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enyang
在市场等待活儿的清末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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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理循在从大理到八莫的行程中,曾雇佣了三个中国苦力,一个是20出头的老曾,另二个是“皮包骨”和“麻子脸”。但到达八莫二天后的返程途中,“皮包骨”和“麻子脸”就死了,老曾病了三周。
这三个中国苦力为何有如此厄运?还是看看他们一路上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摧垮了他们年轻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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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缥古镇
1894年5月9日,莫理循一行从永昌坝子向西行进,路程很远,路况也很险峻。三个中国苦力陪同莫理循到了蒲缥镇,这也是“皮包骨”和“麻子脸”最后死在这里的地方。那个老曾则在这里病了足足三周。
蒲缥古镇为西南古丝绸古道的重要驿站,也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古镇。历史上,过蒲缥这条古道,是南方丝绸古道到保山坝后,先后有3条过高黎贡山到达腾冲出缅甸的古道中形成最晚的一条。据有关专家考证,根据诸葛亮南征永昌(今保山)的一些遗迹传说、唐樊绰《云南志·卷二》及其以后史籍推论,大约形成于在东汉末期到三国初期。该古道的路线是:从四川开始的西南丝绸古道到达今保山坝板桥——保山城——汉庄——石花洞——蒿子铺——上冷水箐——七路坎——黑山门——大龙井——甘蔗园——蒲缥(小站街)——道街——怒江惠人桥——坝湾——高黎贡山蒲蛮哨或禾木树——腾冲城——出缅甸。这条古道发展到明代成为了一条繁华的官道,其中蒲缥即为一个大的驿站。
蒲缥古镇主要有小站、中站、大站、马场等组成,内有街巷20余条,多以集市贸易的商品命名。街东原有忠义词、玉皇阁、积谷仓;街东南有财神庙、三圣宫;街南有关帝庙、积谷仓;街西有公房、药王宫、川主宫;南街楼外蒲缥大河上有大石桥、观音堂;街东南有观音阁;街尾蒲缥大河上有南津桥;小站街在大河东北,有太平寺、李家大院;南津桥东南面有萧公祠;中站有三官殿,大站有土主庙,以及周边有梁金山故居、塘子寺、侯家祖祠、文昌寺、修正寺和距今8000年的被命名为“蒲缥人”的塘子沟文化遗址等。
三个苦力初到蒲缥镇时,莫理循在众目睽睽下吃了一顿午饭。
在前往缅甸途中,莫理循听到中国人叫他“洋鬼子”,已很少生气了。因为中国人都这样称呼外国人。
但在曲硐镇的饭馆里用餐时,周围照例又围了一帮子中国人,就在此时他听到了这个令他反感的“洋鬼子”称呼后发怒了。
莫理循在他的中国西南游记中写道:
一个人见我不会说中文,冷冷地说了一句“洋鬼子”,盛怒之下我站了起来,握紧了手中的鞭子,用中文说他“中国鬼子”,然后用英语咒骂他。看到我的愤怒,他很是诧异,但一句话也没说,转身不自然地走开了。事后我一直后悔自己没有好好教训那个人一顿,应该当众给他一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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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理循在总结自己的旅途经验时,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旅途中,我给自己制定了一个规矩:在宾馆里只住最好的房间,如果只有一个房间,我要求睡最好的床。因此,在任何一间馆,我坚持用最好的桌子,如果已经有中国人坐在那里,我会郑重其事地向他们鞠躬,挥手示意他们给我这个尊贵的陌生人让座。如果只有一张桌子,我只坐上座,坚决不坐其他位子。
其实,我总是礼貌而坚定地要求中国人按照我自己的定位来对待我,而他们全都照做了,一般都会让给我。
尽管我的苦力很卑微,我的着装很普通,但他们意识到我肯定是个重要的旅行者后,也认可了我的优越性。如果我满意于卑贱的地位,会一传十十传百,人们就会更看轻我。
我很确信一点,正是由于从未放弃自己的优越地位,我获得了中国人的尊重。
村民都乐意看看外国人是怎么吃饭的。
现在我已经习惯这种阵仗了,可以镇静自若地吃我的东西,因为我把这当作锻炼自己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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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蒲缥镇出发,5月10日,莫理循一行横渡了著名的怒江,进入了怒江大峡谷。主干道从谷底一路向上6130英尺后直通风水岭村8730英尺。
