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enyang
武汉海关为莫理循签发的中国西南旅行护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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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份用传统中国官方文件格式和汉字印刷的奇特中国护照，莫理循曾在他的书中写道：“我作为英国子民在英国驻汉口领事馆登记注册，依据《天津条约》有关规定，我取得了一个赴湖北、四川、贵州、云南四海旅行的护照，时限为从签署一日起一年。”
尽管这份护照是真实的，但其签证过程充满了肮脏的交易，也透露了莫理循的“医学博士”学位的造假疑点。
遗憾的是那些中国专家和学者们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是不追究还是隐瞒，不得而知。
莫理循曾自吹：
他23岁去新几内亚进行探险时
，结果遇到土著人袭击，被长矛刺中，被送到苏格兰爱丁堡就医，才取出了长矛的倒刺。他也顺带着在爱丁堡完成了他的医学训练。后来，到爱丁堡大学医学院继续求学。经过两年半学习，1887年8月毕业，获得医学博士学位。
毕业后，莫理循先到美国和牙买加游历了一番，然后又去了西班牙，在那儿先当了一年医生。后来他因为无法忍受上司而辞职，之后再也找不到工作，只能四处游荡，花光了所有钱。
莫理循在爱丁堡大学医学院学习，并获得医学博士。世界众多的图书馆能找到这些证明资料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莫理循写的传记《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第四章“重庆市”中开首就有这样一段描述：
莫理循在船舶靠近汉口海关时，他认识了一个英国人（下文又说是澳大利亚人），此人居然是他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巴拉腊特的同乡，甚至是同学。此人的父亲居然是巴拉腊特市颇为知名的市长。
在莫理循的游记散文中是无法去核实这一“事实”的真伪，这只是一种抬高自己身份的简单说词，生活中常有人会说自己认识某明星、某市长、某大腕，不足为奇。
但不能忽略的是莫理循在书中的此章节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他跟我一样，都曾就读于墨尔本大学，不过我比他高很多级。我忘记问他在墨尔本大学的事情了。但是我对自己的那段大学时光却记忆犹新，因为我生活得并不愉快。大学二年级医学课程考试的时候，为了能给教授留下深刻的印象，我申请去读优生班，但是在预选的时候就被淘汰了。当时的情况好像是，我在药物学的考试中除了犯下一些小错误外，还开了一剂巴豆油，“适当增加1.5至2打兰”。我承认，我从来没听说过这破玩意儿，这个问题在课本的很后面才涉及，很可惜，我当时还没读到那一页。家里来人到学校，等待考官说明我不及格的原因，其中最令人宽慰的一句话是，考官礼貌地保证“你们可以像放一条疯狗到科林斯街上一样”准许我当一名医生，然后，考官就拿出了我开的药方。我当时以为我有机会为自己开脱，我紧张地指着“适当”那两个字，辩解说这可以减轻我犯的错误。然而，他毫无必要地大声嚷嚷道：“这两个字或许可以拯救你，但是上帝保佑啊，这可拯救不了你的病人。”考官讲得太过分，所以我退学了。这对墨尔本大学是个沉重的打击，但是学校依旧照常运作。
读了这段文字，读者应该明白，他就读的学校是“墨尔本大学”而不是“爱丁堡大学医学院”，他因考试不及格而在“墨尔本大学”退学了，这样学业的人，又怎能在“爱丁堡大学医学院”获得“医学博士”学位？
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北京的莫理循》第四章（三）中是如此解读的（译者檀东星、窦坤）：
