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局航空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撰稿 波特兰先生
东北局航空委员会从成立到中止，实际上只有几天的时间。因此，在研究中国空军史时，很容易被人忽略。但这是一件大事，正因为成立了航空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会议，才在伍修权总参谋长的亲自指示下，明确了筹建航校的基本方针。
1945年11月下旬，东北局和东总撤出沈阳。先驻本溪，又迁抚顺。此时，沈阳航空队也奉命撤出沈阳后，先驻辽阳，后迁宫原奉集堡，并奉命再迁移通化。
沈阳航空队迁移到通化后，东北局航空委员会秘书长
黄乃一专程去本溪，向总部汇报了筹建航校的各种方案，以及准备情况。
这是航空委员会成立后召开的第一次会议，在伍修权
总参谋长的亲自指示下，明确了筹建航校的基本方针。
总部指示：
航空队迁到通化后，迅速从部队中选调学生。可成立一个学生训练队，再成立一个飞行队，准备执行临时紧急飞行任务。两个队上面设个总的机构来统一领导。
航空队迁移到通化后，总部将筹建航校的事情，委托通化地委书记兼后方司令部（也叫军分区）政委吴溉之和司令员朱瑞来管。
东北老航校的成立及以后能够成为中国空军的摇篮，都是遵循了航空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决定执行的。
伍修权在第一次航空委员会会议上说：“我们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在东北创办航校，当务之急就是为创办航校创造条件。鉴于目前形势和具体条件，办航校不能照搬外国的办法，也不能照搬国民党的办法，我们没有那样的条件，不能等什么都有了再招生，再按部就班进行教学和训练。”
由此，伍修权提出打破常规、加快建校的指导思想，要求尽快接收学员；他还提出教职员一齐动手边建校，边训练，在最短的时间内，培养出我们自己的飞行员和机务人员。
但是，教员在哪里？学员又在哪里？
黄乃一将自己的想法提了出来，要将分散在全国各地的航空人员都汇聚到东北。
蔡云翔提出，与我一道起义的白起、何健生、吉翔、陈静山以及秦传佳和家属等共二十余人，10月从江苏分批出发，已到达山东解放区。应该急调白景丰、何健生一行到东北，共同参加航校建设。
会议通过了黄乃一和蔡云翔的建议。
委员会委员还进行了明确分工：刘风负责组织人员抓紧时间，去各地搜集飞机和航空油料，为创办航校准备必要的物质条件；黄乃一负责提出招收学生的条件和来源、训练方针以及航校机构的设置等方案；蔡云翔、林保毅负责组织技术人员修理飞机。
伍修权和彭真先后对沈阳航空队政委、东北局航空委员会秘书长黄乃一就航校的办校方针提出了一系列指示。
会议之后，黄乃一当时面临一个棘手的招生问题。办校，就得要有生源。生源招生的标准又如何确定呢？
黄乃一与伍修权讨论了多次。伍修权指出：培养什么人当飞行员，这是一件大事。东北在日本和伪满统治下有十几年了，目前是刚解放，不宜就地招考飞行学生。应该考虑从部队里选调。究竟选什么样的人，特别是飞行员需要什么样的条件，你可以征求起义人员的意见，包括日本飞行员的意见。你和他们研究后提出方案。
不久，白起、何健生、吉翔、陈静山、秦传佳等接到了东北航空委员会的奉调命令到东北参加了航校建设，他们从山东解放区辗转来到了通化。
黄乃一就航校招生标准如何确定问题，征询了蔡云翔和何健生的意见，两人的回答是：航空人员必须要有较高的文化，身体要好，年轻、聪明。
白起也是这样认为，他谈起了自己在国外学习航空的经历。
黄乃一又征询了那些日本飞行员的意见，也基本上相同。
唯有林保毅的看法，令黄乃一大吃一惊。
林保毅说：你们今天要选的飞行学生，应该是你们将来建设空军时的骨干。飞行员一旦上了天，他就是飞机的主宰，虽然空中有空域的划分，但那只是一种假设，空中并没有中国的万里长城。地面虽然也有无线电指挥，可是听不听你指挥，那是飞行员头脑里的事了。因此，你们要选的飞行学生，首先和最重要的的条件，是要让你们认为是绝对忠实于你们的人。
林保毅的话很有意思，他提出的是日本式用兵的条件，或者说是一种“武士道精神”，可实际上又是讲了“中国式的政治条件”。
林保毅在讲述了这些“政治条件”后，又就飞行学员的文化水平、年龄等条件，谈了要求和理由。
黄乃一通过细致地调查和征询意见，最后向伍修权作了汇报。东总和东北局很快就同意了研究成果，确定了招收飞行学生的条件：
1，要出身好，来历清楚，有较高的阶级觉悟；
2，要体检合格；
3，要年轻；
4，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
何健生具体负责了相关招生工作。
但是，后来在实践的过程中却发生了一些争论。因为当时的学员普遍问题是文化水平不高，学习时困难极大。有的中国教员和干部就产生了埋怨情绪，甚至主张淘汰这类学员。
不过，林保毅和其它主要的一些日本教员，还是比较服从黄乃一的安排，耐心地进行带飞教育，终于让这些学生飞上了蓝天，有的学生还在朝鲜战场上成了战斗英雄。
黄乃一后来在回忆录中说：林保毅的这一席话和他后来的表现，可以看出，他为我们培训航空人才的意见是中肯的，态度是诚实的，工作也是积极认真的。
有关筹建航校的训练方针问题，黄乃一认为：目前我们处在非常时期，不能按正常情况办学。美国、日本、苏联，以及国民党，他们的航校训练飞行员，都要三、四年。革命战争和当前形势，需要我们在最短的时期内，培养出自己的飞行员和飞机修理人员。我们要从实际出发，针对部队选调来的学生文化水平不高的实际情况，开展师傅带徒弟的办法，进行实物教育。
但是这一建议，引起了争论。没有一定的理论知识，怎么能成为合格的飞行员？
东北局航空委员会由伍修权、黄乃一、刘风、蔡云翔、林保毅五人组成，伍修权任主任，黄乃一任秘书长。一直从事航空研究的常乾坤、王弼两位同志，也是委员会成员。当时他们正在延安赴东北的途中。
不久，常乾坤带着张华、于飞一行到通化汇合了。
常乾坤抵达通化后，他支持了黄乃一的主张。他说，学修理的，可用坏发动机拆卸解剖的办法，让每个学员知道每个零件的名称，应该装在什么部位，起什么作用，工作起来怎样算是正常的，怎么样又是不正常的，如何修理？知道怎么用就行了，少问为什么。
伍修权也指出，涉及到一些较深的基本原理，文化基础差，不易弄懂，形势紧迫，不允许花很多时间用在理论学习上。非学不可的原理，也只要求先知其当然，暂不要求知其所以然。先学实际操作，尽快学会修理飞机，驾驶飞机。以后环境和条件允许，再从理论上学习提高。
这些指示和要求，是当时航校的主要工作的重要方针。在贯彻这些方针的过程中，有的问题有过激烈争论，在实际工作中也有过反复，甚至走了弯路。但实践证明，这些方针是适合当时情况的，是正确的。
航空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后不久，大家正在抓紧进行创建航校的筹备工作时，时局突然发生了变化。国民党背信弃义发动了内战，向我东北解放区发起了进攻。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