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踪上海马桥遗址

马桥遗址在上海市区西南的闵行区（包括原上海县，撤县后与原闵行区合并）马桥镇以东2公里，北纬31度2分、东经121度23分12。马桥遗址位于马桥镇东俞塘村，坐落在一道被称为“竹冈”的贝沙堤之上，呈南北长，东西窄的宽带形状。遗址包括4层不同时代的文化遗存。

马桥古文化遗址处在岗身地带上，岗身即古海岸遗迹，为研究上海地区的成陆年代和文化历史提供了确凿的证据，遗址的发现，将上海一带的历史推前了2000多年,同时这个遗址的发现再次的说明上海地区从新石器时代至唐宋时期古代人类生存环境的变化及生产活动的状况，对研究上海的古代历史有很高的价值。

遗址发现于1959年，20世纪60年代进行过两次发掘。1959年12月起发掘，面积约5000平方米。马桥遗址处在冈身地带上，共分4层，依次为唐宋时期遗存、春秋战国时期遗存、商周时期遗存和新石器时代遗存，出土了一大批青铜器、纹印陶器、石器等珍贵文物，为上海古代历史的研究，提供了一批珍贵的实物。

2013年5月，被国务院核定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历史背景

距今5500年，马桥遗址已经形成陆地。从菘泽文化至良渚文化过度时期，先民们就开始在这里繁衍生息。至夏商时期，成为环湖地区面积最大、最具有当时社会生活面貌的典型村落，总面积超过150000平方米，范围之大为同一时期遗址所罕见。1982年被考古界定名为"马桥文化"。春秋战国至唐、宋、元时期，这里一直是先民们的定居地。1978年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陈列馆分三个部分:良渚文化、马桥文化和春秋战国至唐宋元，文物200余件。1959年底发现，1960年开始发掘。面积1万余平方米，已发掘了一部分。遗址包括三层不同时代的文化遗存。上层为晚期几何印纹陶文化，出土的有印纹硬陶坛、罐、碗、壶和原始瓷器，属春秋战国年代。中层为早期印纹陶遗存，属商代。下层叠压着典型的良渚文化，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四五千年。文化遗存下面还有一条贝壳沙带，说明遗址所在地是古代海岸，古书上称为"冈身"。马桥古文化遗址处在岗身地带上，岗身即古海岸遗迹，为研究上海地区的成陆年代和文化历史提供了确凿的证据,遗址的发现，将上海一带的历史推前了2000多年,同时这个遗址的发现再次的说明上海地区从新石器时代至唐宋时期古代人类生存环境的变化及生产活动的状况，对研究上海的古代历史有很高的价值。

遗址陈列

马桥遗址在上海市区西南的闵行区(包括原上海县，撤县后与原闵行区合并)马桥镇以东2公里，北纬31度2分、东经121度23分12。遗址发现于1959年，20世纪60年代进行过两次发掘。

对马桥遗址分布范围的认识，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20世纪60年代的两次发掘认为，遗址的分布面积大约5000平方米，主要分布在北松路南的俞塘河南北两侧。通过20世纪90年代的田野工作，对马桥遗址的分布范围和规律有了全新的理解和认识。

马桥遗址的文化遗存分为三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良渚文化(个别遗存可以早到崧泽--良渚过度阶段)。根据历次发掘结果，良渚文化遗存在遗址中部(I区和20世纪60年代发掘区域)比较丰富，主要分布于砂堤之上和砂堤西侧，地层堆积比较厚，既有居住遗存，也有墓葬。在遗址北部(II区)、良渚文化遗存比较贫乏，以墓葬为主，也分布在砂堤之上和砂堤西侧，砂堤东侧只有小范围的零星分布。第二阶段是马桥文化，这是该遗址最重要，也是分布面积最大的文化遗存，它们在遗址中部和北部、砂堤之上和东西两侧都有分布，而且相当丰富，是这个时期环太湖地区极罕见的一处大型村落遗址。第三阶段是春秋战国至宋元时期，发现了不同时期的文化层堆积、战国时期和宋代墓葬，唐代水井等遗存。