1895年2月15日，莫理循到达伦敦。他在伯顿克雷森特租了个房间，周租金6先令6便士。在这段日子里，他的生活非常寒酸，想方设法找个出版商来出版他的中国游记。他找了好几家出版这社，可是都被彬彬有礼地拒绝了，真令他感慨万分。正在山穷水尽之际，他幸遇贵人相助。
道格拉斯.斯拉登（澳大利亚的一个作家，著作颇丰，但却不出名）设法劝说（大地）杂志社的霍拉斯.考克斯花75英镑完全买下了他手稿的出版权。
对此莫理循后来写道：“这笔交易我非常满意。”他一边等着书的出版，一边在大不列颠博物馆撰写博士论文《各种畸形和变态的世代遗传》。他的博士论文最终得以通过。8月1日，他从爱丁堡大学毕业。
莫理循是1894年2月从上海出发去湖北、四川和云南，历经100天才到达缅甸。从上述文字可以清晰地说明，他是在1895年8月1日才从爱丁堡大学毕业。显然，在他游历中国期间，他不具备“爱丁堡博士”的头衔。
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莫理循与清末民初的中国》一书，作者窦坤在该书“〈附录〉莫理循生平简表”中写道：
1885年 23岁
1月，进入英国爱丁堡大学学医
1887年 25岁
8月，从爱丁堡大学毕业
……
1895年 33岁
8月，在爱丁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作者窦坤将莫理循在爱丁堡大学学习履历写得非常清楚。同样说明了莫理循在1894年2月从上海出发去湖北、四川、云南并抵达缅甸仰光的游历期间，他并没有获得爱丁堡大学医学博士的学位。
2
江汉关监督公署旧址
关于那份用传统中国官方文件格式和汉字印刷的奇特中国护照，莫理循曾在他的书中写道：“我作为英国子民在英国驻汉口领事馆登记注册，依据《天津条约》有关规定，我取得了一个赴湖北、四川、贵州、云南四海旅行的护照，时限为从签署一日起一年。”
海内外的有关莫理循的书籍、画册，也都是如此照搬报道或叙述。
其实，最好再阅读一下莫理循写的传记《1894，我在中国看见的》第一章“引子”。
莫理循有这样一段描述：
我们在汉口的利益受到领事霍必澜先生的保护，霍必澜先生是现任外国驻华使馆中最有能力的人之一。我作为英国公民在大使馆注册，依据《天津条约》获得一本中国护照，批准我游览湖北、四川、贵州、云南四省。护照自发证之日起，有效期一年。
初看这段文字，感觉不到有什么差错。唯一的感觉是，莫理循是在外国驻华使馆中最有能力的领事霍必澜先生批准后，获得这本中国护照的。
护照上确实有“霍”字样，实际上颁发护照的职能部门是在江汉关监督公署，领事霍必澜未必亲自过问莫理循的护照签证。莫理循只是在拉虎皮扯大旗。如果了解一下清末时的江汉关就明白了许多事。
清末时江汉关实由洋人掌控，海关的税务司和高级管理人员也皆为外国人担任，这样涉外事务自然就落到由湖广总督任命、代表地方政府的海关监督头上，此时的海关监督不仅负责税款的保管、支拨、核查，而且还承担了大量涉外的事务。如通商贸易、租地契约、游历护照、涉外纠纷等。外国人到汉口开辟租界，必须与当地政府洽谈并签订租界合同，这些事情都是由江汉关监督来负责的。
汉口是中国内河的重要港口，位于长江中游与汉江交汇处，地处全国的中心位置，自古水运发达，拥有全国中心枢纽的独特地位，享有“九省通衢”的美誉。
自唐以来，中国对外贸易逐渐增加，来自阿拉伯、日本的商人往来不绝。于是在唐高宗显庆六年，于广州创设市舶使，负责海路贸易。
到宋徽宗政和三年设立秀州华亭市舶司（今上海华亭），成为上海海关之始。
继宋之后，元朝于至元年间设立上海市舶提举司，成为全国七大市舶司之一。
明朝亦于洪武元年亦在上海设立了舶司。
清初，中国共设有四座海关，由北往南分别为江、浙、闽、粤海关。江海关设立之初，其主要负责的辖区，包括当时江苏省境内的所有出海口，下设24个分卡，分布于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起，由于乾隆下江南发现外洋船只在苏州往来络绎不绝，因而十分惊恐，所以自该年始，对西洋夷（主要为英国）作了一些限定。
清代设立了江海关，下辖常州口、扬州口、镇江口、刘河口、松江口、施翘河口、黄田澜港口、任家港口、吴淞口、七丫口、白茹口、孟河口、黄家港口、小海口、石庄口、吕四口、徐六淫口、福山口、新开河口、当沙头等二十二处对外口岸。
