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清末汉口的传教士

 

 瀋陽　著

Shenyang

清末民初传教士

 

１

 

莫理循在望江茶馆焦急地等待着武汉嫂子能给他带来好消息，热心的武汉嫂子带着四姑去了江口海关，但是近一个上午过去了，仍不见回来。

那个被称为汉口一卦的瞎子算命先生，也不愿意与这个洋鬼子交流，就向大胡子作揖辞行了。

这时，武汉嫂子风风火火地回到了望江茶馆。

她见到正在等待自己的莫理循后，笑着说：“待会儿，奥古斯神父会来见你，与你商量办护照的事。”

莫理循得到这个消息，很高兴。

大胡子问道：“武汉嫂子，四姑呢？”

武汉嫂子笑着说：“睡觉去了。”

大胡子很惊讶：“她不是跟你一起去海关的，怎么突然睡觉了？”　

武汉嫂子做了个鬼脸：“我在海关找到了那个黄德道监督，他答应帮忙办理这洋人的签证护照，但我不能空着手去哇，何况这个黄监督不缺钱，他爱的是女人，他常纠缠四姑，这会四姑主动上门来，他怎么不高兴？”

武汉嫂子浪声笑道：“你们这些男人贪的就是银子和女人。作为交换，黄监督打了个电话给奥古斯神父，让他到茶馆跑一趟，帮助莫理循办理签证的事。我就让四姑陪他睡觉啦。”

坐在一边旁听的杨天喜皱起眉头说：“四姑答应了？”　

武汉女子望着杨天喜稚嫩的样子说：“你这孩子还太小，等你长大了就会明白，女人一叉腿，男人就给钱，这是规矩。”　

杨天喜垂下了脑袋，不再吱声。

 

２

 

这时，一个洋神父跨进了茶馆，他就是武汉嫂子说的那个奥古斯神父。

奥古斯神父见到了莫理循，他自我介绍说：“我是设在汉口的西班牙教会总部的奥古斯丁诺斯神父，听说你从澳大利亚来华，很高兴在这里遇见你。”

莫理循简单地告诉奥古斯丁诺斯神父，他此行中国计划沿着长江溯源流直上去重庆，然后穿过中国西部、中国境内的掸邦和克钦山脉，最后抵达缅甸边境。

奥古斯丁诺斯神父非常惊讶，他不知道莫理循为什么制定这个计划，也许莫理循是个特殊人物，他有特殊的任务。

奥古斯丁诺斯神父对莫理循说：“我会帮助你的，但你需要到西班牙教会总部去一次，我只能在那里帮助你签写证明。”

莫理循答应了。

莫理循和奥古斯丁诺斯神父向武汉嫂子和大胡子等一一作别。

莫理循在奥古斯丁诺斯神父引领下，开始步行前往西班牙教会总部。

一路上，奥古斯丁诺斯神父向莫理循介绍中国明清时期的那些重要传教士的故事。

随着元朝统一后，东西方的交流就逐渐频繁。到了明朝时期，这些西方来客聚集在澳门，屡次与朝廷交涉后，最终每年出租金2万两，使得他们有机会留下来。因为许多传教士对历法、地理、建筑、天文等都深有研究。他们也发现，想要在当时的中国传教，就必须获得皇权的认可，因此他们刻意交接朝廷。

