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通化暴乱真相 第十九章

东北局航空委员会成立伊始的思想统一
撰稿　波特兰先生

蔡云翔等原820机组人员参与筹建东北老航校时，从奉集堡转场去通化过程中，机群主要是由林保毅那些日本飞行员驾驶的。张华、顾青，虽然是从转场到通化的，但也只能当乘客。
年轻的张华、顾青对此很不服气，私下里总是嘀咕：我们一定要亲自驾机，重返蓝天。
蔡云翔也总对他们说：“我们一定要与日本人比个高低，我们是中国人，不能输给日本人。”
在当时，这些820机组人员对归降的日本航空人员控制了飞行权，表示了不服，他们认为中国人完全能飞出中国人的精气神，他们都曾翱翔过蓝天。但他们却共同犯了一个错。有人将他们视为汪伪汉奸，是因为汪伪政府垮了，他们才投奔了共产党。
在东北老航校和人民空军的创建初期，由汪伪空军起义过来的空军人员，曾为发展空军事业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但是对于这支起义队伍的功过是非，对于这些起义人员的评价，历史似乎总在开玩笑。其中有些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运动冲击，主要原因就是他们曾来自于汪伪空军。如曾任航校副校长的白起，更是在中国空军史上蒸发了。
对汪伪空军起义人员的这种歧视还有些怪异，有些人可以对820机组人员看不上眼，却对那些日本飞行教官就多少又带了些尊重。但这些看法，都渐渐发生了变化。这与伍修权和黄乃一的思想工作有关。
说起人民空军、人民海军的建立，不能不说起伍修权。     
许多人都知道伍修权在革命战争年代，曾给李德当过翻译，曾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任过处长，在延安中央军委作战部、东北军区工作过；解放后又在外交部、中联部和总参、中顾委工作过。但是不知道他与人民空军、海军的建立还有一段密不可分的经历。但更多的有关论述中国空军和东北老航校历史的研究报道，几乎都忽略了中共空军史上的东北局航空委员会。
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9月，伍修权作为中央任命的东北局最初的五位成员之一，随彭真、陈云等被派往东北。当时的主要任务就是抢占东北。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我们的军队吃够了敌人飞机轰炸、扫射的苦头。在无数指战员倒在敌机的轰炸与扫射的时候，我们多想有一支自己的人民空军。但是在艰苦的战争中，我们既没有起码的物质条件，也没有起码的技术人才，建立自己的空军，只是遥远的梦想。
当抗战大幕刚落下之际，蒋介石就磨刀霍霍，内战火山直飚沸点。蒋介石同时又玩起了他惯用的黑白两手，三次电邀毛泽东去重庆谈判。
毛泽东决定反手欣赴“鸿门宴”。但他却在登机前还一直牵挂着筹建人民空军的事。
战争期间，日寇把东北营造成它的后方航空训练基地，单是1945年举迁到东北进行训练的航空士官学校第59期就有4500人，各种飞机近700架。日寇溃败后，遗弃了大批航空设施、器材和人员，机场不下160座。
毛泽东和党中央决定，利用日军在东北留下来的机场设施、飞机和航空器材，在东北创办一所航空学校，为建立人民空军培养人才，并把这项光荣艰巨的任务交给了王弼、常乾坤等人。
毛泽东在去重庆谈判动身前，亲自接见了王弼、常乾坤两同志，并就创办航校的任务、意义和注意事项以及飞行人员的生活待遇、伙食标准等作了具体指示。
毛泽东在登机行前还特意接见了蔡云翔、张华、于飞、田杰、陈明球、顾青等驾机起义飞往延安的全体机组人员。
为了做好这些起义人员的思想工作，充分发挥他们的特长和作用，在黄乃一到沈阳航空队任政委的当天晚上。总部参谋长伍修权找黄乃一谈话。第二天，东北局书记彭真又找黄乃一谈话。可见东北局和党中央对筹建航空学校，对党的航空事业有多么重视。
彭真和伍修权谈话的内容大致相同。他们讲了沈阳和整个东北的情况及战局形势。也讲了中央对在东北办航校的条件分析和决心。他们着重对航空队当前的主要任务；对起义人员的工作方针；对日本技术人员的工作方针；以及对筹办航校在招生和训练工作方面的方针等，都有作了明确而具体的指示。
关于“沈阳航空队”当前的任务，他们提出：主要是发动群众搜集航空器材；组织日本机务技术人员抓紧修理飞机；学过飞行的同志要尽快恢复飞行，熟练和掌握飞行技术，为航空运输和建立航校创造条件。
彭真和伍修权都特意提出了对起义人员的工作方针，对待起义归来的人，要始终保持热情欢迎态度。有的人历史、社会关系复杂，最关心的是对他是否信任。我们必须知道起义过来并不容易，要冒很大的风险。这些同志起义后，应该得到信任；在工作安排上要使他们有职有权，敢于大胆工作。
我们应该信任他们，要深入了解他们的思想和经历，了解不是为了追究历史问题，而是为了帮助他们提高革命觉悟。
