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礼仪制度与政治礼仪

第三章

中国古代的礼仪制度与政治礼仪

1：礼乐文化为朝贡制度拟定了基本政体框架

朝贡可能始于氏族部落时期，是一种弱小部落对强大部落的进贡体制。传说中商汤曾经向夏朝进贡。商汤打败夏建立商朝时，还为了减少进贡国的负担，而命伊尹制定了四方来贡的法令《四方令》。《逸周书》中记载：“汤问伊尹曰：‘诸侯来献，或无马牛之所生，而献远方之物事实相反不利。今吾欲因其地势，所有献之，必易得而不贵，其为四方献令。’”

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就对众诸侯国享有朝拜、进贡等权力，后在秦穆公时秦国打败了晋国，一些小国就纷纷向秦国进贡。

《史记》记载：周武王灭商之后，将商王室的宗族箕子分封到朝鲜，这就是箕子朝鲜。但目前有部分朝鲜、韩国学者对箕子朝鲜的存在有所争议。

古代东北亚是以文化认同为基础、以政治关系为主导的区域世界。从东北亚区域世界到东北亚区域性朝贡关系体系的演变，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

以中国为中心的东北亚区域，注重文化认同的传统，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

当时周人视“天下”为世界；周天子是周邦和万邦的共主；通过宗法制度、封藩建卫和畿服制度，周王朝确立了以王畿为中心、以诸侯国为次中心、以诸侯国之外的方国及部族为外围的天下秩序构造。在这种等级秩序中，越接近中心则其对周王承担的职贡义务越多，职贡关系得以维系的纽带是礼乐文化。

礼乐文化使“四夷宾服”的天下秩序得到有机整合，成为认同的基础。作为“先秦时期的主要文化形态”，“在先秦的宗周时期，礼乐文化表现为一种国家政治制度——礼乐制度”，“在礼乐制度下，各项具体的礼制和乐舞的使用都有着严格的等级规定，‘名位不同，礼亦异数’”，正是通过祭天、祭地、祭祖的祭祀系统（包括祭礼和祭乐）实现同一，宗周主导的天下秩序获得了认同。

周代礼制的核心，是确立血缘和等级之间的同一秩序，由这种同一的秩序来建立的社会的秩序。

“礼”成为“社会认同的象征性规则，凭借这套规则，世界确立了秩序”。

华夷之辨突出了不同等级之间的文化差异，至春秋战国时代，华夷之辨得以强化，华夏文化中心观念和地位更加巩固，天下秩序的构造更加复杂，原来的“五服”细化为“九服”（《周礼٠职方氏》）。天下秩序模式在理论上日趋完善。

礼乐文化已转变为一种礼乐制度，成为先秦时期的国家政治制度，也为朝贡制度拟定了一个基本的政治框架。

2：“礼乐精神”的政治与文化意涵

古典的中华文化，曾是所谓的“礼乐之邦”。

我们从《尚书》中得知，最早之“礼”是舜帝时之“礼”，“乐”是舜帝时之“乐”。所以说“古典的礼乐文化”的形成，可以追溯到舜第的时代是比较妥当的，传统上我们以周公“制礼作乐”，来说明“礼”与“乐”是政府与民间执行教化的最佳政治制度。

在古代所谓的“礼”，最重要的功能是为了“祭天”之礼。

按司马迁的《史记》一书所记，较完整而制度化的祭天之礼，大概是在舜帝时所完成的，例如：烟祭、望祭……等。这一方面说明了，舜时的政府组织，比尧帝时的更加复杂而庞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在舜帝时，有比较多的发展。

 “礼乐”的称呼从什么时候开始，现在恐怕已无从查考。一般而言，恐怕自春秋时代，或孔子之后，方有“礼乐”并称。

因为在《尚书》中，并没有“礼乐”并称之说。可是在《论语》与《左传》中都有“礼乐”之说，但从未有“乐礼”之说。

按《礼记》（“乐记篇”）所记录的文本看来：“乐”属“天”。“礼”属“地”。所以有：“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乐由天作，礼以地制。”

由此可以看出古典“礼乐文化”的形成背景，是以天地自然的和谐代表“乐”的精神，天地自然的秩序，则代表“礼”的精神。“和谐”（乐的精神），所以万物都能化生。“有序”（礼的精神），所以万物能各具特性。由此可以看出“乐”是形成于“天”的阳刚之气。而“礼”则是由“地”的阴柔之性所形成。这就是“礼乐文化”形成的重要背景的参考资料。

