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与中国隔海相望，一衣带水。
公元三世纪末，以大和(今奈良)为中心的畿内地区，兴起了一个大国。因位于大和地区，史称大和国。大和国于四世纪末至五世纪初基本上统一了日本。
公元413年，即大和国在朝鲜战败后的第六年主动和中国建交，一直到公元502年，曾先后13次向东晋、宋、梁各朝遣使朝贡，请求册封。自泰始2年(公元266年)至东晋义熙9年(公元413年)中国史书上中断近150年的日本朝贡记载重新开始，出现了中国史书上所谓的“五倭王时代”。 中日之间又形成了朝贡关系。
倭五王时代，大和国势力强盛，经济发展，对中国各种物品的需求日益增加，想通过朝贡来满足需要。而当时朝贡是获得中国物品的一个重要途径，所以尽管中国政权更迭频繁，但只要有可能就力图保持这种朝贡关系。实际上，这不仅是进行贸易的一种方式，而且由于侵略朝鲜道到失败，日本想借中国的权威加强在朝鲜半岛的势力。这一点在第五、第十一次朝贡中尤其明显。
就中日关系而言，汉魏时代，日本（直至唐代，日本应称作倭国）积极要求汉魏册封，借助中国的权威，提高倭在国内诸国林立中的政治地位，加快统一的进程。
东晋南朝时代，倭国已经大致统一了九州、关西，势力拓展到了关东一带，并不断向北扩张。这时期，也就是《宋书•倭国传》记载的倭五王时代，“赞”、“珍”、“济”、“兴”、“武”五位国王，先后派遣使者到东晋、宋、齐朝贡，表求册封。
但是，应该注意到这时期要求册封的目的已经不同往昔了，主要不是着眼于国内政治，而是要加强国外扩张的地位。亦即倭国要求东晋南朝承认其对于朝鲜南部国家的统治权。东晋南朝断然拒绝倭国统治百济的要求，于是，倭国也就中止同南朝的联系。
然而，海上岛国离不开同大陆的联系，否则就会窒息而退化，故倭国密切同百济和新罗的关系，尤其注重通过百济吸收南朝的文化。因此，这时期倭国同大陆的联系是间接的，其文化虽然源于南朝，却带有百济的色彩。
七世纪伊始，日本恢复同隋唐王朝的邦交。然而，由于长期没有同中国的直接交往，故圣德太子主持的日本朝廷已经不再有向隋唐朝贡的意愿，所以，倭国给隋朝的国书以平等的口吻撰就，招致隋炀帝的不满，但倭国也没有因此而让步。
隋文帝开皇二十年 (600年)，日本第一次派出遣隋使。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一本欣慕大隋为“礼仪之国”，且又“霪兴佛法”，派小野妹子一行来华学习参观，隋炀帝派文林郎裴清回访日本。
在推古朝(574年一622年)时期，圣德太子主持改革，以儒教思想为指导，仿效中国制度，强化巾央集权，制定“冠位制”，用不同颜色的雹服来表示官吏之身份高低。在法令中还写入了“国靡二 君，民无二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所任官司，皆是王臣”之类的话语，可以明显地看出以儒家思想为改革指导思想的痕迹。
到了唐朝初期，日本支持高句丽和百济对抗唐朝，在唐朝重建东亚国际关系秩序的斗争中，逐步走向唐朝的对立面，最终在百济的白江同唐朝爆发大规模海战、一败涂地。日本通过这场战争亲身体验到同唐朝的巨大差距，转而全面输入唐朝制度文化，特别是积极建立以律令为本的国家制度，建设“律令制国家”。
随着部民制的衰落，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加深，社会危机日益严重。日本皇室为汲取隋唐王朝统治经验和先进的科学文化，为此，日本向唐朝派出大批“遣唐使”，其中人数最多的首先是“留学僧”，其次是“留学生”。为了更大规模地学习唐文化，先后19次派出遣唐使，有大批留学生、学问僧在中国接受唐文化的熏陶之后，回到日本，推动了中国文化在日本的迅速传播，为唐文化与日本文化的融通筑起了桥梁。
遣唐使团初期分乘2艘船前往中国，每船载120人左右，后期大抵乘4船同行。使团成员利用在唐一年左右的时间，积极学习唐代科学文化知识。遣唐使还起到了贸易使团的作用。遣唐使还有—个重要的任务，那就是送留学生和留学僧入唐学习，接他们学成回国。所以说遣唐使对日唐文化交流起了很大的作用。
遣唐留学生分为留学生和学问僧，一般从有才华的贵族子弟和僧侣中挑选。留学生进入国子监所属六学馆之一，各自学习专业；学问僧主要在长安、洛阳等地各大寺钻研佛教。在平安朗以前遣唐留学生的学习时间都较长。由于他们学习时间长，又同中国人久处，所以不仅其文化知识，且在生活习俗上都深受唐的影响，为日本社会文化的发展作出卓越的贡献。