马桥文化

马桥古文化遗址的第四层被考古界视为太湖地区(包括杭州湾地区)的一个典型遗存，1982年定名为马桥文化。

马桥文化有一个奇特的返祖现象:即在其他地区良渚文化晚期出现的许多耗工费时的稀世珍品，包括玉器，带细刻图案的陶器、象牙器，在马桥古文化遗址中均未发现，遗存只是些粗陋的陶器杂件。同时，作为马桥文化原始文字的形器结构和表意方式，比上距千年的良渚文字更为简单。这种现象，考古界认为除社会发展因素外，很大程度是受生态环境的影响。新石器晚期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致使沿发生一次大规模的海浸。沿海先民不得不离开故土，远走他地。这一地区众多聚落荒废，人大批死亡，造成马桥文化突然衰落，与良渚文化风格传统渊源相中断。马桥文化特征:出现刀、凿、镞等小件青铜器，未发现铸铜工具。石制生产工具仍极为盛行。有翘刃石斧、段石奔、长三角形石犁、带柄三角形石刀、斜柄长条形石刀、石铲、半月形石刀、石耕田器，以及扁平三角形石矛。

陶器有三大陶系。夹砂绳纹(或篮纹)红陶约占25.9%，器形主要是鼎足，有凹弧形、圆锥形和舌形3种。其次为甗和釜，甗是连成一体的甑和鼎的组合，炊器中鬲一件未见。呈各种陶色的印纹陶(有浅黄、橙紫红、紫褐色)，约占41.1%，纹饰有脉纹、篮纹、席纹、方格纹、回字纹、云雷纹等，器内壁都留有填印窝;底部都是圆底内凹，有折沿弧的罐和盆、带圆把的杯和鸭形壹等器形。在这些器物的唇沿上，有的注有一个或数个相同的刻划符号。灰陶、黑衣陶和黄衣灰陶，约占33%。都是平底或圈足器，器唇以素面为主，有的在肩腹部压印一条带形的云雷纹或鱼鸟纹，器有觚、觯、尊、豆、簋、瓦足盘、袋足盉和澄滤器等。上列各陶系陶器的制法，前两种为泥条盘筑法加轮修，后一种为轮制。

马桥文化时代:地层处西周印纹陶遗存之下，而叠压于良渚文化层之上。其时代应早于西周而晚于良渚文化。根据碳--14和热稀光测定的数据分析，遗址第四层陶片距今为3030+-333年。出土遗物中如觚、觯、尊、豆、簋、瓦足盘以及拍印的云雷纹等特点与中原地区河南偃师二里头、郑州二里岗的夏商文化有紧密的联系，其年代应相当于夏商时代。马桥文化的起源、去向:考古界认为，马桥文化可能是起源于良渚文化而接受了南方印纹陶和中原地区文化影响的文化遗存。良渚文化影响。生活用具中炊器多为鼎，泥质黑衣灰陶，质软而细腻，陶衣容易脱落，制法多用轮制;生产工具如有段石锛、三角形石犁、石镰和石耘田器等，都与良渚文化的特征基本相同。在地域上，马桥文化与良渚文化也处于同一分布范围。

第五层。青灰色土，深2.10~2.70米。除包含稀少的红烧土粒外，另有以素面为主的泥质灰、黑陶和夹沙陶片，形器有实足盉、圈足盘、阔把杯、贯耳壶、"T"字形足鼎等。还发现建筑遗迹、蛤壳坑和墓葬。此层为良渚文化层。第五层之下。为青灰色生土层。是在发掘的遗址范围内，发现的一条南北向延伸的介壳沙带，宽约45米，厚1.0~2米以上。介壳沙带西侧呈60度斜坡，东侧比较平坦，坡度较小，有三条海浪冲击成的滩脊。介壳沙的组成，除沙粒外，主要是蚬、蚶、蛏介壳的碎片，也有牡蛎、文蛤、青蛤、圆田螺、环稷螺、础卷螺介壳等。这是一条称为冈身的古代海岸遗迹。遗址遗存出土文物。有石、玉、陶、骨和铜器文物500余件。

