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悟（150）

 

第29章 权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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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回忆你无法抗拒也无法逃避，回忆便是你的影，值得回忆的总是刻骨铭心的难忘。曾经的感动，无论甘醇，无论苦涩，无论哀伤，梦里有梦里的景致。

明天的明天，永远的永远，华丽的青春早已断了线。从前的从前，就在那个再也记不起的狂风暴雨时代从指尖走远了。

何家福与李天道再次见面后，又闲聊起那些过往旧事。

李天道说：“我们年轻的岁月留下太多的痛苦，却没有什么愉悦的记忆。再过了几年也许我们不再联系，也许我们已经忘记彼此。大跃进时代早已被人们淡忘，文革那段经历也云淡风轻了，就连动态清零这些事，也渐渐仿佛不曾发生过一样。其实不是我们有意忘记那些痛苦的经历，只是生活太过现实，谁也无能为力。”。

何家福苦笑着说“人在旅途，不可能背着厚厚的行囊赶路，捡拾的东西越多脚步越缓慢，所以总会有一些东西被扔在路上，也总有一些人会被遗忘。过去的人和事曾经带给我们的不是快乐，而是痛苦，但现在已不能再与以前的生活作比较了，我想，也就足够了。”

何家福与李天道尽管不想回忆过去的事，但他们的话题总是绕不开那些陈年旧事。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人民二十世纪一场不堪回首的恶梦。也是他们永远回避不了的话题。

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它是怎样发生的？应该怎样认识它，评判它？它还会不会再次发生？至今，答案众说纷纭，笼罩在这些问题上的仍是一层神秘的面纱。年轻人更是对此一无所知，好像这是发生在秦朝的轶闻故事。

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对由他本人的重大决策失误和“路线错误”引发的政治反弹的全面镇压；毛泽东在党的权力核心层建立新的平衡、并对全国各级党政权力构成进行重新洗牌的尝试；一场由一党政体的最高领袖为维护自己的最高权力而引发的全国性的政治动荡和社会灾难。

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和过程都非常复杂，有许多必然和偶然的因素相混合，但其总的历史脉络的形成是由毛泽东为解除本人在党内面临的权力危机而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决定的。顺着这条脉络，也许可以找到文化大革命内在的历史轨迹。

毛泽东同志几十年戎马生涯，进入老年时期仍希望为党为国多做几件大事，使中国这个来之不易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变为修正主义，不变为资本主义。使这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永远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他夙夜辗转，防止中国会出现苏联的悲剧。

1963年3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

毛泽东指出：“在最近几年滋长起来的许多损害社会主义的现象，都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队伍中的反映。一切贪污盗窃实际上都是资本主义势力的复辟罪行”。他号召：“凡是被敌人操纵或篡夺了的领导权的地方，被蜕化变质分子把持了领导权的地方都必须进行夺权斗争”。毛泽东的这些讲话，实质上就是“四清”运动的性质。

毛主席在这种心态下，决心在中国城乡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开展“四清”运动，把它看作是阶级斗争。在此期间，毛主席号召党的各级主要领导人，其中党中央领导人，都要下去“蹲点”，亲自抓“四清”运动。

然而，刘少奇对“四清”运动的看法和做法，同毛泽东截然不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对“四清”运动性质提出的看法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

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

毛泽东在大会前就提议，每个政治局常委在大会上都要讲讲话。但几个常委的讲话，都是安排在大会的后期。对毛泽东来说，常委们在讲话中讲出了什么，是真话还是假话，讲出了什么样的立场、观点和思路，对他至关重要。因此他不主张照本宣科那一套，要即席讲，随意讲，讲出真心话，讲出自己的观点。在常委们的讲话中，有三个“亮点”引起毛泽东的高度关注。一个是刘少奇的讲话；一个是林彪的讲话；最后一个亮点，是最应该在大会上讲话的经济工作的“行家”陈云，在毛泽东的邀请下却拒绝讲话。

先看刘少奇的讲话。概括起来，刘少奇的讲话中有多处触动了毛泽东那根最敏感的神经，但最让毛泽东难以接受和不能容忍的是他对“三面红旗”错误性质的尖刻评价。“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样的评价并不是刘少奇直接作出的，而是通过借用老百姓的口说出来的。刘少奇慷慨激昂的把矛头直指毛泽东的“指头论”：“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刘少奇亮出的这一系列观点，使毛泽东一眼看清了这个跟随他多年的搭档、他预定的接班人的真实面貌：从建国初两人就产生的关于坚持新民主主义阶段还是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思想分歧，多年来不仅没有弥合，裂痕反而越来越大，已经到了是否考虑分手的时候了．

林彪的讲话恰好成了刘少奇的对立面。和刘少奇对三面红旗的暧昧态度不同，林彪旗帜鲜明地强调三面红旗的正确，强调毛泽东思想路线的正确，强调毛泽东在党内的权威地位不可动摇。林彪讲话:“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

此刻已经面临“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毛泽东，极需要有人撑他一把，林彪的讲话，无疑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其他常委讲话后，毛泽东不做任何评价，惟独林彪讲话后，毛泽东则赞赏有加：“林彪同志讲了一篇很好的讲话，关于党的路线，关于党的军事方针。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给你一个星期、半个月搞出来。”

