瀋陽 著
Shenyang
中国西南“鸦片天堂”妖艳的罂粟植株
1
1984年4月1日，星期天，莫理循经过翻山越岭后终于到达了云南昭通平原。
他在中国西南游记中写道：
村庄里的房屋都是泥土砌成，简陋破旧，濒临倒塌，到处彰显着贫穷和饥荒的迹象。
孩子们跑来跑去，或光着身子，或衣衫褴褛，这里的人看起来就象这个地方一样赤贫。
一个洋人为何不辞劳苦，历经磨难，从遥远的澳大利亚跑到这里来？是观光旅游吗？
那些无耻的人会说，莫理循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为中国留下了一大批珍贵的历史图片，他曾经担任过中华民国包括袁世凯在内的四位总统的政治顾问，他在中国生活了20多年，在北京居住的王府井大街曾命名为“莫理循大街”，莫理循充满了中国情结。
事实果真如此吗？
莫理循是大英帝国的走卒，他是为帝国搜集中国的情报，此行的重点就是为了实现自己膨胀的野心，摸清中国本土鸦片冲击英国鸦片出口贸易的原因，他在点燃无形的又一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索。
四川、云南在清末时被稀为世界的“鸦片天堂”，罂粟是“鸦片天堂”种植的“圣花”，揭秘莫理循的“鸦片天堂”行旅的目标，足以认清这个冒险家的险恶用心，遗憾的是那些吹捧莫理循的公知们居然是那么地无知又无耻。
2
在中国清朝中后期，英国为了挽回中国贸易额度入超的被动局面，逐渐增加了对中国鸦片的输入。
康熙皇帝时代人们尚未认清鸦片的危害性，仍把鸦片进口列入药品贸易来管理，只征税不禁烟，这使得鸦片流毒渐广，使用范围逐渐由药用演变为吸毒，使用人群也从上流人群扩大到全社会。此后雍正、乾隆、嘉庆诸帝都大力禁烟，但始终成效不大。
到了道光时代，清朝年流入鸦片从康雍干嘉时代每年几百箱的数量，暴增至18712箱（1835年）。
如此庞大的鸦片输入，造成了严重的白银外流，不仅清帝国中央财政运转受到影响，民间的瘾君子们也逐渐不堪重负。
又想吸食鸦片，又没钱去买？怎么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动民众，土法上马。
1839年，御史陆应谷向道光皇帝奏报说：“通省栽种罂粟之地甚多,故吸食鸦烟之风愈炽。……各府厅州县,地方辽阔,接壤边陲,昔种豆麦之田今成罂粟之地。”
云南各地海拔、气候和水土条件不同，产出的鸦片质量也有好有坏，以至于市场上还给分出了三六九等，号称迤南土、迤西土、迤东土三类，最好的是迤南土。
清末鸦片吸食者
迤南、迤西、迤东是清朝在云南省设立的三个道，迤南的首府就在大名鼎鼎的普洱市，现在是产茶大户，而当年这丰厚的水土，却是罂粟花盛开之地。
据当年海关汇总的数据，全云南省鸦片销售量约5万担，而迤南一道的就有3.1万担，占60%还多。
“鸦片天堂”满山遍野种植的罂粟
英国人戴维斯在清末时曾到云南全省作过实地考察，在滇西南一带发现，这里“几乎没有贸易,偶尔有从大理或云州来的骡子组成的商队来卖盐，铁锅和其他产品，购买汉人在附近山上种植的鸦片，而这似乎是唯一的出口产品。”
可以说不论是传统的粮食作物如蚕豆、小麦，还是经济类作物如茶叶，全都被罂粟替代。
3
四川省种植罂粟比云南要晚10至20年，但因其驱动力是日渐昌盛的市场需求，故而推广的十分迅速而猛烈。
据《清史纪事本末》卷74记载，鸦片“寻由印度传之云南,而南土兴。展转传至四川而有川土,又传至甘肃而有西土。”
鸦片战争之后，清廷的禁烟政策被外国列强摧毁，国内市场彻底放开，四川鸦片生产也随之放飞自我，呈现出后来居上之势。
1869—1879年短短10年，四川鸦片产量从7500担暴增至17700担。到1906年，更是疯狂地涨到238000万担。
在四川所有出口的物资中，鸦片的价值折合后占到40%。国际鸦片委员会调查后确认，四川成为中国第一大鸦片生产省……
四川人种得多，吸得也不少。如此之多的鸦片，33%的被四川百姓自己消耗掉。
清末家庭式抽大烟
贵州历来是人狠话不多。鸦片战争后，罂粟花也默默地开遍黔中大地。
贵州的民风一贯比较朴实，在其他各省早就全民抽大烟的时代，贵州直到道光时代还没有形成吸毒风气。
贵州山多田少，产出不多，老百姓种粮还不够生存所需，都攒着劲多打几亩粮食。所以道光时代虽然个别地区也有种罂粟的，但也就是几亩、几十亩的规模，远远比不上云南、四川。
但是再老实的民风，也架不住利益的驱使。鸦片战争后，随着云南、四川种植量越来越大，贵州人也开始眼红了。据《贵州通志》载，贵州抛开了川滇二省先边境后中心的策略，一上来就甩王炸，直接无视朝廷的封禁政策，从省城贵阳附近开始种，贵阳、安顺、兴义、遵义等府“鸦片遍山弥谷”……
省城带头，示范作用相当强大。仅仅花了20年，贵州鸦片种植区从贵阳一带扩展到全省，几乎无山不开花、无县不制毒，鸦片产量暴增至15000担，虽比川、滇略有不足，但起码达到了同一个数量级。到了1897年，贵州年产鸦片4万担，位列全国第三。
清末鸦片吸食者
贵州人随之蔓延开了吸毒之风，各府各县大烟馆遍地开花，不论平民还是富豪，不沾点鸦片似乎赶不上时髦。甚至个别政府官员和军队人员如把总、千总都染上了吸食之风，贵州省官员忧心忡忡地说，如此再复数年，贵州将无可用之财、无可战之人。