何谓“礼”与“乐”的古典意义？

“乐”属“天”，“礼”属“地”。换句话说：“礼”也可以说是“天乐”在社会性功能的一种形式上的政治制度的制定。所以当“天乐”失落，而社会沦落时，如能有“礼”（法礼）施行，社会仍能维护相当程度的理想性。可是，如果“天乐”的精神失落，而“礼”又徒留形式的制定，又如何能有真“礼”可言。

“礼云　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　乐云，钟鼓云乎哉？”这句出自《论语》（“阳货篇”）的话，我们可以做这样的诠释：孔子认为“礼”的本质在于“敬”，而“乐”的本质在于“和”。人们如果要学“礼”或“乐”，须从根本上下功夫。

《礼记》 “乐记篇”进一步了对“礼乐”精神内涵的诠释：

“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

从“乐记篇”的这段文本中，可以看出：

“乐”的内心深处是源自于政治发出，“礼”则是在规范人的外在行为。

由于“乐”是从内心深处发出，所以能安慰我们的情绪，使我们心情能舒畅。

“礼”是对人的外在行为加以规范，所以能使我们进退有规，威仪有序。

因此，最盛大的音乐必定是平易近人的，最盛大的礼仪必定是简朴有序的。

音乐的教育如果能通行天下，则人们的心情自然舒畅而无怨恨。礼节的教育如果能通行天下，则人们谦让而没有冲突。

以拱手相揖和互相谦让来治理天下，这就是用“礼”与“乐”的政治思想来治理天下。这也正是古典“礼乐文化”的本义。

那么“礼乐精神”的文化意涵在那里？

我们如果从人类的历史文明的发展来说；人类的文明是从“原始社会”发展到“农业社会”再到今天的“科技商业社会”。所以说一开始的发展，不可能就是所谓“礼乐”并重，或礼重于乐；而是先有简单而自然的“乐”之形成，然后随着历史以及社会愈来愈复杂的发展，才逐渐进入于“礼乐”并重的时代。

所以在《礼记》的“乐记篇”中，才有以下这段有关“礼乐精神”的文化意涵的描述：

“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和，故百物不失；节，故祀天祭地。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如此，则四海之内合敬同爱矣。礼者，殊事合敬者也，乐者，异文合爱者也。礼乐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故事与时并，明与功偕。”

换句话说；盛大的音乐演奏，具有同天地一样的和谐精神，盛大的礼仪祭典，具有同天地一样的差异秩序。由于和谐的精神，万物得以保持各自固有的特性，由于尊重差异和秩序，于是便祭祀天地以表达报答之情。如果外能提倡礼乐，内能敬奉鬼神，普天之下便能互相敬爱和谐了！

虽然说；礼仪的程序各异，而尊敬之情则相同，音乐曲调彼此不同，而人们友爱之情一样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礼”与“乐”所贯穿的都是敬爱之情，又是统治者的一种教育民手段。

《礼记》“乐记篇”中指出：“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气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唯乐不可以为伪。”

从“乐记篇”中的这段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古典的制礼作乐，是为了维护人们的内在道德情感。所以会认为诗，是抒发人的心志，歌，是吟咏人的心声；舞蹈，是通过人的形体动作，来表现人的情感。因此，心志，心声，情感三者都发自内心，然后诗、歌、舞三者方能得到相应的表现。

所以说；制礼作乐者的心志深远又有纯朴的情感，就能使诗、歌、舞的文采有旺盛的气势，那么它们的影响也将是无远弗届。

制礼作乐者和顺的心志，在其内心深处积续越旺盛，表现于外的光华就会越展露。

但是在文化的背后，却是政治的管理。

3：中国古代等级森严的政治礼仪

礼仪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久远的过去。应当说，中华民族的历史掀开第一页的时候，礼仪就伴随着人的活动，伴随着原始宗教而产生了。

礼仪制度正是为着处理人与神、人与鬼、人与人的三大关系而制定出来的。更其后扩展而为吉、凶、军、宾、嘉的各种仪制。

由儒家学者整理成书的礼学专著“三礼”——《周礼》、《仪礼》、《礼记》，记录、保存了许多周代的礼仪。在汉以后二千多年中，它们一直是国家制定礼仪制度的经典著作，因此被称为“礼经”。

