瀋陽 著
Shenyang
从东川到昆明途中的莫理循
1
莫理循在他的《1894年，我在中国看见的》一书中的《第十章.从昭通到东川》,细述了此行的一些细节:
我地昭通雇佣了三个新的苦力陪我到东川,此间行程大约110英里,我慷慨地奖赏了从叙府陪了我一路的三个优秀的小伙子。
新雇佣的小伙子全都精力充沛。带头的老王非常渴望与我同行。因为断定他的子孙会遗传他的优秀特色，所以老王最近娶了媳妇，两个星期后的现在，他就出来谋事了。他会和我一起去缅甸。
那两个村里的小伙子负责挑行李。他们陪我走110英里到东川。每人可以得到4先令6便士，工资很高。
作为回报，他们要努力在三天内走完五天的行程。
4月3日那天，我们正式启程。
……天黑以后，我们又走了很久，才到了江底村一个偏远的客栈，其实是一间泥巴砌的茅草屋。
莫理循一路上过河、上坡、下山，第五天时才到达“龙王庙”附近，在一个荒凉的小村庄过了夜。
第二天，很早就起身出发，天亮没久，走到了高原的顶端，从这里可以俯瞰整个东川山谷。
２
东川彝族老人
东川地处云贵高原北部边缘，属川滇经向构造带与华夏东北构造带结合过度部位。南北最大纵距84.6千米，东西最大横距51.2千米。境内山高谷深，地势陡峻，以小江为界，东侧系，最高峰海拔4017.3米；西部为拱王山系，最高峰海拔4344.1米，为“滇中第一峰”。
东川境内金沙江与小江的交汇处，海拔仅为695米，是昆明市海拔最低点。
由于东川境内为世界深大断裂带，地质侵蚀强烈，形成典型的深切割高山。土壤由下而上分布着燥红土、红壤、黄红壤、棕壤、亚高山草甸土等5大类型，其中以红壤分布最广。
东川汤丹镇是东川铜矿主要产区，其采铜历史悠久，是名副其实的“钱王故里”和“滇铜京运第一镇”，在两千多年的铜矿开采史中，逐渐形成了吃苦耐劳、敬业奉献、团结包容、战天斗地的铜山精神。
三国时期，东川由蜀汉政权管辖，平叛后，新建立了越嶲、建宁、云南、永昌、兴古、牂牁、朱提“南中七郡”，由庲降都督总领，东川仍称堂狼县，属朱提郡。
西晋灭吴统一全国后，分全国为十九州岛，宁州为十九州岛之一，统领南中七郡，东川为宁州的朱提郡所辖，县名不变。
唐朝大中十三年（859年）南诏统一云南，建“南诏国”。宋代后期，废除了以军事统治为主的节度、都督制，建立了以政治统治为主的“府”、“郡”制，改设八府、四郡、三十七部。东川属四郡之一，管辖今东川、会泽、昭通全境，贵州威宁等“六部”。
东川原为彝族的发祥地之一，在东川的阿旺镇、红土地镇（原法者乡）、原姑海乡、汤丹镇、舍块乡等散落着许多彝族聚居村。这些村寨还保持着彝族原始宗教及文化的遗痕。
拖潭村彝族习俗，姑娘长到14岁算成年，晚上要离家到“公房” 去住。拖潭的“公房”制度仍保存完好，当地公房俗称“羊圈楼”。
这里，不分男女，头上都包裹“青帕”，妇女腰间裹一块毛毡，具有浓郁古朴的民族特色。
这里的部分节日保存有浓郁的民族原始宗教特色。上述节日形态各异，程序繁杂，大都要搭青棚、唱歌、跳舞、打歌场、吹着芦笙，载歌载舞，走村串寨，除庆贺节日，庆贺丰收，同时还含有驱恶除邪，消灾免难、祈求神佑的内容。这些祭祀活动都有着典型的彝族原始宗教的神秘色彩。贯穿着异族人“神灵无处不在”的原始宗教思想，都表现出彝族对神灵及祖先的崇拜。
但为了省钱省力的莫理循对这里的风俗和同情不感兴趣，在他的回忆录中也没有什么记载。
在从昭通到东川的五天行程中，他翻山越岭，除了观赏过罂粟，还有临时居住过一些破旧廉价的客栈，并无什么实质性的旅游观光之说。
莫理循写道：
我访问东川时，当地的物价很高，食物也很匮泛，很难想象人们在那么美丽的城市会如此忍饥挨饿。
