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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24日星期日

简说中国唐代贡茶文化



唐代是我国茶叶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
在唐代以前贡茶就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茶在中国很早就被发现了,相传神农在尝百草的时候就发现了茶,相传贡茶出现也很早,在《华阳国志》中就记载着武王克殷后,就将周王朝的宗室分封在巴蜀,从此以后当地的茶就被作为贡品了。在《本草衍义》里也有贡茶的记载,如“晋温峤上表贡茶千斤、茗三百斤”。 《吴兴记》中说吴兴是“温山出御荈”等等。
到了唐代,贡茶的规模有了进一步的扩大,在蔡宽夫《诗话》中写道:“湖州紫笋茶出顾渚,在常湖二郡之间,以其萌茁紫而似笋也。每岁入贡,以清明日到,先荐宗庙,后赐近臣”。开元以后,在北方饮茶的社会风气影响下,当时宫廷用茶的数量也是日益增加,已非一般地方贡献所能满足的了,这样就出现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个专门贡焙——常州义兴和湖州长兴的顾渚贡焙。唐中期以后,湖州、常州境会之处的顾渚山紫笋茶入贡成为制度,正如诗文《湖州贡焙看发新茶》所说的“牡丹花笑金钿动,传奏吴兴紫笋来”。贡茶日益成为宫廷中的重要消费物品,每年及时贡奉新茶成为湖、常二州地方长官的重要任务。关于顾渚贡焙的起源,唐义兴县《重修茶舍记》中就有这样一段记载:“义兴贡茶,非旧也。前此故御史大夫李栖筠实典是邦,山僧有献佳茗者,会客尝之。野人陆羽以为‘芬香甘辣,冠于他境,可荐于上’栖筠从之,始进万两,此其滥觞也。厥后因之,征献浸广,遂为任土之贡,与常赋之邦侔矣”。这段话说明了,一开始义兴茶并非是贡茶,而是一个山里的和尚将其作为会客用茶,陆羽偶然饮用此茶,觉得芳香甘辣,冠于他境,应该推荐给皇上,从此以后,义兴茶就成为了唐代的贡茶。茶舍是顾渚贡焙之前义兴采办贡茶之处。长兴“顾渚与宜兴接,唐代宗以其(义兴)岁造数多,遂命长兴均贡。自大历五年始分山析造,岁有定额,鬻有禁令;诸乡茶芽,置焙于顾渚,以刺史主之,观察使总之”, 李豫大历五年(770年),在顾渚山设贡茶院造贡茶,名贡山。官营官管贡茶从此开始。这就是说,顾渚贡焙是大历五年长兴县与当时义兴均贡才专门设立的。义兴贡茶,最初只进“万两”,后来愈贡愈多,以致如有的史籍所载,“顾渚贡焙,岁造一万八千四百八斤”。贡额一多,所付出的劳役也就越多,所以《元和郡县志》:“贞元已后,每岁以进奉顾山紫笋茶,役工三万人,累月方毕”。
湖州长兴顾渚山接常州义兴境,两县平分此山,以均贡额。各进贡山品紫芽10000串(每串1斤)。肃宗李亨时,贡茶有常规。但李豫、李适年代屡经兵革,宦官专政用事,诛求远方贡物,无所顾忌,故而贡茶不断增加。
顾渚贡茶,是加在长兴和义兴先民身上的一项沉重的负担。曾任浙西观察使和湖州刺史的袁高,在亲自督造贡茶的过程中,体察到贡茶的艰辛,在一次起贡时,袁高专作《茶山诗》一首,力陈贡茶的痛苦和弊病,用以谏君。其诗中有“动生千金费,日使万姓贫”;“一夫旦当役,尽室皆同臻”;“悲嗟遍空山,草木为不春”;“造纳无昼夜,捣声昏继晨”等悲愤凄凉之句。关于揭露贡茶严酷的诗作,还有如李郢的《茶山贡焙歌》等,其诗句“陵烟触露不停采,官家赤印连贴催”;“驿骑鞭声砉流电,半夜驱夫谁复见。十日王程路四千,到时须及清明宴”等句,这从另一个角度诉说贡茶限时限刻,必须在清明前三天贡到京城的艰难。
