或部分地研究清楚。例如麻黄平喘的有效成分麻黄碱、常山治疟的有效成分常山碱、延胡索止痛的主要成分四氢掌叶防己碱（延胡索乙素）、黄连和黄柏止痢的主要成分小蘖碱（黄连素）、黄芩抗菌的主要成分黄芩素、大黄泻下的有效成分番泻甙等等。

为了保证药物的疗效，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实践中，对于药物的栽培、采收、加工、炮制、贮藏保管等方面，也都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大量事实证明，我国古代劳动人民通过长期实践所积累起来的医药遗产是极为丰富、极为宝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