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日本，自然很想读懂日本这个国家。中国人对日本的曾经伤害，始终耿耿于怀，不会忘记。那么一个小小的岛国，为何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而侵犯中国呢？
其实，隋唐以前的中国总认为自己是文明世界的中心，中国的皇帝是这个文明世界的领导者，有“得中原者得天下”的说法。以中原为世界的中心，中国视周边地区为东夷、南蛮、西戎和北狄，词语带有蔑视的态度。实际上，中国只是东亚的中心。可当时这种外交政策在东亚、东南亚却被广泛接受，大多数周边国家也都需要寻求中国的保护。因此，周边国家历代向中国朝贡，中国的朝贡制度，延缓了两千多年的历史。
但可以说，中国是当时世界的一个文化中心，中国文化电就以强劲的穿透力向外辐射。儒家思想和中国化佛教，中原地区的律令制度，汉字表达的种种文化模式，传播于邻近的日本、朝鲜、越南，构成了东亚文明的基本特征。中国文明的“泽被远西”，对世界文明的进步，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其间，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仅文字记载的历史至少也有两千多年。
周秦时代的地理名著《山海经》上已有“倭属燕”的记载，公元一世纪的《汉书》也有中日交往的最早记载，公元三世纪成书的《三国志》开始为日本列传，详细记述日本列岛风土人情和中日通交的史实。然而，日本使用汉字的历史远比中国要晚，至于置史官以记言事则更迟。现存日本最古的史籍《古事记》、《日本书纪》，均成书于8世纪初，书中大量引用、参照中国和朝鲜典籍，甚至整段抄袭《艺文类聚》等类书，后人雕凿、敷衍、删改的痕迹明显。
日本大和时代后期，政局日益动荡不安，阶级矛盾日益激化，部民的反抗此起彼伏，严重地动摇了贵族阶级的统治地位，从而也激化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
六世纪中叶，总揽朝政的苏我马子正与物部守屋为争权夺利，进行殊死的搏斗。公元587年，用明天皇驾崩，大臣苏我马子开始独揽朝政。公元592年，女帝推古天皇继位。翌年，立用明天皇遗子厩户丰聪耳为皇太子，并委以“摄政”要职。他就是被后人誉为“创造日本的十二人”之首的“圣德太子”。
精通佛经和中国典籍的圣德太子，不断汲取中国大陆文化精髓，试图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体制，以挽救日本社会危机，缓和日本国内矛盾。圣德太子在天皇的支持下，主动与隋朝交好，并参照隋朝《开皇律》进行一系列重大改革。对内，如制定《冠位十二阶》和《宪法十七条》，大力提倡佛教，积极编撰史书等；对外，则改变向隋请封、称臣的态度，力图采取对等外交的立场遣隋通好，恢复中断一个多世纪的中日国交。于是，以小野妹子为首的倭使一行便出现在外国朝贡隋帝的行列中。
据《日本书纪》推古天皇十六年（608）九月辛巳条载：辛巳，唐客裴世清罢归。则复以小野妹子臣为大使，（鞍作）福利为通事副于唐客而遣之。……是时，遣于唐国学生倭汉直福因、奈罗译语惠明、高向汉人玄理、新汉人大、学问僧新汉人日文、南渊汉人请安、志贺汉人惠隐、新汉人广济等并八人也。
这是关于日本派遣留华学生与学问僧的最早记载。日本史籍中一般把学习儒学者称为“学生”、学习佛法者称为“学问僧”。文中的“大唐”当为“大隋”，由于《日本书纪》成书于公元720年，相当于盛唐时代，唐日交往极为频繁，关系密切，故日本习惯将中国称为唐，犹如魏晋南北朝时代日本称中国为“吴”一般。