由于唐代广征各地名茶,贡焙的贡额也不断增加,宫廷中的用茶和茶货积存也是越来越多,据《唐书·地理志》记载,寿春、庐江、凤阳三郡茶叶,每年都有固定的贡额,堆在库内,皇室多用不完。宪宗元和十二年(817年),一次就出内库茶三十万斤,令户部变卖,以支用度。三郡的贡茶就这么多,全国的贡茶数量就可想而知了。元和十五年(820年)罢申州(今河南信阳县)贡茶。不仅变卖和罢贡,也开始出现皇帝一茶赏赐勋戚重臣,变成以示恩新的一种习惯和制度,在《苕溪渔隐丛话》就说贡茶“每岁以清明日贡到,先荐宗庙,然后分赐近臣”,“咸通九年(868年),同昌公主出降,宅于广化里,上每赐御馔 汤物……其茶则缘华紫英之号”。唐代以茶分赐臣僚的例子很多,这里可以刘禹锡代人书写的二张谢赐茶表为例。其一是代武中丞所书:“中使窦国宴奉宣圣旨,赐臣新茶一斤……恭承庆赐,跪启缄封。伏以方隅入贡,株撷至珍,自远贡来,以新为贵……既茶凡口,倍切丹心,无任”。另一张写称:“中使某乙至,奉宣圣旨,赐臣新茶一斤,猥沐深恩……伏以贡自外方,珍珠众品……实惭于虚受,无任”。这种由皇帝遣官宦专赐,臣下得茶后上表申谢的颁赐茶叶之风,在唐代后期至宋代的一个很长时期里,几乎成为上层社会的一种隆重礼仪。十分明显,一旦茶叶成为社会一种重要文化,统治阶层自然也就会用之作为维护巩固和统一的策略。唐代颁赐茶叶的主要对象是近臣,但高僧、名儒、戍边将士和其他各色人等,也都因各种原因而获得颁赐。如韩翃《为神玉谢茶表》载:“臣某言,中使至,伏奉手诏,兼赐臣一千五百串,令臣分给将士以下。圣慈曲被,戴荷无阶”等等。   
唐代初期,贡茶还是与征收各地名产同时进行的,开元以后,但随着皇室需量的增加和对质量要求的越来越高,再加上一些地方官员为加官进阶极力推荐本地的优良茶叶,终于促使了贡焙制度的产生。
唐代除了在长兴顾渚山设贡焙外,还规定在若干特定茶叶产地征收贡茶。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当时的贡茶地区,计有十六个郡,包括今湖北、四川、陕西、江苏、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安徽、河南十个省的很多县份。据唐代李肇所著《唐国史补》记载,有十余品目在全国知名度最高,如剑南“蒙顶石花”、湖州“顾渚紫笋”、峡州“碧涧明月”、福州“方山露芽”、岳州“ 湖含膏”、洪州“西山白露”、寿州“霍山黄芽”、蕲州“蕲门月团”、东川“神泉小团”、夔州“香雨”、江陵“南木”、婺州“东白”、睦州“鸠坑”、常州“阳羡”。此外,还有浙江余姚的“仙茗”和嵊县的“剡溪茶”等。
中唐时期,社会安定,民富国强,儒释道三教鼎立,从外在修养(指修身处世的行为规范、律仪要求)转向内在修养(指对道德意识和思想目的的实质追求)己成为他们共识。茶性高洁情雅,是他们内在修养最理想的饮料,因而三教都爱、颂茶,“田闾之问,嗜好犹切”。
安禄山反唐,硝烟弥漫,饿夫遍野,百姓背井离乡,田园荒芜,生产下降:有识之士,把全国经济重心由北方移到南方。
继六朝之后,继续从广度和深度开发江南土地,“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土”,“给衣食,供赋役,悉恃祁之茗”。茶叶种植业迅速发展,家庭手工制茶作坊相继出现、茶叶商品化成为农产物中唯一典型,初步形成了区域化、专业化,为贡茶制度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基础。 上贡制度的理论依据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食土之毛(指农产品),谁非君臣”。同时在上古时代,农业是国家兴哀决定性生产部门,但科学技术不发达,生产力低下,只有依靠投入更多的劳力去从事生产,而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也需要劳力,彼此互相争套。封建统治阶级为了使劳力向农业倾斜,制定了重衣抑商政策,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派生出贡茶、榷茶制度,成为抑商政策的重要支柱。
