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踪上海广富林古文化遗址

上海广富林古文化遗址位于松江区广富林街道广富林路以北、银泽路以南、沈泾塘以东、油敦港以西，广富林村及北部一带。1977年12月，被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地点。2013年5月，被中国国务院核定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基于此的广富林遗址公园已在规划建造中，现已初具规模并有望成为松江大学城内重要的文化旅游设施。

1958年，当地村民在开河时发现了广富林古文化遗址，之后共进行过四次考古发掘。

第一次是1961年9月，经考定，广富林文化遗址早于马桥遗址，又略晚于崧泽文化遗址中层，为良渚文化遗存。

1999年至2001年，相继展开了第二次、第三次发掘考古工作。在第二次发掘中，发现了大型汉代建筑构件；同时发现一件呈屏风状的竹木框苇编物，一说是汉代屏风，又疑是汉代宫殿建筑中的灵柩。第三次发掘中，除继续发现良渚文化遗存外，还于1号区域出土了一批不同于良渚文化特征的新器物，称“广富林遗存”，后取其文化特征的内在属性，定名为“广富林文化”。从考古学角度来说，广富林遗址遗存中具有三种不同的古文化现象，除广富林文化具有鲜明的移民文化特征应以独立命名外，其他的则应归类于已经命名的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广富林遗存的陶器具有鲜明的特征，完全不同于以往分布于该地区的所有其他文化。

第四次考古发掘时间是2008年3月至7月，发掘面积六千平方米。首次在上海地区发现了春秋早期的鼎制青铜礼器残件，表明松江广富林地区礼制规格之高，非同寻常。同时，又发现了八座广富林文化墓葬，进一步显示了广富林文化遗址的考古价值。2008年在广富林遗址最北端进行的大规模考古发掘取得了丰硕成果，发现了广富林文化时期的生产、生活环境，即遗址东北部的大片湖泊等，湖泊的沿岸发现了大约1000平方米的大量木桩。从出土的许多陶器碎片推断，该遗址存在着良渚文化与广富林文化在同一地点的胶着状况。广富林文化时期的住宅为干栏式建筑和地面式建筑两种类型。广富林文化遗址还发现了稻壳和稻米，而发现的鹿角和猪骨可能表明，当时的先民已把猪和鹿作为肉食来源。发掘中首次发现的八座广富林文化墓葬，填补了广富林文化未发现的墓葬空白。

1958年--1987年发掘

1958年，当地农民开掘河道时，发现了大批古代遗物。1961年9月对其进行考古发掘，探明遗址为2层。上层面积10000平方米，出土大量陶片、陶纺轮、陶饼、带纹饰、硬陶和带釉陶等，系春秋战国时期文化遗存。下层面积7000平方米，有灰坑1个，墓葬2座。一号墓葬品有陶罐、壶、带盖三足器、鼎、盘和纺轮等物，分置于墓主头足附近。在墓南约2米处，有较完整猪骨架一具。二号墓葬品有石铲、石镞、陶鼎、罐盘等物，分置于头、腰和足部附近。墓东约12米处有狗骨架一具。同时出土的还有陶器和磨制石器，如镰、斧、凿、铲、刀、矛等，属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典型良渚文化类型，是衔接崧泽文化和马桥文化的重要时代环节,从而将上海的历史有机的串了起来,使人们可以完整的了解上海的历史发展的全貌,具有很大的考古价值。 1987年，当地农民在挖土建房时，凿形足陶鼎，以及花瓣形圈足陶杯等10余件遗物。经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考古部专家鉴定，这批文物的年代属于崧泽文化晚期，为崧泽文化、良渚文化过渡期的典型器物。