可以说，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因必须承担全国性灾难的责任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孤立。这种孤立并不是有人有意地想排挤他，否定他，而是绝大部分人因为良知而无法绕过毛泽东的严重失误和他必须承担的历史责任。其时，林彪瞅准刘少奇因情绪冲动暴露出他在思想深处和毛泽东产生的分歧、并引起毛泽东的警觉和不满的最佳时机，跳出来和刘少奇唱对台戏，是有极深用心的。他当然知道，如果毛刘近20年的联盟出现裂痕的话，那么分裂的结果总要有人对刘取而代之。只要能这样做，在获得毛泽东信任这一点上，就能取得奇效。

毛泽东后来终于以林彪取代刘少奇“接班人”的位置，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应该说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当然，林彪吹捧毛泽东，绝不是从这次大会才开始，毛泽东对林彪的赏识，从五十年代就开始了。总之，林彪的讲话，如同在开始倾斜的天平上，往毛泽东这边加了一个重重的砝码。

大会前毛泽东布置几个常委讲话，大会中毛泽东又亲自提请陈云讲话，陈云却以“工业调查没有做完、没把握”为由，加以婉拒，没有讲。陈云是党内经济方面的专家，曾长多年负责全国的经济工作，在经济建设方面，毛泽东自称他没有陈云懂，还说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都没有陈云懂，可见在毛泽东心目中陈云是党内经济工作的一号“权威”。既然七千人大会是经济工作会议，讨论全国性急需解决的经济困难问题，那么作为党的核心层的经济工作的一号权威，陈云当然是最应该讲话的了。然而，偏偏是最应该讲话的人没有讲话，这多少有点蹊跷。陈云不讲话，对其他的常委或与会者来说，也算不上什么，顶多有点遗憾，但对毛泽东来说，就不是遗憾的问题了，这里面有戏。

陈云在大会上不讲，但在半个月后的西楼会议上竟把自己的思想和盘托出，且和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定的调子大相径庭，结果把毛泽东搞得很被动，很恼火。党内两种思路、两种观点、两种判断的阵线分野、力量对比，一目了然地出现在毛泽东的视野里。这一点，对毛泽东如何坚守自己的底线、如何维护自己的权威、如何调整自己的策略，如何展开党内的斗争，是至关重要的。毛泽东在他意识深处产生的党内一场新的权力博弈即将来临的预感中，陈云不讲话，是一个令人不安、扑朔迷离甚至高深莫测的盲点和未知数。

毛泽东在大会即将结束时突然提出开“出气会”的提议。毛泽东为什么要开出气会，是因为关于“三面红旗”的实验运动是由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市省市委具体执行的，在执行过程中，“天灾”和“人祸”造成的巨大损失和对各级党员干部造成的伤害是深重的，引起的逆反心理和情感上的怨愤也是强烈的。但是，按常规，他们并不把账算在路线政策的始作俑者身上，而是算在强迫他们实施的具体执行者头上，他们的顶头上司头上。把这一部分人心里的气放出来，可谓一箭三雕:其一，可以缓和这几年党内斗争所造成的紧张空气。避免“树敌过多”；其二，可以打掉高中级干部的霸气、骄气和官僚主义习气，进一步强化中央和他本人在全党基层、中层、高层党组织中的威信；其三，进一步弄清楚全党基层、中层领导干部几年来对毛泽东本人的思想、路线及其威信的真实想法，情感态度，政治立场，以作应变。

结果，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委被代表们逼出来的检讨，远比刘少奇的报告和讲话更露骨、更深入、更尖锐、更本质地指向了毛泽东几年来思想路线的根本错误。更让毛泽东深感忧虑的是，出气的绝大部分是县委书记和地委书记这样一层领导干部，尽管他们怨愤的对象是他们的顶头上司，尽管他们对他毛泽东还在顶礼膜拜，奉为至尊，但实质上他们中的大部分，是不赞成他的思想路线的，是对他的严重失误心怀不满和忧愤的。这些县委书记、地委书记、包括省委书记和中央各部部长，恐怕都要离开他毛泽东，跑到刘少奇那一边去。

毛泽东深谙党内权力斗争的明潜规则。在一个历史阶段，一个党的最高领袖要想牢牢控制手中至高无上的权力，要想保持自己在全党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一个起码的先决条件是他用以指导这个历史阶段党的主要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及其思想理论必须是“正确”的，得到实践证明和全党公认的。然而，四年的拼搏和狂热，毛泽东“一贯正确”的神话破灭了。他在党内经济工作这个主战场上走了麦城，败下阵来。如果三面红旗被历史否定，被事实否定，被全党否定，被人民否定，那么就是说他作为党内最高领袖，在党内主要工作的指导路线和理论方针上是根本错误的。在七千人大会结束之际，毛泽东意识到了危机的到来。

时光不是橡皮擦，无法把我们根深蒂固的记忆擦得干干净净，然后连同念念不忘的人也一并忘却了。

点点滴滴，一如你，一如我……想起一齐走过的日子，那段青壮年最美的时刻，却悄然离去，沧桑后，国家一片混乱，人与人的关系形同陌路。

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四清”的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毛泽东把刘少奇当做赫鲁晓夫看待，开始下决心搬掉刘少奇。

文革风云席卷中国，改变了所有中国人的认知。我们每个人都以大同小异的方式来到这个世界，带着大同小异的构造，有着大同小异的习惯，我们明明在那么多地方相似，却又突然变得截然不同了。与人斗比与天斗与地斗更为激烈残酷。

回忆国殇往事，如注千层浪潮涌起。何家福与李天道尽管不想回忆文革那些过往的事，但他们的心灵落满忧伤。今天能互诉衷肠，便重拾起昔日打马而过的错落时光，他们的回忆被搁浅在文革的红色路上了，记忆中更多的是腥风血雨，愤怒和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