当我们再度下山时，一个跟我一起走的小伙子，主动提出带我们去看看众人皆知的万人坑，里面扔的都是穷人和罪犯的尸体。
这也是他此行中的唯一感受。
３
博格理，英国卫理公会传教士，滇东北老苗文的创建者之一，著名社会改良实践者
莫理循终于走到了东川城。
莫理循写道：
在城里东北角的城墙附近，我惊喜地找到了圣经基督教会的驻地，里面住着博格理夫妇，以及两位女助手，其中一位还是我的老乡。
但，莫理循在他的回忆录中并没有说到他与这个博格理神父交流了什么。与他交流过的神父或牧师，都是痛骂中国异教徒的洋人。
如果将历史的镜头对准逝去的岁月，拂去那尘封的历史，我们进入19世纪，可以看到资本主义在整个西方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开始了殖民运动和传教运动的对外扩张。在西方，法国是传统的天主教国家，而英美却是基督教国家。
远在17世纪，天主教就进入中国的西南地区，到1801年云贵川三省共有天主教徒4万人，两名法国传教士，16名中国神父。光绪初年，天主教捷足先登，进入会泽，法国古神父在县城今人民医院购置地产建天主堂，发展教徒百余人，继而在丰乐街开办一所育婴堂，接着又在今娜姑镇白雾街建圣若瑟堂。
到19世纪，基督教开始进入云南，1877年，基督教的传教士祝名扬，巴子成和麦加底分别进入贵州、四川和云南。1981年，在成都建立传教点，1883年，又在云南大理和昆明建立传教点。在西南地区传教的基督教原名大英圣道公会，是基督教的一个派别，由英国人约翰·韦斯利创立，在国际间凡是以韦斯利宗教思想为基础的教会统称韦斯利宗，中文这一派别为卫理宗，循道宗或循道公会。和循道公会一道的还有一个教派，称内地会，两个教派都属于福音派。
1885年，循道公会在伦敦设循道公会总会。1887年，循道公会派英国人博格理、邵慕廉牧师、苏幕才女教师进入昭通，创办西南教区。
透过云、贵、川的历史风云，我们将看到一群英国传教士的身影，博格理一行的来到，犹如一颗融宗教与文化的新星，闪烁于云贵川接壤处的上空。
莫理循拜见了这个博格理传教士，但博格理传教士显然冷淡了他，原因恐怕是他们并没有共同的语言。
博格理，这位把整个一生都献给西南地区虔诚的基督徒，这位大英圣道公会成都华西分校（会泽）男女两级小学校的创始人，1864年生于英国一个贫穷的家庭，22岁时，志愿申请加入传教团体来到中国。博格理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具有狂热的献身精神，他在西南地区的传教，按照基督教的教义，其志向是要得着“一个民族的皈依”，所以他的一生都充满了生于死搏斗的传奇色彩，以51岁的生命殉道于威宁石门坎，真可谓创造力基督教史上的人间奇迹，获得了循道公会“世界五大使徒”的称号。
处于清朝末年的云贵川三省地界之地，当时的贫穷、落后、愚昧，生存条件的险恶，是现代人难以想象的。《昭通教会史》载：“柏牧师经过数年努力，不断奔走昆明、昭通、会泽各城乡市镇，尽量宣传，人皆置若罔闻，横遭市井侮辱，愚民讪笑。”在整个传教中，博格理等传教士，或遭刺杀，或遭瘟疫，或被殴打，经常险像还生，抱着一种百折不屈的决心和勇气，他们最终还是坚持了下来。
1904年，博格理决定于云贵川三省交界的苗族聚居区威宁石门坎开办教会和建造教堂，经过数年的努力，遵循循道公会的改革社会为己任的办教宗旨，以石门坎为中心，于云贵川三省交界处，建立联区16个，会泽于东风小学处的基督教会属于所属联区之一，堂所121所，信徒5万余人，几乎覆盖了云贵川整个结合部。十年时间，以石门坎为中心的联区，除创办中小学校百十余所，中等学校5所外，还形成了带有全民性的文化扫盲运动。创办了“推广布厂”，购置了纺机。创办“良种推广站”,并于各村寨推广植树，开办“公益均”刺激苗区商品流通和商品生产。
