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之音2020年8月27日：新冠病毒疫苗研发及使用凸显价值观和政治制度差异
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作为世界首屈一指的科研大国美国在疫苗研发试验方面显得相对迟缓，俄罗斯和中国则进展迅速。8月11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批准俄罗的斯新冠病毒疫苗投入使用。中国近日则宣布在一个多月前，也就是早于俄罗斯三个星期就将中国研发的疫苗投入使用。在一些专家看来，这种快与慢的对比展示了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和政治制度的差异，而这种差异涉及千百万公众的生死和我们所知的文明的生死。
美国的慢速与中俄的快速
8月2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通过推特公开抱怨美国政府内部有人操控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正在使制药公司非常难于得到人来测试疫苗和治疗剂。显然，他们是希望拖延答案直到11月3日（美国大选）之后。必须将注意力集中于速度和挽救生命！”
就在同一天，中国官方媒体宣布，中国在一个月之前，也就是7月22日已经在国内正式开启所谓的紧急使用，开始使用中国研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更早些时候，中国官方媒体以含糊其辞、语焉不详的方式透露，中国研发的疫苗已经用于一些国有企业的员工和中国军队军人，以给他们提供可能的保护，并由此推进相关的科研。
去年12月从中国武汉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随着中国共产党当局的信息封锁和误导性宣传在中国扩散，并蔓延世界各国，给全世界已经造成并且在继续造成重大生命财产损失。追踪全球疫情动态的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表的最新统计数字是，截至8月27日，全世界确诊新冠病毒感染者接近2420万人，病毒导致82万6千多人死亡。
面对百年不遇的来势汹汹且势头难以抵挡的疫情，世界各国都急于得到有效的疫苗以有效地遏制进而消除疫情，使社会生活恢复正常，使经济运作恢复正常。特朗普总统反复表示要加速疫苗研发试验和应用也是出于这种迫切的心情。
然而，在美国和其他实行自由民主制度的西方发达国家，医学研究、疫苗研发必须遵循相关的科研伦理道德规章的制约。违反规章的研究者或主管人员将受到专业界的制裁和专业研究者群体的鄙视，失去今后在相关领域的立足资格。
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科研界的这种独立自主性是其政府及其高官都难以任意干预的。美国医学研究界必须按照其行业领域的规章来进行科研。
美国缘何难以加速
新药和新疫苗的试验在世界各国总是牵涉种种微妙而重要的伦理道德风险。这种道德风险牵涉被试验者的生命安危，甚至牵涉社会大众的生命安危。就美国而言，就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研发试验而言，面对疫苗需求的急迫性，医学研究界有关科研伦理道德的争议也变得紧迫起来。
为了加快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研究试验的速度，美国以及英国的一些专家认为应当放弃不必要的顾忌，广泛采用所谓的挑战研究/试验方法。所谓的挑战研究/试验方法是指研究人员将参加临床试验的人都注射试验疫苗，但其中一半接受试验的人也得到病毒注射。假如这些人的感染率不比没有注射病毒的被试者高，就可以认为疫苗有效。
这种有严重的科研伦理道德风险的挑战研究与相对没有这种风险但更耗时的传统研究方法的区别是，后一种研究试验方法是将自然感染病毒的比率跟接种疫苗和没有接种疫苗的人的感染比率对比，从而探寻并确定疫苗的有效性。
在眼下正在美国和英国展开的有关究竟是应当大胆采用挑战研究方法以加速疫苗试验还是应当坚持严格的伦理道德制约的争议中，美国权威医学杂志《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前主编马西亚·安吉尔（ Marcia Angell）提出了她对采用挑战研究的反对意见。
安吉尔的意见是，首先，我们仍然对新型冠状病毒所知甚少，其中包括这种病毒在年青且健康的试验志愿者身上尚未显示出来的以及长期的影响；再者，即使研究用疫苗对这些年青且健康的试验志愿者有效，我们也还是不知道该疫苗是否对最需要疫苗防护的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有效。
在《纽约书评》杂志8月20日一期发表的意见中，安吉尔对挑战研究所表达的最大担心是，这种研究会损害科研界好不容易才获得的伦理道德共识（这种共识起始于《纽伦堡法典》/The Nuremberg Code），这就是不应当把人用来当作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并使人受到伤害。
《纽伦堡法典》是1946年审判纳粹德国战争罪犯的纽伦堡军事法庭决议的一部分，其宗旨是避免和制止纳粹德国医学研究人员以活人进行医学科学试验那样的反人类罪罪行重演。安吉尔表示，假如我们不认真守护由《纽伦堡法典》而来的这种共识，“我们就会走上伦理道德的下滑坡道。”
在西方知识分子的话语中，安吉尔所说的“走上伦理道德的下滑坡道”有一个不需要明确说出的言外之意，这就是，走上这种下滑坡道的人将难以避免跌入反道德、反人类的罪恶深谷，最终导致研究者及其研究毁坏人类文明，使所有的人受害或受到威胁。
西方公开争议中俄信息隐秘
跟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研究问题上公开的讨论和辩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俄罗斯和中国的研究基本上是不透明的，公众对涉及他们的生命安危的研究几乎完全不知情。政府和政府控制下的研究人员对研究所涉及的生命健康风险和伦理道德风险以及相关的问题保持沉默，政府以及政府控制的官方媒体只是发布好消息。