上海开埠后，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原县城东门外海关，仅办理本国海船进出口税务。
咸丰三年（1853年），上海发生小刀会起义，乱民破坏北关，英租界当局随后控制了北关原址。在上海没有清廷海关机构的情况下，英、美领事协议由两国领事代为向各国商人征税。上海道吴健彰在1853年10月试图用停泊在黄浦江上的炮艇作为海关，但遭到各国商人忽视，次年2月又试图在苏州河北岸设立海关，也无法有效实施海关权力，4月在闵行及苏州河白鹤渚设海关税卡，亦无法执行关税收缴，此后上海道吴健彰与英、法、美驻沪领事签订协议，允由三国各派税务司一人，协助管理江海关。同年七月，少关税务管理委员会成立，列强第一次直接管理江海关。
1857年，租界列强参与管理江海关的协议在与清政府的条约中确认，同年第二代中式的江海关官署落成。从1863年开始，江海关行政开始由作为清廷官员的外籍税务司管理，1865年，总税务司从上海迁往北京。
海关道，既是官名也是机构名。简称“关道”。咸丰八年（1858），清代海关被迫建立由外国人管理的税务司制度，清廷遂命一些道员监督海关，并办理所在地方对外交涉事务，遂称此类道台为海关道。如津海关由津海关道监督，山海关由奉天奉锦山海道监督，东海关归山东登莱青道监督，均隶属于北洋大臣。至清末，此类海关道有十五个，其中津海关道为专职，余皆为兼任。
同治九年（1870），清廷于天津设海关道衙门，其主官为津海关道员，隶属于专管直隶交涉事件及监督东海、山海、天津各海关之事务，并辖天津府及沧州、静海、盐山、庆云、滦州、遵化、丰润、宁河等沿海各州县。
在通商口岸，外国领事、商人、传教士三位一体建立起“新的混合政体”，开始对中国人民进行掠夺与剥削。由于各国势力在各通商口岸日益膨胀，他们通过政治、外交、经济、军事和思想渗透等各种压力和手段，使地方官吏屈从于自己，督抚对地方的治理于是动辄须与领事协商交涉。对此，外国领事颇为不满，后来双方达成妥协，“遇有寻常公务，领事即可照旧“照会”道台，由道台转申督抚，督抚即可照旧札行道台，由道台“照会”领事，可省彼此径行文件。若事关紧要，彼此无论品级大小，概用“照会”往来。
因此，海关道的首要职责是负责通商口岸关税与交涉事务。其次，由于有常洋关税为财政依托，并且有中外频繁接触的地理便利，所以南北洋大臣和督抚在地方上办理洋务总是通过这些海关道台来具体操办。在名义上，南北洋大臣分管各口事务，但各地海关道台的直接上司其实还是督抚。督抚对本省的洋务有着“总其大纲”的权力。
总之，海关道在清政府管理通商口岸的机构设置中占主要地位，适应了近代半殖民地城市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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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口江滩繁忙的货运场景
明代中叶，汉口因汉水改道形成后，就以工商业新兴城镇的姿态而迅速崛起，明末清初时已服膺中国四大名镇之名。汉口几乎成为武汉的代名词。
到清乾隆时期，汉口“九州岛岛之货备至”，“人烟数十里，行户数千家，店铺数十重，船舶数千万”，经济极其繁盛。但由于当时中国交通尚未发达，整个中国还处于闭关自守时代，全部货迁仅限于内地。
湖北是长江中游的中国腹心省份，历来物产丰饶，经济发达。汉口作为湖北冲要之地，商贾云集，市场广阔。在这一特殊的“五方杂处”之地，经过多年经营，全国各地的商人在这里组建了大量以地域乡谊为纽带的会馆、公所，形成了一个数量庞大的商人阶层和一批拥有雄厚经济实力的商业集团，这为汉口曾经辉煌的进出口贸易打下了基础。
随着1861年汉口开埠，1862年江汉关正式开关，汉口进出口对外贸易的大幕徐徐拉开。从此各国洋行纷纷在汉口建立分支机构，积极进行以商品输入为特征的经济活动。除了洋商行，华商进出口贸易行（华商行）亦应运而生，汉口的进出口贸易得以迅猛发展。
其后，宜昌、沙市于1874、1895年相继被辟为商埠，汉口依托长江黄金水道，内联湖北、华中乃至西南西北一部，外通世界各地，贸易地位得到进一步提高，汉口商户一度达7000多家。