1999年--2005年发掘

1999至2005年，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考古队对遗址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勘探和小规模的发掘，首次发现了一类新石器时代的晚期文化遗存。该遗存陶器具有鲜明特征，陶质为灰、黑、红褐夹砂陶和灰、黑、红泥质陶，前者占65%，后者占35%左右。素面陶大约占三分之二，其余饰压印、刻划和附加堆纹。压印纹有绳纹、篮纹和方格纹，其中以绳纹最为常见，并有粗细变化和排列形式的差别。刻划纹种类较多，有单线方格纹、复线菱格纹、叶脉纹、八字纹、错向斜线纹、相交斜线纹、竖条纹等。附加堆纹常见于大型器物如瓮上，围绕器物堆贴，其上多有指捺纹。另外，还有弦纹和凸棱纹。陶器种类有垂腹釜形鼎、浅盘细高柄豆、直领瓮、带流鬶和筒形杯。该遗存文化内涵非常单纯，根据器物比对，同分布在江苏高邮、兴化一带里下河地区的“南荡遗存”有相似之处。而“南荡遗存”在里下河地区是外来文化，其来源可以追溯到豫东、鲁西南地区的龙山文化王油坊类型。王油坊遗址的年代，经C14测定和树轮校正，距今4200～4500年。南荡遗址经C14测定和树轮校正，均不早于2000B.C.。这类遗存在环太湖地区是第一次发现，依据考古学定名原则，称之为“广富林文化遗存”。广富林遗址上层发现了东周至汉代遗存，出土的建筑材料有大型卯榫绳纹铺地砖、兽面纹瓦当，另有青铜生产工具等，充分证明广富林在东周至汉代时期是一处非常重要的大型聚落。2006年，中外考古专家聚集松江，经过学术研讨和实地考察后认为，“广富林文化遗存”是新发现的文化遗存，是一种新见的考古学文化，可以命名为“广富林文化”。

2008年发掘

2008年，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考古队对遗址进行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取得了丰硕成果。在5个方面有了显著突破：一是开掘面积8000平方米，探方近250方，使遗址的文化内涵大面积地显现；二是遗址的良渚文化、广富林文化、东周文化等遗存的叠压关系更为清晰；三是进一步揭示了广富林文化时期，当地先民的饮食、居住、墓葬等习俗；四是发现了部分广富林文化时期的生产、生活环境，即遗址东北部的大片湖泊；五是广富林东周文化遗存有重大发现。

此次大规模考古的具体地点是在广富林遗址的最北端，在那里发现了广富林文化时期的生产、生活环境，即遗址东北部的大片湖泊。湖泊的沿岸发现大量木桩，其面积约1000平方米。木桩应该是当时的渔业捕捞设施和沿湖泊的住宅。而在生活区发现的一条壕沟内，出土了许多良渚文化的陶器碎片，这是良渚人丢弃的生活垃圾。从而推断，良渚时期人们的生活地带也在附近。故该遗址存在着良渚文化与广富林文化在同一地点的胶着之状况。

广富林文化时期的住宅为干栏式建筑和地面式建筑两种类型。遗址北部湖边发现广富林文化木构建筑，这是一种干栏式建筑，在湖边遗址发现有排列整齐的柱洞，原本有木桩，为干栏式建筑的房基，木桩上架梁，再在梁上铺板，以起到防潮、防水的作用。这些房屋都是独立的小房子，当时尚未形成村子，而是以原始村落形式存在。在湖边遗址还发现了大批陶器、植物遗存，另有梅花鹿角、猪等动物遗存。考古发现有一处地面式建筑，为平地起建，墙体已经倒塌于生活面上。生活面土壤呈浅红色，先民将平地烧烤，使其变得干燥、坚硬，便于生活。倒塌的墙体为红色，可以断定该建筑是因火烧而倒塌。从倒塌的这一片墙体实物推算，这类地面式房屋的墙高在0.9米以上。这种木骨泥墙反映出先民已懂得在制作墙体的时候，往泥土里以木、竹为筋，以加强墙体牢固度，类似于今天的钢筋水泥混凝土。

此次考古，在广富林遗址首次发现了稻壳和稻米，据此判断，上海的先民们已经开始人工种植水稻。以往，良渚文化时期的稻米已被发现，此次发掘出的广富林文化时期稻壳和稻米，数量较多，形态完整，是研究长江下游地区稻作史和农业经济形态的珍贵材料。而同时发现的鹿角和猪骨则表明，广富林文化先民已把猪和鹿作为主要的肉食来源。

