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建国后，于1369年，派遣行人杨载出使日本。次年又派莱州府同知赵秩去日本，见日本国王良怀，告以大明天子，非蒙古比，劝谕修好。
日本国王遣僧人祖来奉表贡马，并送还在明州台州掠去的中国人口70余人，于1371年10月抵明都南京。
明太祖宴赏使臣，并命僧人祖阐等八人送日本使者回国，回赐良怀文绮纱罗。直至胡惟庸案后，明太祖疑胡惟庸欲借日本为助，不再向日本遣使。
1403年，明成祖即位后，即派左通政赵居任、行人张洪偕僧道成出使日本。将行，日本使臣已至宁波，10月到达南京。明朝优礼相待，对使臣所带货物，包括违禁的兵器之类，均准按时价出售，并遣使随日本来使回访，赠日本国王源道义冠服及龟纽金章。此后，两国又恢复了贡使往来。
明初，在宁波设市舶司，日本商人须持明朝发给的“勘合”即凭证贸易。成祖永乐初，定议每十年贸易一次，人限止二百，船限二艘。但实际上日本来中国贸易的船舶和人数以入贡为名，远远超过上述规定，也不受十年一次的限制，贡物以外的走私货物超过贡物十倍。
日本运来的货物主要是刀、扇、硫磺、铜、苏木、漆器等。自中国带回的是银、钱、绸缎、布帛、陶瓷等。日本折扇自宋代输入中国，行用不广。成祖时，日本作为贡品输入，明成祖赏赐群臣，折扇在明朝官员和文士中逐渐流行。
明初，日本一些在国内失意的土豪与浪人，在中国沿海地区，武装走私，抢掠商民。当时称为“倭寇”。从辽东、山东到广东漫长的海岸线上，倭寇不时出没，甚至登岸剽掠。
1369年，明太仓卫指挥佥事翁德率领卫所士兵力剿倭寇，生擒数百人，但倭寇仍时出剽掠，明朝大力加强海防，增置卫所，添造战船。明太祖一朝，先后在辽东到广东沿海设置五十余卫，计有士兵二十余万。每百户设一战船，千户所十船。一卫五所，有船五十，每船旗军五十名。
明成祖与日本修好，仍继续加强沿海防御。永乐九年（1411年）正月，命丰城侯李彬、平江侯陈瑄等率浙江、福建舟师剿捕海寇。
1416年，命都督同知蔡福率兵万人，在山东沿海巡捕倭寇。
1419年，总兵刘荣（刘江）领导军民在辽东望海埚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抗倭战役。望海埚，位于金州卫金线岛西北，距金州城70余里，是辽东沿海的要塞，地势高广，可驻兵千余。刘荣任辽东总兵后，筑石堡，置烟墩了望。一日，二千余倭寇乘船前来。刘荣自烟墩得报，命都指挥徐刚伏兵山下，百户江隆率壮士潜绕贼船，截其归路。倭寇到埚下，刘荣举旗鸣炮，伏兵奋勇杀敌。倭寇大败，死者枕藉。逃脱者被江隆部擒拿。望海埚之役明军生擒倭寇数百，斩首千余。大获全胜，成祖一朝，倭寇不再敢来侵扰。
明清时期是中国封建经济高度发展的时期，同时也是商品货币经济进一步得到发展，并在手工业部门中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时期。中国社会正发生着急剧的变化，与这种变化相应的是贡品制度上的诸多变化。
明清时期的贡品经济，进一步成为连结汉民族和各少数民族关系的纽带。这里值得特别一提的是，汉藏关系进一步密切了。汉藏一家的观念，经过几个世纪的考验，树立起了认同意识。
明清时期贡品的地域范围比历代都大。有一种观念显然是错误的，似乎在中国历史上，中华民族历来是崇尚闭关自守的。其实，正如孙中山 先生正确指出的：“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开放的民族。”除清末外，明清时期的开放，应当说是空前的。那时的贡品，不只来自南洋，还有不少来自西洋。
当时，一方面，通过南洋这个口岸与更广阔的地域联系。这时南洋进贡的物品，往往带有一个“洋”字，这些实际上来自西方的转手货。比如1783年（清高宗乾隆五十一年）暹罗（泰国）贡西洋毡、西洋红布；1787年（清高宗乾隆五十二年）缅甸贡洋布；1790年（清高宗乾隆五十五年）暹罗进啰啰呢（荷兰出口）。1795年（清高宗乾隆六十年）缅甸贡洋枪。
这一时期，走进贡国的名单中，还出现了对中华这个泱泱大国来说还相当陌生的国名：英吉利、法兰西、美利坚等等。这种用贡品把中国与西洋串连起来的速度应当说是很快的。
1613年（清圣祖康熙二年），和兰（荷兰）贡刀、剑、马。
1670年（清圣祖康熙九年），义国（意大利）贡金刚石、珊瑚等，还有丁香、金银花露、大玻璃镜。
1694年（清圣祖康熙二十三年），俄罗斯入贡。
1719年（清圣祖康熙五十八年），英吉利入贡。
1727年（清世宗雍正五年）葡萄牙贡方物。
1764年（清高宗乾隆二十九年），西洋贡铜人十人，能演《西厢》。
1889年（清德宗光绪十五年），英吉利贡自鸣钟。
1901年（清宣统元年），日本贡《日本开国五十年史》。
通过上述进贡，从一定程度而言，中国人的眼界打开了，而西欧国家也开始对中华帝国有所接触。
必须指出，这一时期的贡品也渐次商品化了，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种进贡，是双向的，实际上成了国际贸易的一种方式与手段。
此时的日本进贡船不断航行于海上，目的是来换取中华的物产，交换基本上是等价的。表面上是“朝贡”而来，实际上“朝贡”与“回赐”所得是相当的，这显然是属于商品的交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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