始于周代的祭天也叫郊祭，冬至之日在国都南郊圜丘举行。古人首先重视的是实体崇拜，对天的崇拜还体现在对月亮的崇拜及对星星的崇拜。所有这些具体崇拜，在达到一定数量之后，才抽象为对天的崇拜。

周代人崇拜天，是从殷代出现“帝”崇拜发展而来的，最高统治者为天子，君权神授，祭天是为最高统治者服务的，因此，祭天盛行到清代才宣告结束。

夏至是祭地之日，礼仪与祭天大致相同。

汉代称地神为地母，说她是赐福人类的女神，也叫社神。最早祭地是以血祭祀。

汉代以后，不宜动土的风水信仰盛行。祭地礼仪还有祭山川、祭土神、谷神、社稷等。

宗庙制度是祖先崇拜的产物。人们在阳间为亡灵建立的寄居所即宗庙。

帝王的宗庙制是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不准设庙。宗庙的位置，天子、诸侯设于门中左侧，大夫则庙左而右寝。庶民则是寝室中灶堂旁设祖宗神位。

祭祀时还要卜筮选尸。尸一般由孙辈小儿充当。

庙中的神主是木制的长方体，祭祀时才摆放，祭品不能直呼其名。祭祀时行九拜礼:“稽首”、“顿首”、“空首”、“振动”、“吉拜”、“凶拜”、“奇拜”、“褒拜”、“肃拜”。

宗庙祭祀还有对先代帝王的祭祀，据《礼记·曲礼》记述，凡于民有功的先帝如帝喾、尧、舜、禹、黄帝、文王、武王等都要祭祀。自汉代起始修陵园立祠祭祀先代帝王。明太祖则始创在京都总立历代帝王庙。嘉靖时在北京阜成门内建立历代帝王庙，祭祀先王三十六帝。

汉魏以后，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唐代尊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

唐宋以后一直沿用“释奠”礼(设荐俎馔酌而祭，有音乐没有尸)，作为学礼，也作为祭孔礼。

南北朝时，每年春秋两次行释奠礼，各地郡学也设孔、颜之庙。

明代称孔子为“至圣先师”。

清代，盛京(辽宁沈阳)设有孔庙，定都北京后，以京师国子监为太学，立文庙，孔子称“大成至圣文宣先师”。曲阜的庙制、祭器、乐器及礼仪以北京太学为准式。乡饮酒礼是祭祀先师先圣的产物。

中国古代的礼仪文化其实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如下级向上级拜见时要行拜见礼，官员之间行揖拜礼，公、侯、驸马相见行两拜礼，下级居西先行拜礼，上级居东答拜。平民相见，依长幼行礼，幼者施礼。外别行四拜礼，近别行揖礼。 军队中也要行军礼，包括征伐、征税、狩猎、营建等。

朝仪，则是古代帝王临朝的典礼。按规定：天子面向南，三公面向北以东为上，孤面向东以北为上，卿大夫面向西以北为上，王族在路门右侧，面向南以东为上，大仆大右及大仆的属官在路门左侧，面向南以西为上。朝仪之位已定，天子和臣子行揖礼，礼毕退朝。后世也称人臣朝君之礼仪为“朝仪”。

朝聘是古代宾礼之一。为诸侯定期朝见天子的礼制。诸侯朝见天子有三种形式：每年派大夫朝见天子称为“小聘”；每隔三年派卿朝见天子为“大聘”；每隔五年亲自朝见天子为“朝”。

朝觐则是古代宾礼之一。为周代诸侯朝见天子的礼制。诸侯朝见天子，“春见曰朝，秋见曰觐”，此为定期朝见。春秋两季朝见天子，合称为朝觐。

中国古代在没有发明凳子前是席地而坐，坐时两膝着地，臀部贴于脚跟。为了表示对人尊重，坐法颇有讲究：“虚坐尽后，食坐尽前。”“尽后”是尽量让身体坐后一点，以表谦恭；“尽前”是尽量把身体往前挪，以免饮食污染坐席而对人不敬。

古时官场的座次则尊卑有别，十分严格。官高为尊居上位，官低为卑处下位。古人尚右，以右为尊，“左迁”即表示贬官。

《廉颇蔺相如列传》：“以相如功大，拜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古代建筑通常是堂室结构，前堂后室。在堂上举行的礼节活动是南向为尊。皇帝聚会群臣，他的座位一定是坐北向南的。