贡茶从李唐王朝开始形成制度,历代相传,延续几百年之久。唐代贡茶制度有两种形式:
一是由朝廷选择茶叶品质优异的州定额纳贡。有常州阳羡茶,湖州顾渚紫笋茶;睦州鸠坑茶;舒州天柱茶;宣州雅山茶;饶州浮梁茶;溪州灵溪茶;岳州邕州含膏;峡州碧涧茶;荆州团黄茶;雅州蒙顶茶;福州方山露芽等20多州的名优茶。雅州蒙顶茶号称第一,名曰“仙茶”。常州阳羡茶,湖州紫笋茶同列第二。荆州团黄茶名列第三。
二是由朝廷直接设立贡茶院(即贡焙制),专业制作贡茶。选择茶树生态环境得天独厚自然品质优异,产量集中的区域,专业制作贡茶。
贡茶院由“刺史主之,观察使总之”,是中央官工业的一个组成部份,除中央指派官吏负责管理外,当地州长官也有义不容辞的督造之责。这种官工业体制,对巩固封建经济结构,维护封建制度是极其有利的。
造茶要有一定的技能,贡茶院的劳力来源既不是官奴隶,也不是番户,而是由政府控制的一部份茶叶专业户,临时以“和雇匠”方式人院造茶的。“雇者,日为绢三尺”,依日纳资作为他们报酬。并有禁令防止官吏克扣他们的工资,反映了唐人生产关系的某些变化,有积极的一面。但他们对政府有依附关系,甚至没有人身自由,社会地位低下,是受压迫和受剥削者。
唐王朝不惜挥霍人民血汗,贡茶院“有房屋三十余间,役工三万人”,“工匠千余人”。每年春光明媚季节,张灯结彩,热闹非凡。常州、湖州刺史率领百官先祭“碧泉涌出,灿若金星”的金沙泉(今尚存,已修茸一新,然后开山造茶。朝廷规定第一批贡茶要赶上清明祭祖大典,因此“阴岭芽未吐,使者碟已频”工人们“扪葛上欹壁,蓬头入荒榛”,“选纳无昼夜,捣声昏继晨”,艰辛疲困不堪,而官员则“有酒亦有歌”,纵情欢乐。
当时的湖州长兴顾渚山,与常山宜兴唐贡山接壤,东临太湖,西北依山,峰峦叠翠,云雾弥漫,土层深厚,土壤肥沃,茶树生态环境优越,水陆运输方便,所产“顾渚扑人鼻孔,齿颊都异,久而不忘”。广德年间与常州阳羡茶同列贡品。大历五年(770)在此建构规模宏大、组织严密,管理精细,制作精良的贡茶院,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座国营茶叶加工厂。
袁高、杜牧曾出任湖州刺史时,曾亲自督造贡茶,对茶叶采制有切肤之痛,斗胆题呈《茶山诗》给德宗皇帝,既揭露了封建统治者罪恶行径,又减少了贡茶岁额。杜牧《题宜兴茶山》诗云:“山实东南秀,茶为瑞草魁……溪尽停蛮棹,旗张卓翠苔……拂天闻笑话,特地见楼台。”把当时宜兴贡茶区的秀丽风光,繁荣景象描述得十分精到。张文规“牡丹花笑主钿动,传奏吴兴紫笋来”,则突出表述了贡茶在朝廷的显赫地位。
唐代贡焙制把私有茶园变为官茶园,茶农不能因种茶而谋生,反而带来了重重灾难,定额纳贡制,犹如苛捐杂税,加重了茶衣负担,使他们生活日益贫困,两者都是掠夺性的,是茶农双肩一付沉重枷琐,危害甚烈。
贡茶制度的目的是既要满足朝庭穷奢极侈的需要,又能绕过商品流通渠道,缩小商业经营范围,阻碍商品经济的发展,扼杀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维护封建制度的根基。
但贡茶是专供皇室朝庭饮用的,不惜耗用巨资,制作精益求精,品目日新月异,客观上推动了茶叶科学技术的进步。同时贡茶的产制和运输,对驿道交通建设,地区联谊,民族团结也有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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