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C SANTORA2018年8月21日：布拉格之春50年，被坦克碾压的自由与改革梦想
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期间，一名抗议者在布拉格与军队对峙。 布拉格之春的记忆
50年前，苏联入侵结束了布拉格之春，打破了一个国家的希望，也开启了一个压迫时代。那场共产主义改革的失败至今提醒我们，为防范战争和暴政而建造的制度有多么脆弱。
苏式共产主义能与个人的尊严和自由达成和解吗？
1968年，当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亚历山大·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cek)发起一个他说可以给「社会主义一张人性面孔」的自由化计划时，这个疑问接受了检验。
随后，忠于莫斯科的政党领导人长期以来一直拒绝给予的政治和文化自由得到了重生。
自由媒体蓬勃发展，艺术家和作家畅所欲言，杜布切克宣称他想创造“一个自由、现代、高度人道的社会”，这让莫斯科感到震惊。
这是一个充满希望和乐观精神的季节，被称为布拉格之春。
但是这项运动在刚起步没多久就被苏联的T-54坦克碾压了。
50年前的8月21日，由苏联发起的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扼杀了改革者的梦想，打破了一个国家的精神，开启了一个压迫的时代，它的影响至今仍能感受到。
莫斯科成功地恢复了政权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最终胜利的代价是高昂的。
这场入侵也许比冷战期间的任何其他事件更能让世界看清苏联政权的极权本质。
面对全副武装的士兵，手无寸铁的民众恳求着「回家吧，伊万」的照片向世界表明，这是一种需要在枪口下实施的意识型态。
众多最著名的照片中，许多是由约瑟夫·考德尔卡(Josef Koudelka)拍摄的，他带着他的爱克山泰(Exakta)相机走在街上，相机里装着他从已曝光的电影胶片末端剪下的胶卷。
考德尔卡的照片被偷运出布拉格并匿名出版，作者栏上只是写着“布拉格摄影师”。照片用亲密和生动的细节带观众走进惊慌失措的市民所在的街道，它们展示出，来自莫斯科的政治宣传——即军队被派去恢复秩序并受到了人民的欢迎——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士兵们在布拉格丢下一台燃烧的坦克。
一名年轻捷克人的尸体，他因试图将国旗挂在苏联坦克上而被杀。
与入侵受害者最后的告别。
“那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曾给后共产主义时代的捷克共和国首任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Vaclav Havel)担任政治顾问的布拉格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 in Prague)校长吉里·佩赫(Jiri Pehe)说。
“对这个国家来说，那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因为正当人们的希望和创造力猛增的时候，它却被镇压了，”佩赫说。“那真的是打断了国家的脊梁。”
佩赫当时13岁。他仍然记得当时的震惊——不仅仅是暴力和混乱。
“我仍然记得人们向坦克和士兵走去，和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哪里的士兵交谈，他们说：这是一个可怕的错误。你们在这里干什么？你们为什么来？”他回忆道。
“我们还是小孩子，”他补充道。“和我所有的同学一样，我们从小就被教导，这个体制可能有问题，但它是一个人性化的体制。这被灌输给了我们。1968年后，这一切都结束了。我们意识到这全都是谎言。”
事后看来，二战后落入苏联势力范围的国家注定会成为斯大林主义压迫的受害者，这一点现在看来似乎很明显。
但这是战争结束时达成的协议，当时欧洲基本上被分成了两半。
“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在这条线的后面，坐落着中欧与东欧古国的都城，”温斯顿·邱吉尔在(Winston Churchill)在1946年的一次演讲中警告说。
“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勒、布加勒斯特和索菲亚——所有这些饱经沧桑的城市及其居民无一不处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他说，“不仅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屈服于苏联的势力影响，还受到莫斯科日益增强的高压控制。”
