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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25日星期一

南北朝茶事简说



南北朝和东晋一样,中国也处于分裂割据的局面。因为这样,所以南北朝茶业和晋不仅在时间上,而且在实际内容上,也都存在着直接的承继和连续关系。在这一角度上,也可以说南朝茶业纯粹是东晋茶业发展的一种继续。
这一时期和东晋一样,也都建都建康,所以,在南方茶叶生产随经济发展而有相应发展时,江淮和江浙沿海一带的茶业,尤其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如三国两晋时,我们从文献中所见的重要茶业产地,几乎全部都在巴蜀和荆楚二地。但是,至南朝时,如《桐君录》所载:“西阳(治位今湖北黄冈县东)、武昌、晋陵(今江苏常州)皆出好茗”。《桐君录》又作《桐君药录》,是一部本草类的药书,据考约成书于南朝刘宋时期,从这部药书所刊的三种名茶看,基本上就都属江淮的范围,最东一直到太湖西岸的宜兴一带。又如陆羽《茶经》引《宋录》也载,豫章王子尚等访八公山昙济道人,“道人设茶茗,子尚味之曰,此甘露也,何言茶茗?!”再如前面提及的山谦之《吴兴记》所说的乌程“温山,出御荈”等记载,都反映其时江淮一带,应建康茶叶消费的需要,不仅茶叶生产而且在茶叶质量上,也获得了明显的提高。
再如在礼制上,晋以前只有用茶敬宾待客之俗,至南朝时,进一步运用和扩展到了对祖先神灵的祭祀上。如《南齐书》武帝本纪中提到,萧颐临死前诏曰:祭敬之典,本在因心,“我灵上慎勿以牲为祭,唯设饼、茶饮、干饭、酒脯而已。天下贵贱,咸同此制。”这是萧颐针对当时贵族厚葬糜费提出的改革。
在这段记载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这样二点:一是其时江南饮茶,已和饮酒、吃饭相并列,变成了一种日常生活内容;二是以茶作祭,在萧颐遗诏之前当即流行于民间,遗诏对贵族的实际约束虽然不大,但对后来社会上推广以茶为祭,还是有较大作用的。又陆羽在《茶经》引梁·刘孝绰《谢晋安王饷米等启》中也载:“传诏李孟孙宣教旨,垂赐米、酒、瓜、笋、菹、膊、酢、茗八种。”
这里再次证明,茶在这时已和米、酒一类并列,成为人们寻常的饮食之一;这或许也是后来俗话“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前身。另外,后来特别是唐宋时,宫廷有不时向臣下和“番使”赐茶的礼仪和习惯,我国历史上的赐茶之风,至少从文献来说,可能也即起源于斯。
南北朝时,尽管南北分裂和北方又长期处于不尚茗饮的游牧民族统治之下,但从史籍记载来看,晋以后北方饮茶虽然未发展起来,可是饮茶似乎也一直继续未断。如《洛阳伽蓝记》中记及,瑍玡王肃从初仕建康后来转投洛阳为官,起初不食羊肉及酪浆,常饭鲫鱼羹和饮茶,一喝一斗,京师士子就讥之为漏,饮而好羊肉和酪浆了。“自是朝贵宴会虽设茗饮,……不复食,惟江表贱民远来降者好之”。这条史料清楚说明,拓跋魏时,洛阳鲜卑贵族虽不尚茶,但并未禁断南北茶叶贸易。相反,在宫廷中还专门备有茶叶,随时用以招待、宴饮南方的降臣和嗜茶的来客。这说明中原自西晋开始流传饮茶以后,即便东晋、北朝时南北阻隔,北方战乱频仍,但是茶叶仍以其不可中辍的魅力和需要,继续绵延于中原社会。
这一时期,以歌颂和描写茶叶内容的茶诗茶赋和地方志中的茶事记载,也渐为文人所关注和重视。
如陆羽《茶经》中所录的王微吟“~--”杂诗,鲍令晖的《香茗赋》,以及《坤元录》、《括地图》、《吴兴记》、《夷陵图经》、《永嘉图经》、《淮阴图经》和《茶陵图经》等有关茶事记载,即是南北朝时我国茶业较前进步发展的很好例证。
那么,南北朝时茶业和茶叶文化较前究竟有多少进步和发展呢?《洛阳伽蓝记》中关于北魏中大夫杨元慎戏辱南方降臣陈庆之的“驱鬼词”,颇可借喻。《洛阳伽蓝记》称,一天陈庆之得病,求人解治,杨元慎自称能治,庆之也就听凭元慎治疗了。元慎含一口水往庆之身上一喷,嘴里念念有辞说:“吴人之鬼,住居建康,小作冠帽,短制衣裳,自呼阿侬,语则阿傍,菰稗为饭,茗饮作浆,呷啜蒪羹,唼嗍蟹黄,手把豆蔻,口嚼槟榔,乍至中土,思忆本乡,急急速去,还尔丹阳。”
庆之听了这番奚落以后,伏在枕头上说,“君见辱深矣”。这则故事虽然经文人加工,我们对北魏贵族趣笑南方吴人生活习俗那些尖刻言词的,可以不必去推敲,但对于“茗饮作浆”的吴人的范围,则倒可以去一究。这里提到吴人的地域有二处,一是“住居建康”,另一是“还尔丹阳”,即相当今江苏南京和镇江二市及安徽芜湖和宣州部分的所谓“两吴”之域。但是,这里实际并不是只指“西吴”或整个“三吴”的吴地,从“手把豆蔻,口嚼槟榔”的所指来说,其范围还当包括南越在内的整个三国时“东吴”的地域。
在南北朝时,我国饮茶或茶文化的流传区域,即依中原人的估计,大致也达到包括三国时吴的这样一个范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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