怒江大峡谷
第二天一大早,他就上路了,快速地下行到达澜沧江。向上爬了三四千英尺高度,接着顺着下坡路,来到了腾跃升谷地。可见这三个中国苦力经受了多么艰难的折磨。
腾跃升谷地由电报局安排了一个住宿处。
电报局邻近城隍庙和腾跃戏台。
5月31日,虽然莫理循提前说过当天要早些出发,但是他雇佣的三个苦力没住在电报局,暂居在简陋的客栈里,所以来晚了。莫理循不想等他们了,就独自出镇了。
三个中国苦力和护卫队赶来时,他们才一起穿过了墓地。
此时雨一直下个不停,他们就在村子里躲了一个小时。
莫理循写道:
倾盆大雨一直不停,小溪里的水溢了出来,我们脚下的路也成了水道,无法行走。我的鸦片长脖子苦力“皮包骨”滑进了一个坑里。即便是对他这个小腿特别长的人来说,这个洞也够深的,因而我的铺盖卷儿也全湿了。
距离我们要去的腾跃境外的南甸还有90里地。但我们在太阳落山之前就赶到了目的地。
从这段文字中,能看到那个苦力“皮包骨”此时已筋疲力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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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莫理循一行继续前进,行走在淤沙的河床上。
到达腾跃边境时,就没有铺好的路可走了,雨水又把本就糟糕的道路淋得断断续续,泥泞不堪,纵横交错。三个苦力就在这样的泥泞道路中负重而行。而莫理循在离开这河道后,骑马在河谷两边的高岸上前行。
莫理循写道:
那天我们在路上碰到一个地方,在那儿,脚下的路突然垂直向上通向山顶处一个向外延伸出来的逼仄的平台上,然后又以同样的坡度直插入平地。这就是所谓的捷径,但是在中国,可想而知,走这样的捷径其实要比脚踏实地地走远路耗费的体力多得多。
三个负重的中国苦力在这样的险途中是如何消耗自己的体力?莫理循没说,他的注意力却是停留在“掸族女人带着的美丽头巾、银手镯和耳环,嘴唇和牙齿上涂着的槟榔汁”。
一个掸族人主动当向导,将骑着白马的莫理循带到了一家旅馆,原先住在最好的房间的中国旅途人让出了房间。
这里是个军事重地,莫理循送了一瓶染发剂给掌管这里的红顶武官刘协台,他让两位军官护送他。两位军官想知道有关莫理循的家史。
莫理循就胡编起自己的“显赫家世”,他写道:
我满足了他们的好奇心,借助一本汉语常用语手册,我详细地回答了他们关心的问题。我尽可能给他们留下较好的印象,这很重要,因为你知道这对将来的旅行者有利。我把我几个先辈的事迹讲得活灵活现,还给他们安上了与之年龄相配的胡子。说到我的年龄时,他们觉得不可思议,不敢相信看起来这么年轻的我竟然这么大把年纪了。为了解答他们的疑问,我真诚地告诉他们,我有过2个贱内,现在是5个犬子和3个丫头片子的父亲,还说这几个儿女都
不成器,听完之后,他们对我的崇敬之情又加深了一层。
那时的莫理循35岁,不仅是个流浪汉,还是一个娶不起老婆的光棍。他在欺骗善良的中国人,凭借他的欺骗,确实给他带来了好处。
负责护送他到三塔的另一支护卫队也赶来了。
莫理循又得意地传记中写道:
我们走入一片宽阔的沙地,一到雨季,这里会成为河床。一行人纵队向前挺进,场面甚为壮观。
我这个不会说中文的欧洲人骑在白马上,这时已经脱下了中式服装,穿上了一套漂亮的澳大利亚迷彩服。
两个穿着宽松衣服的军官骑在结实的小马上,还有8个士兵相随。……他们配有来复枪,挎着子弹袋,一切配备都井然有序,小伙子们看起来一个个都是战场上的好料子。
现在我们必须渡过面前宽阔的河流,水底是淤沙,水流很急,而且深浅不一。
不幸的是,一个士兵在最深的水沟里绊了一跤,他挑着的两个箱子都 从扁担上滑到了水里。我有关这次旅行的所有笔记和文章都 被浸湿了,不过这已经算是万幸了。
莫理循骑马又走了一段路,到达山脚下的坝子上,在那儿可以看见掸族小镇,也是当天行程的最后一站。
6
这是三塔逢集的日子,莫理循受到了当地一座庙宇僧人的接待,被安排到正厅旁的厢房下榻。受到了高规格的礼遇。莫理循说:“世袭王子三塔诏法以国礼待我。”那些和尚“诵完经,除了唱经的佛乐班以外,其他人都走进一间房……脱了僧袍,蜷缩在榻上,榻上的烟枪已经点上了,所有的人马上都开始抽鸦片了。”
莫理循写道:
次日早晨,另一列六人的护卫队已经整装待发,准备陪我去满园看戏台子。”莫理循非常得意。“我们继续骑行,途经一片如贵族花园般瑰丽的乡野,来到蛮允城。
我在衙门口等了很久,等他们安排我何处落脚以,终于,两个衙门跑壮差的人过来引我去了寺庙。许多剃光头的佛教徒在那里恭候我,并在庙堂里殷勤地接待了我。
5月17日我又上路了。……我们迎着炎炎赤日艰难地行走,一连2小时,我们都走在最最密的丛林中,走在热带植被繁茂的森林中。……道路直通山顶。
别忘记了,莫理循是骑着他的白马漫步,而他的三个苦力是负重前行。
他们在距英属缅甸边界5英里远的塞梯小关塞宿营。第二天早上指挥官派了8名精兵将莫理循护送到达英国营地,这儿归缅甸第三军团的英国军官爱尔芒哥上尉统领。
晚上,军官陪莫理循在溪边散步。
莫理循享受到了最好的待遇,他到底是个什么人?