此次遣使虽是日本首次向中国派遣留学僧俗，但并非隋日之间的第一次使节往来。《日本书纪》推古天皇十五年（607）七月条载有：大礼小野臣妹子遣于大唐，以鞍作福利为通事。
这条记事是日本正史有关日隋交往的最初记载，但交往的具体内容史书没有详细记载，只知道翌年日本使节回国时，隋朝派遣以裴世清为首的使团随同回访日本。关于此次日本使节来访，中国方面保留下来若干记载，可补日本史料之不足。《隋书•倭国传》记载：大业三年，其王多利思比孤遣使朝贡。使者曰：“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
此外，朝鲜史藉《三国史记》卷二十七《百济本纪第五 武王》九年（608）三月条记载：“隋文林郎裴世清奉使倭国，经我国南路。”补充了隋日交往取道百济的重要情节。关于上述推古天皇十六年九月的遣使入隋，《隋书•倭国传》也有记载：“于是设宴享以遣清，复令使者随清来贡方物。”
事实上，隋代时倭国朝廷欲独立于中国的同心圆册封体制之外，不再向中国王朝请求封号。倭国来书使用天皇之倭名，有意避开中国授予的“倭王”称号，以示无意与隋廷建立君臣关系的意向。
然而这封以汉字为注音符号表记天皇倭名读音的国书，被理解为“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比孤，号阿辈雞彌”，隋帝令所司访其风俗，又以“宗主国”的威势“训令改之”。至大业三年（607），倭国再次遣使朝贡，所携国书自称“天子”。这封措辞异常的国书引起隋廷的警觉，遂于大业四年（608）派遣文林郎裴世清使于倭国，以观其“国风”。
据《日本书纪》、《善邻国宝记》记载，裴世清当时带去一份国书，起首为：“皇帝问倭皇”。“皇”为“皇帝”之略语，隋廷不可能以“皇”称呼一位“属国”的君主。
裴世清宣谕而还时，倭国再派小野妹子随同入贡，此次使团除了大使、通事等官员之外，增加了学生、学问僧等8人。
倭王与裴世清相见，大悦曰：“我闻海西有大隋，礼义之国，故遣使朝贡。我夷人，僻在海隅，不闻礼义，是以稽留境内，不即相见。今故清道饰馆，以待大使，冀闻大国惟新之化。”由此可见，倭王当时志在求教隋“惟新之化”。不难推测，所遣倭汉直福因等8人赴隋，具有吸收大陆先进政治制度之目的。当然，吸收大陆文化的途径是“佛教外交”。
就日本而言，这种交流是由国家主持进行的，故佛教交流确实是日本遣隋使的一个重要使命，担任输入佛法的无疑是这些远渡异国的学问僧。但就隋日关系而言，隋朝不会允许日本脱离国家间政治关系问题而与之开展单纯的佛教交流，“摄政王”圣德太子也不会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崇佛”心理，才遣使赴隋朝引进佛教，真正目的是为了以此为手段，用神权来伸张皇权，抵抗苏我氏的霸权，因而与隋朝的交往可以看作是一种国家的政治行为。
正是由于从隋朝引进制度的需要，日本派往隋朝的人员都是经过严格挑选，担负着学习隋朝政治文化制度方方面面的重要任务。他们在隋朝学习的年限很长，甚至达到二、三十年，回国後在日本政治改革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如大化革新的核心人物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鎌足的儒学老师即为南渊汉人请安，诛伐苏我氏大事就在其处商议；高向汉人玄理和新汉人日文在大化革新后担任国博士等等。大化革新的构想源于隋唐政治体制，而革新的中坚力量为留学归国的僧俗。