在苏联统治下的国家，民众发起了反抗——例如1953年的东德和1956年的匈牙利，但被残酷镇压。
但布拉格之春不同。
在苏联占领的最初几天里，捷克学生努力制作地下新闻报导。
温塞斯拉斯广场出现了大罢工。
人们围着收音机聆听苏联入侵后反抗的消息。
它不是试图推翻共产主义政权，而是试图改变它。
然而，根据由一个学者委员会在华盛顿非政府组织国家安全档案馆(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的帮助下发现并发表在《布拉格之春68》上的文件，莫斯科认为捷克斯洛伐克的事件像一种病毒，担心它们会传播和影响其他华沙条约国家。
重获自由与勇气的新闻媒体对苏联制度的批评，令苏联领导人列昂尼德·I·勃列日涅夫(Leonid I. Brezhnev)格外愤怒。布拉格广播电台和电视台是入侵部队的首批目标之一。
美国情报机构密切关注着在捷克斯洛伐克边境附近聚集的军队，但入侵令林登·B·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总统的政府感到意外。西方国家几乎无能为力。来自华约国家的20个师约25万人横扫捷克斯洛伐克，另有10个师的苏军前往这些部队的驻地补防。他们背后是指向西欧和中欧的数千枚核武器的支持。
“正是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让他们置身事外，”负责应对此次危机的中情局在评估报告中给出了这一判断。“在1938年，西方各国以退缩来应对针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威胁，而不是直面纳粹德国，他们错误地认为德国已经准备好开战。而在1968年，他们别无选择。”
对于全世界来说，那是充满悲剧、动荡和胜利的、非同一般的一年，该事件只是其中的一个篇章。从巴黎到加利福尼亚州柏克莱，大学校园里的学生们都在反抗。罗伯特·F·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和小马丁·路德·金博士(Dr. Martin Luther King Jr.)的刺杀事件让美国陷入了震惊和痛苦的分裂。阿波罗8号升入太空，成为首个绕月飞行的载人航天器，而越南战争仍在肆虐。
对于捷克斯洛伐克生活在入侵部队铁蹄下的数百万人来说，从希望到绝望的转变同样令人震惊。
据新闻报导，到上午7时45分，苏联为首的部队已经在开枪射杀手无寸铁的平民。
数以万计老老少少的平民聚集在布拉格、布拉迪斯拉发和其他主要城市的大广场上，混乱很快变成了愤怒和绝望。
他们没有武器，只有不服从的态度。
随着混乱蔓延，一些人恳求士兵们——他们中的许多人和街头的人一样迷茫，因为他们被告知要阻止阴险的反革命，结果面对的是人们的鄙夷。
最激烈的事件发生在布拉格广播电台之外，这是该市唯一的主要反抗源头。为了保持广播，抗议者把公交车移到这栋建筑周围，并将它们点燃。当苏联坦克撞击防御工事时，有几个人自焚。
目前尚不清楚入侵期间有多少人死亡，估计的数字从80到几百人不等。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有数十人遭到逮捕，数千人因“正常化”计划被送去“再教育”，希望被畏惧和蔑视所取代。
1969年1月16日，布拉格查尔斯大学(Charles University)的学生简·帕拉奇(Jan Palach)前往瓦茨拉夫广场(Wenceslas Square)自焚抗议——这一幕被录制下来。几天后他去世了，数千人参加了他的葬礼。
还有一些人效仿他自焚，但是布拉格之春结束了。斯大林主义的冬天将持续二十年。
布拉格的苏联士兵。莫斯科把捷克斯洛伐克的事件视为一种病毒，担心它会传播开来，影响华沙条约国家。
布拉格的社会学家伊日娜·希克洛娃(Jirina Siklova)在入侵前是共产党员，她说，在1960年代，她经常出国旅游并与好奇的学生交谈，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可以治愈自己的社会。
当坦克进入布拉格，并且有100多名平民被杀时，这一想法就消失了。
事实上，自冷战结束以来，此时的欧洲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分裂。北约等战后秩序的基石机构受到了一个从根本上怀疑联盟的美国政府质疑。
50年前在布拉格发生的事件提醒人们，为防范战争和暴政而建造的制度有多么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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