墓葬。良渚文化墓葬10座，均处第五层底部和介壳沙层之上。未发现墓坑，墓葬均平地堆土而成，分布无规律，除一处排成一列外，其他均四散。这种分散埋葬，可能是母系氏族崩溃和父亲家庭兴起的反映。人骨保存较好，葬式全系仰身直肢葬，多头向南偏东。随葬器物很少，其中女性人骨一具，50~60岁，头向170度，颈部左侧和左肩之间，放一件泥质黑衣陶带盖贯耳壶，骨盘右方有一件圆锥形石饰。儿童人骨一具，4~5岁，头向175度，随葬陶器6件，均堆压在人骨的胸腹部。有泥质黑衣陶带盖贯耳壶、豆各2件，泥灰陶盘和夹砂红陶釜各1件。

柱洞遗迹。柱洞排列略呈圆角长方形，其间的范围东西2.2米，南北1.6米。方向160度，与同层墓葬方向一致。柱洞呈圆形，最大直径仅1厘米，中空，似插细竹竿的小洞。柱洞间距2~20厘米不等。灰坑、烧塘。商代灰坑14个，烧塘10个。灰坑口一般从第四层土下伸到第五层土，有的打破生土层。灰坑呈不规则圆形，坑深0.7~1.4米坑内填满灰烬、动物残骨和陶器碎片。灰坑与烧塘都有相当距离。烧塘是一种浅盆形小土坑，塘内有灰烬和燃烧过的土块等痕迹，也有不少动物残骨和陶器碎片。

春秋战国至唐宋元

马桥遗址第2层，根据土质、土色、出土遗物细分为2A、2B、2C、2D共四小层，包含良渚文化、马桥文化、春秋战国、唐宋明清各个时期的遗物。2D层包含物最晚为春秋战国时期，2C层包含物最晚为唐代，2B层包含物最晚为宋代，2A层内包含物主要为明清至近现代瓷片、残砖瓦等，故确定2D层为春秋战国堆积层，2C层为南朝至唐代堆积层，2B层为宋代堆积层，2A层属于明清至今堆积层。这从一侧面反映出马桥遗址延续时间比较长，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今，断断续续有人类在此活动。马桥IIM203随葬的泥质灰陶罐，为春秋战国常见的器形，罐上的S纹为战国时期盛行的纹饰，此墓时代应为战国时期。IIJ207、IIT836(2)C层出土的4件青瓷碗，上海地区发现较少，在浙江德清、宁海都有发现，为比较典型的唐代仿越窑瓷器。IIJ207出土的长沙窑瓷器，在马桥遗址中尚属首次发现，对研究长沙窑瓷器的造型、装饰艺术、国内分布情况，特别是唐代的海上交通贸易和唐代青龙镇的兴起具有重要的意义。IM6、IM7、IM8出土的韩瓶，在上海地区宋代墓葬及宋代堆积层中普遍有发现，在长江中下游一带也经常出土。上海出韩瓶最多的地区为上海市青浦县旧治所在地，镇内一高台地内出土了大量这种四系瓶，当地人称此地为"酒瓶山"或"韩瓶山"，当地人说是韩世忠以酒肉犒劳三军时丢弃的军用水壶，估计此瓶与韩世忠曾驻师青龙镇有关，后来也传入民间广泛使用，民间用其汲水、装水。

IG101出土的青瓷折扇纹刻花碗为仿宋代龙泉窑的产品，同上海市奉贤三团港水利工程中出土的青瓷刻花碗相近。二者为同一产地的产品，产地可能为福建泉州港、厦门和闽北地区。IM6、IM7、IM8皆位于IT1107西部，由南向北布列在一条直线上，墓向大致相同，墓口皆开在(2)B层下，墓葬形制皆为土坑竖穴墓，葬具木棺椁，墓内的随葬品如:IM6、IM7内的青白瓷碟、瓷碗，形制、釉色基本相同，具有明显的北宋瓷器的特点。三座墓随葬的韩瓶，器形也大同小异，可推断为一处北宋家族墓。墓葬内出土的青白瓷碗、碟，烧制比较粗糙，似为福建闽北地区烧制。

