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都上海封城记（2022年12月26日星期一）

2022年12月26日星期一

白肺频现和疫情溯源已成世界难解之谜

 

中国疫情大爆发，多地网民爆料感染者转为严重肺炎，甚至出现“白肺”。网民质疑出现新病毒。一个月前就有传石家庄市查出多例“白肺”，官方急忙“辟谣”。近日，中国微博上出现大量帖文，提到染疫者诊断出严重肺炎，甚至转为极端的“白肺”症状。爆料者有医护人员，也有死者家属，还有的是家人为“白肺”患者求助。目前，各式“变种毒株”能力各异，有的让全身剧痛，有的皮肤变黑；可怕症状“白肺”频现，武汉早期重症卷土重来。中国许多染疫者出现「白肺」，即肺部出现不同程度的白色浊斑纤维化，让人质疑Omicron变异株只感染呼吸道的说法。而也有河北邯郸疾控中心人员透露，最近从北京、河北等地的感染者身上获取的病毒样本中，除了Omicron BF.7变异株，还有Delta株。而Delta和Omicron两种变异株进入人体后，可同时感染同一个细胞，使得病毒携带Omicron和Delta变异株同时存在特征，造成较大的破坏性。

所谓白肺是指胸腔CT或X光片上，肺组织正常是黑色，只有心脏和大血管是白色，但是由于各种疾病、各种致病因素，导致两肺叶呈大片的密度增高，呈现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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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icron与Delta齐发威

中国染疫者多现「白肺」

 

时间：2022-12-23 11:52

新闻引据：、自由亚洲电台

撰稿编辑：陈文蔚

 

中国疫情爆发，有研究人员透露，境内同时存在Omicron以及Delta变异株，使得疫情破坏力更强。图为北京医护正将病倒的民众送往医院。(AFP)

 

中国疫情快速扩散，北京、河北等地近期出现大量新冠死亡病例，超出人们的想象。根据《自由亚洲电台》报导，中国许多染疫者出现「白肺」，即肺部出现不同程度的白色浊斑纤维化，让人质疑Omicron变异株只感染呼吸道的说法。而也有河北邯郸疾控中心人员透露，目前Omicron和Delta变异株同时存在，造成较大的破坏性。

所谓白肺是指胸腔CT或X光片上，肺组织正常是黑色，只有心脏和大血管是白色，但是由于各种疾病、各种致病因素，导致两肺叶呈大片的密度增高，呈现白色。

河北邯郸疾控中心一李姓研究员指出，中国各地突然全面解除疫情防控，导致包括Omicron病毒株感染者快速交叉感染、加速变异，加上Delta病毒依然存在并继续在传播中变异。该研究员指出，最近从北京、河北等地的感染者身上获取的病毒样本中，除了Omicron BF.7变异株，还有Delta株。而Delta和Omicron两种变异株进入人体后，可同时感染同一个细胞，使得病毒携带两种遗传特征：「因为一直在封控，所以病毒是没有时间从Delta变异到Omicron，所以两种毒株共存，现在的死亡率可能会比香港、新加坡等其他地区高。

 

多种变异株同存恐使死亡率高于香港、新加坡

 

不过根据中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2022年12月20日记者会上指出，中国目前流行的是以Omicron的BA.5.2及BF.7变异株为主，另外，在十多个省验出Omicron BQ.1和XBB的变异分支或其亚分支，预计会和BA.5.2和BF.7及其他50多个亚分支「可能会形成一个共循环」。但该场记者会并未提到Delta变异株的存在。

多位北京网民在微博贴文写道，他们的亲人在医院做CT扫描检查，发现双肺严重感染，出现白肺。而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的丈人昨日去世，在医院做计算机断层(CT)时肺已经白了1/4。

据《北京日报》网站三周前报导，Omicron BF.7变异株是北京本轮疫情的主要毒株。北京多家医院已无法满足大量患者就诊，前往医院求诊的都是因为新冠而来，且到半夜都还有人潮，打点滴也得排队2小时。

前中国有近700个城市。有专家预测，中国新冠死亡人数可能会急剧上升，至明年可能会超过100万人。不过，官方对患者是否死于新冠的衡量标准非常严苛，死者不做抗原检测。官方周四公布前一天的本土新冠确诊个案仅为2966例，与现实差距甚远。

 

2

 

传中国染疫者大量出现白肺

官方11月曾“辟谣”

 

新唐人

北京时间2022年12月22日

 

资料图。河南开封一家医院正在治疗病人。(STR/AFP via Getty Images)

 

【新唐人北京时间2022年12月22日讯】中国疫情大爆发，多地网民爆料感染者转为严重肺炎，甚至出现“白肺”。网民质疑出现新病毒。一个月前就有传石家庄市查出多例“白肺”，官方急忙“辟谣”。

近日，中国微博上出现大量帖文，提到染疫者诊断出严重肺炎，甚至转为极端的“白肺”症状。爆料者有医护人员，也有死者家属，还有的是家人为“白肺”患者求助。

 

 

 

 

 

 

 

 

 

所谓“白肺”，一般是指的重症肺炎患者进行X光检查时，肺部显影呈现一大片白色。形成“白肺”，一般都意味着肺部已被炎症严重侵蚀，患者生命受到极大威胁。

此前中共官方宣传奥密克戎（Omicron）病毒株只感染上呼吸道，不损害肺部。网友纷纷质疑，中共是否隐瞒了出现新的变异毒株。

 

 

 

 

早在一个多月前，网上就传出石家庄医护人员爆料指，石家庄市第二医院查出多例“白肺”。11月17日，官方开始“辟谣”。因为中共公信力丧失殆尽，许多网友认为，官方一旦“辟谣”，就相当于肯定了相关网络消息。

中共12月7日宣布所谓防疫“新十条”后，中国疫情迅速爆发。但多方消息显示，早在中共“放开”前，中国多地疫情就已失控。中国民间机构通过研究有关“发烧”关键词的谷歌搜索指数得出结论，早在11月11日左右，石家庄疫情已经爆发。

目前北京、河北、河南、辽宁、广东等多个省市都出现大量死亡，殡葬系统超负荷。网传大量有关医院太平间爆满、殡仪馆摆满尸体的视频。

 

（记者郑鼓笙综合报导/责任编辑：林清）

11月17日，中共官方否认石家庄查出“白肺”。（网页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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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溯源，美国应解开自身重重疑云（深度观察）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记者 李志伟 谢亚宏

2021年08月16日08:34 

   

　　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政客不断借溯源问题搞政治操弄，对美国自身早期病例和生物实验室的重重疑云避而不谈。目前，已经有很多线索显示，新冠病毒可能在2019年年底之前已在美国多地出现。多国媒体、专家等纷纷表示，美方应拿出透明、负责态度，公布并检测早期病例数据，允许国际社会彻查德特里克堡和美国在海外200多个生物实验室。

　　

“究竟有多少人被误认为流感或肺炎患者，而实际是新冠病毒感染者？”

 

　　2019年下半年以来，美国的一些公共卫生事件疑点重重。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威斯康星州2019年7月大规模暴发“电子烟肺炎”并席卷多州，患者肺部CT部分区域呈现团状模糊的白色，呈现“大白肺”状态，与新冠肺炎症状极其相似。英国广播公司2019年9月称之为“美国电子烟肺病潮”，“病人症状包括咳嗽、气喘、疲倦，部分人曾经呕吐或腹泻”。

　　2019年7月，弗吉尼亚州发生不明原因呼吸系统疾病，靠近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的两家养老院出现不明原因导致肺炎的呼吸道疾病。2019年9月，马里兰州报告称“电子烟肺炎”患者病例数增加了一倍。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报告说，自2019年7月开始，已有2807人感染“电子烟肺炎”，死亡68例。高烧、干咳、呼吸困难、全身无力、磨玻璃状“白肺”影像——医生对病人的描述与新冠肺炎症状几无差别，且致病原因未知。但2020年2月份新冠肺炎开始流行后，疾控中心就停止了对“电子烟肺炎”相关数据的统计。另据美国媒体报道，2019年7月，弗吉尼亚州一家养老院曾经出现症状与新冠肺炎高度相似的“呼吸系统疾病暴发”。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电子烟肺炎”是新冠肺炎疫情之前“美国的关键公共卫生危机”，“然后我们停止讨论这件事”。据估计，美国2019年冬季至少有3200万流感病例。生物学领域著名研究机构斯克里普斯研究所的遗传学家埃里克·托波尔2020年4月接受媒体采访时质疑：“究竟有多少人被误认为流感或肺炎患者，而实际是新冠病毒感染者？”

　　

“美国很可能更早就出现了罕见的零星病例”

 

　　关于美国疫情早期病例数据的疑问也有很多。美国官方数据显示，美国2020年1月21日报告首例新冠肺炎病例，2020年2月29日报告首例新冠肺炎死亡病例。

　　美国《棕榈滩邮报》和《迈阿密先锋报》日前披露说，佛罗里达州卫生部网站曾发布当地2020年1月和2月出现新冠肺炎症状或新冠病毒检测结果为阳性的171名患者数据，然而这些数据于2020年5月4日晚被删除，后来该州卫生部发现删除数据导致病例号中断，又不得不恢复相关数据。

　　美国疾控中心研究人员2020年11月在美国《临床传染病》杂志上报告说，他们检测了美国红十字会2019年12月13日至2020年1月17日期间采集的7389份血液样本，结果发现其中106份含有新冠病毒抗体。美国疾控中心呼吸道病毒免疫学团队首席研究员娜塔莉·索恩伯格表示，这些研究前后一致，“美国很可能更早就出现了罕见的零星病例”。

　　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称，血液样本显示，美国5个州出现新冠肺炎的时间比人们之前了解的要早，有人在2019年12月就已感染这种病毒。有媒体报道称，这一检测结果出来后，美国政府高官以“干扰对华溯源工作，对美国国家安全不利”为由叫停该溯源调查项目，封存了2020年1月2日以前的血液样本，不再检测。

　　

“国际社会必须了解真相”

 

　　连日来，多国专家和媒体纷纷发声，支持对美国、对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进行溯源调查。该实验室曾是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的一个站点，于2019年7月突然关闭。报告显示，这个特殊的实验室储存了各种致命病毒，如埃博拉、天花、非典、中东呼吸综合征和新型冠状病毒等。

　　菲律宾—金砖国家战略研究所等多家机构近日联合举办在线论坛暨《种族主义病毒无疫苗可用》新书发布会。多名学者就新冠病毒溯源问题发起网络联名请愿，呼吁国际社会扩大调查范围，尤其应调查美军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目前网上签名请愿仍在开展，引发各界广泛关注。

　　请愿发起人之一、曾任菲律宾驻美国大使馆新闻官的帕格利纳万发布新书《种族主义病毒无疫苗可用》。帕格利纳万表示，各国应当以科学态度对待疫情相关议题，而不是施加政治干预。另一名请愿发起人、菲律宾专栏作家劳拉尔表示，由世界卫生组织牵头的新冠病毒溯源应当扩大调查范围，纳入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很多与会者表示，美国应开放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调查，响应世界对病毒溯源真相的强烈诉求。

　　活动发起的网上请愿书表示，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至今仍是世卫组织专家不能忽视的一个谜，种种迹象表明该实验室“非常危险”。菲律宾网友评论称，“美国甩锅武汉实验室，就是为了分散人们对德特里克堡的注意力”“美国不择手段拒绝世卫组织调查，就是怕更多的黑暗秘密暴露”“国际社会必须了解真相”。

　　南非民主独立党主席、开普敦市议员安瓦尔·亚当斯日前在当地主流媒体《星报》等发表评论文章，批评美国部分人将新冠病毒溯源政治化，并认为世卫组织应考虑对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进行溯源调查。

　　俄罗斯《劳动报》评论员米哈伊尔·莫罗佐夫日前在俄自由媒体网发表文章指出，一些美国病毒学家和官员曾多次承认，在中国出现疫情之前，美国已有新冠肺炎死亡病例，但该情况没有得到足够重视。世卫组织专家组应前往美军德特里克堡和美方遍布全球的生物实验室展开调查。

　　（本报华盛顿、北京8月15日电）

　　《 人民日报 》（ 2021年08月16日 1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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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评面：美国“德堡疑云”与“白肺病”足以让世卫组织发起调查

 

来源：海外网

2021年07月27日13:38

 

据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研究人员6月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新冠病毒2019年12月初就已在美国出现。再往前追溯，自2019年7月起，美国威斯康星州等多州暴发所谓的“电子烟肺炎”，由于患者肺部出现白化现象，也被称为“白肺病”。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的数据，截至2020年2月，全美报告了2807例电子烟导致的“肺损伤”住院或死亡病例。美国媒体报导显示，其中一些病例症状与X光影像报告，与新冠肺炎症状几乎没有差别。

 

　　资料图：美国德特里克堡（图源：人民视觉）

　　

时间上的巧合和肺部CT影像的相似，让人不禁联想到所谓“电子烟肺炎”和新冠肺炎之间的关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首席医疗记者桑杰·古普塔指出，美国2007年开始售卖电子烟，但此前从未出现过类似的神秘肺病案例，“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值得探讨”。

　　菲律宾知名政治评论员赫尔曼·劳雷尔在7月23日发表的《请开放德特里克堡接受新冠病毒溯源调查》一文中表示，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在2019年8月因安全问题被关闭、随后美国出现的神秘“电子烟肺炎”，“这些足以让世卫组织对其发起调查了”。

　　如今，中国已经主动邀请世卫组织专家组赴武汉实地考察，反而美国对德特里克堡等诸多“未解之谜”却讳莫如深。既然美国要中国提供透明、公开的数据，那么自己是不是也应该给国际社会一个交代，让世卫专家组对德特里克堡和神秘的“电子烟肺炎”做一次公开透明的溯源研究呢？

 

5

 

实锤了！欧洲新冠病毒来自美国德特里克堡！

 

上观

08-01 19:18

 

 

众所周知，拜登上台后，延续了特朗普对中国的“极限施压”政策，所不同的是特朗普喜欢单打独斗，拜登采用的是拉拢盟友群殴的方式。

近期美国打出的其中一张牌，就叫：病毒溯源牌。

 

 

但可惜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真相浮出水面。病毒溯源的矛头，正慢慢转向美国自己。

从特朗普时代，美国就曾以怀疑中国科学院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简称武汉p4实验室）制造病毒为借口，甩锅中国。由于当时正值美国大选，该脱离科学的指控被拜登所在的民主党大肆攻击，因确实太过荒诞，特朗普政府也没再用该借口。

但是拜登政府上台后，又重新拾起这条谎言，发动民主党擅长的舆论造势手段，颠倒黑白，指责武汉p4实验室。甚至对世卫组织施压，逼迫世卫组织任其驱使。

为什么美国指责中国“强迫劳动”摘棉花？因为他们真的强迫黑人劳动摘棉花。

为什么美国指责中国“种族灭绝”？因为他们真的对印第安人实施种族灭绝。

 

 

美国每项对中国的指责，都是他们亲手做过的事情。

那武汉p4实验室的锅，难道也是美国做过的事？

自信点，把难道去掉！就是美国！

根据英国《镜报》和美国《华盛顿邮报》报导，意大利研究人员去年11月的一项研究，对959名接受过肺癌筛查的人的血液样本检测，其中发现111人的新冠病毒抗体检测结果呈阳性。而该批人群最早的样本采集时间是2019年10月第一周。2019年10月已经有新冠抗体了，说明这批意大利居民最少在2019年9月就已感染。

 

 

而2019年9月份，中国武汉还没出现不明肺炎，正准备迎接10月份的世界军运会。

这个发现意义重大，当然不能只是几个研究人员就能得出结论。随后世界卫生组织介入，样本被送往意大利和荷兰的实验室用不同方法重检。这两家实验室重新检测了原始样本及对照样本，在原始样本中都检测到了新冠病毒抗体。

最后，两家实验室得出结论，意大利能检测到最早出现病毒抗体的样本，出现在2019年10月之前。

英国《金融时报》报导中称，一名实验室研究人员解释，2020年意大利病例激增，是因为新冠病毒早已在悄无声息地传播着。

那么，新冠病毒最早是出现在意大利吗？不，意大利和中国武汉一样，是冤大头。

 

 

德特里克堡的肮脏

 

根据美国媒体世界新闻网报导，这些比在中国武汉出现还早的病毒，可追溯到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

据报导，2018年4月，美国德特里克堡关闭了焚化炉以节省维护成本。从那以后，包括“生物武器”级别在内的医疗废物，其销毁工作都交给了柯蒂斯湾医疗废物服务公司，这是一家私人企业。

这家企业在处理“生物武器”级别的未经处理的医疗废物时，员工没有穿戴任何防护装备……

这不是这家企业第一次如此了，它早就“前科累累”，有着多次违规纪录和不合格管理历史。2019年6月，该公司在弗吉尼亚州的工厂就曾因“多次违反州法规”而被州环境质量部罚款数十万美元。

真是资本帝国，只要钱到位，人类安全什么的，都能抛诸脑后。

2020年1月，德特里克堡的驻军指挥官德克斯特·纳纳利上校公开承认，在建造新的焚化炉之前，陆军及其实验室这些年来一直无法控制“从使用到销毁的材料”。

那德特里克堡里会有什么？我们都知道，这是个病毒研究基地，而且与臭名昭著的日本“731”部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日本战败投降后，美军为获得“731”部队用中国人做实验得到的数据以开发更大规模的生物杀伤性武器，给予“731”部队头目石井四郎等人战争罪起诉豁免权。为了完成这笔肮脏交易，美国还帮助他们掩盖了罪恶事实，甚至给这些战争头目发放津贴。

 

 

美国军事时报曾援引信息自由法案，索取美国疾控中心的调查报告，但其中很多关键内容都被删掉了，仅就公开部分，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对待生物制剂和毒素的“态度”就很吓人。

我们相信科学家，以现在人类的科技水平，不可能在实验室制造出新冠病毒。但是，我们不排除是自然界出现了该类致命病毒，而被德特里克堡发现并收藏研究。又或者在做灵长类动物实验时，病毒出现变异而产生。这种变异在实验室的条件下，可以比自然界速度大大加快。