在明朝的时候，重要的传教士有利玛窦。在清朝的时候，重要的传教士有南怀仁、汤若望、郎世宁等。

要了解这段历史，得先说明朝时期的利玛窦，是因为他涉及到传教士的来源，以及传教士在朝廷担任官职。

利玛窦是意大利人，为了传教来到中国。居住了一段时间后，他就能通晓中国语言，和中国官员徐光启交情很好。后来徐光启担任吏部侍郎，推荐利玛窦来编制历法。

利玛窦趁机给万历皇帝进献自鸣钟、西洋琴等。万历皇帝对自鸣钟非常喜欢，而自鸣钟结构复杂，需要经常维护，因为这个原因，利玛窦便得以留在京师。

后来利玛窦年龄大了之后，徐光启又保举汤若望等人接替。再后来明朝灭亡，汤若望便进入清政府做官。

利玛窦去世后，他的遗愿是埋葬在北京。因为在以前是没有这样的先例，所以由皇帝特旨，准予下葬在北京西郊，利玛窦也成为首位埋葬在北京的传教士。

莫理循听了奥古斯丁诺斯神父说的这些事，就在心中盘算，自己今后应该如何与中国的朝廷打交道。

　　奥古斯丁诺斯神父又讲了汤若望的在华故事。

汤若望历经明清两朝，在中国生活47年。是继利玛窦之后，来中国传教的重要传教士之一。

汤若望在顺治、康熙两朝，都受到了尊敬。顺治甚至称呼汤若望“玛法”，就是爷爷的意思。汤若望在火炮、历法上有突出贡献，当时顺治对他的意见非常重视，甚至就连康熙都是在汤若望的建议下，才被顺治确定为继承人。　

因为那时的康熙已经得过天花，并且治好了，继位后可以不受天花的影响。古代医疗技术条件低下，得了天花，就和到鬼门关走一遭差不多。

因为这层关系，康熙和他的关系还是不错的。而且康熙对西方的数学等学科也十分感兴趣，汤若望自然是有了用武之地。只是后来随着传教人数的增多，逐渐引起了冲突。最终汤若望被冠以“谋反”的罪名，差点被康熙杀头。

还是因为京师地震，朝廷大赦，汤若望才逃过了一劫。康熙五年，汤若望死在寓所，他的坟墓紧挨着利玛窦。

　　奥古斯丁诺斯神父讲完了汤若望的在华故事后，又讲起了南怀仁的经历。

南怀仁是比利时人，擅长机械制造、历法、数学等学科，是康熙科学方面的启蒙老师。他是利玛窦、汤若望之后，影响最大的一位传教士。后来汤若望被下狱，而且身体瘫痪，说话困难，都是南怀仁在一旁代为辩护。后来也是他为汤若望平反，使得传教的事业可以继续进行。

此外，他还在开掘河道、疏通河流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虽然他的本意是传教，但是南怀仁以自己渊博的知识、优良的品质，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而且他死后，康熙还给了他谥号勤敏，是明清之际来中国的传教士中，唯一一个获得谥号的人。

　　奥古斯丁诺斯神父又讲起了郎世宁的在华故事。

郎世宁是意大利人，著名画家，他的主要成就也在绘画和建筑上。郎世宁在康熙晚期来到京师，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帝王。

乾隆非常喜欢郎世宁的画作，经常去他的画室去看他作画的过程。据传，内宫里的妃子，为了获得乾隆的欢心，常常邀请郎世宁画一些羞羞的画，以此获得皇帝宠幸的机会。后来，郎世宁画了一幅乾隆皇帝和皇后以及其他十几位嫔妃在一起的画作。这幅画乾隆只看了三次，后来封在密匣之中，下旨谁偷看的话，就要被凌迟处死。

在圆明园的建设过程中，郎世宁设计了一些具有西方元素的建筑。那时的清朝，还没有出现这样喷水池等建筑。于是在建造圆明园的过程中，郎世宁把喷水池引进去，又称为大水法。

莫理循听了这些传教士在中国的经历后，开始了深思。

清朝重要的传教士有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郎世宁三人。而他们的主要目的就是传教，在当时，传教需要皇权的允许，所以他们献上了历法、地理、天文、建造、绘画、火炮等技术，其出发点也是获得皇帝的允许，从而传播信仰。也许这些前期的传教士还比较单纯，他们只是想让中国人有机会目睹西方科学技术，或者从客观上说，也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

莫理循没有这些传教士深厚的文化功底，也没有任何进贡财物的能力，更没有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的志向，他只是个穷极潦倒的流浪汉。他的前途在哪里？

 

３

 

从望江茶馆步行到西班牙教会总部还得有一段路。

喜欢游手好闲和四处流浪的莫理循并不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也没有自己明确的宗教观。严格说，他对宗教信仰不感兴趣，感兴趣的是如何利用宗教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当他与奥古斯丁诺斯神父漫步在这条路上时，他抓紧时间对自己作了一次补课，补课内容不是学习宗教的起源、教义，他只想了解基督教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包括中国皇室对洋教的态度。

　　奥古斯丁诺斯神父并不了解莫理循的心思，只是就事说事地告诉他一些基督教组织在中国传播的情况。

清朝皇室作为纯正满族人，在入关之前就有本民族的传统信仰萨满教，藏传佛教也十分流行。入关之后逐步汉化，也接受了汉族的佛教、道教等宗教信仰。但在清朝皇族中有一个分支——苏努家族，几乎全家接受了基督教信仰，并且世代信奉，成为皇族中仅有的基督徒。