受地理条件的影响，汉口的进出口贸易具有间接贸易远远大于直接贸易的特点，转口贸易亦占有较大比重。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1867年汉口对外贸易额3500 万海关两，由江汉关直接进出口的仅为50万海关两，而经上海等地间接外贸额却高达3000多万海关两，两者相差60多倍。1910年，汉口外贸总额为1.7亿多海关两，直接贸易额只有3700万海关两，间接贸易却高达1.35亿海关两。由此可见，近代汉口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上海来进行转口贸易，而成为著名的国际商贸港口城市的。
汉口开埠之初至民国早期，通过江汉关直接出口的商品主要以农副土特产为主，占贸易额的80%以上，其他为少量的工业原料。这些土货产品主要有茶叶、桐油、牛皮、肠衣、棉花、蚕茧、芝麻、豆类、麻类、猪鬃、棉纱、生丝、生漆、蛋品、棉籽、烟叶、植物油脂、五倍子、中药材、本色棉布等。其中茶叶出口为最大宗，最高年份达到出口120万担，曾长期居全国出口首位。
汉口茶庄林立
其次是豆类、桐油、棉花、牛皮等，在各口岸对外贸易中均名列前茅。到了20世纪20至30年代，蛋品的出口已攀升至第一位。工业原料主要有铁矿砂、钨矿砂、锡、锰、锌、锑、水银、煤炭、生铁等。有些货物出口后，制成制品又返销中国，
“物产中华美且全，不加制造任天然。子矛字盾还相陷，原货装回又卖钱。”罗汉的这首竹枝词，可谓对这些土货当时出口状况的最好诠释。
汉口开埠早期，进口商品以鸦片为主，当时美其名曰“洋药”。其后，鸦片进口逐年减少，棉织品、毛织品、染料、棉纱、煤油、五金、食糖、海味品、茶末、卷烟、
铁路器材等商品陆续进入汉口，19世纪末，棉纱进口一度高居首位。1895年，原材料进口达130.27万两，占同年进口总值的6.8%。
梳理近代汉口的进出口贸易发展脉络， 1861至1894年汉口对外贸易的初起阶段。随着众多外国洋行的进入，刺激了华商行和报关行的兴起，形成华洋互市的局面。这一时期，汉口对外贸易主要以商品输入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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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年担任江汉关监督的蔡锡勇
自汉口开埠通商以后，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汉口做生意。为施殖民计划，更为方便经商，列强们纷纷强划租界，由此带来一系列中外涉外事务和纠纷。为处理这类事务和纠纷，清末时，汉口就有了专门的机构，如江汉关、汉口洋务公所、夏口厅等。
自打清代康熙年间（1684年）设立了海关监督，海关监督就一直是个炙手可热的肥缺，它薪俸高，职权大。但在19世纪60年代后，随着外籍税务司制度的确立 和推行，海关大权逐渐落入外国人之手，外籍税务司独揽了中国海关大权，而代表国家掌管关税大权的海关监督，其地位却越来越低，职权被不断的削弱、挤压，最终走向消亡。
江汉关作为中国近代较早设立的新式海关，从一开始海关监督的职能就受到限制，其时它的主要职责已仅是负责税款的保管、支拨，核查；护照与许可证的签发；主持
地方海常关关务、办理对外交涉和其它登录事项，除此之外并无它职。而江汉关的外籍税务司则承揽了全部关务，并惟总税务司之命是从。所以如此，与中国近代海关的性质和它所特有的海关监督与税务司并立的制度架构分不开。
根据清政府确立的新关制度，海关组织机构实行的是双轨运行体制，即由清廷任命、以地方官兼任的海关监督与总税务司任命的外籍税务司共同承担对海关的管理。海关监督与税务司的关系及职能，1864年赫德拟定的税务司 章程第二十七条作了明确规定；中国海关，由行政部门和登录部门组成，监督是两个部门的负责人。这也是清政府的初衷，海关监督作为海关最高首脑，全面负责海
关事务，并代表国家行使主权。
但这种状况并没有持续多久。由于新式海关的海关监督和税务司分属两个系统，两者的权力来源不