而根据美媒报导，就是这种极高危实验室，工作人员却在没有进行呼吸保护的情况下多次进入一间实验室，而室内其他人正在对非人灵长类动物进行手术，该违规行为导致实验人员呼吸系统直接暴露于实验动物的气溶胶中。

另外一边，已经感染病毒的灵长类动物就被简单关在笼子里，多名人员不佩戴适当的呼吸保护装置就直接进入了实验室；而另一些工作人员，索性根本不戴手套。

除此之外，实验室建筑物外表没密封，天花板和生物安全柜都有裂缝，人员在执行生物安全和控制措施时出现“系统性失败”……

当美媒想继续深入调查时，美国疾控中心以“国家安全”为由拒绝公布更多细节。

看，美国的“国家安全”，原来都是这些肮脏的事物啊。

根据《世界新闻网》这份报导，德特里克堡的“生物武器”级病毒，非常有可能在2018年后意外泄露。

 

 

美国病毒流入欧洲

 

那，应该也是在美国传播，怎么会到意大利去？这就要说到最重要的传染源，霉菌……不对，是美军。

美军“武装部队血液项目”（ asbp）是美国海外武装部队的官方血液供应渠道。asbp项目从国家中心地区的军事基地采集血液，也包括德特里克堡、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然后该机构每两周就将血液运送到英格兰和意大利的空军基地。

现在我们知道，新冠病毒即使通过零下几十度的冷链系统，也能在全球传播。如果是病毒隐藏在血液运输中呢？没错，正是这条包含德特里克堡的血液运输线，将病毒送到了意大利，传染给驻扎在当地的美军。

 

 

2019年7月起，美国威斯康星州等多州爆发所谓的“电子烟肺炎”，由于患者肺部出现白化现象，也被称为“白肺病”。而“白肺病”的症状，与新冠感染后的肺部病变极其相似。

2019年8月，意大利威内托大区的美军基地caserma del din招募当地志愿者，为里面的军人提供心理教育服务。

根据意大利米兰国家肿瘤研究所报告，意大利的首例不明肺炎病例正是2019年9月于威内托大区发现的。

鉴于以上，世界新闻网报导认为，美军人员及其冷链血液包裹，是欧洲新冠病毒预防工作中长期被忽视的漏洞。

大家这时候恐怕就明白，为什么新冠病毒在意大利传播时，意大利居民没有发现？因为美国用“电子烟肺炎”掩盖了真相。

 

 

如果世界不是有中国武汉这位吹哨人，用最高级别的防疫措施，用对生命最负责的方式惊醒了世界，或许全球疫情发展，就不是现在这样了。可以说是中国的一声惊呼，才让世界在德特里克堡的阴霾下清醒过来。世界各国加强防疫，全力研发疫苗，直到今天面对病毒才有一搏之力。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100多年前的1918年，美国首先爆发不明呼吸道疾病，最开始是几个打猎的农民发病，很快便大规模扩散。依然是美军，将病毒带到了欧洲，导致大量无辜平民病死。可是美国秘而不宣，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英法以“国家安全”禁止对此讨论，无辜民众在不明不白中死去。直到病毒传播到没有参战的西班牙时，因为西班牙的报导，世界终于被惊醒。

1918大流感，在当时全球只有20亿人的情况下感染了5亿人，死亡2000万到5000万之间，甚至有人估计死亡高达1亿。这场百年前始于美国的病毒大爆发，至今被英美阴毒的称为“西班牙大流感”。

 

 

现在，你明白美国为什么要指责中国武汉p4实验室了吗？为什么要到武汉来“病毒溯源”了吗？因为，美国早就调查清楚了，它就是那个满手鲜血的凶手！

为了掩饰心虚，它还用滴着血的食指恶意指向中国，却忘记还有四根手指，正指向自己！

栏目主编：张武

本文作者：有里儿有面

文字编辑：卢晓川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苏唯

 

6

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患者胸部CT影像学动态变化- NCBI

 

作者：J WANG

2020 

 

本文资料中的COVID-19患者未出现“白肺”征象。鉴于SARS的诊疗经验以及得益于CT设备已在各级医疗中心普及，我们建议在发热门诊或对潜在感染人群 ...

 

目的

 

探讨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患者病程中胸部CT影像学表现的变化规律。

 

方法

 

收集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集中收治的COVID-19确诊患者52例。所有患者病程中持续胸部CT复查，人均共行4次胸部CT检查，每次检查间隔时间2~7 d。回顾性分析诊疗过程中患者CT影像学特点及随时间变化的特点。

 

结果

 

除2例患者首次胸部CT影像无异常，其余50例患者均发现肺部有不同程度的阴影。其中，表现为磨玻璃样密度影（GGO）48例（92.3%），斑片状实变、亚实变19例（36.5%），17例（32.7%）伴随出现空气支气管征，小叶间隔增粗41例（78.8%）。病程中COVID-19患者肺部GGO病变逐渐减少，纤维索条影逐渐增多，成为最常见的影像学表现。39例患者（75.0%）在入院第6~9天肺部病灶变化最明显，在入院第10~14天40例（76.9%）患者肺部病灶明显吸收。

 

结论

 

COVID-19患者的胸部CT影像学表现具有一定的特征和变化规律，这在疫情防控和临床治疗决策中具有较大价值。

2019年12月下旬，在湖北省武汉市暴发了一种由新型冠状病毒——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SARS-CoV-2)感染引起的疾病，即2019冠状病毒病(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SARS-CoV-2具有较强的传染性，人群普遍易感，一般表现为发热、咳嗽、胸闷和乏力，严重者可快速进展为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以及多器官功能衰竭而死亡 ^[ 1] 。由于对SARS-CoV-2了解不足，加上疫情在全国范围内的流行和传播非常迅速，给COVID-19的诊断带来了巨大挑战。核酸检测是诊断的金标准，但是其特异性和敏感性受试剂本身和采样标本的影响较大，容易出现假阴性结果。因此，影像学检查的作用日益突显。目前，已有一些文献对COVID-19患者的胸部影像学特点进行了描述 ^[ 2- 3] 。我们发现，患者胸部影像学表现会随着病情进展出现动态变化，笔者回顾性分析52例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确诊为COVID-19患者的胸部CT影像学资料，旨在加深理解COVID-19患者肺部组织病变的变化规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收集2020年1月19日至2月3日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就诊并具有完整CT影像学数据的COVID-19患者52例，男性29例，女性23例，其中1例为孕妇；患者年龄13~73岁，平均年龄(44±14)岁；16例有武汉旅居史，36例有与确诊病例密切接触史；患者临床表现以发热和呼吸道症状为主，起病症状为发热47例，胸闷13例，咳嗽24例，乏力18例，头痛15例，肌肉酸痛38例，胃肠道不适1例，2例患者无明显临床症状。所有患者的诊断符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六版)》 ^[ 4] 标准，核酸检测均为阳性。本研究经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伦理审查委员会批准[(2020)IIT会审第(5)号]。

1.2 胸部CT检查方法

52例患者入院时及住院期间均在特定机房行胸部CT检查，机房内环境及机器设备确保完全消毒，扫描技术人员上岗时均做好一级防护。使用LightSpeed VCT及Revolution EVO 64排螺旋CT采集患者胸部影像学数据。扫描范围自肺尖至肺底。扫描参数：管电压80~120 kV，管电流100~400 mA，扫描层厚5 mm，采用高分辨骨算法和标准算法，重建薄层图像层厚为1 mm，同时行冠状位薄层重建。

1.3 胸部CT复查

住院期间所有患者常规胸部CT复查，两次检查间隔时间最短2 d，最长7 d。52例患者中最少复查2次，最多复查7次，人均住院期间复查4次。共收集到205例次的胸部CT影像检查数据。

1.4 胸部CT影像分析

由2名高年资影像学诊断医师独立进行回顾性图像分析，内容包括肺部病灶分布、范围、病灶类型、胸内淋巴结、病灶演变类型等。当意见不同时，请第3名胸部影像学诊断的主任医师组织讨论，并最终达成一致。

1.5 统计学方法

正态分布的计量数据以均数±标准差( )描述，计数数据以例数和百分率[ n(%)]描述。

2 结果

 

2.1 患者入院时首次胸部CT检查结果

除2例患者肺部无异常改变外，50例患者均发现不同程度的肺部阴影。48例(92.3 %)患者有磨玻璃样密度影(ground-glass opacity，GGO)，呈结节状或片状。19例(36.5 %)患者肺部存在斑片状实变、亚实变，大小不一，病灶的长轴与邻近胸膜平行。其中有17例(32.7 %)伴随空气支气管征( 图 1)。GGO和亚实变可同时出现，但大部分患者GGO范围或数目更为显着。患者肺部还存在不同程度的肺间质改变，41例(78.8 %)有小叶间隔增粗表现，可见“铺路石征”( 图 2)，4例(7.7 %)出现少量纤维条索影，分布在实变或亚实变周围。COVID-19患者的病变分布具有特征性，主要位于两肺的外带区域及两侧胸膜下，可跨越肺段的解剖分布，呈多叶浸润累及。所有患者首次CT检查中均未发现肺部空洞、肿大的肺门或纵隔淋巴结、胸腔积液、心包腔积液以及气胸、肺不张。

 

 

图1

COVID-19患者实变病灶内出现空气支气管征

 

患者女性，51岁，发热4 d，胸闷气急1 d.A：入院当天两肺散在多发实性、亚实性片状影，右肺为着，两侧病灶内均可见空气支气管征；B：入院第10天右肺病灶吸收留下絮片状淡薄高密度影，左肺上叶实变影增多、范围增大，局部融合.COVID-19:2019冠状病毒病.

 

图2

 

COVID-19患者CT显示大范围肺间质改变及纤维化演变

 

患者女性，54岁，畏寒发热头痛乏力5 d.A、B：入院当天两肺胸膜下多发磨玻璃样密度影和小叶间隔增粗，表现“铺路石征”；C、D：发病第8天两肺磨玻璃样密度影密度不均匀增高，呈亚实性改变，冠状位显示部分磨玻璃样密度影吸收；E、F：发病第11天病灶范围进一步缩小，小叶间隔增厚及轻度收缩性改变.COVID-19:2019冠状病毒病.

 

2.2 患者入院后不同时间段胸部CT影像学表现

患者入院后不同时间段的CT扫描结果显示，肺部病变呈现出一定趋势性变化( 表 1)。肺部GGO在入院后2~5 d最为常见(84.3 %)，随后几个时间段肺GGO出现的频次逐渐减少。斑片状实变、亚实变出现的频次呈现先增多后减少的趋势，在入院6~9 d及10~13 d较常见(分别为83.0 %、85.7 %)，见 图 3。随着住院时间延长，患者肺部更常见的病变是肺间质性改变，包括小叶间隔增厚以及纤维索条影。其中小叶间隔增厚在患者住院早期即很常见，入院第2~5天出现的比例高达71.8 %，住院14 d后出现的比例仍达84.0 %。纤维索条影则从最初的6.2 %增加到96.0 % ( 图 2、 4、5)。

表1 COVID-19患者入院后不同时间段胸部CT影像学表现频次

Table 1 A summary of imaging findings in COVID-19 patients at different time periods after admission  [ n(%)]

 

距离首次CT检查时间(d)	n	磨玻璃样密度影	斑片状实变、亚实变	小叶间隔增厚	纤维索条影
2~＜6	32	27(84.4)	21(65.6)	23(71.9)	2(6.3)
6~＜10	71	39(54.9)	59(83.1)	55(77.5)	23(32.4)
10~＜14	77	31(40.3)	66(85.7)	68(88.3)	35(45.5)
≥14	25	9(36.0)	16(64.0)	21(84.0)	24(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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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VID-19:2019冠状病毒病.

 

图3

COVID-19患者CT复查显示肺部实变进展

 

患者男性，70岁，发热伴咳嗽咳痰3 d就诊，曾与COVID-19确诊患者密切接触.A：入院当天左肺下叶胸膜下可见一不规则斑片状磨玻璃样密度影；B：入院当天CT冠状位重建图像显示两肺胸膜下散在多发磨玻璃样密度影；C：入院第8天病变进展，右肺新发大片状磨玻璃样密度影，内见增粗小血管影(箭头所示)；D：入院第8天CT冠状位重建图像显示左肺病灶实变，范围较前增大.COVID-19:2019冠状病毒病.

 

图4

COVID-19患者病程后期CT复查肺纤维化明显

 

患者男性，30岁，发热咳嗽1 d，有武汉居留史.A：入院当天两肺下叶胸膜下少许磨玻璃样密度影；B：入院第4天两肺下叶病灶密度增高，范围增大，局部少许实变；C：入院第8天肺部实变影更为明显，可见胸膜下线及小叶间隔增厚，周围小叶结构似牵拉；D：入院第13天实变仍存在，可见粗乱的条索影，提示一定程度的肺纤维化.COVID-19:2019冠状病毒病.

 

2.3 治疗期间患者肺部病灶演变模式

患者在入院第6~9天肺部病变进展最为明显( 图 5、 6)。39例(75.0 %)患者出现肺部病灶数目增多、范围增大，部分病灶融合。此外可见到GGO密度不均匀增高，实变、亚实变影和肺间质改变明显。入院第10~14天，40例(76.9 %)患者肺部病灶明显吸收。表现为GGO和实变数目减少和范围缩小。病灶的中央首先开始吸收，此时可出现典型的“反晕征”( 图 7)；对于斑片状病灶而言，病灶靠近肺门一侧吸收最快( 图 8)。部分斑片状实变影吸收速度较慢，可呈机化性肺炎表现。与此同时，肺纤维索条影进一步增多，走行不规则，牵拉临近胸膜或叶间胸膜。但未见到蜂窝状改变或者牵拉性支气管扩张。在住院期间，有12例(23.0 %)患者出现一处病灶吸收，另一处出现新病灶或病灶进展融合的现象( 图 1)。

 

图5

COVID-19患者CT复查显示肺部阴影进展和吸收(首次CT检查呈实变表现)

 

患者女性，39岁，反复发热4 d就诊.A:首次就诊时，两肺下叶胸膜下见半片状实变影；B、C：发病第6天和第8天，实变范围增大，并保持相对稳定，病灶内可见空气支气管征；D:发病第10天，肺部仍以实变为主，但病灶开始吸收；E、F:发病第12天和第14天，肺部阴影进一步减少，两侧胸膜下出现纤维条索影；G:发病第16天，两肺下叶以纤维索条影为着. COVID-19:2019冠状病毒病.

 

图6

COVID-19患者CT复查显示肺部病灶进展和吸收(首次CT检查阴性)

 

患者女性，24岁，发热1 d，有COVID-19患者密切接触史.A、B：首次CT检查肺部无异常；C：入院后第5天左肺下叶胸膜下小片状实变影；D：入院后第8天病灶进展；E：入院后第12天肺部病灶明显吸收，密度减低.COVID-19:2019冠状病毒病.

 

图7

COVID-19患者CT扫描横断位(A)和冠状位(B)图像显示病灶吸收首先从中心开始

 

患者男性，62岁，入院后第12天时肺部分磨玻璃样密度影开始吸收减少，吸收从病灶中央开始，横断位和冠状位上均可见到典型的“反晕征”(箭头所示).COVID-19:2019冠状病毒病.

 

图8

COVID-19患者CT显示肺部病灶出现顺序及纤维化过程

 

患者男性，51岁，发热7 d，加重伴气促1 d，1月份有武汉旅居史.A：发病第7天，患者双肺胸膜下多发斑片状磨玻璃样密度影，局部小叶间隔增粗，呈细网格样改变；B：发病第10天，病灶有吸收减少，两肺下叶磨玻璃样密度影呈亚实性、实性改变(箭头所示)；C：发病第13天，病灶明显吸收减少，两肺下叶见粗大的纤维条索影.COVID-19:2019冠状病毒病.

