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悟（128）

 

第24章 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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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光复與柴健华離開小河畔，回到家中時，見到了正在等他的來客何家福及其小外孙南山云。另一位客人是沒見過面的老神仙。

何家福笑道：“這位是老神仙，是我與云山早些日子在路途上認識的朋友。他要见你，万分荣幸。”

柴健华笑道：“坐，坐。今天我們可以畅谈片刻。這是我的朋友潘光复，來自香港。”

三个年过九旬的老人，還有七旬的潘光复坐在桌旁，边品茗，边闲聊了起来。

南山云則在一邊忙碌著沏茶。

何家福向柴健华問道：“兩位剛才去哪了？”

柴健华笑道：“去小河邊轉了一圈。我在听潘光复先生講述反右那些事。”

老神仙笑了：“噢，光复先生對反右有研究？”

潘光复說：“我在香港媒體當記者時，採訪過一些當事人，因為我的父親也曾被打成右派。”

老神仙笑道：“光复先生，你今天又多了個採訪對象啦，你有所不知，我年轻时就被打成右派，后来平反了，但是却越来越右了。我生性有点古怪，是出了名的惹事者。如今痴迷阴阳八卦现代易学方面的研究。” 老神仙看上去仍然是稳健儒雅，风度十足。

老神仙的人生经历与本地老农民完全不同。

老神仙真名叫巫乾坤，他曾经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担任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的翻译。后来到美国留学，主修英国文学。1951年，在新中国的盛情邀请之下，巫乾坤带着报国之心返回大陸担任大学教授。但是没过两年，他便在一场又一场运动中成为批判对象。1957年被打成右派，受到20多年的迫害，直到1979年被“改正”为止。

巫乾坤对潘光复和柴健华说：“我被批斗时，那些人批我宣传西方文化，是西方巫师。不过现在的人都称我为老神仙了。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折腾，我不得不信邪了。现时正逢猪鼠年，神仙难过猪鼠年，人祸瘟疫多凶险。”

  柴健华问道：“巫老，你说自己曾被打成右派，这反右运动到底是怎么回事？”

巫乾坤告诉柴健华：

老毛开初主要是想尽快实现军事工业化。1953 年老毛首次推出这个计划时，曾把实现的时间定为“十年到十五年”，后来又缩短到八年、七年、五年甚至三年。随着大跃进调门越来越高，老毛看到一呼百应、全国火热的“大好形势”，似乎通过搞大跃进统治世界也不在话下。但是所谓的大跃进将经济搞了一塌糊涂。一些知识分子都表示不满，连彭大将军也看不下去了，上书了万言书。结果恼怒了老毛，于是反右斗争开始了，只要反对大跃进的都成了右派分子。几亿中国人顶礼膜拜皇帝的新衣拼命跟着裸奔，名贯中西的大科学家钱学森竟然三次“科学论证”亩产万斤不成问题。我就因為說了幾句嘲笑钱学森的話，於是在1957 年的“反右”荒唐闹剧中，被打成右派，出演了一個丑角。

當巫乾坤叙述時，窗外传来一声声蝉鸣，往日的煩惱和怨恨都藏在绿荫里，被這风一吹，心事就乱了。

巫乾坤与三個老人仍然在交谈，但谈话的主题和内容， 让人感到心理上的压抑，过去的日子实在是活得太无趣，太令人心寒了。

被当地人称为老神仙的巫乾坤，已是90出头的老人，清瘦高挑的身材，两鬓斑白，额头上有几道皱纹，但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似乎能看穿这个社会的心底。别看他已是九旬高龄，但走起路来却还是步履如飞，说起话来激情高昂，神采奕奕。他的声音富有磁性且具有感染力。

巫乾坤所说的话吸引了潘光复和柴健华，他又讲起了反右期间的鸣放往事。他曾為一些當年的右派分子治過病，所以也就常會談及反右的事，也許是同病相憐吧。他談起了北大右派分子告訴過他的事。

巫乾坤說，北大、人大学生的鸣放在民主觉悟和政治思想水平上比清华要高很多。

巫乾坤說：我有一本《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根據1958年1月31日的记载，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和延续到1958年1月底的三个月的“反右补课”中，北京大学有587名学生和110名教职员，一共699人，被划成了“右派份子”。