博格理创造了苗族拼音文字，即老苗文，有声母，韵母，拼写方法。
博格理爱中国，却不知道该怎样抚平这里遍布的伤痕。他满心着急，却又不得要领，不知该如何将福音传给生活在黧苦中的人民，直到遇见自己的妻子，埃玛。
博格理的妻子，埃玛—— 是现代护理学鼻祖南丁格尔（1820-1910）的得意门生。当她来参加南丁格尔护士学校面试时，连南丁格尔都惊讶世上有这样美丽的女人，亲热地称呼她为“古代图书上的牧羊女”。南丁格尔问她：埃玛，你为什么要当护士？埃玛回答说：上帝呼召我去服侍祂。
在博格理和埃玛进行深入接触后，志同道合的他们被彼此深深吸引。他们情投意合，喜结连理，相互携手去救助那些在贫困和疾病中沉浮的人们。
基督教循道公会在西南地区的传教布道，除了开办学校外，他们还把西方先进的医学及卫生常识引入了这一地区。处于清末民初的乌蒙山区，即便是汉族居住的会泽县城，除几家中药店和流动的江湖郎中外，都没有任何医疗设备，缺医少药的情况十分严重。
博格理和邵慕廉初到滇东北时，数次差点被病魔夺去生命。博格理在昭通传教期间，因妻子本身从事护士工作，于是在昭通的住所给人治病，成为了滇东北第一家不挂牌的西医诊所。博格理也在下乡传教的过程中开始行医：一路上，博格理始终随身携带一口药箱，各种各样的疾患病痛在那些小村寨中甚为普遍，那里发热病盛行，但在云南府集市上，能够得到的那种所谓药品，乡里人则难以获得。有时他一次发药之多竟高达200份。
除给人治病外，博格理到威宁石门坎后，创办卫生学校，为当地苗彝少数民族培养了大量的医务人员，还为苗族彝族同胞培养了四名医学博士。
穿着中式服装的博格理夫妇和孩子
会泽基督教开办西医诊所，博格理1893年同妻子移居会泽县城就作过准备。英国牧师顾德维在会泽传教，兼任兴华小学的教师，在此期间，他的师母于恩泽圣堂的右边两间平房里开办了会泽第一家西医诊所，这间基督教的附属诊所，为每星期二、五开设门诊，实行免费治疗，每日义诊不下百余人。这对民国时期县城的劳苦大众来说，无疑是上帝洒下的甘露。这间诊所，成为了会泽西医的滥觞。
博格理在西南地区的传教，外国的学者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们誉以石门坎为中心的教育区为“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国外基督教人士誉其为“海外天国”。
在云南昭通，博格理和埃玛救治了很多服用鸦片自杀的人；还出钱购置了许多杀蛔虫的药，分发给当地的妇女，救治了深受蛔虫困扰，隔三岔五闹肚子的孩子们；向家长分发有关卫生知识的小册子，宣传卫生知识。
博格理引进西方医学，在昭通成了滇东北第一家西医诊所，创办了第一家西医医院，推广新法接生，运用“种牛痘”预防天花，还在石门坎建立了麻风医院。
博格理和埃玛还针对中国妇女缠足的陋习，发起了“天足会”，经常劝告教会信徒首先把自己女儿的脚解放。这是有史记载的中国最早的妇女解放运动。
胡锦涛总书记在任贵州省委书记时，曾对博格理做过这样的评价：
公元1905年，一个叫博格理的英国这就是来到贵州毕节地区威宁县的一个名叫石门坎的乡村，那是一个非常贫穷.荒凉.艰苦的地方。他带来募集的资金，在这块土地上盖起了学校，修起了足球场，还建起了男女分泳的游泳池。他还创制了苗族文字，自编了“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的教材，免费招收贫困学生。后来，那个乡村发生了一场瘟疫（伤寒），当地的百姓都逃走了，他却留下了呵护、救治他可爱的中国学生，最后被瘟疫夺走了生命。