发掘中还首次发现了8座广富林文化墓葬，填补了广富林文化未发现墓葬的空白。广富林文化墓葬为土坑竖穴墓，长度皆在2米左右，宽约0.8米。其中35号墓发现有随葬品，数量较多的随葬品被放置在主人腿部左侧。随葬品中有煮饭用的鼎、收割用的石镰，但比生活、生产实用器物的体积要小，且制作较粗糙，由此鉴定为冥器。广富林文化墓葬葬式多为仰身直肢，而一穴为特别的曲肢葬。墓穴主人头向右侧，双手半举至头部，双膝弯曲，这些现象与规划严谨、葬俗统一的良渚文化墓葬差异明显。包括此次发掘出土的此穴在内，上海地区共出现了三穴曲肢葬。一穴发现于福泉山古文化遗址，经考证为陪葬；另一穴发现自马桥文化遗址，骨架作双手作捆绑于背后状，明显为犯规处死。那么，这具广富林文化的曲肢葬主人，他是否死于非命呢？由于墓穴非常小，仅容一人弯曲安置，此人的双手高举至头，有被强制性放入迹象，因此，此人很可能是因犯规而被处死。

2008年的考古发掘中，在广富林遗址还发现东周、汉代及宋元时期大量遗存。遗址出土了一批东周时期的重要文物，如东周时期的水井、龟甲、青铜鼎残件、青铜削、原始瓷器等。此次考古发现的东周水井形制很特别，井圈以未经加工的石块盘筑而成，石料概取之于附近的辰山。井底还铺设有木板。我国自古有“因井为市”之说。因此，东周水井的发现，印证了广富林在当时已经形成市井。493号灰坑中出土了大量陶器、木器和十余片龟甲。龟甲，在古代用于占卜，始见于中原商王朝，西周、东周时期有延续。被发现的十余片龟甲中，一片龟甲的腹部有钻痕。说明这些龟甲是当时的占卜工具。在奴隶社会时期，占卜活动是在贵族阶层流行。这些龟甲全部出土于方形大坑，此坑的位置很可能是当时聚落中用于祭祀的场所。青铜鼎残器的发现也尤为重要，因青铜礼器只有贵族才能使用。广富林发现的这块青铜器残片，是春秋铜鼎口沿，能清晰地看到上面的鱼鳞纹图案，表明它是一件青铜礼器的残片。由于是被发掘出来的残片，所以进一步证明这件青铜礼器为原地使用，这就等于提高了该遗址的等级。此件青铜礼器的残片，也是上海考古发掘出土的第一件青铜礼器。广富林东周时期重要遗物的发现，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当地在东周时期曾经是吴国东境的一处有相当等级和规模的聚落，这里曾经居住着东周时期的贵族阶层。

2008年的考古成果加上前几年的考古和调查资料表明，广富林东周时期文化遗存分布面积约0.8至0.9平方公里。即南至华东政法大学；北至规划中的银河路一带；东至陈子龙墓附近；西至沈泾塘以西。因此，广富林东周时期文化遗址的保护范围还有待于进一步科学划定。

广富林的远古文明已由科学考古而得到初步证实。早在5000年前，广富林一带就有松江先民在此地劳作生息。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当地就已经普遍种植水稻，悠久的农耕史，表明了当地具有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当地的纺织历史也很久远，遗址还出土有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纺轮。东周至两汉时期，当地为规模较大的聚落或城邑。以后逐渐衰弱。

约在元明之际，广富林因有集市而人烟稠密，商贾辐辏。当年，广富林市之北环带九峰，周边都是一望无际的良田，四面皆水，其间河道纵横，是典型的江南鱼米水乡。在明代崇祯《松江府志》云：“广富林市，在三十八保，后带九峰，前迤平畴，氏族曹氏家焉。”在该志的《华亭县境图》上，广富林四面皆为水系环绕，文字标明为“富林市，”这表明，广富林是远近闻名的集市，是水陆贸易的集散地。清代嘉庆《松江府志》卷二记云：“广富林，在三十八保，一名‘皇甫林’，后带九峰，前迤平畴。自曹节庵居此，陈黄门继之，地益增重。近，邑人王昶、陈廷庆建陈夏二公祠于此。”

明代陆德蕴（字润玉）作《富林十景》诗，有《富林春晓》、《村庄雨霁》、《九峰环翠》、《八曲潮生》、《三泖回澜》、《绿沙农本》、《松林龙蜕》、《横浦归帆》、《客舟夜泊》、《溪桥晓市》等10首诗。根据《富林十景》诗分析，其中四景为水景，一景为广富林市（半为水景）景，一景为远山之景，一景为田景，一景为林景，二景为村景。从中可以知道，广富林是以水景为主，周围的水面广袤无际，这样的水利环境，对于以舟楫为交通工具古代社会，广富林能够兴市就不足为奇了。