 

3 讨论

 

COVID-19患者出现症状到就诊往往存在一定的时间间隔，本文资料中的患者进行首次胸部CT检查时距离发病1~15 d，可出现首次检查阴性的病例(3.8 %)，但大部分(96.2 %)患者可见肺部病灶。这些病灶与其他病毒性肺炎表现出类似的影像改变，主要以GGO、斑片状实变、亚实变以及广泛的小叶间隔增粗为主，无肿大淋巴结、胸腔积液、空洞。病灶以GGO病灶为着，约92.3 %的患者肺部可见GGO，其次为小叶间隔增粗(78.8 %)。病灶的分布具有一定特异性，主要集中在两肺外带区域及两侧胸膜下。COVID-19在早期更多反映了肺间质的损伤，例如小叶间隔增粗和出现GGO。由于炎症累及肺泡结构，引起肺泡水肿渗出、出血，在CT影像上可表现为不同程度的GGO。重型病例可出现肺实质损伤，影像学上表现为肺实变，这通常是正常肺泡结构塌陷或炎性细胞大量浸润引起。本文资料中有32.7 %的患者可见空气支气管征，表明未累及近侧气道。笔者认为这与病毒的感染机制有关。尽管对COVID-19更详细的病理变化仍有待进一步研究，但已有研究表明血管紧张素转化酶2(angiotensin converting enzyme 2，ACE2)是SARS-CoV-2表面棘突蛋白结构域的重要连接受体，SARS-CoV-2与SARS类似, 鉴于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其亲和力可能较SARS更大。人体的ACE2受体大量表达于Ⅱ型肺泡上皮细胞。肺的外带及胸膜下是终末细小支气管膨大形成肺泡管的密集区域，从解剖学角度也可以解释病灶分布的特点。此外，SARS-CoV-2作为一种单链RNA病毒，其颗粒直径非常微小，足够随气流播散至气道的远端。此外，在一些文献中提到增粗的小血管影、结节周围围绕的淡模糊影也具有特征性，在本文资料所述患者中亦有表现。

COVID-19患者病情变化通常较快，影响因素较多，包括救治方案和患者体质、慢性基础疾病(高血压、糖尿病)等。临床实践中，有些患者症状反复，平稳一段时间后突然出现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或多器官功能衰竭，临床推测这与患者体内的“炎症风暴”有关。本文资料中的患者均获得有效的治疗，未出现病情恶化或死亡病例，但患者肺部病灶仍呈现较大的变化。COVID-19患者在入院早期(2~5 d)更多表现为急性损伤，最常见的是GGO和实变。随着病程进展，GGO病灶逐渐减少，实变病灶先增多后在一定时间内保持相对稳定(6~9 d和10~13 d)。在疾病的后期(＞14 d)当患者病情得到控制并好转后，患者肺部可出现不同程度的肺纤维化。这种趋势性变化有助于帮助临床医生判断患者肺部损伤处于哪个阶段，有利于评估病情。本文资料未涉及出院患者长期的临床跟踪和CT复查数据，因此肺部病灶纤维化的程度和广度需要后续进一步观察。

本文资料中，患者在住院6~10 d病变进展最为明显，表现为GGO、实变影数目增多、范围增大，严重者可出现融合，说明疾病尚处于早期，需要引起临床重视。此后肺部病灶出现不同程度的吸收，表明相当一部分患者在这一时期肺部损伤已达到高峰，病情处于一个关键节点，对临床的评估和治疗具有较大的指导意义。鉴于患者在住院前期肺部病变较为迅速，笔者认为COVID-19患者治疗期间持续CT复查非常重要。当首诊患者肺部以GGO为主要病变时，需要适当缩短复查的时间间隔，以及时评估在疾病急性损伤阶段的进展情况；如果肺部出现以纤维索条影为主的病变形式，则表明患者病情转入慢性吸收阶段，可以适当延长CT复查的时间间隔。此外，有部分患者(23.0 %)在复查期间肺部病灶呈现一定的“此消彼长”现象，可能与病情反复或病灶吸收不完全有关，提示对COVID-19患者的CT检查结果判断需要与前次检查结果对照，以利于综合评估肺部病变的转归。

2003年和2015年，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和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暴发，病原体同为β亚型的冠状病毒。MERS的中间宿主是单峰骆驼，患病人群具有较明显的地域分布。SARS与此次的SARS-CoV-2的流行有一定相似性，且从临床来看，病毒都具有较强的传染性。COVID-19患者的肺部影像学表现与SARS非常相似，如都以GGO和实变为主且主要集中于两侧胸膜下，两者都少见空洞、胸腔积液、淋巴结肿大，但是SARS具有更严重的间质纤维化，患者出院后仍可表现小叶内间质及小叶间隔增厚，胸膜下线及远端细支气管牵拉性扩张和蜂窝状改变等，部分患者康复期双肺间质纤维化仍可导致空气潴留形成“马赛克”样表现 ^[ 12] 。SARS患者的CT影像病灶进展更迅速，更容易有弥漫性肺泡损伤，在影像学上表现“白肺”。本文资料中的COVID-19患者未出现“白肺”征象。

鉴于SARS的诊疗经验以及得益于CT设备已在各级医疗中心普及，我们建议在发热门诊或对潜在感染人群通过胸部CT检查的方法来提高诊断的敏感性。COVID-19患者动态CT影像学表现有一定的特点和变化规律，可以为临床治疗决策和疫情防控提供重要依据。

 

7

 

电子烟背黑锅？！

美国去年致死案例 日媒怀疑新冠肺炎才是祸首！

 

CTWANT 张雅淳

2020年3月17日·2 分钟 (阅读时间)

 

去年美国爆发一连串电子烟伤害肺部的案例，如今有人猜测其实是感染新冠肺炎病毒。

新冠肺炎持续延烧，甚至让许多国家采取「锁国」防堵病毒，目前欧洲疫情的大爆发让人心惶惶，但更多专家忧心美国将成为下一个未爆蛋，美国官方估计将有1亿5000万人遭到感染，其实恐怕实际数字更多，日本朝日电视台等媒体就陆续报导美国之前流感感染者、死者实际上不少人都是新冠肺炎感染者，就连美国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一开始先松口「新冠肺炎症状和流感非常相似」，之后更坦承「流感筛检阴性者都怀疑是新冠病毒。」

再加上美国去年6~10月时陆续爆发一连串原因不明的肺炎，日媒因此怀疑新冠肺炎可能发源于美国。根据美国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资料，去年10月美国境内不明原因的严重肺部死亡病例累计至18个，分散于美国15个州，而确认或疑似染上这一病症的病例累计达1080个，遍布美国48个州，这种病症由于X片时能看到其肺部出现白化现象（新冠肺炎也有这种现象）而被称为「白肺病」，当时认为其病症发源的可能关联是使用雾化型电子烟，这一事件也使得全世界很多爱抽电子烟的人不得不停止自己的爱好。随着新冠肺炎疫情扩散，现在许多人怀疑美国去年爆发的「白肺病」很可能就是新冠肺炎。

根据日本朝日电视台报导，由于美国的医疗费用较高，大部分美国人在生病后通常不会选择就医治疗，特别是感冒症状的疾病，而且医院中针对感冒症状的疾病也不会进行冠状病毒方面的检测化验，所以即便有人患了新型肺炎，美国疾控中心也不一定知道，更何况新型肺炎的轻症患者可能根本没有症状，更无从查起，也更引人猜测。

 

8

 

有关新冠起源，欧美多地有这些新发现，都证明一件事！

 

202106 /18 12:43

新民周刊 企鹅号

文| 海上客

 

他们甚至罔顾世卫组织已经派人到中国调查并已有结论的事实，希望一而再、再而三地选人来华调查，直到搞到他们满意的答案为止。

有关新冠起源，欧美多地近日有不少新发现，实际上都指向一件事——新冠病毒从武汉病毒所泄漏之说毫无根据。而特朗普及其团队2020年在美国总统任上，就是在为了自身目的而散播“政治病毒”！

 

 

2020年3月，特朗普曾连发推特，用污名化的称呼“中国病毒”进行发难

 

如今，美国总统已经换人。然而，在美国和西方其他一些国家，确实仍有人在向中国泼污水，希望将新冠疫情起源、祸首的罪名硬生生栽到中国头上。他们甚至罔顾世卫组织已经派人到中国调查并已有结论的事实，希望一而再、再而三地选人来华调查，直到搞到他们满意的答案为止。

不妨看看近日欧美多地的新发现，也许能令这些人头脑略微清醒一些。

 

01

 

近日发表在美国感染疾病学会《临床感染疾病杂志》上的一份报告称，研究人员对2020年前三个月采集的24000多个血样进行了分析，至少有9人的血液中含有新冠病毒抗体。这说明什么情况？

这份报告，来自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一项名为“我们所有人(All of Us)”的长期项目，旨在跟踪研究100万名志愿者的健康状况，该研究需要志愿者献血。

被查出新冠感染痕迹的血样——

伊利诺伊州、马萨诸塞州、威斯康星州、宾夕法尼亚州、密西西比州的血样采集时间分别是2020年1月7日、1月8日、2月3日、2月15日、3月6日。

而这五个州首次报告新冠确诊病例时间则分别是1月24日、2月1日、2月5日、3月6日、3月11日。

 

 

2020年，美国新冠疫情迅速扩散

 

这个最新数据说明什么？

在海叔看来，客观地说，这就是传染病流行病学中非常经典的一种现象——当人们发现某一疾病暴发的时候，开始意识到这个疾病的时候，实际上这个疾病可能在一些地区已经悄悄流行很长时间了。

诚然，武汉是新冠肺炎被发现暴发的首个地方。可那不就是因为有中国的医务工作者发现不明原因肺炎，并及时上报嘛？

 

 

武汉疫情上报第一人：张继先

 

“2019年12月26日至29日，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张继先，先后接诊发现7例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凭着对传染病疫情的高度敏感，她最早发现新冠肺炎疫情苗头，并和院方一起两次上报，率先拉响了疫情防控工作警报。”这是新华社的报导。

那时候，美国是否有人发现不明原因肺炎呢？

譬如2019年的“白肺病”流行，究竟是怎么回事？是不是该由世卫组织派员，进行下彻底的调查？

 

02

 

欧洲精准医疗平台首席科学家、让多赛实验室国家平台分子信号通路研究室主任、巴斯德研究院免疫学博士鞠丽雅教授甚至称，中国的武汉团队“应该获得新冠研究的诺贝尔医学奖而不是被指责”。

鞠丽雅如此分析——

溯源不是人为的生搬硬套，而是严谨的科学研究。

中国科学家最早发现新冠病毒基因序列，并不意味着武汉就是新冠病毒的源头，更不能藉此推断出是中国科学家制造。

如果说因为首先发表了高质量的病毒序列就被扣上新冠源头的罪名，那么，最先发现艾滋（HIV）病毒的蒙塔涅日教授就不应该是获得诺贝尔奖，而是作为全球艾滋病的罪魁而推上审判法庭；发现细菌的巴斯德先生要为全球的致病细菌负责了。

 

 

法国华裔科学家鞠丽雅教授接受央视采访

 

在讲过逻辑之后，鞠丽雅再举出事实。

她首先承认，2020年1月24日、28日，在法国确实先后收治过4位来自武汉的游客，是患了新冠肺炎的。其中，一位时年80岁的老者病故，另外3人病愈出院。

接下来，她提及2020年2月28日，法国北方的第一例与中国没有任何关联的本土新冠患者，多次转院后，在巴黎皮提耶-萨尔佩特里尔医院(Pitié-Salpêtrière)死亡。此后，法国本土疫情显著起来。根据这个分析，鞠丽雅认为，法国本土的疫情与武汉病例无关。

4月24日，巴斯德研究院报告新冠患者基因测序结果，证明了法国新冠出自于本土的，在2020年之前就有流行的古老病毒株，测序数据证明法国病毒株的遗传性状与中国患者的病毒相差甚远。

海叔要说，早在2020年，就曾有各种报导——意大利、西班牙、巴西、日本都曾在血样或者留样废水里找出过2020年以前的新冠阳性痕迹。可问题在于，西方一些人是否相信这一点？巴斯德研究报告出炉后，按照鞠丽雅的说法，遭到法国国内一些人的抵制。

 

巴斯德研究院的报告部分图表

 

03

 

武汉病毒所研究员石正丽最近以电子邮件的方式接受《纽约时报》采访，针对有报导引用美国情报称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三名员工，在2019年11月就出现类似新冠的症状，到医院寻求治疗，石正丽响应表示，没有这回事，并说：“如果可能的话，你能提供这三人的名字来帮助我们调查吗？”

石正丽

 

海叔要说，目前确实要防着美国一些人搞栽赃陷害。毕竟，连中情局特工都上了，这种调查，出于什么目的，已经很显然了。这时候，中国要做的，一方面是君子坦荡荡，另一方面，则同样需要拿出更多的证明与真相。病毒溯源，需要科学精神！希望真正的溯源，能为人类最终的抗疫成功作出贡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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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让政治远离新冠病毒溯源

 

中国驻法大使馆

2021-05-28 20:43

 

　　关于新冠病毒的实验室起源或人为制造的阴谋论早已遭到唾弃。但近来，个别法国大报借势美国炮制的“科学家联名信”，再次质疑中国—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重新翻炒“实验室泄露论”，甚至对中国科学家进行污蔑攻击。有必要揭穿这些不实之词，澄清真相，以正视听。

　　他们指责中国没有完全公开原始数据，称今年初联合专家组赴武汉期间行动受限，“没有获准进入一些战略地点”，这纯属颠倒黑白。事实上，中方为专家组工作提供了最大便利，充分体现了开放、透明、负责任的态度。去年7月同世卫组织商定工作任务书后，中国就召集数百名科学家尽全力进行数据搜集、整理和初步分析，并向世卫专家逐条展示了需要特别关注的原始数据，国际专家也多次公开表示就数据问题同中方进行了全面坦率讨论。世卫专家组走访了湖北省疾控中心、武汉市疾控中心、武汉病毒研究所等机构，参观了各类生物安全实验室，与相关机构专家进行了深入、坦诚的科学交流。多名国际专家多次在不同场合表示“想去的地方都去了，想见的人都见了”，对中方的开放和透明给予了高度评价。

　　他们对某推特匿名账号“披露”的三篇所谓“武汉病毒研究所学术论文”如获至宝，以为终于挖到了中国政府掩盖“实验室泄露”事实的证据。且不论这几篇论文真假，即使按其说法，也不过就是该所正式发表的研究报告没有完整呈现关于冠状病毒的研究结果。这很正常呀！写任何学术论文都是对其原始素材的整理提炼，而不是完整罗列。法国蝙蝠专家Jean-François Julien就表示，“在科学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有部分内容不公开的情况并非不寻常，甚至是惯例”。近日，武汉病毒研究所团队在bioRxiv预印版平台上提交了最新论文，公布了对几年前在云南省墨江县采样的进一步研究成果，结论再次严谨地否定了“新冠病毒来源于实验室泄漏”这一推测。

　　他们拿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需对实验室泄露的可能性开展进一步研究”的表态大做文章，试图否定世卫专家组作出的“病毒极不可能来自实验室泄漏”的结论，这是别有用心的政治操弄。世卫专家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对实验室泄露的猜测一直存在，但对中国的实验室进行认真考察后，没有发现任何可疑迹象。如果一定要继续调查，就像那份美国“科学家联名信”呼吁的那样，那就去查查美军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①、以及美国在全球部署的200多个生物实验室。很奇怪，这里的那些享有盛誉的大报对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三缄其口、讳莫如深。它们在掩盖什么？目前溯源研究中国的部分已经完成，世卫组织应该对2019年夏秋之交就有新冠病毒传播的国家进行实地考察。希望有关国家也能像中方一样，本着科学、开放、透明和负责任的态度，向世卫组织专家开放实验室，积极配合溯源研究。

　　他们还以曾经同武汉病毒研究所石正丽教授合作开展冠状病毒研究的美国病毒学家拉尔夫•巴里克最近“倒戈”，联署了美国“科学家联名信”为证据，试图坐实病毒是从武汉P4实验室泄露的“罪名”。殊不知巴里克，还有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主任福奇是在美国反华势力的胁迫和攻击下被迫“改口”的，此前一年多时间他们都是坚决反对“病毒实验室泄露论”的。巴里克当年和石正丽共同研究的冠状病毒并非导致如今新冠肺炎的病毒，石正丽只是提供了RsSHC014病毒序列和质粒，对病毒进行“杂交”的过程并不是在武汉实验室进行的，而是在巴里克所在的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大学的实验室进行的。就连该校当年自己发布的关于此事的信息上，说的也是该校的研究人员发现了这种冠状病毒有传染人的可能，而不是武汉病毒实验室。

　　“政治应该远离新冠病毒溯源”。一个自己囤积了26亿剂疫苗却不肯拿出一剂救助别国的国家成天编造谎言、谣言攻击中国，其目的不外乎“以疫制华”，企图羁绊中国发展崛起的脚步；再就是为自己因无能造成3000多万人感染、60多万人死亡的抗疫失败“甩锅”推责。更严重的是，它的行径已经严重干扰破坏了国际社会的团结抗疫。大国要有大国的样子，不要把自己的外交流氓化，把自己变成谣言工厂。

①2019年6月，美国媒体曾报导，美国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美军生物基地曾因事故被关闭，后来当地发生了被称为“白肺病”的不明原因肺炎。2020年3月，美国时任CDC主任雷德菲尔德在美众议院作证时说，2019年9月开始的美国大流感中，一些看似死于流感的人实际上死于新冠肺炎。

 

10

 

冠状病毒为什么在武汉爆发？

余茂春：石正丽忽略了一个重要关键

 

发表时间：02/03/2021 - 20:37

法广 作者：古莉

 

前美国国务院中国政策顾问余茂春日前向美国之音表示：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病毒专家石正丽当时觉得，这些蝙蝠都在湖北省之外的地方，她感到吃惊的是，为什么病毒没有在这些地方爆发，而在武汉爆发。实际上她忽略了一个重要关键。

余茂春指出，这个关键就是，石正丽和她的同事多年以来就把他们在其它地方采集的带病毒的蝙蝠样本搜集保存在武汉病毒研究所。她是该所实验室的副主任，号称蝙蝠女，有成千上万个标本。这些东西不是从武汉野外自然生长的，而是武汉病毒所的实验室里保存了很多这类病毒标本。是不是从这里泄露出去的，是我们所关心的。当然确切的答案必须要由武汉病毒研究所公布数据、储存系统数据、公布其生物安全标准才能知道。武汉病毒研究所有大量带病毒的蝙蝠标本，是不争的事实。

余茂春在美国之音3月1日发布的采访中指出，我们的重点不是病毒产生于自然或实验室，我们的重点是中国的生物安全系统非常不健全。袁志明在武汉病毒研究所长期担任党委书记，他本人是科学家，对中国生物安全的不足和缺陷很了解。他在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倡导改进中国的生物安全系统，写了很多文章，甚至还办了一本英文杂志，名字就叫《生物安全及生物安全保障杂志》。其中，袁志明和他的不少同行提出了很多问题，说中国的生物安全没有达到国际标准，条件差，数据不足，实验室资金和地区资源分配不均，上面也不重视，等等。

余茂春表示，有人曾当面指出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实验动物管理不善，包括很多实验用的猴子，很多实验动物用完后拿出去当宠物卖，还有实验人员吃实验中用过的蛋，这些现象和指控很多。也曾有有医学背景的网友要求跟研究室副主任石正丽当面对质，石正丽说她可以用生命担保这是不可能的。但她不敢对质。所以里面的很多事情是不公开不透明的。

 

世卫组织高层被中国绑架

 

针对世卫专家团称病毒极不可能来自实验室，余茂春表示，世卫组织领导层基本被中国绑架了，但下面具体管事的人对中国非常不满。美国媒体采访很多这样的人，在日内瓦，甚至在北京的世卫组织代表，也对中国的做法非常不满，向中国提出无数次请求要求调查，中国一概拒绝。

余茂春说，据他观察，这次中共为什么让世卫组织进去武汉，因为想去证明中共最早的一个说法，即病毒是从海鲜市场流出来的。他们希望世卫组织去找到另外一个宿主，可是这个动物的宿主找来找去找不到，所以中共想做这个事情。世卫组织也没有说他们找不到，因为他们没有去走访多少地方，只是走马观花看一看。只是说武汉病毒研究所防范多么严密，生物安全多么先进，这也是非常不负责任的，因为很多中国自己的科研人员都认为他们的标准不够格。而且目前这个团里某些成员有严重利益冲突，本应是调查对象，却成了调查者。这是有问题的。

