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悟（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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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云沉迷于对整风和反右的研读，他坐在计算机桌前，一直陷入深思之中。南山云坐在计算机桌前，只见他一会儿全神贯注地思考着整风鸣放的事，反思反右的内容，一会儿又疾速敲打着键盘，他的十指底下好像有源源不断的泉水涌流出来，在很短的时间里，他给自己列出了一些思考题。

自己不知的答案，去看了别人的一会儿就会忘记，但如果是自己思考出来的，就会记得很牢。人应当相信，不了解的东西总是可以了解的，否则就不会再去思考。凡善于考虑的人，一定是能根据其思考而追求可以通过行动取得最有益于人类东西的人。

南山云认为我们所有最大悲哀就是嬉戏，原因是嬉戏最能妨碍我们的思考，而且能使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死亡。所了，他坚信学习知识要善于思考，思考，再思考。他就是靠这个方法在研读整风那段历史。

南山云从搜集的资料中看到了这样一些说法：由整风而急转反右，还有一个缘由是基于毛泽东的多疑善变、诿过于人的秉性或权谋。据李锐回忆1959年的庐山会议期间，老毛的秘书田家英同他私下议论老毛最多的是“主席任性，有些想法变化太快，易生反复，今天（你）跟上去了，明天就挨批。还喜欢别人写检讨，有时为达到某一目的，甚至不择手段。反右前，为鼓励鸣放，当时批评了来自党内的阻力。在批发一文件（或同民主人士谈话时）举了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田家英的例子。田家英（对李锐）说，“没有这回事，我根本没有反对过鸣放。这是不顾事实，借题发挥。这种例子不是个别的。”

李锐还说，在庐山，毛泽东7月11日找他和周小舟、周惠三人谈话，还较融洽，承认1958年有些事他有责任，如提倡敢想敢干，也有的是胡思乱想，引起唯心主义，因此不能全怪下面和各部门。否则人们会像蒋干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谈到他“自己常是自己的对立面，上半夜和下半夜互相打架。”似乎有自省之意。可没过几天他就大反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

1957年由鼓励鸣放突然转到反右，何尝是早有“引蛇出洞”的预计和谋划，不也正是这种翻云覆雨、任性生变的手法吗？

　　当然，老毛想利用双百方针暴露民主党派（特别是民盟和农工民主党）中的极少数“右派”，确如前述是早有预谋的。但对大批民主派知识分子的鸣放实施阳谋，则是自5月15日写《事情正在起变化》这个党内指示才有此创意。正是出乎意外地发现，事情并非他原来企望的那样，把群众的矛头引向他要排斥的高层异己势力；相反却直接冲着他本人和党的执政地位而发，所以才说事情起了“变化”，实际上是他主观估计和谋略上起了大变化。像储安平等人居然胆敢挑战党的领导权，甚至暗讽毛泽东是“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直接触犯“圣上”的尊严和心病，所以非给这些“吃共产党的饭”而自命清高，明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却还自诩“士可杀不可辱”的知识分子一点颜色瞧瞧不可！

　　据1961年民盟中央公布的内部统计，民盟共划右派5173人，占民盟盟员总数的15%。民盟中央一级共划61人，占民盟中委和候补中委委员总数的33.6%.(参见章怡和：《泪祭罗隆基》，转引自五柳村网站2007年4月26日)

至于就清华大学的整风鸣放阶段而言，党委书记兼校长蒋南翔及其他领导人，直到5月中旬，也只知道要整风鸣放，而不知什么阳谋。不大放手动员鸣放。

直到毛泽东写《事情正在起变化》正式决定反右以后，老毛见蒋南翔执行其“阳谋”不力，曾派他的一位秘书来清华，转交其“圣谕”，批评清华“放得不够”。蒋南翔这才于5月24日急忙亲自到学生食堂广播室，号召全校师生大鸣大放。当日，清华出现第一张大字报，很快大字报遍及全校。26日，北京大学29人来校串连，出现了自由论坛。

　　刚开始反右时，清华一些干部对这种180度的大转弯还没有思想准备，甚或有抵触，“反击右派”不力。此时，就将他们分批召到市委，由市委常务副书记刘仁直接出面做思想工作，动员反右。

