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来自工会方面的保护，一种鲜为人知的法律原则，即“有条件豁免”(qualified immunity)，近年来在成千上万的诉讼中，当警察被指控过度使用武力时，成为了一个非常有效的挡箭牌。
有条件豁免是美国联邦法律中的一项非常复杂的法律原则，简单说就是保护美国的政府官员因其在公务范围内的自由裁量权行为而被起诉，除非他们的行为违反了“明确确立的”联邦法律或宪法权利。
这项原则保护了“对公开的法律问题作出合理但错误的判断”的官员。
美国最高法院于1967年首次提出了合格豁免原则，最初的理由是保护执法人员在法律不明确的情况下，如果他们在善意行事的情况下，在法律上不承担法律责任，则保护他们免受轻率的诉讼和经济责任。从2005年左右开始，美国法院越来越多地将这一原则适用于涉及警察过度使用武力或致命武力的案件。
以明尼阿波利斯为例，从2006年到2018年，该市的警官们在28起滥用武力的案件中提出了合格豁免权的抗辩。法官在其中15起案件中支持警官们的辩护，在没有陪审团审判的情况下结束了这些案件。
在法律学者们看来，工会合同和有条件豁免权原则，在促使一些警官肆无忌惮地实施侵权行为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这项原则几乎可以认为是警察在大的法律框架下可以为所欲为，比如只要认为对方有伤害自己的可能，就可以直接开枪击毙。
和“有条件豁免”(qualified immunity)一脉相承的另一条法律原则是“不退让法”（stand your ground），这一条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因为他适用包括警察在内的所有美国公民。
“不退让法”也就是通俗意义上的“就地防卫法”，该法律规定：公民在某些感到自己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可使用致命武力进行“自我防卫”，法律对使用致命武力的人将免除刑事指控、免除法律控诉、攻击、拘留、逮捕和民事诉讼。
比如前面提到的，2012年轰动一时的17岁非裔高中生特雷沃恩·马丁被白人社区警察乔治·齐默曼枪杀案件中。当时舆论认为齐默曼没有执法权，同时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开枪是不正当行为，但是最后法院根据“不退让法”依然宣判齐默曼无罪。
美国警察为何遭遇国民集体“退货”
如果说警察工会的存在和对警察的法律保护，是为了让美国警察更好地为人民服务，那么为何纳税人们交出去的钱最后换来却是对自己的伤害？这或许是许多高喊着“退警”的美国公民最为疑惑的一点。
自20世纪60年代，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发起“打击犯罪战争”，建立了“执法与司法行政专门委员会”，并提交通过了著名的《自由社会面临犯罪挑战》的报告。美国警察的功能定位首次被明确为，社区警务人员要“和群众打成一片”，要在服务群众的同时动员群众共同参与治安管理，而不是通过严厉打击去降低犯罪。
为了使美国警察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政府都在不断增加警务预算。仅1968年到1976年政府就投入了2亿美元用于刑事、司法教学研究和培养警务专业大学生。到2020年，美国城市每年在治安上的总支出约为1150亿美元。
几十年来，警察部门的预算一直被认为“不可动摇”。对于许多城市来说，治安是他们最大或接近最大的支出。例如，2020年洛杉矶的警察预算占该市总预算的17.6％，占普通资金的53.8％。芝加哥2020年警察预算约占城市预算的18％，占城市普通资金的40％。在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和惩教部门的预算在2009年至2019年期间增长了41％。
然而大量的资金投入，真的带来了警察与社区居民打成一片的和谐画面吗？事实上并没有。
按照社区警察建立的初衷，旨在帮助解决社区内的社会问题方面发挥更直接的作用，但在1970年代和80年代，警察将其组织的重点放在打击犯罪上，通过加强惩罚机制将其使命定义为控制犯罪。
到了最近几十年，美国暴力犯罪虽已明显减少，但美国的谋杀率仍然高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之间的平均率，约为加拿大的四倍，强奸案数量是丹麦的四倍，抢劫案的数量是波兰的两倍以上。