苏努家族是清朝皇族中的嫡系血脉，努尔哈赤有长子褚英，但父子二人后来反目成仇，褚英被废黜继承权并遭终身圈禁。褚英之子杜度，杜度之子杜努文，杜努文之子便是苏努。

奥古斯丁诺斯神父说，基督教最早传入中国是在盛唐之初，系东罗马帝国基督教聂斯托派，时称“景教”。到了元朝，基督教的两个派别再度传入中国，一是景教，即基督教聂斯托派；一是罗马天主教遣使来华布教的教派。元代统治者统称基督教两派为“十字教”，以信教者称“也里可温”，故又称为“也里可温教”。但随着元朝的覆亡而在中国绝迹。

明代中叶，伴随着西方殖民主义向东方的扩张，天主教首先传入中国。天主教的修道传教组织通称“修会”，各自独立又同受罗马教皇的领导。从明中叶到清乾隆末年，天主教的主要修会耶稣会、奥斯定会、方济各会、多明我会、巴黎外方传教会、遣使会等都相继传来中国，而影响和势力最大者为耶稣会。

奥古斯丁诺斯神父说道：

第一位来到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士是葡萄牙耶稣会神甫方济各·沙勿略，他于1552年(明嘉靖三十一年)到达广东台山县正南上川岛，但未能进入广州，最后病死在该岛。　

1580年(明万历八年)耶稣会意大利籍传教士罗明坚来到广州，以后又到了广东肇庆、浙江绍兴传教。在耶稣会来华传教过程中，那时的意大利籍传教士利玛窦是一位最为重要的人士。他于1581年到澳门，此后先后在广东、江西、江苏等地传教，1601年初抵达北京，在中国生活了28年，直至逝世。继利玛窦之后，汤若望、毕方济、南怀仁等传教士相继来华，在传播“西学”的名义下进行传教活动，并得到明代和清初统治者的信任。

基督新教(在中国又被称为“耶稣教”)的传教组织通称“差会”，派系众多，各自为政，在中国较有影响的有信义会、长老会、圣公会、伦敦会、公理会、浸礼会、美以美会、监理会、内地会等。早在17世纪初，新教曾有过传入中国的尝试。

1624年荷兰殖民者武装侵入台湾后，荷兰政府派遣传教士到台湾活动，传教20多年，发展教徒千余人。1662年，郑成功收复台湾后，新教在台湾的活动也随之终止。新教在中国大陆的传播始于1807年(嘉庆十二年)，第一位来华的是英国伦敦会派遣的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他于1807年先后抵达澳门、广州，编写了一部《英华字典》，并把《圣经》译为中文，还为东印度公司搜集中国的情报。

据统计，清康熙年间，全国28个城市设有教堂，教徒已有15万人左右，其中耶稣会信徒达11万人。

　　清康熙末年，罗马教廷以传教士内部的“礼仪之争”直接干涉中国内政，禁止中国天主教徒遵守中国政令习俗。从1723年(雍正元年)起清廷实行禁教政策，乾隆帝即位后，对传教士更严加取缔。1775年(乾隆四十年)中国的耶稣会也奉罗马教廷之令解散。鸦片战争前夕，在清政府严厉的禁教政策之下，传教士大多转入秘密活动。

1839年6月，天主教在中国本部13个省仍有活动，欧籍传教士有65名，天主教徒约有30万人。继天主教之后传入中国的是东正教。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东正教修士马克西姆·列昂节夫随同59名俄国战俘从雅克萨来到北京。

1695年，清廷批准这批俄国人的请求，在北京赐庙地建立第一座东正教教堂，名为“尼古拉教堂”，通称“罗剎庙”，或称俄罗斯“北馆”。1715年，俄国政府正式委派了一个10人组成的“北京传教士团”，随同俄国商队来到北京。这个传教士团的主要活动不是发展教徒，而是将主要精力用于搜集中国的情报。