同，职权范畴有异，最初也不是合署办公，加之外人担任的总税务司拥有唯一的人事权和关务处理权，“凡各口有干涉税务案件，领事应先于税务司彼此照应，或见 面会议，或移文往来。”与之相反，海关监督没有关税征收权、人事权，关务处理权，对新式海关的业务也不熟习，久而久之，其职权理所当然被逐渐削弱。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之后，税务司接管了原属海关监督直接管理的新关50里内常关的管理权，更是不可一世，一手遮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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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任总税务司是英国人李泰国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海关”是主权象征，一定是要掌握在自己手中。不过在中国近代史上，中国的海关，大部分时间是被掌握在洋人手中。
每当一个王朝行将就木之时，腐败必然是诸多乱像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当疲弱的清王朝在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摇摇欲坠的时候，却有一股清流让后世研究历史的学者眼前一亮，这就是日进斗金的海关。
清朝后期的海关被称为总税务司，最初是因为太平天国的影响，清朝无法掌控上海等地海关，于是便在1854年和英、法、美建立合作关系。由洋人来主持上海的税收，当然了名义上还是清朝管理。最初其职权范围仅限于上海，但几年下来颇有成效，而且对于列强来说，是个捞钱的好地方，于是在列强的要求下。清政府便于1859年在上海设立总税务司署，掌全国关税行政及海关人员任免。
1961年，这个机构正式挂牌，而各口税务司及海关高级职员，均由外国人担任。首任总税务司是英国人李泰国。自此，清朝海关，开启了洋人时代。
当然了，也并不能说是逼迫，因为当时的情况下，是清政府为了能够在战争时期保证关税的正常收取，从而选择了洋人这个“第三方”来帮忙收取。这就好比一个公司，清朝是董事长或者说投资人，而洋人则是职业CEO经理人，属于一个聘用关系，用的是他们的管理制度和运营模式。
在洋人主持下的大清海关，远比清朝自己来管理更加有效率。
“税钞大有起色，按年比较，银数倍增。”
这一点可以用数据说明：总税务司成立之前，清朝四大海关收入不足500万两；1865年，清朝海关税收830万两；1875年清朝海关税收1200万两。19世纪70年代末，清朝海关税收更是达到3000万两，一度占到清政府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
并且还是清政府最重要、最稳定、最可靠的收入来源。国家当时重要的发展项目，如修建船厂、兵工厂、铁路等急需资金，均由海关提供。
在那个内外交困，国库空虚的时代，洋人掌管下的清朝海关，成为了大清朝的经济支柱。
第二任总税务司是英国人赫德
道光十五年（公元1835年），赫德出生在北爱尔兰亚尔马郡，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从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毕业。当时英国正在招募人才前往中国领事馆工作，赫德主动报名并被选上。赫德并没有想到，自己这一走就是五十多年。
公元1863年，恭亲王奕䜣下令解除前任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的职务，同时任命年仅28岁的赫德为作为新任大清海关总税务司。
其在任的四十八年时间里，总税务司成了清朝所有政府机构中最廉洁的部门，认为是“世界行政管理史上的奇迹之一”，当然也是最赚钱的。
税务司官员合照
晚清时期，贪腐成风，偌大的清王朝，海关年税收不过几百万两。