不过，隋倭交往虽然带有浓郁的佛教色彩，但这种在国家主持下进行的以佛教为内容的文化活动，归根到底是从属于政治并为政治服务的，因此可以称作“佛教外交”。这种佛教外交在国家主持下进行的。就日本而言，获取佛教经典，吸收佛教文化是日本遣隋使的一个重要使命，其真实目的乃是为了确保在朝鲜半岛上获得的既得军事利益；就隋朝而言，通过朝廷赠赐物品，帮助日本建造佛像及接收日本留学僧侣，也是隋朝对倭交往采取的重要政策，其真正目的亦是为了利用结交倭国来牵制朝鲜半岛。佛教外交之所以得到隋日两国的支持，是因为这种交往对双方均是有利的。
东渡日本的移民，大都身怀一技之长，因而受到日本朝廷的重用。大陆移民或其后裔被任命为外交使节，派往其祖先的故国的事例，屡见不鲜，似成惯例。无疑是由于他们具有熟悉中国事务的优势（包括语言、军事和风俗习惯上的）。在挑选遣隋使、遣唐使时，有不少大陆移民的后裔被任命为使节团的成员。
据记载，日本遣唐使在大量携归中国典籍的同时，也把日本人撰著的书籍传入中国。传为圣德太子所著的《三经义疏》，就曾被数度携入中国。
根据《隋书》可知，有隋一代，来聘、来朝的诸蕃夷计五十余国，隋文帝采取佛教治国的政策，实行弘扬和奖励，至隋炀帝时更达到了空前绝后的隆盛。那些云集长安的求法留学僧，他们是如何接收教育的？据《隋书•百官志下》记载，大业年中，隋炀帝将鸿臚寺的典客署改称典蕃署（鸿臚寺还有司仪署、崇玄署），除设令2人、掌客10人等外，还按“有事则设”的规定设置了“四方馆”，隶属鸿臚寺，掌管接待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的使者和互市事宜，同时特意敕选高僧在鸿臚寺担任教职。
受命在鸿臚寺担任教职的僧侣共有4人。
最初被选拔担当此任的是终南山悟真寺的净业，据《续高僧传》卷十二传五记载，他在鸿臚馆任职的时间为6年。就在净业辞任的同年，终南山玉泉寺的静藏可能作为其继任被敕选，于大业九年（613）奉敕入鸿臚馆。隋亡后，武德初年任玉泉寺住持，武德九年（626）去世，时年56岁。
在静藏奉诏入鸿臚寺的翌年，亦即大业十年（614），长安大庄严寺的神迥和弘福寺的灵润，也接受此任。他们两人生世不同，术业各异，却都成就卓然，被喻为当时“教授外蕃的双璧”。关于神迥，《续高僧传》卷十三传八记载：“大业十年召入禅定，寻又应诏请入鸿臚。为敷大论，训开三韩诸方士也。”由此可知，他入鸿臚寺后主讲“大论”,即《大智度论》，且教授的对象以朝鲜三国的留学僧为多。
长安弘福寺灵润与神迥同时被召入鸿臚寺，他俗姓梁，是累世衣冠的望族。少小出家，由于其寂年不详，按仁寿二年（602）23岁返回京师推断，大业十年（614）就任鸿臚寺时年仅36岁。
此后，像上述惠光、灵云、惠云等留学僧，虽然来华年代不详，但据当时留学僧的羁留时间一般至少十几年以上来类推，估计也是推古年间入隋的留学生。由此可见，推古朝的入隋留学僧们来到长安后，几乎都在鸿臚馆接受了净业、静藏、神迥、灵润的专门教诲，有时还担当往来应接的事务，在这期间无论在学业、信念、人格、修养和其他方面均深受中国高僧的影响，并且回国后仍铭刻于胸，身体力行，青史留名。
中日古籍对留学人员有各种各样的称呼，比较通行的是，以学习佛教为主的留学人员称“学问僧”，以学习法律、儒学、医学等一般学问为目的者则称“学生”。
日本朝廷派遣留学人员赴国外学习先进文化早已有之，最早是派往百济等朝鲜半岛学习佛教，但直接派遣人员直接到中国学习，则始于推古天皇十六年（隋大业四年，608年），而首批留学生的代表人物，便是随小野妹子赴隋的福因、玄理等人。留学僧俗惠日、福因等回到日本，他们在留学期间亲历隋唐交替，目睹大唐政治、经济、文化的鼎盛局面，因而力荐朝廷定期向中国派遣使团，以大唐为楷模重建日本。这与朝廷内部不满苏我氏独裁、要求打破豪族势力之改革派的思路不谋而合。在这种背景下，留学归国人员中的南渊汉人请安、高向汉人玄理、新汉人日文（旻）等，受到国内改革派的崇敬，成为推动大化革新的中坚力量。