 

中国制裁余茂春等二人

报复美国制裁两名「严重侵犯人权」西藏官员

 

发表时间：23/12/2022 - 08:22

法广 作者：香港特约记者麦燕庭

 

中国外交部(今(23日)早宣布，对美国国务卿办公室前中国政策首席顾问余茂春和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副主任托德斯坦恩(Todd Stein)实施制裁，以报复美方借西藏人权为由而制裁两名中国官员。

这分名为《关于对余茂春丶托德·斯坦恩采取反制裁措施的决定》，由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签署，即日生效。具体制裁行动包括冻结二人在中国境内的财产；禁止与境内的组织丶个人与其进行交易活动；以及对其本人及直系亲属不予签发签证丶不准入境。

美国财政部在国际人权日前夕宣布，对中国丶俄罗斯丶伊朗丶缅甸等九个国家的四十多个侵犯人权的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当中包括两名被指在西藏「严重侵犯人权」的中国官员，他们分别是2016年至2021年担任西藏党委书记的吴英杰和自2018年起出任西藏公安厅厅长的张洪波，二人被指控实施酷刑丶杀害囚犯并强迫节育。他们在美国的所有资产均被冻结。

公开数据显示，余茂春是美国华裔学者丶历史家，曾担任《华盛顿时报》专栏作家丶是中国留美学生中进入美国国务院对华政策核心圈的第一人。他对美国特朗普政府以还的对华强硬政策提出不少参考意见，现为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及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至于托德斯坦恩，则是在去年3月加入CECC，而CECC是美国国会旗下的独立委员会，职能是监察中国法治发展和人权，其中包括检讨香港「一国两制」的实践，并就此每年向美国总统和国会提交年报。

 

11

 

有关新冠病毒来源的部分科学真相

 

德纳视角

编辑于2020-05-12 2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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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正丽作为排名第14位作者和美国研究团队合作于2015年11月9日在自然医学杂志上刊登的论文名为《一个类似SARS的蝙蝠冠状病毒群显示了人类感染的可能性》，这个研究是世界上首次进行冠状病毒跨物种感染的成功研究。共15人的国际研究团队中除了两名中国人有13人是美国科学家。

首席科学家是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研究员拉尔夫·巴里克Ralph S.Baric。他是这项试验的关键人物，过去一直从事冠状病毒研究工作，是2015年论文的首席病毒学家、总体的主导者。

石正丽在研究中的作用是她提供了SHC014蛋白基因序列和质粒。这相当于是研究中试验的基础性原材料。

整个实验是将来自中国云南中华菊头蝠的冠状病毒SHCO14上的S蛋白和适应老鼠的SARS-CoV主链结合形成了SHC014-MA15这一嵌合病毒。这之中石正丽团队发现了来自中国云南中华菊头蝠的与SARS病毒高度相似、不能感染人类的冠状病毒SHC014；而主导研究的美国科学家在此基础上利用SHCO14的S蛋白和适应老鼠的SARS冠状病毒主架，通过SARS-CoV反向遗传学系统进行了基因工程化合成，在实验室改造出了通过SHCO14上的S蛋白结合到老鼠上的呼吸道ACE2受体可以感染老鼠呼吸系统的新型冠状病毒SHC014-MA15。

在研究团队中有美国的两个关键性人物是Vineet D Menachery和Ralph S. Baric。特别是第一共同作者Vineet D Menachery这个人，在2015年这个研究中参与制作冠状病毒，设计、协调并且执行了实验，完成了分析，写好了文稿（说全文都是他完成的也不为过了），而2017年又参与制作抗冠状病毒的药品瑞得西韦Remdesivir。左手制冠状病毒，右手制药瑞得西韦！

2017年6月28日的一篇刊登在科学杂志上的文章（题目：Broad-spectrumantiviral GS-5734 inhibits both epidemic and zoonotic coronaviruses，【中文翻译：广谱抗病毒药物GS-5734抑制流行性人畜共患的冠状病毒】），GS-5734就是现在所称的瑞德西韦。这个研究把Vineet D Menachery和Remdesivir（瑞德西韦，俗称“人民的希望”）所在的Gilead制药公司联系在了一起。

在2015年的这个研究都是主要VineetD Menachery做的，项目研究还很重要的一个人他就是拿到研究资金和设计实验的Ralph S.Baric。他也是该研究论文的第一通讯作者。同时他也是这次参与新冠肺炎国际正式命名的委员会成员之一。他似乎背后有很大能量。一直能够数次申请到数以百万美金的研究资金。而Ralph S. Baric的实验室的大多数研究是以冠状病毒为模型，研究RNA病毒的转录、复制、持久性和跨物种传播的遗传学。

这个来自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成立于1789年，是美国成立最早的公办大学，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生物学专业非常有名。至今为止，全球实验室创造的十大病毒和细菌排名中，第六名就是来自北卡的SRAS2.0.）的Ralph S. Baric博士创造了一种突变SARS病毒。研究人员通过在自然发生的SARS中添加一些蛋白质来开发新病毒，其初衷是想通过制造更致命和突变的病毒，进一步开发更强大的疫苗，使我们免于更致命的SARS流行病。然而巴斯德学院的Simo Wain-Hobson教授认为一旦它从实验室逃脱，我们可能不会像2003年那么幸运!

美国新泽西州皮斯卡塔韦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的分子生物学家和生物防御专家理查德德•埃布赖特(Richard Ebright)也表示:“这项研究的唯一影响是，在实验室中产生了一种新的非自然风险！” 2015年这项试验的关键人物，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研究员拉尔夫·巴里克(Ralph S. Baric)，过去一直从事病毒研究工作，是2015年论文的首席病毒学家、总体的主导者。Ralph S. Baric同样也和Vineet D Menachery一同参与了2016年关于SARS类病毒用在Human上进一步研究。研究论文名称为：SARS-like WIV1-CoV poised for human emergence [中文翻译：像SARS一样的WIVI- COV病毒随时可能在人群爆发]。把相关病毒改造成人可以感染的类型。而这次的研究没有任何华人参与。

包括以上这两位科学家在内的参与以上2015年、2016年研究的6人继续在2017年研制了GS-5734，也就是瑞德西韦。所有的这些研究的研究地点是在美国而不在中国。论文完成也是在美国。项目研究资金也是美国基金会提供。由吉利德科学公司（Gilead Sciences）进行并支付了化合物配方以及药代动力学和代谢研究的费用。而吉利德科学公司研究瑞德西韦也是在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参与指导下进行的。USAMRIID即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所在地是Fort Detrick德特里克堡生化实验室。吉利德科学公司已经具备制毒和制解药的能力。

路线已经很明了，第一波美方人员15年从武研所套出病毒以及在中国的传播情况并通过老鼠试验跨物种感染研究；第二波人16年把相关病毒改造成人可以感染的类型，第三波人17年研制相关的解药。认真分析可以发现，第三波研究瑞德西韦对新冠病毒的疗效有效性。直到现在瑞德西韦所属的吉利德科学公司股票大涨16%！资本不会骗人！另两位Amy C. Sims && Timothy P. Sheahan是专门冲着对人改造病毒去的。而武研所在此期间没有任何跟进研究的论文发表。还没完..... Sheahan是专门冲着对人改造病毒去的。而武研所在此期间没有任何跟进研究的论文发表。还没完..... Sheahan是专门冲着对人改造病毒去的。而武研所在此期间没有任何跟进研究的论文发表。还没完.....

2020年1月吉利德在西雅图用瑞德西韦（Remdesivir）治愈了第一个美国确诊病例。在该药进入中国之前，做完首个实际人体病例治愈试验。然后提供给中国有关该药的分子结构。并在中国直接进行三期临床试验。并且在中国新冠疫情爆发时，在2020年1月10日刚刚发布武汉新冠病毒命名和基因序列数据，北卡罗来纳大学的拉尔夫·巴里克Ralph S. Baric在同一日就发表论文推介瑞德西韦对于冠状病毒的有效性，这是不是太巧了？

为什么美国吉利德能快速地开发出冠状病毒的药物，那是因为公司有Ralph Baric这样的人物，他对冠状病毒进行了十多年的研究，有丰富的经验。早在2018年，吉利德就发表了瑞德西韦用于抗冠状病毒感染的早期研究结果，显示其可以在体外抑制SARS和MERS病毒。目前己经许多治疗实践证明瑞德西韦确实对新冠病毒有效！

根据医疗数据网站STAT报导，当地时间4月16日，芝加哥大学医学院进行的一项吉利德科学公司的抗病毒药物瑞德西韦治疗重度新冠肺炎患者的3期临床试验数据被提前泄露，发现大多数患者“发热和呼吸道症状可迅速恢复”，几乎所有患者均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出院。

消息传出后，吉利德科学（83.990，+9.73%）股价盘后急速上涨16.41%，股价一度升至2020年内新高的89. 1美元，之后稍有回落，相比昨日收盘时依然涨逾10%。吉利德科学方面向多家媒体证实了这份泄露报告的真实性！现在瑞德西韦所属的吉利德科学公司股票大涨近30%！资本不会骗人！

4月29日吉利德科学公司发布其针对397名患者的开放标签临床III期试验结果显示，瑞德西韦早期治疗效果显著，超过一半患者在两周内出院。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NIAID）所长安东尼·福奇当天表示，瑞德西韦临床试验数据积极，显著缩短了病人恢复的时间，将成为新冠治疗的新标准。4月29日，吉利德科学公司向外释放积极信号，公布了两个好消息，一是来自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临床试验已经达到主要终点，并且数据正面；二是公布了吉利德开放卷标的临床试验，显示至少一半患者接受治疗5天后临床症状改善、出院，并且接受5天用药和10天用药疗效相似。除意大利外，两组患者14天死亡率都只有7%。美国NIH对全球大约1090名患者展开的随机双盲对照临床试验显示，31%的患者在用药后症状出现改善。美国FDA己特批瑞德西韦用于新冠肺炎治疗！受吉利德宣布的临床试验结果提振，4月29日美股开盘后，吉利德在短暂停牌后，大涨近10%，吉利德近三个月股价涨幅超过30%。而武研所直到新冠肺炎大规模爆发之后才开始跟进有关的研究。

有趣的是，石正丽的研究小组于2020年1月23日在bioRxiv上发表的研究报告中说，他们在云南发现了一种新的蝙蝠冠状病毒BatCov RaTG13，与2019-nCoV的整体基因组序列同一性达96.2%。但是，他们从未在任何研究中提到这种病毒，世界上也从未发表过相关论文。研究人员在该研究报告的补充材料和方法章节中所提供的序列信息，包括他们收集到的2019-nCoV与RATG13病毒之间共享的3个序列，但是在其它SARS或类似蝙蝠的SARS冠状病毒（Bat SARS-Like CoV）家族中都没有出现共享序列。这3个序列位于棘突蛋白的N末端附近，分别是GTNGTKR、NNKSWM、RSYLTPGD。

 

中国要根据科学证据反击美国的新冠病毒来源中国说

 

记得武汉疫情爆发之初中国微信圈突然爆发了一波和石正丽及P4实验室泄露有关的微信。涉及2015年，国际著名期刊《Nature Medicine（自然医学）》论文《一个类似SARS的蝙蝠冠状病毒群显示了人类出现的可能性》。并说美国方面己停止了该项研究。然后香港、台湾媒体及美国反华自媒体、及国内公知媒体一阵配合操作！媒体导向都去指向武汉病毒研究所！

但仔细看过石正丽15年参与的这项类SARS冠状病毒跨物种感染研究论文。发现该项研究中十五位作者完全是十三位美国科学家主导，论文第一共同作者Vineet D Menachery和首席科学家通讯作者RalphS.Baric都是美国人！他们主导了该项研究。石正丽只是排名第十四位的共同作者。

而且实际上这项研究在美国并没有停止！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2013年10月起中断资助嵌合病毒类的研究认为有隐含风险，但2015发表的这个北卡罗来纳大学的嵌合病毒实验被列为排除，因为NIH认为其风险甚低，并由美国资金继续此项研究。试验主要是由美国国家老龄化研究所卫生研究院（NIH）、生态健康联盟（ZLS）、北卡罗来纳大学等支持。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发表了以下声明：“在暂停资助功能获得性突变(GOF)研究之前，已启动并进行了全长并嵌合SHC014重组病毒的实验，此后经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审查并批准继续开展研究。内容完全由作者负责，不一定代表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官方观点。”最后两句话构成了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免责声明。

这个试验论文发表后在美国引起巨大争议，美国医学专家则在《自然》上撰文，批评这种实验存在一定的道德和安全风险。

美国新泽西州皮斯卡塔韦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的分子生物学家和生物防御专家理查德德•埃布赖特(Richard Ebright)表示: “这项研究的唯一影响是，在实验室中产生了一种新的非自然风险！”

最初这个试验官方名为“ GOF研究”，是指通过增强病原性或通过呼吸道飞沫提高其在哺乳动物之间的传播性，以提高这些传染原引起疾病的能力的科学研究。这篇论文的工作主要是在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Ralph Baric 教授的实验室完成的，该论文第一作者、通讯作者都是美国学者。

在这项研究中，石正丽仅提供了SHC014这个冠状病毒的刺突囊膜蛋白基因序列，没有参与用它构建嵌合病毒的具体实验操作，所构建的病毒材料也未引进中国。这项工作的动物实验都是在美国完成的。而且武汉病毒所也没有SHC014 活病毒。也就是说，武汉病毒所从未合成、保藏过2015年发表的这项工作中由美国团队实施构建的嵌合病毒，也未对该嵌合病毒进行后续研究。所以该项研究资金来自美国！研究也在美国！主要研究团队是美国人！论文也发表在美国！

其所指2015年11月《自然医学》的论文为研究马蹄蝠身上发现的「类SARS」冠状病毒（SHC014-CoV），其实验15名主持者多来自美国仅有石正丽和葛行义两武汉学者负责辅助实验，主实验设计和实施都是在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因此该实验的成品病毒是否美方学者有运至或再现制作于武汉并无任何证据或信息！

在该项研究中，从共同作者麦那奇瑞(Menachy)及通讯作者Ralph S. Baric等作者的成果中记录了：“VDM设计、协调和进行实验，完成分析并撰写手稿。BLY设计了传染性克隆并重新获得了嵌合病毒……RSB作为通讯作者设计实验并撰写手稿。”还有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FDA)也有位科学家是麦那奇瑞(Menachery)等人的这项研究计划的作者。这些人，Menachery和Ralph S. Baric等人的研究得到了大量的资金资助。

其论文“致谢”部分载明：“本手稿中的研究项目，通过编号为U19AI109761(RSB)、U19AI107810(RSB)、AI085524(WAM)、F32AI102561(VD M.)和K99AG049092(VDM)项目的奖励，得到了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的国家过敏症与感染病研究所、国家老龄化研究所的资助；人类气道上皮细胞培养项目，通过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编号为DK065988(SHR)项目的奖金，得到了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国家糖尿病、消化和肾脏疾病研究院的资助。我们还感谢MTFerris(北卡罗莱纳大学遗传学系)对统计方法的评审，并感谢C·T·曾(得克萨斯大学医学部微生物学和免疫学系生物防御和新型疾病中心教授Chien-Te(Kent)TSENG博士)提供Calu-3细胞。”

“致谢”部分的末尾，有一个极不寻常的罕见声明：“在暂停资助功能获得性突变(GOF)研究之前，已启动并进行了全长并嵌合SHC014重组病毒的实验，此后经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审查并批准继续开展研究。内容完全由作者负责，不一定代表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官方观点。”最后两句话构成了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免责声明。

资助方在资助这个项目时是怎么想的？没有科学家会相信这个项目是为了人类、蝙蝠亦或病毒的利益。以上这些人便是至今给200多个国家带来三百万多位确诊感染者及二十几万位死者(这些数字正呈指数上升趋势)的新冠肺炎病(COVID-19)这个生物炸弹的最初的设计者、科学责任人！Ferris(北卡罗莱纳大学遗传学系)对统计方法的评审，并感谢C·T·曾(得克萨斯大学医学部微生物学和免疫学系生物防御和新型疾病中心教授Chien-Te(Kent)TSENG博士)提供Calu-3细胞。”

“致谢”部分的末尾，有一个极不寻常的罕见声明：“在暂停资助功能获得性突变(GOF)研究之前，已启动并进行了全长并嵌合SHC014重组病毒的实验，此后经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审查并批准继续开展研究。内容完全由作者负责，不一定代表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官方观点。”最后两句话构成了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免责声明。

资助方在资助这个项目时是怎么想的？没有科学家会相信这个项目是为了人类、蝙蝠亦或病毒的利益。以上这些人便是至今给200多个国家带来三百万多位确诊感染者及二十几万位死者(这些数字正呈指数上升趋势)的新冠肺炎病(COVID-19)这个生物炸弹的最初的设计者、科学责任人！Ferris(北卡罗莱纳大学遗传学系)对统计方法的评审，并感谢C·T·曾(得克萨斯大学医学部微生物学和免疫学系生物防御和新型疾病中心教授Chien-Te(Kent)TSENG博士)提供Calu-3细胞。”

“致谢”部分的末尾，有一个极不寻常的罕见声明：“在暂停资助功能获得性突变(GOF)研究之前，已启动并进行了全长并嵌合SHC014重组病毒的实验，此后经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审查并批准继续开展研究。内容完全由作者负责，不一定代表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官方观点。”最后两句话构成了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免责声明。资助方在资助这个项目时是怎么想的？没有科学家会相信这个项目是为了人类、蝙蝠亦或病毒的利益。以上这些人便是至今给200多个国家带来三百万多位确诊感染者及二十几万位死者(这些数字正呈指数上升趋势)的新冠肺炎病(COVID-19)这个生物炸弹的最初的设计者、科学责任人！