唐文化大规模移植日本，是从“大化革新”开始的。公元645年，在返日学问生、僧高向玄理和僧曼等的策划下，日本掀起了一场以“唐化”为目标的改革运动。在经济上，推行班田制、租庸调制；在官制上，从皇帝的年号、谥法、陵寝制官八省制，都是直接照搬唐制。京城设立太学，郡国设立国学，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教学内容，甚至也分大经、中经、小经，也仿唐制进行考试。公元718年颁布的法律《养老律令》，其中有关官制、兵制、田制、税制、学制的规定，几乎都是唐制的翻版。“大化革新”后，日本仿照唐长安的布局营建首都，先后建成平城京(奈良)和平安京(京都)。
中国化的佛教也传入口本，并广泛传播开来。中国有什么教派，日本就有什么教派。许多日本学问僧都有很高佛学造诣，道昭从玄奘学法相宗，圆行从义真学密宗，最澄和圆仁学天台宗，空海创真言宗。天台宗鉴真大师东渡日本后，在奈良东大寺设立戒坛授教，被称为“日本律宗太祖”，“日本文化的恩人”。
唐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文学方面，日本人特别喜爱唐代诗歌，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作品，在日本最受欢迎。
许多日本人也能作律诗，如阿倍仲麻吕(晁衡)在准备归国时，十分留恋自己生活多年的中国和中国友人，写诗云：
西望怀恩日，东归感义长。
平生一宝剑，留赠结交人。
他非常真切地道出了自己的依依惜别之情。
在八世纪中叶，日本就出现了第一部汉文诗集《怀风藻》。九世纪初，又出现了模仿唐人张志和渔歌词的《渔歌》。学问僧空海在回国后，写成《文镜秘府论》6卷，这是一部论述中国诗文修辞和文学批评的重要著作。
中国书法艺术也在唐代传入日本，并出现了号称“三笔”的三位书法大师：空海、橘逸势、嵯峨天皇。空海在长安从擅长八分书(隶书)的韩方明学习，获得“五笔和尚”的美称，据说他能用口及左右手足各挟一支笔，同时抒写五行字；橘逸势在中国从柳宗元学习书法，擅长楷书，行、草、隶、篆无所不能；嵯峨天皇学欧体，所书《李峤百咏》，结构严整，笔法俊逸，为书苑精品。
日本在隋代尚“无文字，唯刻木结绳”，是空海仿汉人草书制定平假名，吉备真备取汉字偏旁制定片假名，假名与汉字混合使用，奠定了文字的基本格局。
在日本人的社会生活中，“唐化”的倾向也表现得极为明显。嵯峨天皇在弘仁九年(817年)曾下诏：“天下仪式，男女衣服，皆依唐制。”行唐礼，吃唐“果子(点心)”，用唐式餐具，听唐乐，观唐舞，甚至其休闲生活，也“好棋博、握槊、樗蒲之戏”。
围棋在隋代传入日本，藏在日本正仓院的螺如棋局，与安阳出土的隋代围棋为同一制度。中日两国高级别的围棋比赛也从唐代就开始了。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日本王子与唐第一国手顾师言对弈，“至三十三下，胜负未决”，最后顾师言险胜，足见当时中日围棋水平已相当接近。
被称为“足球的祖先”的蹴鞠活动，在唐初也传入日本，日本“大化革新”中的主要人物中臣镰子与中大兄皇子都喜爱这种踢球运动，当时分为三人场、四人场、八人场。
另外，随着夏历的传入，日本也出现许多中国传统节日，如七夕乞巧、中秋赏月、重阳登高及四月八日浴佛、端阳龙舟竞渡等。
“唐风”已经深深浸透到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唐文化向日本的大规模移植，促进了日本社会的进步，也促进了东亚地区文化的发展与进步。
至九世纪后半期，中国先后发生安史之乱和黄巢农民起义，唐王朝摇摇欲坠。当时日本贵族政治腐败，统治阶级对外趋向消极。宽平6年(公元894年)，新任的遣唐使营原道真(公元845年—公元903年)引用在唐学问僧中蹈的报告而上奏天皇，以“大唐凋敝”，“海路多阻”为理由，建议停派遣唐使。宇多天皇接受了这建议，两国关系遂告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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