在中国官员和官方媒体宣布中国早在一个多月前、也就是早于俄罗斯三个星期就正式启用中国研发的一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的消息之后，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报导，标题是：“中国表示一个月前绕过临床试验，开始对公众使用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报导说：
“现在还没有得到解释的一点是，为什么中国官方选择将这种宣布推迟整整一个月。这种推迟可能是出于当局的谨慎，因为假如那些被接种的人报告有什么严重的副作用，悄悄推出的疫苗接种项目也容易悄悄终止。
“星期六（8月22日），中国卫生保健部门的有关官员说，接种试验性疫苗的人截至目前没有多少人报告有不良反应，没有人报告发烧。但是，这些官员没有给出有多少人接种试验疫苗的具体数字。”
鉴于中国有长久的生产毒疫苗的不良记录，中国当局的这种做法引起许多人的担忧。对中国当局在新冠病毒疫苗研制方面的做法应当怎么看？
中国法律工作者谢燕益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对中国疫苗的研发和试验情况并不知情，他只是愿意从法律的角度，从常识和公民权利的角度表达他对这个问题的原则性的看法，这就是，中国的法律跟世界所有国家的一样，其最重要的价值取向是人权第一，生命至上；中国也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从人权第一，生命至上的价值取向来说，任何国家在面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这样的公共卫生危机时，研发、试验和使用疫苗都必须基于事实，基于科学。
谢燕益说， “研发也好，投入应用也好，必须是基于生命第一， 以科学的态度，有一个公开透明的前提和基础。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假如违背了这样的一个科学规律，我认为任何所谓的标榜都是没有意义的，甚至可能是相反的。”
中国当局延期宣布玄机何在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中国爆发，随后传遍全世界。中国共产党当局在疫情问题上的信息封锁和操控，从开始时惩罚私下谈论疫情的医务人员，到一度禁止医务人员和公共交通服务人员带口罩，到迟迟不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中国医务人员被感染的情况，中共当局的这些做法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批评。
在疫情发生之后的疫情起源研究和病毒研究方面，中共当局也是采取明显的信息封锁和操控。今年4月，中国一些大学发布来自中国教育部的指令，要求限制中国高校的科研人员发表病毒起源研究成果。在外国媒体就此发出询问之后，中国当局将该指令隐藏起来。
中国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研发试验和应用也是隐藏在官方的秘密之中。这些秘密和不解之谜包括为什么中国要在自己研发的疫苗正式使用一个月之后，要在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俄罗斯疫苗获得批准投入使用之后才宣布。
在纽约出版的政论杂志《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说，中国当局的这种做法很难不让人产生怀疑。他说：“中国一个月之前没有宣布，现在明显是普京宣布了，中国赶紧跟着宣布，而且还把投入使用的日期提前，这就免不了使人们想：是不是中国使用的情况并不如意。”
中国在疫苗研发、生产、储存和使用方面有长久的不良记录，中国的各种毒疫苗使很多人受害，导致终生残疾甚至死亡，为毒疫苗受害者讨公道的人受到当局的镇压。中国毒疫苗受害儿童家庭今年5月致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呼吁修改现行疫苗法，吸取假疫苗的历史教训，为新冠病毒疫苗研发提供法律保障。但当局对这一呼吁置之不理。
胡平认为，中国和中共当局推迟一个月才宣布已经正式使用中国自己研发的疫苗显然是有明显的难言之隐。他说，“因为它过去有这么恶劣的记录，人们就免不了有“狼来的”心理，对它做出的新宣布也不敢信任。事实上，我们也没有看到国内有什么报导，包括我们通过跟国内的人的私下联系也没有发现多少革命群众欢欣鼓舞欢呼救星来了。连官方的报导都不是那么乐观，又突然来了这样的一个宣布，而且是宣布早就投入使用了，这当然就更加深了人们的疑虑。”
在当今中国，疫情和疫苗研发和应用问题是中共当局严密控制的话题。中国的媒体必须按照中共宣传部门的指令进行报导和评论，中国网民对这种问题发出的议论假如脱离了中共宣传部门的规定口径会被随时封杀。目前，中共当局在新疆地区又采取不惜一切代价式的防疫措施，使那里的公众苦不堪言，但他们通过互联网发出的求救和求关注的呼吁被中共网管当局全面封杀。
与此同时，在美国和西方国家，疫情和疫苗研发和应用问题则持续是公众可以参与的公开辩论，辩论参加者包括政府官员。
实际上，就在特朗普总统通过推特就新型冠状病毒疫苗试验和应用做出最新的强烈抱怨之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首席传染病专家安东尼·福奇在接受路透采访的时候表示，他不赞成通过紧急使用许可来过早地推出安全性和有效性尚待证实的某种疫苗，因为这种做法可能会损害其他疫苗的试验
他说：“对我来说，绝对最重要的是要确凿无疑地显示一种疫苗既安全也有效（才能将它投入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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