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明代开国时期，当时的棉花栽培传到长江流域已经有一个半世纪左右了，长江和黄河流域及其以北的很多地方都已栽培它。明太祖朱元璋在灭元以后曾下令：“凡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倍。”并且规定金银、棉布、棉花和丝织品，同样可以用来作为缴纳田赋的实物。这些规定说明，这时棉花在衣被原料中和丝织品已占重要甚至更重要的地位。
棉花、棉布地位的上升，意味着蚕桑业的一定萎缩。不过蚕桑业的萎缩在全国各地并不是齐步的。即使号称蚕桑业最发达的太湖地区，各县也不一致。江苏的昆山、太仓，以及现在上海市所辖的郊区，在鸦片战争前，这些县很少栽桑养蚕，鸦片战争后开始有人在这里提倡蚕桑业。
先说松江，鸦片战争结束后不久就有人栽桑养蚕。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有浙西人逃到松江来避难，他给松江人传授了湖州一带的栽桑养蚕技术。19世纪末，松江府的地方官也提倡蚕桑。上海归安人沈秉成，在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后，先在镇江做官，在镇江、丹徒提倡蚕桑颇有成绩。同治十一年，来上海做官，曾从他的家乡购买桑秧数万株，分给邑民种植。经他的提倡，沪西很多地方桑树蔚然成林。后来因上海城市的发展，蚕桑才逐步为市政建设和蔬菜生产所挤占。
其实在木棉未兴之前，上海也事蚕桑。蟠龙塘曾有绫锦墩，为元人钱全衮种桑的名迹。徐光启也尝植桑园，劝乡人蚕桑，但由于木棉之利兴，皆不肯从事。自道光末年，浙西、江宁人来此避难，华亭诸生顾华琳、庄镜新自植数千株于家园，浦南和浦东地方蚕桑事业渐渐兴起。
南汇县知县罗嘉杰，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设种桑局，买田四亩为桑园。捐利购蚕，督民种植。至光绪五年前后，又有县令金福曾的提倡，使周浦、祝桥、新场、六灶各镇桑树遍地。由此奠定了祝桥南汇四大桑田发祥地之一的称号。此前一年苏松太道沈秉成捐廉购买柔桑数万株，命城董设局分给乡民种植。并刊发《蚕桑辑要》一书，推广技术。
后两江总督左宗棠也购桑秧，使徐家汇、漕河泾、法华一带桑树蔚然。同治至光绪年间，州牧吴承璐于太仓设桑秧局，劝民领种，到光绪中叶，钱门塘一带“里无不桑不蚕之家，时号小潮洲”。光绪二十九年，青浦知县田宝荣设课桑局，并辟实验场于北门校场，以澄照寺所捐荡息购买桑秧，遍植全场隙地及城根灵园四周，并育蚕于邑庙。宣统元年，又有吴绍书等创设蚕桑研究所，并于重园陆将军墓旁边，栽种桑树二千余棵。之后上海丝厂盛开，广收蚕茧，乡人对蚕桑刻意讲究。此时土纺棉布为洋布排挤，蚕桑逐有“济棉布之穷”的效用。
明末时，桑园施肥技术在上海发展很快。当时采用的方法是：冬肥要用迟效性的河泥，每亩并三、四十担羊舍厩肥。施冬肥以早为宜，羊垃圾最迟在立春左右施下，施后随即翻入土中，翻后耙平土面，上再覆盖一层河泥。迟效性肥料在土中腐熟分解，开春天气回暖，桑树回复生机后，立即就能吸收到充足的养分，使每一个冬芽都能充分发展。
桑园春肥在清明前后施下，夏肥在采收桑叶后立即施下。春肥、夏肥一般施速效性的人粪尿。春肥的作用在提高桑树的发芽率，促使桑叶旺盛生长；施夏肥则有利于抽长新枝，生产枝叶。桑园秋肥在农历八、九月中施下，此时桑树的根茎等组织即将积储养分，施用秋肥对明年春叶很有影响。《蚕桑捷效书》中引用一条农谚：“二月培叶，九月培条”，就简洁地指明了春肥、秋肥所起的作用。
桑园施肥，一年罱泥两次，一次在冬春间，一次在8月中，前者用于春肥，后者用于秋肥。太湖地区农民栽桑，很强调施用河泥。施用河泥不但增加土壤的肥力，还改善土壤的物理性质。桑园施用河泥的土壤，“坚而又松，雨过便干”，符合桑根的生理要求。施用河泥另一个好处在于补偿一年中被雨水冲刷淋失的泥土。南汇地区河塘很多，河泥的来源很丰富。因此河泥是南汇地区桑园常用的肥料。
南汇祝桥地区农民对桑树施肥，不仅已有相当丰富的认识，而且也建立了一套比较合理的施肥制度，这对桑园的其他管理措施的精细发展，也是有推动的。因此，当时祝桥地区桑园茂密，并非完全出于自然条件的优越，更主要的还是蚕农们丰富的栽桑经验和勤奋耕作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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