为什么这项研究的真相微信圈不透露出来？这是否是背后某个势力有意误导？请思考下！

而且帮助建造武汉P4实验室的法国里昂P4实验室主任哈邬尔(Hervé RAOUL)4月20日表示，通常P4实验室不研究冠状病毒。一般而言，在P4的实验室里，实验的病毒是很活跃更致命的伊波拉病毒(Ebolavirus)或拉萨病毒（Lassa virus）马堡病毒(Marburg)，从来没有研究过冠状病毒。若看法国的研究计划，所有有关冠状病毒的研究都是在P3实验室。更证明了武汉P4实验室外泄冠状病毒是谎言！反倒是以上2015年、2016年美国病毒科学家研究的类SARS冠状病毒跨物种感染人研究恰巧是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BSL-3实验室。

研究台湾大选及香港动乱事件，大家知道背后都有美国因素，其中它们的宣传手法也都源自美国CIA,CIA最常用的宣传手法是运用媒体控制媒体在媒体上就某事件某个人某句话断章取义，歪取事实！误导民众！影响普通民众的思维和判断！作出有利于其的选择！

所以有关石正丽及武汉病毒研究所介入新冠病毒的说法背后有美国CIA因素！现在美国政府包括特朗普、彭佩奥及国会议员一致把新冠病毒甩锅给武汉病毒研究所，并提出赔偿！应该其背后是美国影子政府“deep state”连同CIA精心策划的！所以美国舆论保持了宣传口径的一致性！

比较而言，中国方面说法不同一、混乱矛盾，比较被动应对，反而侧面反证了新冠病毒不是中国发动的！而且美国方面说是武汉病毒研究所却始终拿不出科学证据！反而在美国方面却找到了制造病毒的美国自己人首席科学家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研究员拉尔夫·巴里克RalphS.Baric及美国病毒科学家团队写的三篇研究论文（2015年、2016年、2017年）的科学证据！

2015年、2016年发表的有关类SARS冠状病毒跨物种感染鼠、人呼吸道致病的论文包括2017年瑞德西韦治疗冠状病毒的研究RalphS.Baric都是首席科学家！

整个实验是将来自中国云南中华菊头蝠的冠状病毒SHCO14上的S蛋白和适应老鼠的SARS-CoV主链结合形成了SHC014-MA15这一嵌合病毒。这之中石正丽团队发现了来自中国云南中华菊头蝠的与SARS病毒高度相似、不能感染人类的冠状病毒SHC014；石正丽在研究中的作用是她提供了SHC014蛋白基因序列和质粒。这相当于是研究中试验的基础性原材料。

而主导研究的美国科学家在此基础上利用SHCO14的S蛋白和适应老鼠的SARS冠状病毒主架，通过SARS-CoV反向遗传学系统进行了基因工程化合成，在实验室改造出了通过SHCO14上的S蛋白结合到老鼠上的呼吸道ACE2受体可以感染老鼠呼吸系统的新型冠状病毒SHC014-MA15。该研究最大的争议之处在于中华菊头蝠携带的SHC014冠状病毒虽然可以感染人的细胞，但并没有足够的毒性致病，而与可以导致小鼠致病的SARS-CoVMA15嵌合之后，新的SHC014-MA15重组病毒不但依然可以感染人的细胞，还可以致病。

换句话说，如果蝙蝠携带这个重组的新病毒，就可以不经过中间宿主，直接将病毒传递给人并导致人被感染生病。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和这个人工合成冠状病毒技术关系密切！致病机理一致！

在研究团队中有美国的两个关键性人物是第一作者Vineet D Menachery和首席科学家通讯作者Ralph S.Baric。Ralph S. Baric领导的实验室的大多数研究是以冠状病毒为模型，研究RNA病毒的转录、复制、持久性和跨物种传播的遗传学。作为世界上研究SARS和MERS病毒的权威，Ralph S. Baric实验室早在2003年SARS疫情结束后就与美国范德堡大学和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合作研制出了一套用于合成SARS病毒的全基因序列的反向遗传克隆平台。并于2013年MERS爆发时率先用此方法合成了MERS病毒的全长cDNA克隆，而这一技术也是随后各大病毒改造项目所依赖的核心平台。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仅根据病毒的基因序列人工构建出病毒的克隆。Ralph Baric拥有重组冠状病毒的核心技术！查询到，Ralph Baric对冠状病毒的重组方法申请了多项专利保护，其中，这个专利号为US9884895的专利，是嵌合冠状病毒刺突蛋白的方法和组合物，专利在2015年就申请了。还有一个专利号为US7279327B２的专利，则是重组冠状病毒的方法。在专利上这样写着：本发明涉及产生重组腺病毒载体，特别是冠状病毒载体，并从所述载体表达异源基因的方法。所以北卡罗来纳大学的Ralph Baric研究冠状病毒十几年，其实不止是为了发表论文，还可以对冠状病毒重组并对冠状病毒重组方法进行专利保护、还可以针对重组冠状病毒开发出最近美国最火的福奇将该药比喻成30多年前当全世界找出第一款对抗艾滋病毒的药物的抗新冠病毒神药瑞德西韦。

近日，Ralph S Baric博士表示他的实验室已经通过DNA合成厂商构建出了新冠病毒（SARS-CoV-2）的全长基因序列（cDNA），目前正在通过其反向遗传克隆技术人工合成新冠病毒，并会随后将病毒提供给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和美国其他医药公司及研究机构使用。包括瑞德西韦也是他研究出可对冠状病毒有疗效的！他既发明重组冠状病毒又造解药瑞德西韦！并由吉利德科学公司（Gilead Sciences）进行并支付了化合物配方以及药代动力学和代谢研究的费用。而吉利德科学公司研究瑞德西韦也是在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资助参与指导下进行的。USAMRIID即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所在地是Fort Detrick德特里克堡生化实验室。吉利德科学公司已经具备制毒和制解药的能力。路线已经很明了，第一波美方人员2015年从武研所套出蝙蝠冠状病毒基因序列以及在中国的传播情况并通过老鼠试验跨物种感染研究；并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过敏症与感染病研究所（福奇任所长）资助；第二波人2016年美国团队独立把相关病毒改造成人可以感染的类型，第三波人2017年研制相关的解药。认真分析可以发现，第三波到现在瑞德西韦所属的吉利德科学公司股票己大涨30%！

寇塔答(Coutarda)等人在新冠病毒(2019-nCoV)、SARS冠状病毒和MERS冠状病毒中发现了弗林蛋白酶样的裂解位点，但在同一进化枝的冠状病毒中没有。“这个弗林蛋白酶样的切割位点本应在病毒释放过程中为刺突蛋白'启动'而被切割，并可能为新冠病毒提供功能获得性突变(GOF)，使其在人群中比其他谱系b型β冠状病毒更有效地传播。

“值得注意的是，新冠病毒蛋白序列包含12个额外核苷酸”，这些正是基因工程的“插入物”。

从1998年的病毒穿梭载体P-shuttle SN Vector到现在的常规散布短回文重复序列簇(CRISPR)基因编辑技术，新冠病毒的原型SHC014CoV是病毒基因工程的雏形，也是致命的。这是最好的生物武器。

起草1989年的《生物武器法案》的印第安纳大学的弗朗西斯·博伊尔(Francis Boyle)教授认为，麦那奇瑞(Menachery)等人的SHC014冠状病毒或新冠病毒(2019-nCoV)是“一种攻击性的生物战剂，功能获得性突变(GOF)技术没有合法的科学或医学用途”。博伊尔教授的职责正是监督美国的生物战。据博伊尔说，功能获得性突变(GOF)是一种能够将危险生物战物质或病原体进行“涡轮增压”的DNA基因工程技术。在亚历克斯·琼斯节目(Alex Jones Show)上，他谈到了12个在美国拥有许多生物安全3级\生物安全4级(BSL3\BSL4)实验室的战争基地，这些实验室专门从事生物战武器方面的系统工程，北卡罗莱纳州教堂山德特里克堡的生物安全3级\生物安全4级(BSL3\BSL4)战争实验室就是其中之一。

德特里克堡在一次约2万人死亡、附近75%居民受感染的、类似于新型冠状肺炎(COVID-19)的疫情爆发后，于去年7月被吊销了许可证。他说：他谴责北卡罗来纳州德特里克堡违反了他起草的1989年《生物武器法》，对他宣称来自德特里克堡的包括SARS冠状病毒和MERS冠状病毒在内的所有病原体进行“涡轮增压”。他坚持要关闭德特里克堡，并对研究人员进行全面调查。

至少在5年前，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多个负责人，从病毒学研究所的弗兰奇·安德森直到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院长弗朗西斯·柯林斯，便以学术追求和人类健康的名义，用纳税人的钱来资助研究，以制造和测试不比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更接近的病毒。对于所有这些“预备应对未来新发病毒的准备”，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没有开发出任何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当关注的科学家们呼吁美国政府对功能获得性变异(GOF)项目彻底终结时，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负责人们以免责声明放弃了他们的责任，并用美国纳税人的钱来资助这些杀人项目。

观察自2015年11月9日Menachy和Ralph S. Baric等人的论文发表以来，即2020年4月6日，只有拉尔夫·巴瑞克Ralph S. Baric教授所在的北卡罗来纳大学的同一实验室发表过一篇论文，该实验室设计并测试过新冠病毒(2019-nCoV)原型。该文章记录了一种在小鼠身上试验过的疫苗可能是新冠肺炎病(COVID-19)的潜在治疗方法。

世界著名的免疫流行病专家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美国的钟南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下辖过敏感染所的所长在1月28日，美国白宫官方就疫情向公众开放的特朗普也参加的第一个新闻发布会上，福奇也出席发言，针对新冠肺炎治疗有效药物，当时特意提到了这个药物：瑞德西韦（Remdesivir）。

4月29日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NIAID）所长安东尼·福奇当天表示，瑞德西韦临床试验数据积极，显著缩短了病人恢复的时间，将成为新冠治疗的新标准。美国白宫的公卫顾问福奇(Anthony Faulci) 周三(4月30日)表示，由美国药厂吉立德科学所研发的新冠药物瑞德西韦(Remdesivir)可能成为第一款能有效对抗新冠病毒的药物。他说：“研究数据显示，服用瑞德西韦能有效缩短新冠病人的复原时间。” 福奇将这个消息比喻成30多年前，当全世界找出第一款对抗艾滋病毒的药物。不过，福奇也提醒，目前实验的结果并不代表瑞德西韦能完全消灭新冠病毒，但目前的结果显示，瑞德西韦能有效的阻绝病毒。

而且美国情报专家Greg Rubini揭露美国的钟南山福奇也个人投资了北卡罗来纳大学BSL-3实验室的生物武器基因工程项目！也就是实验室合成冠状病毒研究项目！

所以我们应该根据科学证据对美国病毒来源中国进行反击！目前，美国己有完整的有关新冠病毒起源一系列系统的两套宣传主轴策略：

1）中国武汉病毒实验室引起的；（特朗普、彭佩奥等政客的观点，也毫无科学证据，只是为了政治选举）

2）中国的动物自然形成的；（属于deep state包括美国军方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中央情报局国家情报总局、福奇及有关病毒科学家一派的观点，目的是转移deep state所属军方、CIA等制造实验室病毒的焦点）

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一体两面！

这两个宣传主轴无论哪个都对中国非常不利！诱导中国在这两个选择中不得不二选一！这种二选一本是营销技巧，使人只能二选一！第二种说法目的也至少让中国被人坐实病毒自然起源，动物背锅，病毒起源地坐实，嫁祸中国，然后坐实中国隐瞒疫情，抗疫不力，再栽赃中国责任要求赔偿。这是美国政府一整套两手准备针对中国的完整阴谋！关于新冠病毒来源争论整个中国己被美国主导的舆论所导向，中了美国的圈套！中国需要警惕！现在国内病毒科学界主流反驳方向仍聚焦在病毒起源是动物自然产生的说法上！这反而在给美国攻击中国制造了炮弹和更多证据！对中国不利！所以我们应该跳出美国设置的以上二选一圈套！应该走第三个选择！即中国政府的应对主轴是应该行动起来找出美国实验室病毒科学证据才是应对美国指责的正道！才能扭转中国被动应对的局面！

 

结论：

 

1）从国家生物安全角度看，来自中国的SARS病毒基因序列数据库、生物标本等和国家生物安全有关的数据库不应提供给美国人研究！有国家生物安全危险！所以抓紧制订国家生物安全法己经是迫在眉睫！同时在国内科学界也必须加强科学伦理的教育！

2）美国科学家是世界上首位进行蝙蝠SARS冠状病毒跨物种感染成功研究的（2015年、2016年）！美国所研究的项目和目前新冠肺炎感染机理相同：都是以冠状病毒S蛋白利用人体ACE2受体感染人体细胞，并在人体细胞内病毒有强大复制能力，有毒性。而且不需经过中间宿主就能直接感染！

3)吉利德科学公司及Ralph S. Baric研究团队已经具备制造新冠病毒和制造解药的能力。它们都是一个涉及重组新冠病毒的实际参与者。也许是为了商业利益。对一个有商业头脑的人来说，除非疫苗或广谱抗冠状病毒药能卖出好利润，否则为什么要花钱制造一种能杀人的嵌合病毒，并找到针对这种病毒的疫苗和解药呢？

4）还有疑点：似乎这个来自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的没指名的三位病毒科学家有美国调查记者George Webb调查出和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武器实验室有关联；而有关这个调查的youtube视频却被youtube删除了！难道美国人心虚怕留下证据所以删除？

美国调查记者George Webb在youtube视频中证实似乎这个来自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的没指名的主要研究和马蹄蝠（应该就是中华菊头蝠）有关的冠状病毒的三位病毒学家也和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武器实验室有关。这个也是和这个生物武器实验室有关的一个基金会人士亲口告诉他的。同时美国情报专家可以Greg Rubini也明确指出新冠病毒来自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BSL-3实验室的生物武器基因工程项目！

己知北卡罗来纳大学病毒科学家团队,首席科学家是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流行病学系主任拉尔夫·巴里克Ralph S. Baric于2015年、2017年分别参与了世界上首次和中华菊头蝠有关的重组冠状病毒跨物种感染人的成功试验！制造了一种嵌合体冠状病毒，并于2015年11月在《自然医学》发表了一篇论文，展示了它在实验室中重组冠状病毒可以跨物种感染人的潜在危险。

美国研究人员在蝙蝠体内通过表面蛋白SHCo14与SARS病毒杂交，创造了一种重组冠状病毒。结果产生了一种突变病毒，这种病毒跨物种不需中间宿主就可感染人并在人类细胞内复制，而且极其致命。致病机理是只要把蝙蝠身上的S蛋白里的ACE2这个受体开关一调，这个病毒马上就可以传染给人类。利用病毒基因重组技术将蝙蝠冠状病毒S蛋白和小老鼠的Sars病毒重组，得到的新病毒可以和人体的血管紧张素转化酶2(ACE2)结合，能很有效地感染人类的呼吸道细胞，毒性巨大。他们发现新病毒明显地损害了老鼠的肺部。后续这位首席科学家Ralph S. Baric于2016年继续该项重组冠状病毒感染人的研究（SARS-like WIV1-CoV poised for human emergence ），这次的研究团队全都是美国人没有一个中国人！

所谓功能获得型突变(GOF)，是一种脱氧核糖核酸工程技术，提高了SARS冠状病毒和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重组体在人类中的传染效率，使其达到了瘟疫和大瘟疫水平。功能获得性突变(GOF)对SARS冠状病毒\人类免疫缺陷病毒(SARS-CoV/HIV)重组体进行了“涡轮增压”，并且第1次将其转化为世界上最强的、大瘟疫口径的生物武器。这便是新冠病毒的起源。同样这批美国病毒科学家2017年也参与了吉利德公司的瑞德西韦抗冠状病毒药物的成功研发。美国北卡罗讷大学首席冠状病毒专家Ralph S. Baric也是“神药”瑞德西韦临床研发团队负责人。目前己经有许多治疗证明瑞德西韦确实对新冠病毒有效。近期4月16日拥有瑞德西韦的吉利德科学公司股票大涨近16%，资本不会骗人！

至4月29日吉利德公司股票己涨至30%。所以吉利德公司包括这些美国病毒科学家既参与制造出新冠病毒又参与找出针对该冠状病毒的解药。其中这个北卡罗来纳大学中的一位参与所有以上研究的通讯作者首席科学家Ralph S. Baric还参与了新冠病毒国际命名SARS-CoV-2，他还是世界国际病毒委员会的主要成员。Ralph S. Baric领导的实验室的大多数研究是以冠状病毒为模型，研究RNA病毒的转录、复制、持久性和跨物种传播的遗传学。作为世界上研究SARS和MERS病毒的权威，Ralph S. Baric实验室早在2003年SARS疫情结束后就与美国范德堡大学和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合作研制出了一套用于合成SARS病毒的全基因序列的反向遗传克隆平台。并于2013年MERS爆发时率先用此方法合成了MERS病毒的全长cDNA克隆，而这一技术也是随后各大病毒改造项目所依赖的核心平台。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仅根据病毒的基因序列人工构建出病毒的克隆。通俗的说，就是他们在2003年之后就早己拥有人工合成SARS病毒的技术！近日，RalphBaric博士表示他的实验室已经通过DNA合成厂商构建出了新冠病毒（SARS-CoV-2）的全长基因序列（cDNA），目前正在通过其反向遗传克隆技术人工合成新冠病毒，并会随后将病毒提供给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和美国其他医药公司及研究机构使用。

RalphBaric实验室使用由石正丽博士提供的中华菊头蝠SARS样冠状病毒SHC014-CoV的纤突（Spike）蛋白与小鼠携带的SARS-CoVMA15骨架通过其反向克隆平台进行重组，造出了一种全新的冠状病毒。

该研究最大的争议之处在于中华菊头蝠携带的SHC014冠状病毒虽然可以感染人的细胞，但并没有足够的毒性致病，而与可以导致小鼠致病的SARS-CoVMA15嵌合之后，新的SHC014-MA15重组病毒不但依然可以感染人的细胞，还可以致病。换句话说，如果蝙蝠携带这个重组的新病毒，就可以不经过中间宿主，直接将病毒感染给人并导致人被感染生病。

这次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和这个人工合成冠状病毒技术关系密切！致病机理一致！

 