“每年不下六七万两，从前原系丁役私收入己”——两广总督苏昌（1763上奏）
1852年，江南道监察御史梁绍南上奏称，经粤海关管辖的地域仅白糖冰糖每年就进口不下五六千万斤，但在当时粤海关的记录上，仅得一千五六百万斤。
赫徳在成为海关税务司以后说过这样一段话：“我必须时刻牢记，海关是中国衙门，而非外国机关。既然如此，我们每个工作人员都必须围绕中国的利益开展工作，避免得罪中国，或引起中国人的反感！”
为了践行他说的话，赫德上任之后，对海关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抓腐败，抓贪污，总税务司和之前的大清海关俨然天差地别。
其实赫德采取的办法很简单，无非就两个：
第一，高薪养廉
总税务司的雇员是当时最令人羡慕的职业之一，其待遇极高。海关薪酬水平比清朝其他部门要高得多，高级职员一年能拿到9000两白银。要知道，加上养廉银，正三品官员的年俸也才6130两白银，正二品巡抚则为13155两白银，可见其薪酬比起巡抚这样的地方大员也只是略低，海关的薪酬优厚程度可想而知。此外，海关人员每两三年晋升或加薪一次，退休后可领取相当于十年工资的慰劳金，还有探亲费、带薪休假、医疗费、抚恤金等福利待遇。这些稳定且正当的收入，使得雇员们，不愿意冒风险去贪污。
第二，严查严办
如果说高薪养廉是让雇员们不想贪，严查严办则是让其不敢贪。赫德在税收的各个环节都建立起了严格的监督审查制度，让职员互相制约，无机可乘。这是严查；而同时赫德对于那些违反制度的人，绝不姑息。当时一位外班关员仅仅私受报关人员一条鲜鱼，就被开除，可见其严格程度。
有一次，广东海关的一个外班人员，大晚上交完班后提着一条大鱼回家，路上被一位监察长撞见了。监察长问他鱼是哪里来的？这个广东海关工作人员说是一个报关人送的。监察长立即带他回去写检讨，并把事情汇报给了上级，最后这位提着鱼的工作人员被开除了。不就是收了一条鱼吗？是的，在赫德治理的海关，一条鱼也不能收。
在这样一套完备的奖惩制度下，清朝海关的贪腐情况得到了一个基本的杜绝，其也由此成为了当时清朝最干净的“衙门”。
当然了，这些制度看起来简单，做起来却很难，因为在中国这个讲究人情关系的社会，很难行之有效。赫德能做到，不得不说，有他自己的能力。赫德从来都是以身作则，坚决抵制搞关系走后门。赫德在广州有位老朋友，关系非常好，也是个英国人，他希望赫德能给自己儿子在海关安排个工作。赫德没有同意，要求朋友的儿子参加考试，以保公正。最后，赫德朋友的儿子没通过考试，也没有录取。
因为在海关的出色政绩，赫德在清朝也是颇受重视，成为了当时的风云人物之一。
话说回来，这对于清朝来讲，其实是一个很尴尬，很讽刺的结果。对于一个主权国家而言，海关主权的旁落，是极大的耻辱。
但人家却比你做得更好，甚至于为你带来了更大的利益，让你离不开他。足以可见，当时的清朝有多么的腐朽！
值得一说的是这个赫德对莫理循不宵一顾，视其为懒惰又心术不正的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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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此时的莫理循却春风得意。他在西班牙教会总部的奥古斯丁诺斯神父陪同下，在江海关见到了海关监督黄德道，没想到四姑没走，正在与黄德道调情并在等候莫理循，她知道他会来这里领取护照签证。
黄德道将自己签过字的护照递给了莫理循。
这个护照上有黄德道的亲笔签名，还有几行特殊的约定：“大清各处地方文武员弁验照放行，务须随时保卫，以礼相待”；“勿留难拦阻”；“无讹放行雇船雇人，装运行李货物，不得拦阻”；甚至规定沿途“不可拘禁不可凌辱”。这简直是一个护身符。从这张护照也可看出洋人在中国的权力有多大，大清政府丢失主权时有多脆弱。
令莫理循高兴的是，他的职业在护照上不是填写“教士”，而是注明“医生”。他知道中国人不信上帝，甚至痛恨洋教，事实上说服中国人皈依信教很难，他亲眼看到了西班牙教会总部的脏乱差。他为什么赶写“医生”，他明白中国人流传的“救世济民”是对医生的敬重，打着医生的旗号能让他得到更多的尊重。为什么不填写“医学博士”，只有他自己明白。事实上，那时的莫理循还没有获得这个学位。