胡锦涛对博格理以及整个基督教在西南地区的传教工作的评价，一反传统的外国传教士“文化侵略”的论点，客观公允，实事求是，如果博格理在伊甸园或天国有灵的话，一定会感到十分欣慰的。
但与博格理的传教截然不同，所谓的“医学博士”莫理循并没有在西南留下任何为百姓医疗的记载。莫理循游历云贵川三省只是为了了解鸦片贸易和罂粟种植情况，只是站在大英帝国的立场企图打开英国在中国大西南的鸦片进口市场。正因为他的险恶用心，让他摇身成为《泰晤士报》首任驻华记者，由此摇身成为民国袁世凯等四位总统的政治顾问。
莫理循和博格理走的是不同的人生道理，他们在中国留下的是不同的足迹。
5
从东川到云南昆明还有200英里的路程。莫理循原雇佣的两个苦力到东川后即结束了任务。但经莫理循说服后，此两人答应与那个领头的老王一起，陪同莫理循走到昆明。
为了显示自己的虚荣性，莫理循租了头骡子。
莫理循写道：
我从东川到昆明是骑着骡子走的，省了好几英里的脚力，也让我在当地异教徒的心中显得像个大人物。
从东川到昆明有200英里的路程，莫理循说能“省了好几英里的脚力”，也就是说，他是在即将到昆明时才骑上了骡子。可见，这个抠门的外国流浪汉手中非常拮据。他一直在盘算着如何省钱的事，这是他写的抠钱计算：
我骑着这头骡子准备到省会就卖掉，骡子骨架粗壮，非常聪明，我准备把它连同马鞍、辔头一起卖4英磅。和大部分的中国骡子一样，这头骡子前腿也有两只眼，据说晚上能够看得见路。中国人都知道，是外在的力量赐予了骡子这种非凡的能力。
4月9日，我骑着骡子往山上走，山间空气阴冷，是光秃秃的山顶……
太阳快下山的时候，我们到 了一个名叫功山的村子……这一天的行程是37英里，我步行了15英里，骑骡子走了22英里，这个速度挺快的。
晚上上床睡觉之前，我的骡子生病了，老王说，必须要我找兽医看看。兽医来得不可思议的快。
我曾在澳大利亚看到中国医生给病人看些小病，这个兽医和我看到的中国医生一样，高深莫测地检查可怜的骡子，诊断完后，他拿着诊费走了，不一会又拎着一大篮子药回来了，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草药，这么多的种类至少有一种能够治好骡子的病。
老王给兽医付了钱，他说看诊和药一共360文（9便士），这个收费在中国算是非常贵的。
老王突然说骡子病了，兽医又来得不可思议的快，收费又是非常的贵，让抠门的莫理循有苦难言。
离昆明还有10英里的时候，莫理循一行到达金马寺。离开金马寺的时候，天色已晚。太阳下山很久，莫理循才到达昆明城。
横穿坝子的石板路走起路来很滑。
莫理循说：
我心里很着急，想快速赶路，但是骡子却不配合我，看样子它比我更了解中国人的特点。
……
进城后急转向右，沿着城墙往前走几分钟就到了电报局，云贵两省电报局总负责人克里斯蒂安.延森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我。这里是他的总部，我很开心能在这休息了一个星期。
能够不再沉默、开口说话，真令人高兴。更令我高兴的是我暂时告别了不舒服的中国生活，享受了欧洲人文明的生活。
这就是那个所谓充满“中国情结”的莫理循，第一次抵达云南的经历和说的话。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