因此，古人常把称王称帝叫做“南面”，称臣叫做“北面”。室东西长而南北窄，因此室内最尊的座次是坐西面东，其次是坐北向南，再次是坐南面北，最卑是坐东面西。《鸿门宴》中有这样几句：“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项王座次最尊，张良座次最卑。

古代宴会席次，尊卑也很有讲究。一般筵席用的是八仙桌，桌朝大门，其位次如下：位尊者居前，8是主人席位。如果客多，可设两桌、三桌或更多，有上桌与散座的区别：上桌与单席的位次相同，散座则不分席次。古代座次以左为尊，空着左边的位置以待宾客称“虚左”。《信陵君窃符救赵》：“公子于是乃置酒大会宾客。坐定，公子从车骑，虚左，自迎夷门侯生。”足见信陵君对侯生之尊敬。今人有“虚左以待”一语。

4：臣服中国皇帝的外交朝贡礼仪

中国古代华夏族很早就建立强大的奴隶制国家。

夏朝、商朝、周朝在当时东亚所有民族中处于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领先地位。

历代统治者把所有与之交往的异民族小国称之为藩属，附庸，长时期没有形成过与外国平等交往的概念。一直到乾隆年间，由于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坚持拒绝在觐(jin，朝见君主)见清帝时下跪．而代之以屈膝礼，才打破了这种明显不平等的局面。

在《周礼》中，古代中国曾设有“阵方氏”一职，相当于今天的礼宾司。

阵方氏专门负责接待周朝各邦国的诸侯、使臣与边远蛮夷小国的首领、使者等。其中，怀方氏的职责就是接待那些“远方之民’，帮助他们办理向周王朝纳贡的事务，并对来宾迎送、发给用于通行的旌节、供给来宾日用物品、安排住宿、饮食等。

《周礼》中与怀方氏同职的还有方氏、训方氏等，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负责“外交’事务的官员。由此可见，中国统治者一开始就是把同外国元首或使者的交往，勺同其属下的邦国诸侯或使臣的来往，看成是一回事情，并予以十分重视。

据文献记载，外交礼仪主要程序有以下几个特点：

（1）郊劳

无论是邦国诸侯、藩国首领或其使臣到达王畿(ji,我国古代称靠近国都的地方)的边境时，周王都要派官员前去迎接，互赠礼品(玉帛)，表示尊重和友好。

（2）赐舍

就是派人将来宾迎入城内的宾馆下榻，这时，由一些有关官员出面设宴款待来宾，了解来客的希望和要求。

（3）朝觏

先由周王确定接见日期，是日，来宾先乘车至周王室祖庙门外等待，经通报于周王后，周王说：“我很高兴，我将接见来宾。”于是来宾进入门右，向周王献上圭(gui,古代帝王、诸侯在举行典礼时拿的一种玉器，上圆下方)玉，同时行跪拜拱手低头礼。

（4）享献

行觐礼后，来宾以玉帛和马匹献给周王。

（5）请罪

这是在诸侯或藩主觐见时的一个礼节，即诸侯或藩主享献后，要露出右臂，表示“有罪”，而周王安抚道：“你没事，回去好好治国吧！”

（6）赐礼

觐见后，周王派人向来宾赠送车马、服装和食品等。另外继续由官员出面宴请来宾，直至送山境外。

后世的藩国朝觏及外藩遣使来聘之礼的程序大体上脱胎于先秦。

如宋徽宗政和中定《五礼新仪》中规定：凡藩国主来朝，要遣使迎劳。藩国主以束帛授使者，同时反复行拜礼，然后由皇帝约定接见日期。

朝见时，文武百官立于殿廷，藩国主率随从官员由有司(礼宾官)引入皇宫。

皇帝升御榻后，由官员引藩国王立于殿下。这时传令官传令所有官员“再拜”后，藩国主才能入座，通报其姓名(称“某国藩臣”)。

当皇帝与薄国主举行会见时，藩王不断地称“万岁”，其间并奏“四夷来王之舞”。

这一切礼仪，主要是借此表示对中国皇帝的臣服之意。

中国真正全面地接受国际通行的外交概念和外交礼仪惯例，那还是在鸦片战争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