旁人不明白的是，这个算计很强的洋人流浪汉之所以选择去中国西南考察，还有更重要的目的，那就是考察和收集中国鸦片种植、分布、生产、经营、出口的信息资料，其中包括大清政府对鸦片种植、销售的政策和执行情况。要合法取得这些资料就需要一个合法的理由。
汉口开埠早期，进口商品以鸦片为主，当时美其名曰“洋药”。莫理循以医生的身份游历中国大西南，当然可以用采购或医用的名义。合法地接触到各种有关“洋药”的咨询，也就是掌握鸦片的信息。
莫理循轻松地拿到了合法护照，他第一次享受到了在腐败的大清王朝能得到的收益，只要疏通教会、官府就能在华畅通无阻。善良又愚昧的中国百姓很容易驾驭，你只要表现出对他们的尊重和友好，他们就会无偿地为你奔波和效力。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中国人的待人之道太奇妙了。
他结识了买办李井，就免费获得了从澳大利亚到日本，又从日本到上海的免费船票和吃住享用。
他结识了上海船主黑鱼，就得到了从上海到武汉的免费船票，而且享受到头等舱的待遇。在上海滞留几日，还免费享受到美国浪女的陪吃陪喝陪睡。
从上海到武汉期间，大胡子、马骏、张泳、杨天喜成了他的仆从。那个武汉嫂子更是为他忙里忙外，四处张罗，二娘三姨四姑也成了他的陪侍和玩物。
就连那个西班牙神父对他也是待若嘉宾。莫理循临出海关时，那个海关监督黄德道特意关照奥古斯丁诺斯神父，我已为莫理循先生订购了从汉口到宜昌的船票，那是一艘中国商号轮船“威力号”。你去速速办理付费手续，这费用按规定由西班牙教会总部支付。这位热心的神父很快就在船务公司设在海关的办事处办妥了付费手续。
谁也不会想到莫理循没化一分钱，就成功地得到了一个流浪汉永远得不到的享受。
四姑陪着怀揣护照的莫理循走出了汉口海关。
一路上，莫理循对四姑说说笑笑，动手动脚。他不会说中国话，但四姑能听懂简单的英语，更何况，这样的交流很简单，眉目便能传情，而且还有肢体语言辅助，自然中西融合一拍即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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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理循与四姑一路说笑打闹，很快就回到了望江茶馆。
武汉嫂子和大胡子等人，见到了莫理循，就高兴地围了上来。
四姑讲述了办理签证护照的事，还让莫理循拿出护照给大家看。
莫理循从怀里掏出黄德道亲自签过字的护照递给了武汉嫂子。识字的几个人迅即围了上来。
这个护照是按中国公文形式并用汉字书写的，除了有黄德道的亲笔签名，还有几行特殊的文字：“大清各处地方文武员弁验照放行，务须随时保卫，以礼相待”；“勿留难拦阻”；“无讹放行雇船雇人，装运行李货物，不得拦阻”；甚至规定沿途“不可拘禁不可凌辱”。
护照上印刷的“莫理循”三个汉字，也是他第一次正式启用这三个汉字为他的姓名。
大胡子有显激动地说：这是一个护身符哇。莫先生此行西南定是一帆风顺。
当莫理循又掏出从汉口去宜昌的船票后，杨天喜失落地问道：“莫先生，就一张船票？”
莫理循说：“是呀，这是海关监督特意送我的。”
杨天喜不吱声了。大胡子就对他说：“你大哥黑鱼曾嘱咐过，只要你在武汉不惹祸，就同意让你陪同去大西南走一趟。现在你应该明白了，莫先生可是个大人物，海关监督都对他敬重有加，你怎能去添乱？你还是老老实实地跟我回上海，我也好对你大哥有个交代。”
这时四姑走到跟前，娇气地对杨天喜说：“你在汉口再玩几天吧，我陪着你哩！”
不知什么时候，三姨带着一个年轻人走到了莫理循身边，三姨对莫理循说：“你一个人独行，需要有个随从，一路好照料。这是我的朋友束青，他听说你要去大西南，想做你的仆人随你同行，不知你可否愿意？”
那个束青马上向莫理循作揖：“I lost my parents
since I was a child, wandering around, relying on my own efforts, and knowing a
little English.”