我们一定要耐心细致地帮助他们克服缺点、弱点；对生活、作风上的问题，要教育启发提高觉悟，不宜操之过急，也不能听任自流。
彭真指出：日本人十分强调“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林保毅能率部投降，部队也表示愿为我们效力，这说明他在部队中是有一定威望的，部队还是听他的话的。要教育争取所有的日本留用人员，关键是做好他的工作，使他心悦诚服。
伍修权指出：林保毅的部队，是侵华空军，受法西斯和武士道貌岸然的毒害较深。现在之所以答应为我们效力，主要是由于日本战败，他们一时无路可走，为了生活，迫不得已，而不是自愿，更不是什么觉悟。他们是经我军说服，才向我们缴械投降的。尽管如此，但他们既然愿意帮助我们培训飞行员，当老师，我们就不能把他们当俘虏对待。
伍修权又特别提出了对日本留用技术人员的工作方针：
生活上优待，人格上尊重，工作上严格要求，思想上尽力帮助。
伍修权还语重心长地对黄乃一说：这批人究竟能为我们工作多久？能否尽力地为我们工作？一方面要看形势的发展；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看我们的工作，看我们能不能按照党的正确方针政策，做好教育争取工作了。
彭真和伍修权的这些话，显然是针对如何正确对待“建国号”起义人员说的。因为这是一支在筹建航校时唯一的起义航空队伍。
11月中旬，伍修权在沈阳又找王乃一、刘风到他的办公室研究筹办航校的事。
第二天，伍修权办公室又通知王乃一、刘风、蔡云翔、林保毅，到伍修权办公室召开航空委员会会议。
会上，伍修权作了重要讲话：“中共中央要我们在东北创办航校，东北局决定成立一个航空委员会来加强对航空事业的领导。这个委员会由伍修权、黄乃一、刘风、蔡云翔、林保毅五人组成，伍修权任主任，黄乃一任秘书长。还有我们党早年培养并一直从事航空研究的常乾坤、王弼两位同志，也是委员会成员。他们现正在延安赴东北的途中。”
伍修权对航空委员会的任务提出了要求：“委员会近期的主要任务，是领导筹建航校。鉴于目前形势和具体条件，办航校不能照搬人家的老办法，不能等什么样都有准备好了，再招生，再进行教育和训练。应该学习和发扬抗大精神，要求尽快接收学生，教职员一起动手，边建校、边训练，用最快的速度，地最短的时间内，为中国人民早日培养出飞行员和飞机修理人员。”
会议还对当前要抓紧进行的几项工作进行了分工：
一：由刘风主要负责，组织人员去各地修理飞机和搜集航材航油。应先南后北，先从营口、大连、锦州等地开始。飞机修好一架，飞回沈阳一架。
二：由黄乃一负责，征求各方面的意见，提出招收学生的条件、学生来源、训练方针以及航校机构的设置等方案，交委员会下次会议讨论通过后，报总部审批。
三：由蔡云翔、林保毅负责组织技术人员修理飞机。
会议明确了为便于开展工作，要尽快把现有人员组织起来，正式成立航空队，并按军队办法实施管理。
黄乃一就是根据这些指示，放手放胆地重用了这些起义人员，充分调动了这些航空人才的积极性，让他们重返蓝天，再立新功。
黄乃一最大的特点就是善于包容，在如何对待日本战俘问题上表现得尤其突出。他的想法和做法，都得到了党中央的肯定。
黄乃一牢牢地把握了政策，在以后的工作中，非常注意做林保毅的工作，最终使这支日本技术人员队伍，在筹建航校和建设中国空军、发展中国的民航事业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林保毅甚至还被公认为是“中国空军之友”。
黄乃一也很客观公正地评价这支起义队伍的人，在他的回忆录《东北老航校诞生前后》一文中说：
1945年8月20日，日本宣布投降不到一星期，蔡云翔等在地下党的组织下驾机起义飞到延安。这架飞机是日式“九九”双发运输机，是汪精卫伪政府的一架专机，名叫“建国号”。
驾机起义的共六人。蔡云翔是正驾驶，张华副驾驶，于飞领航，田杰、陈明球负责机械，顾青（一般学员）随员。
他们到延安后的第二天，即受到朱总司令和叶剑英参谋长的热情接见。
在日本帝国主义失败，中国抗日战争胜利，蒋介石蓄谋已久要打内战的重要时刻，他们这一行动，开创了从敌人阵营中驾机起义、率领敌伪航空人员投奔革命的先例。这对瓦解敌军，建设人民的航空事业，都是很有意义的。
为了纪念蔡云翔等人8月20日起义飞到延安，当时就把这架飞机编号为“820”号。不久，他们先后奉调到东北参加航校建设。
黄乃一的这篇回忆录写于1985年10月1日，曾经过伍修权的二次审阅。并先后收入《中共党史资料》第十三辑和《中国空军史料》第一辑。
毫无疑问，彭真、伍修权、黄乃一及时地统一了全体航空人员的思想。
事实上，这支起义队伍在航校筹建，以及中国空军的创建过程中，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彭真和伍修权的指示，也促使了更多的国民党空军航空人员起义归顺到人民的怀抱。这些人员后来都成为航校的领导和人民空军的骨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