发掘报告

马桥遗址是迄今已知最大的含马桥文化内涵的遗址，1993-1997年的发掘获得了丰富的资料。本项研究系统、完整地整理、发表了这批资料，其中包括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遗存、夏商时期马桥文化遗存和春秋战国至宋元时期遗存，以马桥文化遗存最为丰富。出土了各时期的陶瓷器、石器、骨角器、青铜器等，还出土了大量的动物遗骸，并且通过采样分析获取了其他的自然遗存。对发掘出土的文化遗存和自然遗存从不同角度作了深入细致的考古学、微体古生物学、动物学、植物学、硅酸盐等多学科研究，另外还对良渚文化和马桥文化墓葬人骨作了DNA分析。对马桥遗址和马桥文化全面深入的研究，其成果是迄今为止最翔实的马桥文化遗址发掘和研究报告，完整地公布了所发现的文化遗存和自然遗存，发表了最新的研究成果。马桥发掘报告不仅能使学术界能够比较全面地认识马桥文化，推动环太湖地区古代文化研究的深入，而且还有利于夏商时期中原与周边地区文化比较研究工作的开展，对探讨长江流域文明化进程具有重要的意义。

出土文物

遗址中出土了大量马桥文化的印纹陶，开始生产和使用原始瓷。本项工作以考古学形态观察与硅酸盐技术相互结合的方法进行研究，归纳了马桥文化印纹陶和原始瓷的基本特征，从生产技术、生活和文化需求的角度阐明了印纹陶和原始瓷的关系，并深入探讨了原始瓷的起源和产地。

观察和测试表明，印纹陶器的颜色、硬度和质量同它们的原材料成分组成、烧制温度和气氛密切相关。马桥文化的陶器生产处于技术创新的转变时期，印纹陶中新出现了火候相当高的硬陶，其烧成温度已经达到1100度左右。硬陶陶胎的化学组成中，二氧化硅和熔剂的含量不同于软陶，表明陶工已经懂得选择特殊的原材料烧制硬陶。原始瓷是在烧制硬陶的基础上发明的新工艺和新产品，硬陶的生产为原始瓷的发明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做好了充分的技术准备，人们对产品质量的追求和对美的渴望是原始瓷诞生的真正动力。原始瓷表面有一层光亮的釉，马桥文化的原始瓷既有青绿釉，也有黑釉。通过这项研究，我们认为环太湖地区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原始瓷出产地之一，黑釉原始瓷尤为罕见，可以将黑釉原始瓷看作是马桥文化的一大发明。

文物研究

马桥文化的陶器上刻有符号，一般称之为陶文。本项研究尽可能地将出土的陶文收集齐全，进行排比分类，再根据陶文的载体、刻划部位等要素，并参照其他文化的成熟文字，以技术和文化为背景尝试解释陶文的含义与功用。

根据形体不同，马桥文化的陶文可分六类。陶文的载体比较固定，绝大多数刻在红褐陶系陶器的口沿上，从功能上看多为盛储器。红褐陶系的生产工序多，盘筑成型和拍打装饰要分别进行。盛储器中大器比较多，为保持形态的稳定性，对成型工艺有特殊的要求。生产红褐陶器对烧制技术的要求也比较高，要特别注意胎料和窑温气氛的匹配。因此从生产技术角度，红褐陶器被看作是比较特殊的陶器大类。陶文相对固定在红褐陶器大类可能与它们的工艺过程比较复杂有关，在这类陶系上刻陶文是为了记录一些与制陶相关的事情。红褐陶系工艺的最大难题是胎料的选择、处理和陶窑的温度气氛。马桥文化对此掌握不好，陶器的硬度和色质差别很大，次品量比较多。为了技术的改进提高，制陶工匠们一定经过了艰辛的探索与不断的总结，有必要记录制陶泥料的来源、数量和加工形式，也要记录陶窑的类别、陶器在窑内的位置等。另外，陶文中的数字可能记录了陶器生产的批次和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