这与最初的愿景背道而驰。当1988年人们对洛杉矶市中心以南的黑人社区治安状况感到不满时，首次提出了“退警”这一说法。若干年后，人们再次对“退警”（Defund the police）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一些人认为警察的存在，是激化种族和社会矛盾的导火索。因为暴力执法，非裔美国人倒在美国警察枪口之下的事件频繁发生。2015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尽管非洲裔美国人和白人的毒品使用和拥有率相似，但因毒品犯罪而被捕的非裔美国人的可能性是白人的2.7倍。
一些人认为警察服务过度，过分依赖警察反而不利于社会工作者或其他社区专业人员更好地管理城市。还有一些人则认为，在许多城市，警察部门非正式地要求警察每月交付一定数量的罚单或逮捕，这会使工作中的穷人容易受到重罚，监禁和债务。
美国“退警”的可行性
既然美国公民对现有的警察制度如此不满，那么为何不早一点将“退警”进行到底呢？
事实上，在此之前已有部分州开作出了尝试。
比如，2009年，在加利福尼亚州康普顿市犯罪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市长埃里克·佩罗丁（Eric Perrodin）和理事会成员组成了康普顿警察局可行性研究小组，以探讨重建康普顿警察局的可能性。最终经过多番努力和探讨，该市还是决定在2000年解散警局，把警务工作转移到了洛杉矶县。
新泽西州卡姆登市因为管不了犯罪率上升，在2012年也解散了警局，另组了一套班子。当时，卡特尔政府的做法是，解僱工会警察，然后重新僱用许多县级僱员，将每名警官的费用降低到99605美元，使许多新僱员得以僱用，同时使总开支大致保持不变，则能在同样的成本下达到更加的治安效果。
一位加拿大裔美国人布鲁斯·梅因，恰好亲眼见证了这一历史。几十年前，他从加拿大温哥华移民到了新泽西州的卡姆登市，这个城市曾被称为美国最危险的城市，拥有大量的杀人案还有无数露天毒品市场。
由于警察部门的不作为，整个卡姆登的警察部门都被解散了。在经过几次大的调整后，卡姆登市与周边县城联手重建了一支规模更大的新执法部门。警官们接受了再培训，工作内容也进行了修改，这个新的警察部门不仅有更多的警官，还重新确定了工作重点，那就是社区。
在这场警察改革的实验中，监管部门制定了新的考核规则：警察将不再以他们的逮捕和罚单数量来考核。取而代之的是，他们需要徒步巡逻，与居民打成一片，与他们建立信任，以便在危机中加强警民联系。
在该措施实施后，几年内卡姆登的警力超过了400人，达到了每10000名居民中就有50多名警察的水平，大约是同等规模城市全国平均警力的三倍。犯罪率也比改革之前降低了三分之二。
改革后上任的新警察局长参加了上个月的“黑人生命至上”抗议活动，还参与了组织和领导。
不久前洛杉矶市长埃里克·加塞蒂表示，他将不再增加给洛杉矶警察局预算，而是把原来准备拨给洛杉矶警察局的2.5亿美元投入医疗、就业和“和平中心”计划。纽约市长比尔·德布拉西奥（Billde Blasio）6月7日表示，纽约市将把资金从纽约警察局（NYPD）转移到青年计划和社会服务中，同时保持纽约市的安全。
不过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退警”虽然并不意味着明天就要将美国警察彻底清除，人们出发点只是想要在解散部分警局或减少警察预算的基础上，将这一部分预算转移到同样有利于社会治安和更需要这笔资助的地方，但要真正落地实行，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首先美国警察收入主要来源于罚款、基础收费和没收财产所得。2019年的一项统计报告显示，全美有数百个城镇严重依赖罚款来支付预算，有时甚至占全部一般收入的一半以上。而对警察费用的削减，从长远来看，必将导致到地方政府的财务生存能力受到威胁。
其次，从社会治安的角度考虑，由于美国地方警察机构依赖于地方纳税人的支持，如果警务预算减少，或将导致犯罪率上升。美国警察华盛顿特区警察局长此前曾表示，资金不足的机构可能导致更多的“过分武力”事件。总检察长威廉·巴尔说，拆除警察部门将导致美国城市“更多杀戮”。
退一步讲，就算一些州政府承诺“退警”，承诺是否真心，最终能否执行下去都是个未知数。弗吉尼亚州弗吉尼亚海滩的警察慈善协会主席布莱恩·卢西亚诺（Brian Luciano）说，面临指控不当行为的警官，常常可能成为政治考虑和公众急于作出判断的受害者。警察工会将介入，但市政府并不总是将警官的最大利益放在心上。他们会出于政治目的为他们做权宜之计。
随着政治风向的变化，警察工会将面临比以往更多的审查。一些工会领导人，例如纽约市中士慈善协会主席爱德华·穆林斯（Edward Mullins）表示，政客正在改变他们对维持政治权宜之计的看法。
穆林斯说：“现在已经站在反警察队伍里的民选官员，几乎所有人都从警察工会那里收取了钱。在意识到十一月即将到来之前，他们都是支持执法的。现在，由于舆论风向是反警察的。”这些口头上反警察的官员立场是否真实，确实令人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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