5）2020年3月30日-（布拉格）捷克分子生物学家SoňaPeková博士详细解释了为什么她认为新型冠状病毒起源于美国的实验室而不是中国的实验室。她还试图反驳在《自然医学》杂志上发表的关于该病毒由自然突变演变而来的说法。​在接受捷克新闻频道TA3的采访时，她公开讨论了COVID19的起源，并向主持人详细解释了它起源于美国实验室而不是自然界。​在她的研究中，她发现COVID19的RNA控制中心被人为倒置并且可以正常运行。从生物学家的角度来看，看起来有人入侵了这个RNA控制室，将其彻底翻转，并且以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方式， 清除所有多余的部分，并使其功能非常清晰。​在采访中，她还提到美国已下令所有美国科学家否认该病毒来自美国生物实验室的所有报导。和美国政府敦促科学家撰写反分析，以驳斥来自中国的指控。这使得所有与COVID19起源于实验室的矛盾信息都像我们对危机管理的干预一样。

附：PREDICT项目是美国国际开发署资助的新发传染病威胁（EmergingPandemic Threats (EPT)）计划的一部分。根据PREDICT项目公开的数据显示，自2008年4月至2018年9月，PREDICT项目针对冠状病毒总计在中国采集了约388批次，8680件来自蝙蝠，老鼠及人体的病毒样品进行监测预警，其中PREDICT 1 项目为238批次，4874件样品，PREDICT 2项目为150批次，3806件样品。以及总计241批次PREDICT 1和PREDICT 2项目的样品检测结果。据统计，至少有上万件左右的动物及人体的病毒，由中国被运至美国的试验室里。

中科院武汉病毒所石正丽1月23日在http:// arxiv.org网站发表文章《一种新型冠状病毒的发现及其可能的蝙蝠起源》，将新冠病毒的起源地指向了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并提出病毒或来源于蝙蝠，以野生动物为中间宿主，自此，在全球拉开了“中国病毒”、“武汉病毒”的舆论攻势。

国内的石正丽等研究团队，虽说做了一些有益的科学研究，但在还没有找到中间宿主的情况下就草率下结论，将新冠病毒的起源地指向了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提出病毒来源于蝙蝠，并坚称新冠病毒绝对不是来自人造，不经意中就给有可能的真正的源头制造者洗地，让中国陷入更加被动的境地，成了美国等“甩锅”的对象。

 

12

 

新冠溯源：武汉科学家石正丽称「欢迎任何形式」的访问，以调查实验室泄露指控

 

沙磊（John Sudworth）

BBC驻中国记者 发自云南

2020年12月23日

 

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后，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研究员石正丽便一直处于风暴中心。未经证实的猜测认为，新冠病毒是从她在武汉的实验室泄露的。石正丽近日接受BBC采访，表示她愿意接受「任何形式的访问」来排除这种可能性。她作出这一令人惊讶的表态之际，世界卫生组织（WHO）的一个调查团队凖备下个月前往武汉，开始对新冠病毒的起源进行调查。

通关镇地处中国西南部云南省的大山深处，即使在最好的时节也很难到达。但当BBC团队最近试图访问这里时，最后的可能性也已消失。

便衣警察和其他官员开着没有标识的汽车，在狭窄崎岖的道路上跟着我们走了好几英里。我们停下来时，他们也停下来；我们被迫掉头时，他们便也跟着我们折返。

我们在路上发现了一些障碍，包括一辆「抛锚」的卡车。当地人证实，这辆卡车是在我们到达前几分钟时被放在路面上的。

我们还在检查站遇到不明身份的人，他们告诉我们，他们的工作便是将我们拒之门外。

乍一看，我们似乎没有必要如此努力，跋山涉水只为去看一座不起眼的废弃铜矿。但早在2012年，六名铜矿工人感染了一种神秘的疾病，最终夺走了其中三人的生命。

他们的悲剧本来几乎在很大程度上会被遗忘，但新冠疫情的爆发却赋予了新的意义。

这三人的死亡现在成为有关该病毒的起源，以及病毒是来自自然界还是实验室的重大科学争论的中心。

中国当局试图阻止我们来到这里，表明其正努力控制着这种叙事。

十多年来，这些连绵起伏、丛林密布的山丘以及其中的洞穴系统，一直是一项大型科学实地研究的重点。

2003年，SARS（即「非典」、「沙士」）夺去了700多人的生命。这个致病病毒可能源自一个云南洞穴中的一种蝙蝠，这一发现让石正丽教授在国际上赢得赞誉。

从那以后，常被称为「蝙蝠女侠」的石正丽教授便一直走在此类研究前沿，试图预测和预防类似的疫情再度来袭。

通过诱捕蝙蝠，采集它们的粪便样本，然后将这些样本带回1600公里外武汉的实验室，她的团队已经识别出数百种新的蝙蝠冠状病毒。

然而，由于武汉拥有全球领先的冠状病毒研究中心，同时也是最早爆发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城市，这让一些人怀疑这两件事可能有所关联。

中国政府、武汉病毒研究所和石正丽都愤怒地驳斥了实验室泄露的指控。

自疫情爆发以来，石正丽教授很少接受媒体采访。现在，在世界卫生组织任命的科学家们计划在明年1月访问武汉之际，她通过电子邮件回答了BBC的一些问题。

当被问及是否会邀请世卫专家来实验室调查，从而终结外界质疑时，她写道：「我和世卫专家沟通过两次」。「我个人明确表示欢迎他们来武汉病毒所访问，」她说。

当BBC记者追问这是否会意味着展开正式的调查，例如让专家们查看实验室数据和记录，石正丽教授表示，「我个人欢迎任何形式的访问，基于公开、透明、信任、可靠和合理的对话方式。但是具体方案应该不是我能决定的。」

BBC随后接到来自武汉病毒所宣传办的电话，称石正丽教授是以个人身份发言，她的回答也未获该机构批准。

BBC拒絶了提前向宣传办发送本报道以供查阅的要求。

许多科学家认为，目前最有可能的情况是，引发新冠肺炎的病毒「Sars-Cov-2」（中文通称「新型冠状病毒」）可能通过中间物种，从蝙蝠跨越物种屏障来到人类。

尽管石正丽教授伸出了橄榄枝，但目前看来，世卫组织的调查似乎不太可能触及实验室泄漏论。

世卫组织此次新冠溯源调查的职责范围并未包括该假说，十人团队的部分成员已几乎排除了这一说法的可能性。

英国动物学家彼得·达扎克（Peter Daszak）被选为调查团队的一员。此前他曾在一个耗资数百万美元的野生病毒采样国际项目中发挥领导作用。

他曾和石正丽教授密切合作，对中国的蝙蝠进行大规模采样。达扎克此前曾称实验室泄露论是「阴谋论」，并且「纯属胡扯」。

「我还没有看到任何证据表明存在实验室泄露，或实验室与此次疫情有关，」他说。「我已看到大量证据，表明这些都是由人类侵占野生动物栖息地所推动的自然发生的现象，这在整个东南亚地区都明显可见。」

当被问及是否需要寻求进入实验室以完全排除实验室泄露论时，他说：「那不是我的工作。」

「世卫组织协商了职责范围，他们要求我们要遵循证据，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

在武汉疫情爆发初期，一些病例均与以野生动物交易而闻名的华南海鲜市场有关。尽管中国当局似乎已排除该市场是可能源头的说法，这仍将是世卫组织调查的重点之一。

达扎克说，世卫组织团队会「查看这些聚集性病例，查看接触者，了解市场上的动物从何而来，看看这会把我们带向何处。」

通关铜矿的三名工人在身处一个满是蝙蝠的矿洞后身亡，这引发了人们怀疑他们感染了蝙蝠冠状病毒。

正是这种由动物将病毒传给人类的「溢出效应」推动了武汉病毒研究所在云南对蝙蝠进行取样和测试。

因此，在死亡事件发生后，武汉病毒所的科学家们开始认真地对通关矿洞的蝙蝠进行取样。不出意料，他们在接下来三年里多次走访并检测出293种冠状病毒。

但除了一篇简短的论文外，关于他们在这些考察中收集到的病毒的信息发表甚少。

在今年1月，石正丽教授成为首批对Sars-Cov-2病毒完成测序的人之一。当时，这种新病毒已在她所在城市的街道和小区中迅速肆虐。

她将代表这一病毒独特遗传密码的长串字母，与多年来收集和储存的大量其他病毒毒株进行了对比。

她随后发现自己的数据库中包括一个与Sars-Cov-2已知最接近的亲属——RaTG13。

RaTG13是以她所提取的蝙蝠中菊头蝠（Rhinolophus affinis）的缩写「Ra」、矿洞所在地通关的「TG」和发现年份2013的「13」来命名的。

在矿洞里发现RaTG13的七年后，它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最具争议的科学议题之一。

此前，有许多记录在案的实验室泄露案例。例如，2004年，尽管当时SARS疫情早已被控制，但位于北京的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的SARS病毒发生了两次泄露事故。

对病毒进行基因操作的做法也并非新鲜事，它被用于使病毒更具传染性或致命性，以便科学家评估其威胁性，并可能研发出治疗方法和疫苗。

而从Sars-Cov-2病毒被分离出来和测序的那一刻起，科学家们就被其感染人类的强大能力所震惊。

关于新冠病毒是否可能是在实验室中通过人工操作而获得这些特性的说法，一群有影响力的国际学者直面问题，严肃探究。

在一篇已成为排除实验室泄漏可能性的权威论文中，RaTG13扮演了主角。

今年3月发表在《自然医学》（Nature Medicine）杂志上的论文称，如果发生了实验室泄漏，石正丽教授应在她的数据库中找到比RaTG13更接近的匹配物。

尽管RaTG13是新冠病毒已知最接近的「亲属」，相似度高达96.2%，但两者仍在基因上相距甚远。前者不可能被人工操作变成Sars-Cov-2。

作者总结说，Sars-Cov-2可能是通过一种天然的、较温和的前体病毒在人或动物体内进行长期而未被察觉的传播而获得其独特效果。这种病毒最终进化成2019年在武汉首次发现的强效、致命的形式。

不过，一些科学家开始想知道，这些早期自然感染的宿主在哪里？

丹尼尔·露西（Daniel Lucey）博士是华盛顿乔治敦医学中心（Georgetown Medical Centre）的内科医生和传染病教授。从应对中国的SARS、非洲的埃博拉到巴西的寨卡，他曾久经沙场。

他确信中国已在医院储存的人类样本和动物群体中对前体病毒的线索进行了彻底搜索。

「他们有能力，有资源，有动力，所以他们当然已经在动物和人类中做了研究，」他说。

他表示，找到疫情爆发的源头至关重要。这不仅是为了更广泛的科学理解，也是为了阻止其再次出现。

「我们应该搜索，直到找到它为止。我认为我们能找到它，而且它很有可能已经被找到了，」他告诉我。「但问题来了，为什么还没有被披露？」

露西博士仍相信Sars-Cov-2最有可能是自然起源，但他不希望如此轻易地排除其他选项。

音频加注文字，

BBC纪录片：疫情爆发一年后，武汉如何被永远改变

「自从第一例确诊的新冠肺炎病例出现已过去12、13个月了，但我们还没有找到动物源头，」他说。「所以对我来说，这更有理由调查其他解释。」

中国的实验室内是否存在一个正在被研究的病毒，在基因上更接近Sars-Cov-2？如果曾经有的话，他们会告知外界吗？「并不是所有的研究成果都会被发表，」露西说。

我向世卫组织疫情起源调查团成员彼得·达扎克提及了这个观点。

「你知道，我已经和武汉病毒所合作了十多年，」他说。「我很了解那里的一些人，我经常去他们的实验室。15年来我都和他们一起见面，吃饭。」

「我在中国睁大眼睛工作。而且我在绞尽脑汁地回想，寻找一丝丝不正常的蛛丝马迹，但我从来没有找到过。」

当被问及他与武汉病毒所的友谊和资金关系是否会与他在未来调查中的角色存在利益冲突时，他说：「我们提交的文件是每个人都能看到的。」

他补充说，他与武汉病毒所的合作，「使我成为全世界最了解中国这些蝙蝠冠状病毒起源的人之一。」

中国可能只提供了有限的有关疫情源头的数据，但已经开始推广自己的理论。

国家宣传部门正基于欧洲科学家进行的一些尚未定论的研究——认为新冠病毒的传播可能比之前认为的更早——从而暗示这种病毒并非源自中国。

但在缺乏合理数据的情况下，这种质疑只会愈演愈烈。大部分质疑都集中于RaTG13及其在通关矿洞的起源上。例如，有人找到了网上的一些旧的学术论文，称它们似乎与武汉病毒研究所关于患病矿工的说法有所出入。其中一篇是昆明医科大学学生的论文。

「我刚刚把您提到昆明医科大学的硕士论文下载看了，」石正丽对BBC说。

「陈述语句不通，结论既没有依据、又没有逻辑，居然被阴谋论者拿来质疑我。换做您，您会怎么做？」她说。

石正丽还曾被外界质疑，为何武汉病毒所的「蝙蝠源和鼠源病毒病原数据库」突然下线了。

她对BBC说，这是由于武汉病毒所网站以及员工的工作邮箱和私人邮箱都遭到攻击，「为了安全迫不得已关闭。」

处于舆论漩涡中的武汉病毒研究所坐落在武汉市东部一个并不偏僻的地方。

「我们做的是自然探索，结果均以论文形式发表在英文期刊，」她说。「病毒序列信息也会保留在（美国运营的）GenBank的数据库，是完全透明的，没有什么隐藏的。」

在云南农村，带着重要问题而来的不仅有科学家，也有记者。

科学家通过十年时间对从蝙蝠身上采集到的病毒进行实验后，我们现在知道，早在2013年就已经发现了与新冠病毒已知最接近的祖先。如今，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已夺走100多万人生命，并重创全球经济。

然而，根据公开信息显示，武汉病毒研究所除了对RaTG13测序并将其录入数据库外，并没有做任何其他研究。

这是否会让人对这个代价昂贵的、甚至被一些人认为存在风险的大规模野生病毒取样项目的合理性提出疑问？

「你当然可以说我们做得不够，」达扎克对BBC说。「但说我们失败了是不公平的。在这些病毒研究上我们本可以做得比现在多得多。」

达扎克和石正丽都认为，大流行病的预防研究是至关重要和紧迫的工作。

「我们的研究是前瞻性研究，非专业人士的确很难理解，我从事蝙蝠冠状病毒研究15年，对它们的了解也只有一点点，而且大部分的知识局限在对遗传信息的了解，」石正丽在邮件中写道。

蝙蝠是一种哺乳动物，可以像鸟一样鼓翼飞行，通常昼伏夜出。

「在自然界存在的无数的微生物面前，我们人类是很渺小的。」

世界卫生组织承诺将以「开放的心态」调查该病毒的起源。但中国政府并不喜欢提问和质疑，至少是来自记者的问题。

离开通关后，我们试着向北行驶几个小时，前往石正丽教授近十年前对SARS进行突破性研究的山洞。

我们仍然被多辆没有标志的汽车尾随着，并遇到了另一个路障，被告知无法通行。

几个小时后，我们发现当地的车辆被引流到一条绕开路障的土路上，但当我们试图沿着同一条路线行驶时，又遇到另一辆「抛锚」的汽车。

我们被困在田野里一个多小时，最后被迫前往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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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新冠病毒是人工合成

 

Ass-Kic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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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状病毒猎手”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授巴里克和他的病毒改造技术。

 

“冠状病毒猎手”巴里克

 

一

 

根据北卡罗来纳大学校办媒体报导，该校教授巴里克对冠状病毒进行了“数十年”的研究工作，有关工作直接与治疗冠状病毒感染的药物和疫苗有关。

据美国《麻省理工科技评论》杂志报导，巴里克掌握一种通过“反向遗传技术”能改造乃至“增强”冠状病毒的技术。凭借该项技术，他不仅可以依据冠状病毒的基因片段培育出活生生的病毒，还可以改造冠状病毒的基因，创造出新的冠状病毒。

据美媒报导，巴里克掌握通过“反向遗传技术”改造冠状病毒的技术。图源：《麻省理工科技评论》

2003年，一篇巴里克参与发表的论文展示了这种技术的威力，成功复活了一个非典SARS病毒。后来，巴里克等人还就这一成果申请了专利，并于2007年获得批准，专利代号为US7279327B2。

这项独特的病毒技术，令巴里克成为美国最顶尖的冠状病毒专家，他靠着该技术在全世界搜集各种冠状病毒的样本进行研究。比如在2013年，当中国武汉病毒所科学家石正丽及团队从云南的蝙蝠洞里获得几种冠状病毒的基因后，巴里克主动找到石正丽，希望获得这些冠状病毒的样本进行研究。

石正丽非常慷慨地把自己的发现分享给了巴里克，而巴里克则在美国实验室里用他的病毒改造技术造出了一种全新的、可以感染人类的冠状病毒。这项研究中，病毒改造和小鼠感染实验均在北卡罗来纳大学开展，所构建的嵌合病毒并没有提供给石正丽团队。这一研究结果2015年发布在了国际学术期刊《自然》杂志上。

有关研究成果被发表在《自然》杂志上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几乎所有科学家都说，被人为改造过的病毒可能会留有痕迹，但巴里克2020年9月接受一家意大利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可以做到人为改造病毒却“不留痕迹” 。

 

二

 

这位巴里克教授与德特里克堡内从事高危病毒和冠状病毒研究的两家研究机构——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和美国国家传染病和过敏症研究所下属的“综合研究设施”，都有密切联系。

大量科研论文显示，巴里克曾与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进行过不少涉及冠状病毒的研究。一篇2006年的论文显示，他们曾就非典肺炎开展过科研合作。

美国军方2021年的一篇文章显示，巴里克今年4月应邀给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作讲座，内容就是关于冠状病毒的研究。

巴里克应邀给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作讲座

而德特里克堡“综合研究设施”的一位副主任Lisa Hensley，是巴里克的学生。

一篇2014年发布在《抗菌物和化学疗法》期刊上、涉及高危冠状病毒的论文，就来自这两个德堡机构的合作。这样的合作还有很多。

而巴里克拥有的那些丰富的冠状病毒“资源”以及改造和创造冠状病毒的“技术”，也就通过这些合作和人脉，被广泛运用在了德特里克堡内。

比如2018年美国《自然》杂志上的一篇论文就显示，来自德堡“综合研究设施”的一位名叫Lisa Torzewski的研究人员和巴里克合作，用被修改了基因的MERS病毒感染了猴子。