1818年8月，俄国政府训令该传教士团：“今后的主要任务不是宗教活动，而是对中国的经济文化进行全面的研究，并应及时向俄国外交部报告中国政治生活的重大事件。

美国第一位来华的新教传教士是美部会(后改称“公理会”)派遣的裨治文，他于1830年来到广州，主编英文刊物《中国丛报》(创刊于1832年)。从1807年马礼逊来华，到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时，早期基督新教的宣教活动主要在中国的澳门、广州、香港三地以及沿海地区。

1840年美国传教士罗孝全第一个来到香港，1842年美国传教士雅裨理和文惠廉首次来到厦门，1843年英国传教士麦都思第一个到达上海。1844年在华的新教传教士共有31人，教徒仅6人。

鸦片战争后签订的一系列条约，明文准许在五口通商口岸建造教堂、医院，为传教士的活动提供了合法依据；法国政府还强迫清政府同意解除自雍正以来禁止天主教的禁令和发还被封闭的天主堂旧址。随着鸦片战争后五口的开放，传教中心从南洋和澳门移到了沿海通商口岸。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条约允许传教士在中国内地自由传教。此后，天主教、基督教以及其他教派的传教士纷纷到中国各地传教。1868年6月，前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在纽约市的一次演说中兴奋地宣称：中国已经准备邀请传教士“在每个山头上和每个山谷中设立光辉的十字架”。

在中国内地发展最快的是天主教传教组织。从1846年起，天主教在澳门、南京、北京各设主教区，另在陕西、山西、山东、湖广、江西、云南、香港等地设立代牧主教区。1879年，罗马教廷传信部颁发部令，划分中国为六大区：第一区，直隶、满洲、蒙古；第二区，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甘肃；第三区，湖南、湖北、浙江、江西；第四区，四川、云南、贵州、西藏；第五区，澳门；第六区，广东、广西、福建、香港。

 

４

 

奥古斯丁诺斯神父带着莫理循一路走来，终于到达了汉口市中心。

奥古斯丁诺斯神父对莫理循说：汉口聚集了许多传教士。这些传教士都居住在生活方便的外国租界及其周围。这里的传教士来自于伦敦教会、圣教书会、圣教书会分会、大英圣书公会、苏格兰圣书会、大美国圣经会。也有来自贵格会、浸礼会、美以美会和一般自养教士的。还有来自于大英教会、美国公理会、美国圣公会的。也有来自于伦敦会有关系的医疗传教会、在大主教领导之下的法国传教会、方济各会和西班牙教会的。

中国内地教会在汉口设有总部，同时汉口也是斯堪的纳维亚教会、丹麦教会和一个独立教会的总部所在地，这些教会中的大多数成员都是丹麦人。方济各会大部分成员是意大利亚人。

莫理循的回忆录中说：“中国有一些人是为了衣食而加入基督教的，这些冒牌的基督徒是为了能够有口饭吃才愿意改变宗教信仰的。”

莫理循随着奥古斯丁诺斯神父进入了西班牙教会总部，令他吃惊的是这个西班牙教会总部又脏又乱。

这时一个年轻的神父走了过来。奥古斯丁诺斯神父向他介绍了莫理循。

奥古斯丁诺斯神父在破旧的写字台前，取出了一份空白的公文字，为莫理循填写了一张证明。莫理循在这张西班牙教会的证明书上签了字。

奥古斯丁诺斯神父说：“尊敬的莫理循先生，你已完成了签证的第一项手续，接下去就是去海关办理正式签证。你是否在这里先吃些点心？”

莫理循说：“谢谢！我们直接去海关吧，你能再陪我一程吗？”

奥古斯丁诺斯神父爽快地答应了。

奥古斯丁诺斯神父陪同莫理循朝海关走去。但这位热心和善的神父怎么也不会想到莫理循在他的回忆录中是如何评价他和他所领导的那个西班牙教会总部。

莫理循在《１９８４年，我在中国看见的》第一章引言中写道：“我拜访了奥古斯丁诺斯先生年在的西班牙教会总部，与其中的两位神父抽了一根烟，聊了聊巴利亚多利德和巴塞罗那的旧事。我看见教会接待厅极为肮脏，这些西班牙人本身就不爱整洁，当然也没有为了与中华文明协调而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

对帮助过自己的友人居然说这种损人的话，显而易见，这个披着羊皮的浪子，其看不见的心灵之肮脏远超越了西班牙教会总部的看得见的肮脏。

清末民初传教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