　　在同书的1982年部分说，那时“右派分子”回到学校办理“改正”即撤销原处分，北京大学反右派时划了716个右派份子。两个数字不同，是因为后来又“补划”了17人。因前一次的数字分别说明了学生和教职员中的“右派分子”人数，所以引用在这里。另外，据文革结束后的《人民日报》：北大划了715名“右派分子”，还有未戴“右派帽子”受了各种处分的人842名。因为没有公布所有被“划”的人的名单，现在不清楚715和716之差别是如何产生的。

　　当时北京大学全校学生人数是8983人，教职员人数是1399人。北大总人数的7％被划成了“右派分子”。教职员中的“右派分子”比例高于学生，接近10％。教授中的比例则更高。

1957年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讲话说：“右派只有极少数，像刚才讲的北京大学，只有百分之一、二、三。这是讲学生。讲到教授、副教授，那就不同一些，大概有百分之十左右的右派。”在文革后，这个讲话印刷发表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题为《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

比较毛泽东的讲话和在北大实际上发生的事情，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大规模的“划右派”的行动，是在毛泽东的具体指示下执行的。非常恐怖的是，他制订百分比划取右派分子。也就是说，不管如何，一定要从人口中抓出某个预先确定的数额的人来作为“阶级敌人”打击。而且，这百分比是他一个人相当随意地决定的。

巫乾坤繼續說道：“反右派运动”在极大地改变了社会惩戒机制。首先，是权力当局以发表言论为犯罪，把一大批人“戴上帽子”并进行各种惩罚，尽管这些人并没有违反法律也没有危害他人。第二，本来学校能作的最高的处罚不过是开除学生学籍或者解雇教职员。学校的学生教员若有刑事犯罪，只有司法系统可以审判。学校当局把七百多名教师学生划为“阶级敌人”，这是人类学校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大权力。第三，不但实行惩罚，而且惩罚不设定限量。一批学生被学校直接送去“劳动教养”而不设结束的期限，以至他们失去人身自由达近二十年。甚至“摘帽右派”也仍然是一个坏身份。

巫乾坤談起了文革中這些右派的遭遇：

文革中，北大的新权力当局“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具有了比原来的中共北大党委更进一层的权力，他们在校园里就建立了庞大的“劳改队”，强迫所谓“牛鬼蛇神”在学校里“劳改”，而且把他们剃了头发，对其中的女性则剃去半边头发，有专用名词称为“阴阳头”，命令他们在胸前悬挂写有罪名和他们自己的画上红叉子的牌子。后来，又在校园里建立了关有数百人的监狱，也就是被俗称为“牛棚”的地方，因为那里被关的人被称之为“牛鬼蛇神”。在“牛棚”中，被关押者失去人身自由，而且常遭到殴打和侮辱，以及心理上的虐待。在北大文革造成的63名受难者中，有四人是被红卫兵学生用棍棒和铜头皮带活活打死的，连“揭发”“批斗”“定性”这些“革命程序”都不曾有过，残忍野蛮，达到了新的高峰。

　　“右派分子”在文革前已经遭迫害九年，再加上文革十年，文革结束后又过了两年才得到“摘帽”和“改正”，全程长达21年。有一名受害者說，自己并非“右派分子”，但屬於同情“右派分子”，使用了一个说法，叫做“右派表情”，意思是当过“右派分子”的人脸上有一种特别的表情，是长期受到迫害和压抑后形成的，明显到使人能觉察得到，连摘掉帽子或者“改正”以后都依然还在。

这种“右派面孔”表情，是长达２１年的身心遭到迫害后形成的。这种表情可能因人们对苦难的司空见惯态度而被忽略，而大量的迫害事实也一直被排除在官方准许的发表物之外。

巫乾坤和潘光复、柴健华、何家福四個老人说起反右那些事，顯然是非常不滿並充滿了怨恨。

黑夜從大地上升起，遮住了光明的天空。星月存在於黑夜的意義，是因為星月是黑暗中唯一的光明。黑夜其實從來就不是黑的，黑夜裡的蜀葵花還是紅的，毛絨絨的紫藤花還是紫白色的。黑夜可以掩蓋一切色彩變化，但掩蓋了萬物的本質。蒼天給了我們一雙黑色的眼睛，那就是讓我們在黑夜中用它來尋找光明。

  巫乾坤自信地說，我一生都在向黑夜挑戰，我相信光明一定會戰勝黑暗。時間會流動，時代會變遷，如今黑夜已被撩開，黑幕掩蓋的真相已被越來越多的人所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