德堡的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和“综合研究设施”都有着差劲的实验室安全记录。美国《弗雷德里克新闻邮报》一份2014年的公开数据显示，仅2014年，“综合研究设施”就出现过多起实验室安全事故，一些事故还直接涉及MERS这样的高危冠状病毒。同时，该机构的其他较低安全等级的实验室，也被曝出存在实验室安全问题。

美国NBC新闻网下属的地方媒体WKYC在2016年7月的一篇报导显示，“综合研究设施”的实验室在2015年发生过一次涉及埃博拉病毒的安全事故。

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在2019年秋季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夕，曾发生过严重的安全事故，一度被美国疾控中心叫停。据《弗雷特里克新闻邮报》2019年11月23日报导，除了被媒体广泛报导的实验室废水处理系统存在问题，该研究院的两个从事高危病毒研究的实验室，也被发现存在严重安全隐患，没有按照规定做好防护工作。

而巴里克在北卡罗来纳的实验室，同样存在许多安全问题。北卡罗来纳大学的相关年报和美国媒体ProPublica都有详细报导。

通过上述大量有据可查且来自美国主流媒体的信息，至少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第一，巴里克和他危险的冠状病毒改造技术，正被广泛应用在美国德特里克堡内的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和“综合研究设施”这两个军方和官方病毒实验室的科研项目之中。

第二，应用这些危险病毒技术的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和“综合研究设施”以及巴里克自己在北卡罗来纳的实验室，都有不良的安全记录，而且都直接涉及从事最危险病毒研究的BSL-4实验室。而根据2020年9月意大利媒体对巴里克的采访，巴里克自己表示他改造冠状病毒可以不留痕迹。

 

三

 

还有几点，比如说，美国在2019年新冠疫情暴发之前，曾出现过一轮神秘的、大规模的“电子烟肺病” 。通过诸如《柳叶刀》等国际主流学术期刊和媒体文章可以发现，这种病症和后来的新冠肺炎是非常“相似”的。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曾有之前应对过武汉新冠疫情的中国权威专家，在查阅了60篇涉及美国“电子烟肺病”病例的研究论文，对其中142位电子烟肺病患者的250张肺部影像、临床信息以及文献原文进行了仔细全面的研究后，发现这些病例中有16个更有可能是新冠肺炎的“疑诊患者”，其中有5个临床症状和治疗情况相对完整的患者，被这些专家认定为“中度可疑”。而这16个病例中有12个病例的发病时间都在2020年以前。

美国社交媒体上大量发布于2020年上半年的一些贴文显示，有约超过200位来自美国或与美国有密切关联国家的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早在2019年11月左右，他们自己或者别人就已经感染了疑似新冠病毒的疾病，而这些人都是实实在在的外国网民。

今年6月，美国《华盛顿邮报》一名与美国情报部门关系紧密的记者，曾撰文宣称美国国会怀疑2019年的武汉军运会期间是新冠肺炎开始传播的时间，因为有从军运会回来的西方国家运动员称自己得了疑似新冠肺炎的病。英国有媒体也称，当时有参赛的法国运动员表示自己得了“奇怪”的病。所以，美国参加军运会的5名患病人员的病例是关键线索。

面对这些事实和线索，真正关心病毒溯源的人一定会支持基于事实、本着科学和理性的态度来对真相进行彻底调查，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但令人非常不解的是，美国官方和媒体极其反常地对自身存在的种种疑点和疑问保持缄默，对超过2500万中国民众联署要求调查德特里克堡实验室的呼吁置若罔闻，对国际社会越来越多呼吁要在世界各地多点多地开展溯源调查的呼声装聋作哑，反而死盯死咬中国，在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情况下，不停编造各种谎言谣言来污蔑攻击中国，甚至公开动用情报机构力量，企图对中国开展有罪推定式的调查。

这种欲盖弥彰式的做法，不仅让人联想到新近曝光的德特里克堡卫星图片显示，去年3月到今年8月德特里克堡内有建筑物移动和改造的明显痕迹，也让人不禁联想到今年6月，美国《名利场》杂志披露，美国国务院前代理助理国务卿表示，国务院内部有人警告不要对新冠病毒起源进行调查，否则可能打开“装满蛆虫的罐子” 。美国到底在隐瞒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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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见快评：美爆病毒猛料石正丽八大谎言

 

大纪元

2021年08月10日

 

【大纪元2021年08月10日讯】朋友们好，今天是8月9日（星期一），欢迎来到《远见快评》，我是唐靖远。

在这个周末，中美之间关于中共病毒（武汉病毒、新冠病毒）溯源的信息战开始进入短兵相接状态。中共依靠党媒《科技日报》和二货战狼赵立坚率先发动的攻势，我们已经讨论过了。

 

重磅连连 病毒溯源

 

美国这边碰巧也是重磅连连，尤其是CNN独家报导说美国情报机构正在挖掘一个巨大的基因数据库，其中包含了从武汉病毒研究所实验室研究的病毒样本中提取的基因蓝图。

多位专业人士都表示，如果能够顺利解密所有的信息，将可能有助于解开这次全球疫情的源头之谜。

这个消息很是引人注目，但毕竟事涉机密，报导也没有透露多少重量级的信息，其对中共更多的是心理震慑作用，因为这等于暗示中共，你极力掩盖的东西我们已经拿到了，但拿到多少我不告诉你，反正我们现在正在解密中，你就慢慢享受煎熬的滋味吧。

相比之下，美国众议院外委会共和党人公布的病毒起源调查报告，则罗列了大量强有力的证据，因而显得更加有打击力。这份报告其实早在8月2日就公布了，但全中文的版本是周末才发布。既然拿出中文版，其针对大陆民众破解中共信息误导与甩锅嫁祸的用意当然是不言自明。

 

美病毒起源调查报告有何关键证据

 

今天我们就来系统梳理一下这份长达94页的报告，看看其最关键的内容都说了些什么，以及都有哪些新的证据能够证明病毒来源究竟是哪里。其中非常耐人寻味的是，这份报告最重要的信息和结论，恰恰与CNN报导提到的那个数据库有关系。

这个报告一共分为8个部分，其最核心最重要的结论其实就是报告《引言》部分的一句话：优势证据显示，SARS-COV-2是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一家实验室在2019年9月12日之前的某个时候意外释放的。

这个如此明确的结论、如此具体的日期是怎么来的呢？其最直接的证据也很简单：武汉病毒所的病毒与样本数据库的在线访问于2019年9月12日被突然移除。

我想肯定有不少朋友都会追问：数据库在线访问被移除，完全有可能是因为其它原因嘛，仅仅因为这一点就断言这是因为病毒被泄漏了，是不是有点太草率了？

当然，这个结论的得出，实际上没这么简单，这背后还有很多其它的证据显示，这场席卷全球的大瘟疫真正的起源时间，很可能是在2019年的9月份甚至更早。

在这份报告的8个部分中，最重要也最关键的内容是2、3、4三个部分，它们总结罗列了三大类证据，分别是：实验室泄漏证据、基因改造证据和中共掩盖实验室泄漏的证据。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部分都有那些关键证据及新证据。

 

石正丽的危险实验在P3实验室进行

 

首先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我们大家都已经听过无数遍的武汉病毒研究所。这个研究所实际上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位于郑店科研园的新园区，这里正式的名称是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这里拥有二十多个较低级别的P2和P3实验室，而我们经常讨论的那个武毒所P4实验室也在这里，这个实验室于2015年建成，但事实上直到2018年才正式投入运行。

而此前所有媒体几乎没有提到过的武毒所另一个部分，是称为武汉病毒所总部的老园区，这个园区处于武昌区，与拥有P4实验室的郑店区有19.3公里的距离。在这个老园区，主要都是P2的低级别实验室，2003年新建了一个P3实验室，而“蝙蝠女”石正丽在疫情大爆发之前的几年中，几乎所有那些听上去都非常危险的冠状病毒功能增益实验，其实都在这个较低安全级别的P3实验室里进行的。

 

武毒所的研究有多可怕？2个证据

 

武毒所的病毒安全问题一直都是大问题，这里有两个非常有力的证据证明武毒所的研究有多可怕。

一个是中共国家CDC主任高福在2019年6月公开发文提到，CRISPR基因编辑技术已经在2013年使得禽流感病毒获得了引发大流行的风险。他特别强调，“合成的类SARS冠状病毒感染人类细胞的能力也加强了”，因此改造微生物基因组必须受到高度监管。

这话听上去是没毛病的，但实际情况是什么样呢？3个月后，武毒所P4实验室主任、石正丽的顶头上司袁志明在《生物安全与生物安保杂志》发表文章，罕见承认几个高生物安全水平的机构没有足够资金用于运营每日最重要的安全维护程序，一些P3实验室以极低成本维持运作，“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没有运营成本”。

这就是我们说可怕的原因：石正丽等人在低级别的实验室里进行最危险病毒的功能增益研究，而且实验室最基本的日常安全维护都还得不到保障。

在2019年9月12日，武毒所在线公共样本和病毒序列数据库中的“蝙蝠源和鼠源病毒病原数据库”突然下线，该数据库包含了采集自蝙蝠和小鼠的样本和病原体数据大约二万二千多个条目，而每个样本都包含了收集的动物种类、收集地点、病毒是否成功分离以及与其它病毒的相似性等关键信息。

 

围绕武毒所的一系列不寻常事件

 

伴随着这个数据库的突然下线，围绕武毒所和病毒出现了一系列的不寻常事件。

第一，就在数据库下线的同一天，武毒所P4实验室发布了高达120万美元的保安服务采购项目，显示武毒所突然出现了大量的安保需求。

第二，仅仅6天后的9月18日，武汉天河机场口岸突然举行了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演练活动，其活动内容就是以实战形式，仿真了机场口岸通道发现1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处置全过程。这次演练一度被官方媒体普遍报导，当时被视为是为即将到来的武汉军运会作常规演习，但演习明确提到新冠病毒，让人感觉演习组织者似乎具有高度的预见性。

第三，包括哈佛与波士顿大学的专家通过对武汉市中心各大医院停车场的卫星图像进行的研究，发现在武毒所数据库关闭前后，有5家都在9-10月达到了两年半时间内相对日汽车量的最高峰，而这个高峰恰与武汉地区在同一时段使用百度搜索“咳嗽”与“腹泻”出现的搜索量高峰相契合。从地图上可以看到，这5家医院刚好围绕武毒所形成一个大致的椭圆形。

这说明有一种与中共肺炎（新冠肺炎）相似的疾病曾经在9-10月期间在武汉流行。

第四，在10月18日开幕的武汉军运会期间，有多达数十名运动员出现了类似中共病毒的症状，而至少有意大利、巴西、瑞典和法国等4个国家通过病毒样本追溯性研究发现，他们各自追溯到的最早确定感染中共病毒的病例都在2019年11月。

 

中美质疑对方中方无法解释3问题

 

所以，我们就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中美双方都在强烈质疑军运会运动员被感染了中共病毒，从而引发了大流行。只不过美方认为是运动员从武汉带回了病毒到各自国家，而中共声称是美国运动员输入病毒到了武汉，尽管去年2月中共官方都还曾经公开辟谣，说5名患上传染病被集中收治在金银潭医院的外国运动员，都是患的疟疾，与中共肺炎无关。

表面上看上去似乎各有道理，难以定论。但中共的说法一直无法解释三个关键的问题：1. 目前被公认与中共病毒具有最近亲缘关系的几个冠状病毒嫌犯，无一例外都是中共独家拥有的毒株；2. 详细的病毒树记载表明，各国发现的最早病例的基因序列，都是武汉最早公布病毒序列的后代；3. 如果病毒是海外输入到武汉的，那么海外疫情的集中爆发理应比武汉要早，但事实恰恰相反，世界各国疫情爆发都比武汉晚很多。

在第二大类基因改造证据中，主要涉及到的是两大部分，分别涉及到石正丽的两大合作对象。一部分是石正丽与达萨克从2005年就开始的长达16年的合作过程中，公开发表了许多论文，显示他们一起进行了大量有关新冠病毒样本的收集、分离以及功能增益实验，而且武毒所大多数与冠状病毒相关的研究经费，都由达萨克领导的生态健康联盟提供。

而另一部分更为关键也更加引人注目的证据，是石正丽的另一个合作伙伴提供的，他就是赵立坚公开要求美方进行调查的北卡大学病毒学专家巴里克。

巴里克在与石正丽的合作中先后涉及到两个非常关键的问题：1. 石正丽拥有进行人工合成病毒的能力并曾经获得成功；2. 石正丽还进一步拥有了不留下基因编辑痕迹的修改病毒基因的能力。

 

以SARS病毒为骨架制造新杂交病毒

 

关于石正丽的第一个能力，很多媒体此前不止一次都报导过了，可能不少朋友还有印象，就是石正丽和巴里克曾经在2015年合作，用SARS病毒为骨架，制造了一个新的杂交病毒，而这个病毒成功实现了跨物种感染，并被证实可以成功入侵人体呼吸道细胞。

2016年石正丽和达萨克联合发表的一篇论文显示，武汉病毒所创建了一个反向遗传学系统，并用这个系统对WIV1病毒进行了基因改造，通过增加或删除病毒RNA基因信息，创造出了这个病毒的多个衍生版本。

难以想象的是，如此危险的实验，居然是在P2实验室中进行的，这样级别的生物安全条件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不需要戴防毒面罩或使用生物安全柜。换句话说，这样的条件下如果发生泄漏，是丝毫都不奇怪的事情。

大家注意一下这个时间点，这意味着在2018年武毒所启用P4实验室之前，石正丽等人就已经合成了多个可以感染人类的嵌合冠状病毒。

 

石正丽学生的论文曝光 “无痕”修改病毒

 

关于石正丽的第二个能力，也就是可以“无痕”修改病毒，也是来自巴里克的传授。

早在2005年，巴里克就发表论文宣布，他的团队研发了一种全性基因工程系统，可以通过“无痕”的方式构造全长的SARS-CoV基因组。通俗一点说，就是可以把不同部分的基因序列合并成一个完整的全长的基因组，也就是创造一种新的具有传染能力的冠状病毒，而且还查不出人工干预的痕迹。

在巴里克与石正丽合作的过程中，后者显然掌握了这样的能力。

2017年，在武毒所工作的博士生曾磊平曾经发表论文，明确提到说，他利用刚才提到的反向遗传学系统，构建了一个不留痕迹替代S基因的机制，而且一口气构建了12个毒株，并测试了其中4个毒株对人体、果子狸和蝙蝠体内的ACE2受体的作用。

这篇论文正是我们此前节目中提到过的、没有在大陆公开发表，但却被专业人士挖出、率先被法国《世界报》曝光的3篇论文之一。而当时担任曾磊平这篇论文的导师不是别人，正是石正丽。

最后我们再来梳理一下第三大类证据，也就是中共掩盖病毒及疫情真相的证据。这类证据数量非常多，像中共利用行政甚至司法手段打压知情者，销毁重要病毒样本，删除关键病毒信息，甚至逼迫有关专家修改与病毒相关的数据或记录等等，在此前的众多媒体报导中，基本都有所曝光。

 

石正丽在病毒问题上至少8次撒谎

 

限于时间关系，我们在这里就不一一重复了。在中共掩盖病毒真相的过程中，石正丽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核心角色，因为她既是新冠病毒最顶尖的研究专家，也是最大的病毒泄漏的嫌犯，所以她说了些什么？哪些话是真，哪些话是假，就非常重要。

根据我们对这份报告的梳理，石正丽在病毒的问题上有过至少8次撒谎，而所有这些漏洞百出的信息，都来自她在不同时间和地点的公开讲话。我们来看看这些谎言究竟是如何练成的。

1. 2020年12月，石正丽接受BBC采访时表示，武毒所的数据库下线关闭是因为武毒所员工的工作和私人邮箱遭到了黑客攻击。但在2021年1月26日她回复关于数据库问题的邮件中，她的说法变成了数据库因为“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受到网络攻击而关闭。这就很奇怪，因为数据库关闭时间是在2019年9月，按照中共官方的说法，第一个中共肺炎病例是在12月8日才出现，9月份按道理根本不存在病毒大流行。

2. 石正丽对BBC声称，武毒所所有的病毒序列信息都同时保存在美国国家生物技术中心的数据库中，所有信息都完全透明，没有任何隐藏。但她在刚才提到的邮件中又承认，数据库只输入了有限的数据，而且访问权限也是有限的。

3. 石正丽多次声称，军方人员从未与武毒所有过任何合作。但仅是官方信息就显示，武毒所病毒学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以及新发传染病中心科委会中，都有军方人员名列其中。而且石正丽本人于2012年，就在中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项目中与军方微生物专家有过合作。

4. 石正丽在2020年1月发论文声称首次获得了RATG13病毒的全长序列，但10个月后她又发表补充报告，承认实际上早在2018年就获得了该病毒的全长序列，只不过该病毒当时叫另外一个名字。她为什么要撒谎并修改病毒名称？

5. 石正丽在2020年1月20日发表论文首次披露了RATG13病毒的存在，而同一天钟南山正式承认病毒可以人传人。这说明石正丽早在写论文的时候就知道这个真相，这个提前量至少要以周作为时间单位来计算，她为什么要隐瞒？

6. 去年8月，石正丽接受党媒CGTN采访时声称，中共军方的生物武器专家陈薇绝对没有接管武毒所，但实际上大陆媒体一度报导过陈薇在2020年1月对武毒所的接管，而且美国高层官员向国会提供的证词显示，陈薇实际上早在2019年底就已经接管武毒所。

7. 今年6月，石正丽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声称，她的实验室从来没有做过或合作过病毒功能增益实验。这非常奇怪，因为这与石正丽此前多篇正式发表的涉及这类实验的论文显然不一致。

8. 在同一次采访中，石正丽声称武毒所没有任何人得过类似COVID-19症状的疾病，但世卫组织调查团的一名荷兰专家玛丽恩‧考普曼斯（Marion Koopmans）证实武毒所员工的确患上了与流感症状相似的疾病。