此后，日本的中央集权体制，有了长足的发展，逐步向律令制转变。623年与福因同时回国的药师惠日，630年作为首次遣唐使团的成员再度来华，并在654年第三次奉敕入唐。这一切说明遣隋人员在早期的遣唐使团中扮演重要角色。
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礼尚往来，互通有无。自古中日两国的通交也是你来我往，十分频繁。史载第一个赴日的外交使团为《魏志•倭人传》所载曹魏派遣的张政一行。该次遣使是在邪马台国多次遣使之后所派出的，当时曹魏与邪马台国的交往频繁，十分友好，可以说是中日两国通交的第一个高潮。至隋时，随着两国交往的深入和“国书事件”的发生，中央政府派出的裴世清一行13人的访日使团，则是中国古代第二个代表中央政府正式访问日本的外交使团。
隋大业四年（608），隋帝遣鸿臚寺掌客文林郎裴世清、尚书祠部主事遍光高等13人随小野妹子一行出使倭国，他们先过百济，再至竹岛，又经都斯麻国而达一支国，然后从竹斯国到秦王国，向京师所在之畿内进发，倭王则遣难波雄成出迎。是年六月十五日，裴世清等人抵达难波津，被安置在新馆暂住。同时小野妹子向天皇上奏百济人掠走国书之事。经过群臣议决给予惩罚，天皇却免予追究。八月三日裴世清一行入京，倭王遣小德阿辈台及数百人仪仗鸣鼓角来迎，接着又遣大礼哥多毗并二百余骑郊劳。裴世清一行至斑鸠宫面谒倭王，“宣谕”后就馆。
《日本书纪》推古天皇十六年（608）秋八月条载隋使裴世清“宣谕”面谒倭王之经过：
时使主裴世清亲持书，两度再拜，言上使旨而立之。其书曰：“皇帝问倭皇，使人长吏大礼苏因高（即小野妹子）等，至具怀。朕钦承宝命，临仰区宇，思弘德化，覃被含灵，爱育之情，无隔遐迩。知皇介居海表，抚宁民庶，境内安乐，风俗融和。深气至诚，远修朝贡，丹款之美，朕有嘉焉。稍暄比如常也。故遣鸿臚卿寺掌客裴世清等，稍宣往意，并送物如别。”时阿倍臣出进，以受其书而进行。大伴啮连迎出承书，置于大门前机上而奏之。事毕而退焉。
其书中所记：“皇帝问倭皇……远修朝贡……”等字句，可见中国“皇帝”与日本“倭皇”是平等的称呼，“倭皇”并不代表是“倭王”。“远修朝贡”，则说明当时的“朝贡”，只是一种国与国之间的“互贡”，并不意味着是“臣服”。
八月十六日倭皇宴请裴世清一行，裴世清一行离开倭都，九月五日至难波大郡，九月十一日起程归国。倭皇派遣以小野妹子为大使、吉士雄成为小使，携带着起首句为“东天皇敬白西皇帝”的国书随裴世清一行“来贡方物”，随行的还有高向玄理、倭汉直福因和僧旻等留学生（僧）等8人。
以上是裴世清一行访日的大致经过。毫无疑问的是，日本人从来就不愿意臣服于中国，期间的朝贡交往也时断时续，这也许是大和民族的一大特点。
隋唐时期，中国通过欧亚内陆交通线和南海航路与中亚、西亚、南亚及欧洲、北非都发生过接触与联系，隋唐文化也由此而西传。不过，由于文化传统的巨大差异和地理上的差距较大等因素，中国文化对西部世界的影响远不如东亚那样强烈。
在东北亚的历史上，日本、朝鲜等曾向中国派遣大批留学生。东亚文明受以儒学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至深。隋唐时期是中国文化向这一地区幅射扩散最为强烈突出的阶段。
隋唐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是显著的，它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隋唐文化对促进中日的邦交友好，同样有着深远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