盛开的罂粟花
全国各省虽然不同程度地都种罂粟，但论组团种鸦片、吸大烟，数年成片塌陷，川滇黔绝对是头一号。
触目惊心的吸毒行为、满山遍野妖艳的恶魔之花，难道就没有引起清政府的重视？为何没人站出来管管？
4
清朝的禁烟政策，简要概括就是一句话：自己抽自己嘴巴子。
道光皇帝像
从道光到光绪诸朝，清朝对鸦片的政策总体来看有这么四类：
其一是弛禁政策。
面对白银大量外流的现实，道光朝曾有人建议放开禁烟政策，例如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于1836年建议，放宽鸦片生产限制，用本土鸦片抵制外国鸦片，从而减少鸦片流入和白银外流。这种割肉补疮式的政策，虽然能保住本国白银，但纵容国人吸毒种毒，在官面上甚不好看。当时清朝还保持着独立自主，清流士人的攻讦力度还相当强大，道光皇帝虽然心有戚戚，但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没有推行这个看起来有几分道理的政策。
实际上幸亏他没推行，否则这位软蛋皇帝头上的罪名又要多一顶。
其二是严禁政策。
弛禁未成，清政府转向全面严禁，吸鸦片、种鸦片统统判刑，向中国贩运鸦片的外国商人也要予以严惩。这是1840年前后清政府的政策，决心很大，动作频频，以林则徐虎门销烟为代表。然而禁烟运动很快被两次鸦片战争打断，连禁烟大臣林则徐都被治罪。西南三省的鸦片业失去了约束，鸦片种植很快蔓延不可控制。
其三是高税收政策。
鸦片战争打开清朝国门，迫使中国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根据当时中外商定的条约，鸦片贸易也要遵守国际贸易原则，输入清朝的鸦片和其他货物一样交纳关税。1858年清朝与英、法、美三国签署《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规定洋药（鸦片）每百斤纳税30两白银。且进一步规定，鸦片进入清朝内地市场流通后，再抽多少税厘听凭清政府自主决定。
这一下子打开了清政府的思路，反正是挡不住洋人的鸦片了，那就索性放开了征税。1859年，清朝开始对鸦片征收合法的厘金。到1885年，清朝征的税越来越多，竟然达到每百斤80两白银，远远超过了海关正税。
如此一来，吸鸦片的更加肆无忌惮，种鸦片的也就更加放飞自我，有多少种多少。川滇黔三省开足马力种植，连基本的粮食作物都废而不种，云南的大米一度靠越南进口而维持。云南、贵州、四川有些地方让农民纳税，直接规定可以用鸦片充当白银……
其四是“以土抵洋”政策。
这是帝国裱糊匠李鸿章提出来的。李中堂不忍心看着清朝的白银一直外流，于是想了个招，对进口鸦片和本土鸦片搞差价，洋鸦片每百斤收80两白银，土鸦片只收40两白银（也有说法是60两，但据说因为西南三省抵制强烈，没能成事）。
面对清朝土鸦片的疯狂竞争，洋人干著急没办法，因为之间的条约说好了，进入内地后征多少钱随中国的便。这政策一出，洋鸦片销量应声回落。1867年清朝进口货物中鸦片占比46.15%，到了1894年这一数字被腰斩至20.65%。
但这么一折腾，虽然把洋人压制住了，对自己的身体却又是狠狠一刀。西南三省受此鼓舞，种植鸦片的热情又空前高涨起来，国内市场对品相最好的西南鸦片呼声日趋上涨，鸦片种植面积有增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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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烟馆
随着鸦片问题的深入，禁烟问题在西南三省越来越成为绝症。一方面，清朝政府财政极度困难，无法解除对鸦片税的依赖，只能一手自己打脸，一手恬不知耻地继续收鸦片税；另一方面，地方官府、商人、烟农在长期的种、销、税流程中，形成利益链条，每一箱鸦片赚得的银子，大头都流入官员手中，政府要解决鸦片问题阻力重重、无法克服。
最令人痛心的是，鸦片问题对西南三省，特别是云南、贵州的社会风气造成严重损害，吸食鸦片成了难以杜绝的顽症。
清朝最后十年，虽然随着新政的推开，最终否定了国际鸦片贸易的合法性，洋鸦片无法再流入国内，但西南鸦片的病根子已然种下，直到清王朝覆灭也没能解决。其后续影响甚至延续到民国。
更可恶的是在战争年代里，一些打着革命旗号的鸦片种植和销售者居然还提出了一种无耻的理论：
鸦片确实有害，但吸食鸦片的人都是恶者，让他们化钱购买我们种植的鸦片，既削弱了这些恶者的战斗力，还能让我们用赚到的钱去武装自己，这又有什么不可？
让中国进一步衰弱，让大英帝国在鸦片贸易中最大利益化，这就是莫理循游走“鸦片天堂”的背景和动机。
吸食鸦片的朝廷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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