其实，如果深挖下去，我想石正丽前后矛盾的说辞可能会更多，限于时间关系，我们这里就不继续延伸了。举这些例子只是想说明一点：中共是根据形势需要在改变其说辞，石正丽只是配合党的需要而讲话的政治工具而已。她这些自相矛盾的说辞背后反映出的，恰恰是中共手足无措的恐慌。

好的，今天就聊到这里了，谢谢各位的观看，我们下次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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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见快评：中美再爆疫情信息战中共死结难解

 

大纪元

2021年08月10日

 

【大纪元2021年08月10日讯】朋友们好，今天是8月2日（星期一），欢迎来到《远见快评》，我是唐靖远。

在最近，我们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没有聊到和疫情、病毒相关的话题了。但在过去的这个周末，关于疫情的热门消息突然接踵而来，而且发源地都来自中国，都引起了国际社会的瞩目。

这其中主要包括了两大热门焦点：一个是中共战狼发言人赵立坚在新闻发布会上就病毒溯源问题再度公开甩锅，指称美国德特里克堡才是病毒起源的最大嫌犯，应当受到调查，同时抛出4大疑问要求美方做出解释。这个发言被中共内宣外宣都广为转发。

另一大焦点则是大陆新一波从南京爆发的疫情，似乎已经有愈演愈烈之势。这一次的疫情与此前大陆几次的局部地区疫情相比，似乎有点不一样。那么，南京疫情有没有可能像武汉那样引发又一次的危机大爆发呢？

今天我们就来重点讨论这两个问题，看看这些纷繁的新闻背后，能够告诉我们一些什么样的关键信息。

 

双簧戏？赵立坚再点德堡甩锅疫情

 

赵立坚关于病毒溯源的这番论调，是在7月30日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抛出来的，当时是央视记者提问，对美国要求对中共进行病毒溯源调查有何评论，然后赵立坚就来了一通长篇大论，显然是一唱一和地精心安排。

赵立坚首先攻击美国把疫情政治化、病毒污名化、溯源工具化，然后就点名要求美国解释4大疑问，它们分别是：①美国应该公布并检测早期病例数据。②美国应该邀请世卫组织专家调查德特里克堡和美国在海外的二百多个生物实验室。③美国应该邀请世卫组织专家调查北卡罗来纳大学。④美国应该公布参加武汉军运会的美国军人患病病例数据。

与此同时，中共科技部的官方报纸《科技日报》刊发了一篇标题耸动的文章，声称有清晰的路径显示：“欧洲发现的新冠病毒来自德特里克堡！”

这篇报导引述美国一家名叫“世界新闻网”（wn.com）的网站文章说：“正是2019年美军通过其血液项目将新冠病毒带到了欧洲。”文中强调了两个重点推论：1. 病毒源自美国马里兰州的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简称德堡）。2. 病毒是通过冷链血液包裹传播的。

一听到“冷链传播”这个词，我估计不少朋友已经开始露出会心的微笑了。为什么？因为自从中共大开表彰会，宣布取得抗疫胜利之后，大陆几乎所有局部地区爆发的疫情，都被官方定性为“海外冷链食品”输入。同时被中共操纵的WHO第一次赴武汉调查病毒起源报告中，也按照中共的意思罗列了这个“冷链输入”的可能性。

我查了一下这家没怎么听说过的域名为wn.com的“世界新闻网”，发现这是一家总部位于纽约的新闻聚合网站，于1995年3月22日注册，1998年正式上线。该网站并非一家独立媒体，而只是一个新闻搜索引擎。在其中搜索有关德特里克堡的新闻，你会看到几乎清一色都来自中共官方媒体的文章。

 

忽悠墙内大众赵立坚典型的搬石砸脚

 

赵立坚的几大质疑，看上去气势汹汹，但其实漏洞百出。比如他要求美方公布参加武汉军运会的军人究竟得了什么病？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的猛料，而是翻炒去年2月下旬的旧闻。在当时，武汉第一家中共肺炎（新冠肺炎）指定收住医院金银潭医院，其院长张定宇就公开辟过谣，证实5名外籍运动员患上的输入性传染病是疟疾，与中共病毒（武汉病毒、新冠病毒）毫无关系。

其次，赵立坚声称WHO应当调查北卡罗莱纳大学，并点名该大学的巴里克团队是做功能获得性增强实验的权威。说实话这让我有点惊讶。为什么？我过去说过赵立坚就是一个二货战狼，但我没想到他居然“二”到这种程度。

他声色俱厉地指控巴里克团队有进行人工改造病毒的嫌疑，但他的话故意只说了一半。巴里克的确针对冠状病毒做了功能增益实验，但他不是自己单独做的，他是与一个很权威的冠状病毒专家合作进行的，而这个专家不是别人，正是引发本次病毒大爆发的头号嫌犯：武汉病毒所的“蝙蝠女”石正丽。

他们在2015年一起合作，在人工合成一种杂交冠状病毒的实验中，使用的关键结构就是石正丽独家提供的新冠状病毒的S蛋白。

所以你看，赵立坚这种手法是典型的忽悠墙内大众，典型的搬石砸脚。不过他可能觉得，哪怕在海外砸脚痛得龇牙咧嘴，只要能糊弄住国内大部分人即可。即便有少数明白人，现在也是万万不敢发声的，因为说真话被抓被判的例子已经太多了。

 

抄苏联作业德堡早被指控为病毒发源地

 

至于说赵立坚指控的最核心：说美国德堡的生物实验室是黑手，其实也不是什么新鲜货。要知道，德堡被指控为制造危险病毒的发源地，早在苏联时代就开始了。

1983年7月，印度一家名叫《爱国者报》的报纸声称，一位“著名的美国科学家和人类学家”向该报揭发，艾滋病是美国基因工程师在马里兰州的德特里克堡生化实验室制造出来的，是五角大楼研制的最新的致命生物武器。

此后苏联克格勃与苏联媒体发起了一波舆论攻势，并联合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在全世界范围内对美国进行诋毁。一时间舆论大哗，仅仅在1987年，“美国人制造艾滋病毒”的谣言就以三十多种语言被八十多个国家的媒体进行报导。

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东德秘密警察机构“斯塔西”解密档案证实了苏联克格勃参与编造“美国制造艾滋病”的谣言，并有计划地将此谣言散布到全球，以打击美国的信誉。这次虚假宣传行动被称为“感染行动”。

1992年，苏联解体后，时任俄罗斯联邦对外情报局局长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也正式承认，苏联报纸上一系列宣扬美国制造艾滋病的文章是由克格勃策划的。为了让这个谣言更加可信，克格勃刻意让谣言从苏联集团国家之外的印度开始传播。而那家最先爆出所谓猛料的印度《爱国者报》，其实是由克格勃提供幕后资金成立的亲苏联报纸。

简单对比一下中共这一波从美国大外宣发源的“病毒来自德堡”的舆论攻势，我们可以看到，很明显这是在抄苏联克格勃的作业，而且抄得很蹩脚。事实上，就在赵立坚这次发布会上，就被记者当场打脸，而且还是来自与中共友好的俄国塔斯社的记者。

 

赵立坚被反问尴尬中共无法甩锅的死结

 

这位记者在赵立坚抛出他的指控后，提问说，中方曾经援引国际研究者称，人工合成病毒以及实验室泄漏都是阴谋论，现在中方又呼吁调查美国德堡生物实验室，请问这二者是否相互矛盾？

这个提问可谓击中要害，因为可能赵立坚自己都忘了，他在7月6日的记者会上还大肆抨击“病毒源自实验室泄漏”是阴谋论，并力挺达萨克等人曾在《柳叶刀》发表的支持病毒来自自然演化的说法。

这个提问让赵立坚非常尴尬，他的回答也非常搞笑，说美国指控病毒起源于武汉实验室就是阴谋论，而他指控病毒来自德堡实验室、应当调查德堡是有证据的科学结论。

看到了吧，中共现在就是全面公开的流氓化，而且越来越把“我是流氓我怕谁”肆无忌惮进行发挥，公开双标裸奔了。

我们如果跳出中共这种“你指控我什么，我就反咬你什么”的模式，会很容易看到中共最大的漏洞在哪里。这个漏洞就在于：当前对病毒来源的两大理论，无论是“实验室泄漏说”还是“自然演化说”，我们会发现其与中共病毒亲缘关系最密切的毒株，都是中国独家拥有的，全世界其它任何地方都没有。

我们都知道，实验室泄漏说以闫丽梦博士的报告为代表，其认为最大的病毒嫌犯是编号为ZC45、ZXC21的两种“舟山蝙蝠冠状病毒”，这两个病毒是上海病毒专家张永振最先在《自然》杂志发表论文指出，与中共病毒亲缘关系最密切。而这两个病毒都是南京军事医学研究所独家拥有的。

自然演化说，以石正丽为代表，她发表论文首次曝光了与中共病毒同源性最高的那个RATG13病毒，声称这是证明中共病毒源于自然演化的最直接证据，而这个病毒，同样是石正丽全球独家拥有的。

所以，我们就看到，无论那种说法成立，所有嫌疑最大的新冠病毒都只存在于中国境内，独此一家，别无分店，这只能证明病毒的起源点就在中国，这是中共无法甩锅的死结。

 

美国系列行动病毒溯源中共搅浑水

 

中共这波舆论攻势，是针对美国发起的又一轮信息战，其背景当然与美国的行动息息相关。

7月28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晤了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并表明美国支持世卫组织对病毒起源进行更多调查，包括要求在中国进行透明、不受干预的调查。

7月29日，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情报委员会的两党领袖致函白宫，要求拜登采取更多行动彻查中共病毒起源，并提出3大建议。

就在今天，美国共和党发布了一份最新的报告说，有大量证据表明，中共病毒是从中国一个研究机构泄漏的，且明确指出，泄漏时间点发生于2019年9月12日之前。

而拜登在5月下令情报机构调查病毒起源给出的90天期限，距离现在也只剩下二十多天时间了，而国务院副卿谢尔曼访华，也明确提到了病毒溯源调查问题。

所以，国际社会对病毒溯源的压力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拜登代表美国政府将要出具的这份报告，一旦结论倾向于实验室来源，美国势必采取行动施压。因此，中共抢先发动信息战，目的就是先发制人、以攻为守，暗示将给美国制造麻烦，迫使美国在公布报告的时候对结论进行自我审查，最大限度化解对自己的不利。

这种搅浑水打法究竟有多大效果呢？很难乐观，因为中共自己曾经力挺世卫组织的权威性，为自己辩护的最大依据就是世卫调查团第一阶段的报告。但万万没料到谭德塞突然变脸开始支持美国立场，要进行第二阶段调查，这是让中共极其被动的主要原因。

 

大陆疫情进展迅猛13天传15省26市

 

好的，刚才我们讨论了有关病毒的信息战，接下来我们就顺便说说大陆的疫情。这次从南京爆发的疫情与前几次大陆在东北、广东等地局部爆发的疫情明显不同，其进展之迅猛让很多人、包括大陆的专家们都感到震撼，大家也都很关心这波疫情的走向究竟会如何发展。

大家可能已经看到了不少相关报导，这波疫情于7月20日爆发于南京禄口机场——这里需要留意，河南号称五千年一遇的特大暴雨也出现在同一天——禄口机场的疫情现在已被官方证实源自俄罗斯的入境航班，而且爆发病毒株就是当前最可怕的德尔塔变种毒株。

为什么说德尔塔毒株很可怕？因为第一，这个毒株就是中共曾幸灾乐祸嘲笑印度遍地死人的祸首；第二，这个毒株攻击性极强：案例调查证实1秒接触就会感染，14秒无接触就会传播，10天就产生了5代传播，病毒平均代际间隔只有2.9天，而且相同感染状态下，病毒载量超过去年流行毒株的1,260倍。

第三，病毒传播链蔓延非常迅速，从7月20日爆发第一批病例到现在，才仅仅13天时间，官方现在公开的数据说已经蔓延到至少15省26市，但实际上7月31日曾经一度有19省46市发布了53条密接排查和紧急提醒，简直可以用迅雷不及掩耳来形容。

这种攻击力和蔓延速度带来的结果就是，在不到10天的时间内，中共国家疾控局局长王贺胜与主管卫生系统的最高官员中共副总理孙春兰不得不先后前往南京，说明南京疫情正式升级成为全国性疫情——尽管蔓延的各地公开报告的病例数都不多。

与此同时，尽管官方没有公开宣布，但就实际措施而言，进入封城状态的城市至少已经有南京、张家界、扬州、株洲、郑州等城市，其余包括北京在内的二十多个城市事实上已经进入半封城状态或局部地区封闭状态。

尤其北京，官方截至昨天才通报新增了6例确诊，但现在已经喊出了“严防死守不惜代价”的口号，足见高层心理恐慌的程度。

中共不是一向自恃有灭绝式封闭的体制优势，可以傲视各国防疫模式吗？为什么这次如此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呢？其实根本就在于，这次的德尔塔疫情恰恰严重冲击了中共所谓成功防疫的两大支柱：疫苗和大数据防控模式。

南京疫情爆发最引人注目的焦点之一，就是南京机场人员接种疫苗率高达90%，但是根据南京机场工作人员接受自由亚洲的采访证实，最早一批被感染的37个病例中，有36例都接种了两剂国产疫苗，而且出现至少2例重症。这让国产疫苗完全成为一个笑话。

 

南京疫情严重冲击“专制抗疫模式”

 

另一个焦点，就是南京疫情严重冲击了中共正在作为招牌四处炫耀的“专制抗疫模式”。这种模式的基点就是将疫情消灭在萌芽状态，具体操作就是大数据监控追踪加上强硬的一刀切式维稳手段。

如果这次南京爆发的疫情最终控制不住引发全面失守，中共的疫苗外交首先就破产了，习近平赖以鼓吹“东升西降”、鼓吹极权体制优越于民主体制的最大一块本钱也就没了，这当然不是小事。

对中共来说，疫情失控死多少人是次要的，现在各地封城都参照武汉模式，一人感染，全楼封死或全小区封死，究竟多少人就这样无声无息消失了，除了收尸的，谁都不知道。但如果中共正在四处推广的“体制优势”被疫情揭穿，中共复兴的红色大梦就很难再做下去了，习总书记想要建立的“世界新秩序”就更无从谈起。

为什么中共现在做而不说，明明在频频封城，但却不再像去年武汉那样大肆渲染什么封城抗疫体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等等，其深层原因就在这里。

好的，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谢谢各位的观看，我们下次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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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中国告知全球爆发疫情前 早就开始囤积防具

 

2022-10-09 17:15 

中央社／ 伦敦8日综合外电报导

 

数据显示，中国在告知全球境内爆发COVID-19疫情数月前，早就开始严格限制出口手术衣与口罩，并向欧美与澳洲大量买进防具，这项发现再度挑战疫情源于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的理论。 欧新社

 

数据显示，中国在告知全球境内爆发COVID-19疫情数月前，早就开始严格限制出口手术衣与口罩，并向欧美与澳洲大量买进防具，这项发现再度挑战疫情源于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的理论。

英国「每日电讯报」（The Telegraph）今天报导，中国在2019年8月至9月间对美国的防具（PPE，个人防护装备）出口下滑约50%，庞大降幅引起美国重要政府机关警觉。作为全球最大防具制造国的中国减少出口，也再度引人质疑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何时出现的真正时间表。

上述异常是由麦金（Tom McGinn）和霍夫曼（JohnHoffman）等前美国政府官员揭露。麦金现为国土安全部（DHS）资深卫生顾问；霍夫曼则是食品保护与防御研究所（Food Protection and Defence Institute）高级研究员，在美国政府与军队服务时间历时数十年。

麦金与霍夫曼不相信病毒是2019年12月源于武汉市场，并投入研究其他理论。在爬梳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CBP）数据库的进口数据后，他们发现，中国开始囤积防具的时间，远比疫情开始日期早得多。

霍夫曼表示：「你可以往前回溯大约3年（的进口数据）。这并非正常起伏现象。」

他们把信息交给国土安全部的反制毁灭性武器办公室（Countering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Office），但对方拒绝调查，声称这不过是反映了正常的供应波动。

不过，霍夫曼联系美国连锁医院「HCA医疗保健」（HCA Healthcare）后，该组织证实这种数据极不寻常。

「HCA医疗保健」经营约200家医院和2000家诊所，该组织一名代表指出，2019年9月底，手术衣和外科用覆盖巾出现延期交货情形，导致医院乱了套。

霍夫曼表示：「我问HCA的人说，最近有没有发生过类似情况，答案是没有，他们想不起来哪时候看过这类东西延迟交货量这么多。」

前国务院官员艾薛尔（David Asher）表示，缺货成因也包括中国政府大量买进美国、欧洲、澳洲的防具存货。艾薛尔曾扮演抗疫要角，现为美国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高级研究员。

他表示，当时中国采购量持续上升，「明显到我在国土安全部的同僚都听到美国防具业者，以及最重要的是美国各医院回报说，他们无法获得口罩、手套、手术衣、护目镜的正常供应量」。

中国曾在2020年1、2月疫情之初努力扫货，将全球防具运回中国。但2019年8、9月中国的采购行动，令人质疑它是否更早知道有疫情。

武汉病毒研究所石正丽博士实验室在研究蝙蝠身上的冠状病毒，许多专家现在认为，COVID-19（2019冠状病毒疾病）可能是她的实验室进行的实验外溢所致。

而差不多就在中国限制防具出口的同一时间，武汉病毒研究所移除了一个蝙蝠病毒基因序列数据库，而且一直没有恢复。

麦金与霍夫曼也咨询非营利组织「生态健康联盟」（EcoHealth Alliance）的资深科学家，该组织以提供美国政府资金给石正丽实验室而闻名。

根据一名基于安全理由而不愿具名的消息人士，生态健康联盟的科学家证实，疫情「不可能起始于武汉市场」。

一些研究也支持COVID-19比原先认为更早出现的想法。

美国疾病管制暨预防中心（CDC）去年一份报告显示，有一名意大利男孩早在2019年11月就染疫；米兰科学家另外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同月还有一名女性感染COVID-19；英国研究则指出疫情最早起始于2019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