明代所谓的“富林市”或“广富林市”，就是一个自然而然形成集市，与地方行政建制“镇”有区别，“市”与“镇”的性质不同。“市”在人口相对密集方面与“镇”相仿佛，其重在商业贸易，就是没有官方设立的行政管理机构而已。比如，明代“泗泾市”或称“泗滨市”，是周围几十里著名的“米市”，为松江府地区重要的粮米贸易市场之一，其商贸规模与人口密集的状况要超过“广富林市”。“广富林市”周围环水的地理环境，水路东西南北通达，向西可直达江浙地区，又紧邻云间三泖水产区域，因此，“广富林市”应该是鱼、米、布、盐、南北货贸易集散地和中转站。据《富林十景》诗《溪桥晓市》“斜月未堕山，烟中市声起”之句，可以知道，在每天黎明月亮还未落山之时，“广富林市”的商贸活动已经开始，晓雾晨烟之中，市间已经人声鼎沸了。

崇祯《松江府志》所云：“氏族曹氏家焉”是指松江明代中期的曹泰、曹时中兄弟。曹泰，字时和，松江府华亭县（今松江区）人。景泰五年（1454）进士，蒙冤致残归里。著《九峰集》。嘉庆《松江府志》记云：“自曹节庵居此”指的是曹时中。曹时中，字节庵，松江府华亭县（今松江区）人。成化五年（1469）进士，官刑部郎。年四十乞养归富林。其擅长书法，学怀素草书。曹氏家族是广富林望族，时人称：“富林二曹，一时人豪”。曹氏宅是当地规模最大的住宅建筑，于宅之西侧还筑有西园。该园是曹氏兄弟结交江南名士的场所，吴门画派领军人物沈周曾客寓西园，其《西园》诗有：“为园多半事游嬉，傍宅西偏事事宜”之句。

元明清时期，广富林一家一户以家庭为单位的棉纺织生产，是农村传统的手工副业。当地有着先进的棉纺织系列工具，所生产的松江布有很多著名的品类，素有“衣被天下”之称，地方纺织民俗颇具特色。

20世纪60年代末，广富林小市镇仍保存了原有的布局，街坊和住宅屋宇依旧还是古色古香的传统样式。广富林的传统住宅也很有特色。20世纪70年代以前，住宅一进或两进，以一进深的为大部分，常见有一进三间者；两进深建筑，为前后二幢平屋与东西两厢房组成。20世纪80年代，广富林高氏宅是一座乡村大型住宅，始建于清代后期，厨房灶头别有一番特色，灶头的绘画图案乃是民间艺术的典型产物。居室内的传统家具摆设，如桌、椅、床、案、几、凳、米桶、鞋桶、箱柜等，另有极少见的藤编广漆元宝形摇篮。

到21世纪初，松江广富林遗址原始文化考古的新发现轰动了考古界。一是基本探明了该遗址原始社会时期古文化主要有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广富林文化等类型。其中广富林文化的发现增补了上海古文化文明的组成系列，为环太湖地区增添了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址。二是发现了从黄河流域来此居住的移民，这是考古中发现的上海地区首支移民，这对于主体为移民的上海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三是初步发现这里在周代已有城镇聚落，这为研究上海城市的形成提供了重要材料。四是发现了别具特点的干栏式建筑和地面式建筑两种类型的原始社会房址。根据专家预测，对九峰原始文化的考古发掘，至今只能算是冰山一角，随着考古的深入，这里可能会发现更为丰富的文化宝藏，该遗址的地下可能隐藏着一部中国史前文明史。

2006年，中外专家学者们认可了广富林4000年前的文化遗存为“广富林文化”。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原故宫博物院院长张忠培认为：“广富林遗存可以作为独立的考古学文化来看待，广富林遗存命名为广富林文化有它的合理性。”因为广富林文化是首个以松江的地名命名的文化类型，这对于松江区来说，其意义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国家文物专家建议松江区保护好广富林文化遗址，抓紧申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地点。要作好保护利用规划，造福子孙万代。因广富林文化遗址是国家重要文化遗址，故松江区面临的文物保护责任将更为重大。