原来这束青自小失去父母，到处流浪，靠自己努力，略懂些英语。
莫理循说：“你需要多少报酬？”
束青回说：“Don't care about how much
you pay, as long as you can solve the problem of food and clothing。”
束青告知莫理循，自己不计较报酬多少，只要能解决温饱即可。
莫理循高兴地拍了拍年轻人的肩膀说道：“有三姨推荐，我怎能不领情？”
武汉嫂子忙对束青说道：“你还不谢谢莫先生？快帮忙搬行李。”
束青赶紧从茶馆取了根扁担和绳索，欲为莫理循挑行李。
莫理循笑着说：“不用不用，我的行李很简单，只有一只皮箱，装的是医疗器材和药品，还有几本书籍。”
束青愣了一下，就提起了那只皮箱。
这时，武汉嫂子发话了：“束青，我为莫先生准备了一些礼品，你可一并将它带走。”
这时，三姨拿来了一只蓝印花布包裹，递给了束青。三姨说：“这里有一些上好的湖北茶叶，这是送给莫
先生的，还有一些蟹壳黄、仙豆糕等，够你们一路上吃的了。”
莫理循和束青一起上路了。
武汉嫂子、大胡子等悉数在茶馆门口相送。三姨望着束青手提皮箱，肩挎包裹的背影，迟迟不愿中断自己的视线。
８
莫理循和束青赶到码头时，那艘“威力号”中国商号轮船已拉响了汽笛。
莫理循接过了束青手中的手提皮箱，匆匆上了甲板。束青却被船员拦住了要查验船票。束青这才发现，莫理循并没有为自己购置船票。无奈中，他大声地喊叫着“莫理循先生”，莫理循似乎并没有听到他的叫喊声，连头也没回。
莫理循钻进了头等舱。刚坐定，一个年轻的商船女服务员将束青背挎过的那个蓝印花布包裹，递给了莫理循，并指着船舱外站在码头上的束青说：“是那个年轻人嘱咐交给你的。”
莫理循看到了束青，束青向他挥着手。
但莫理循转过了脸，慢慢地打开那个包裹，包裹里全是糕点。除了蟹壳黄、仙豆糕，还有桂花糖、芝麻烧饼和桃酥。
莫理循抓起一颗桂花糖放进了嘴里。
莫理循其实是个性格内向而孤癖的人，同时他瞻前顾后，十分敏感。他对钱很吝啬，对感情也很吝啬，所以在他五十岁前一直过着独身生活。
当三姨向他推荐束青做他的仆人时，他就担心要支付劳务费，但他没有当面拒绝，除了碍于面子，他还有一个打算，就是让这个求职心切的年轻人为他再无偿服务一次。
莫理循和束青到了码头后，他指了指那个商船售票处，并示意束青将手提包给他。他让束青原地等他。
束青以为他是去为自己买船票了，就原地守候。不料，莫理循是到售票口旁边的厕所转了一圈就回来了，他压根就没想为束青买船票。
莫理循巧妙又成功地甩掉了束青，他有更重要的事去实现，不会让任何人知道自己的动机和目的。正如他在自己的传记或平时所言:我喜欢一个人的冒险旅行。
莫理循手抚着那本汉口江海海关签署的护照，感到非常荣耀，这本护照代表了中国主权的丧失，也代表了列强对中国的霸凌和污辱。
清末断案场景，有洋人同坐，县太爷大气都不敢喘，任凭洋人处置。
鸦片战争后，洋人在中国设立租界，凡涉及华洋之间的案子，均有洋人陪审，实际上洋人有决断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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