莫理循在他中国西南游记中坦白地写道:
我这样一个不知名的流浪汉,安全地走完全程,世人恐怕并不会感兴趣,但得知任何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完成这段旅行后,许多人就感兴趣了。
从莫理循的这段自述中可以清晰地看明白,他承认自己是一个“不知名的流浪汉”,所谓的“尊贵”地位,都是他一路骗人的谎话,就是靠这些谎话,他受到了愚昧的官员、传教士、僧人,还有那些富人们的热情接待。只有纯朴的民众和孩子们对他叫喊“洋鬼子!洋鬼子!”
这个“不知名的流浪汉”靠着欺骗,完成了他的中国西南行。
中缅交界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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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鹏到八莫有33英里路程。这段路分两段,一段是到距南鹏14英里的迈亚西特的军事基地。
莫理循写道:
一个准下士和两个普通士兵陪护我,一路上对我照顾有加。他们都是旁庶普人,身材魁梧,勇猛无比,但他们似乎疏于训练,到了迈亚西特的时候,他们就已经一瘸一拐、憔悴无力了。
一路艰苦陪同莫理循的三个中国苦力,还要承担负重的压力,其疲劳程度可想而知。
三个中国苦力一直不停地问莫理循:路还有多远?
莫理循则一路地对他们进行欺骗。他在回忆录中坦诚地记录了自己的欺骗行为。
他这样写道:
我们走了15里后,老曾问我:距离三甸(迈亚西特)还有多远?
我回答说:“三里”。结果我们又继续走了10里。
“现在还有多远?” 老曾又问。
“再走5里就到了。”我严肃地答道。结果我们又走了6里。
这时,他又问我了:“莫老师,到三甸到底还有多少里?”
“再走8里就到了。”我答道。他就此没有再问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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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理循写到:
我们在迈亚西特驿站旅店过夜。夜间,我们四下无遮蔽的旅店遭到了暴风雨的侵袭……屋顶上千疮百孔,雨水顺着墙壁流下来,所有的东西都浸在微温的水中了。
八莫与重庆的陆路距离是1520英里,这与重庆到上海的距离相当,整段路程,我走上了整整一百天,因为我刻意等到第一百天才完成自己的旅程。
三位中国苦力结束了这次艰难的苦行。抠门的莫理循开始为这次苦行劳务结帐。
他写道:
我给了老曾400文,比他的工钱多,我就让他找零。他早已准备好了,拿出算盘,在纸上写画着什么,算出一笔帐,向我证明我欠他整整400文,所以现在收支平衡,我们两清了。
我在腾跃给了他1175现金供我的用度,在八莫又给了他400,也就是说,在这9天里,我每天的花费是3个多便士。
到达八莫的第二天,莫理循雇佣的三个苦力要回大理府了,抠门的莫理循又在想着如何再次奴役这些苦力,为他去赚取最后一笔钱。
莫理循的游记中有这样一段陈述:
他们背着药材、货物、报纸和给大理传教士的信件返回。这些东西都 是数月来放在美国驻八莫的传教士那里的。负责管理的传教士身居要职,有各种各样的任务。抽不出时间把这些东西送给他深居内陆、孤独的基督兄弟。
如果不是我到了那儿,并让苦力带走,这些信件恐怕要等到雨季之后才能被送到目的地。
只要化12先令就能让一个苦力,从八莫驮80磅重的东西到大理,何乐而不为,我无需指出,一笔很小的柚木交易,就能赚来雇佣苦力的钱。此外,任何花销都可以到内地传教会那里报销。
读懂了莫理循亲自撰写的这些文字,谁会赞美这个抠门又奸诈的流浪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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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可恶的是,这个莫理循利用一些小利,让那三个已精疲力竭的中国苦力在从八莫到大理的回程途中,再次负重踏上艰险的路途。三个苦力在路途中都遭到了厄运。
又累又饿的三个苦力在蒲缥全都病倒了。
年轻而可怜的“皮包骨”和“麻子脸”都死在了蒲缥的客栈里。谁也不知道他们的名姓。
那个忠心耿耿的20岁出头的老曾,在蒲缥客栈卧病三周。
当老曾能够动身去大理时,他无法将莫理循委托的三大包东西带上路。
这些东西被客栈老板截留了下来,以抵押他的住宿费和“皮包骨”和“麻子脸”的安葬费。
谁对这“皮包骨”和“麻子脸”的死负责呢?永远也不会有人去追究他们的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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