对于那些不理解或反对双百方针和鸣放的90%的中央委员，以及省级以下的地方党政官员，对反右的决策则大多数是赞成的。因为“双百”的民主威胁了他们“个人说了算”的传统格局；反右的打压则是维护和巩固各级干部的权势地位的（这与文革只是大树特树毛泽东大权独揽的绝对权威，而打击、剥夺各级领导干部、“走资派”的权力有很大不同），因而基本上很少有抵触和反对的。党夺取政权后，许多干部的心态是“打天下者理所当然坐天下”，所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被理解为国家一切资源都属共产党所有，必须听共产党的话，否则就是反党。

其实相反，中国共产党并无独立的党产，其活动经费不是靠党员交纳的党费，而是几乎全部从国库支取的，所以恰恰是共产党吃人民和国家的饭。

那些不得人心、受冲击较大的干部，更觉得你们知识分子吃我们党的饭，居然胆敢批评我们，真是“右派翻天”！他们闻讯要反右，立即由满怀怨恨转为兴高采烈，如同获得解放，摩拳擦掌，准备反右立功，一泄整风鸣放中受批评冲击之恨。以致彭真也发出警告：“别把尾巴翘得比电线杆还高！”

“右派翻天”，这是中国著名的一句政治术语，但对年轻的南山云来说，是第一次理解了这句话的真正涵意。

迷茫不会一直存在，更不会永远消失在生活里，迷茫时不妨深深思考一下。

书读得越多而不加思索，你就会觉得你知道得很多；而当你读书而思考得越多的时候，你就会越清楚地看到，你知道得还很少。南山云决心继续研读他以前所不知道的那些故事和历史。

南山云在研读时，也看到了一份有关清华大学《新清华》主编郭道晖的回忆资料。像郭道晖这样不识时务，抗拒阳谋、抵制反右的基层干部，让南山云震动很大。

《新清华》主编郭道晖回忆文章中写道：

6月7日，即反右前一天，蒋南翔校长找我到他家里谈话，其他5位副书记也在座，他们是党委领导核心。把我一个人找去，是因为第二天《人民日报》要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拉开声势浩大的反右大潮。他们要求校刊立即紧跟，争取主动，转入对“右派”的反击。

蒋南翔说：“这次鸣放，是一场阶级斗争。”说钱伟长等人的“理工合校”、“教授治校”等主张，意在夺取党对教育的领导权，物理系何成钧教授说“毛主席的太阳没照到清华园”，这些都是右派言论，《新清华》应该开始反击。

郭道晖却说，明明是我们自己发动群众、动员群众帮助党进行整风，一下子怎么变成阶级斗争了？虽然也有人在二校门贴反动标语，这是极个别的，不能说整个运动是阶级斗争。钱伟长、何成钧等教授的言论可能是片面、偏激的，但这是人民内部矛盾，是对我们的工作或对党员干部个人提意见，至少何还是拥护毛泽东这个“太阳”的，怎么就是反党呢？说成是反党，我想不通。

一位副书记辩驳说：“党组织是由党员组成的，没有党员怎么会有党组织、党中央？所以，他们是通过反对党员来反党！”书记们轮流发言，做郭道晖的工作，批驳他的观点，从上午10时辩论到下午2时，午饭也顾不上吃。同郭道晖整整谈了4个小时，也没有作通。

最后郭道晖还明确坚持提出两点意见和一点声明：一是不应当把整风鸣放定性为阶级斗争；二是“双管齐下”，首先应该是整风，应该接受群众合理的意见，“边整边改”，才能表明我们整风是有诚意的，才能团结大部分中间群众；而不应该首先是反右。

郭道晖的一点声明是：说钱伟长，何成钧等教授是右派，我保留意见。郭道晖说，“一二九运动”中钱伟长骑自行车到南京请愿；何成钧是于光远的同学，也是民先队员，解放后他还翻译出版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我认为他们是爱国的。  

郭道晖还主动表示，既然我还搞不通，不宜继续领导《新清华》工作，请党委另派其他同志。当场南翔决定改由一位副书记直接主管。后来在郭道晖划为右派的决议上，这句话变成“郭道晖居然赞扬右派是爱国的”。

南山云在研读时，看到《新清华》主编郭道晖在4个小时的辩论中，以一对六，颇有“舌战群儒”的味道，这就是郭道晖被定为“顽固坚持反党右派立场”的根据。

南山云由此认为，这也多少反映了党内并非都同毛泽东的阳谋沆瀣一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