广富林古文化遗址地块的保护和利用，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和实事。然而，我们必须依法行政，对广富林古文化遗址地块建设作出准确的定位。我们认为应该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广富林古文化遗址地块的建设应该定位为保护性建设。国家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强调了对文物保护的重要性，提出“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十六字方针。作为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极为宝贵的不可再生的历史文化资源，一但被破坏和消亡，那只能是追悔莫及。因此，我们必须首先要做好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抢救工作，其次再是利用和管理好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因而，广富林遗址的保护和环境建设，已经到了必须要摆上议事日程的时候。

近年，国家文物局提出要重视大遗址的保护问题，广富林古文化遗址就是一处典型的大遗址。因此，对广富林古文化遗址的规划建设，一定要定性为保护性建设。广富林古文化遗址保护性建设的适用法规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尤其是该法规的第一章第四条、第九条、第十条，第三章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等最为适用。广富林古文化遗址的保护工作是国家发展文物保护事业的一部分，其必须纳入我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所需经费列入地方财政预算。

广富林古文化遗址发现之初，仅仅划定标志碑周围200米范围为保护区，当初认为该遗址文化只是良渚文化的一个分支，价值和地位并不高，因此发掘工作曾一度停滞几十年。随着1999至2005年的进一步发掘，发现了广富林文化遗存，保护面积扩大为目前的15万平方米。然而， 2008年3至7月的因为修路而进行的抢救性发掘的成果表明：该文化遗址一直延续到春秋战国乃至两汉以前，几乎每个时代都留下了十分珍贵的文化遗存，这样的历史遗迹对于上海这样一个缺少历史根基的城市来说，其历史价值、社会效益以及经济意义都十分重大。

2008年，广富林地块的建设规划由方松街道和新城公司具体负责。项目名称几易其名，开始称“广富林文化科技博览园”，又改为“广富林文化博览园”，最近改为“广富林文化遗址公园”。项目性质称“保护开发。”初步规划建设展示馆，开发广富林市镇等。还设想在遗址的东面开挖人工湖泊。广富林文化展示馆的建筑设计为人工湖水下建筑，以声、光、电、蜡人、图片、文字等展示广富林文化。规划建设。初步规划的广富林市镇准备修建仿古传统商业街区。

广富林遗址公园目前还在建设中，未完全对外开放，除了下文要详细介绍的知也禅寺、名人墓和音乐喷泉外，在建的遗址公园重要组成部分还包括：博物馆如明代高房、尧舜禹馆，交流中心，藏书阁，富林塔，艺术展示区，演艺中心以及周边商业圈，如禅茶馆、富林面馆、城市咖啡及其他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等，集文化传播和娱乐体验于一体，是古代文明和现代设施的完美结合，园中各式各样的建筑风格也令人目不暇接，园林般布景的公园恢弘大气又不失清新婉约，让人完全置身于广富林文化气息中，预示了广富林遗址公园未来的成功。

知也禅寺由来已久，据《方松街道志》第二十九章民间传说记载：相传唐代晚期，有一天，一位叫“大致”的高僧从洛阳云游至此，被眼前松江九峰环翠的美景深深吸引，便发愿在此建寺、弘扬佛法、普渡芸芸众生。于是，他四处化缘。经过十年化缘，终得巨资，在四面环水的高亢广富林之地建起一座宏伟的大殿，即知也禅寺。

知也禅寺香火鼎盛，前来朝拜的信众络绎不绝，寺中大雄宝殿恢弘雄伟，佛像威严肃穆，文殊菩萨庙更是考生必拜之地，吸引大批考生前来上香，方丈和寺中僧侣知佛静修，营造一番平静安详的氛围。内观阁、方丈室、五观堂等厅室尽显佛家气度，“知恩一日禅”活动的开展也有效地加大了知也禅寺在松江乃至上海的知名度。

音乐喷泉部分为体现上海之根——广富林遗址的古色古韵，以虚实隐显的多变水型构成整体水景的节奏韵律，创造艺术性、生态型、和谐型的智性空间；创造诗意的自然，神韵的自然，天人和谐的文化生态空间；以律动的光晕变切，音乐的空灵充分显示本地的时代风貌，为广大市民营造一处休闲娱乐，修身养性的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