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艺术

 母亲的艺术

我的自述43

 

我的兴趣很广，喜欢绘画、剪纸、雕刻，几乎涵盖了一切民间艺术品的制作。我不仅对中国传统民间工艺制作很钻研，而且还喜欢研究历史、风俗，及发展到对地方文化和地理的研究。由此又涉及到对民间故事和传说，以及文学创作、摄影的喜爱。现在细细想来，这不是老师教我的，而是起源于母亲的教诲。

每当思念母亲时，我就忘不了母亲的艺术。

母亲学历不高，也只念到小学毕业。她的学业也许并不出众，她也从不谈起她是如何做功课的。但她一直会自夸自己的女红手艺，那是全校出了名的。

我不懂什么叫“女红”？母亲说：“在我上学的时候，所有女孩子都必须学会女红，女红就是一个女人必须学会的手艺，学会了这门手艺，将来饿不死。而且还会受到别人的尊重。自己也能从女红手艺中找到快乐，学到更多的知识。”

母亲的话，我是记住了，但还是不懂。

直到后来，我才明白：母亲所说的女红，原来是指女子们专事的针线活。

女红，属于中国民间艺术的一环。在过去多半是指女子的针线活方面的工作，像是纺织、编织、缝纫、刺绣、拼布、贴布绣、剪花、浆染等等，举凡妇女以手工制作出的传统技艺，就称为“女红”。

中国女红艺术的特点是讲究天时、地利、材美与巧手的一项艺术，而这项女红技巧从过去到现在都是由母女、婆媳世代传袭而来，因此又可称为“母亲的艺术”。

女红大体上可分纺织、浆染、缝纫、刺绣、鞋帽、编结、剪花、面花、玩具等九类。

　　女红，在旧时又指女子所做的纺织、缝纫、刺绣等工作和这些工作的成品。“女红”最初写作“女工”，后来随时代发展，人们更习惯用“女工”一词指代从事纺织、缝纫、刺绣等工作的女性工作者，它的本义反而被置于从属地位，为避免混淆，人们用“红”为“工”的异体，“女工”的本义被转移到“女红”一词上，而它本身则转型成功，借另一意义获得重生。

　　《现代汉语词典》是这样解释的：旧时指女子所做的纺织，缝纫，刺绣等工作和这些工作的成品。

　　《辞海》的解释要全面的多：女工，（1）亦作“女功”，“女红”。旧指妇女所作的纺织，刺绣，缝纫等事。（2）旧指做女红的妇女。今泛指女工人。女功，同“女工（1）”。

　　在中国的古代文献中有不少少关于女红的记载：

　　《淮南子·齐俗训》：“锦绣篡组，害女工者也。”

　　《礼记·郊特牲》：“黼黻文绣之美，疏布之尚，反女工之始也。”

　　《史记·货殖列传》：“太公劝其女功，极伎巧，通鱼盐。”

　　《汉书·哀帝纪》：“齐三服官，诸官织绮绣，难成，害女红之物，皆止，无作输。”

　　颜师古注引如淳曰：“红亦工也。”

　　吴质《在元城与魏太子笺》：“女工吟咏于机杼。”

　　《桃花扇·栖真》：“庸线懒针，几曾作女红。”

女红的历史悠远久长。

从养蚕栽棉到纺纱织布，从穿针引线到缝衣置服，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在五千年的中华民族文明史中，纺织和服饰是两朵艳丽夺目的奇葩。所以，与之密切相关的女红活计，它的历史应该是很悠久了。

据考古发现，一万八千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山顶洞人已经使用骨针缝缀兽皮；距今七千多年的新石器时代，河姆渡人不但会使用骨针，而且会使用捻线和纺轮；而四千多年前的良渚文化，则出现了麻线和绸片，丝线和丝带等原始的纺织品，这些都形成了女红及其用品的雏形。

我国三千多年的农业社会，不仅树立了以农为本的思想，同时也形成了男耕女织的传统，女子从小学习描花刺绣，纺纱织布，裁衣缝纫等女红活计，在江南一带尤为重视。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社会对于女性的要求，夫家对于择妻的标准，都以“德，言，容，工”等四个方面来衡量之，其中的“工”即为女红活计。再加上当时手工业高度发展，女红在这个时期才从普遍的意义上真正广泛的流行起来。

作为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女红活计，在古代的艺术作品中亦有所反映。

母亲教会我念的第一首古诗，就是唐朝诗人孟郊的《游子吟》：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辉。

母亲告诉我：“孩子长大了，要知恩图报。”

每当我重读这首千百年来被人们用来勉励自己知恩图报的绝妙好诗时，自然也就会在眼前重现母亲为我们缝衣纳衫做女红的画面。

同是唐代的另一位诗人秦韬玉，写过一首《贫女》诗，把一位擅长针黹的女红巧手贫家女的闺怨刻画的淋漓尽致，同时还抒发了诗人怀才不遇的情感：

蓬门未识绮罗香，拟托良媒益自伤。

谁爱风流高格调，共怜时世俭梳妆。

敢将十指夸针巧，不把双眉斗画长。

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

在中国古代绘画作品中反映女红图景的，最早的可追溯到唐代画家张萱的《捣练图》；再有河北井陉县出土的金代墓室中的粉绘《捣练图》。它们分别再现了宫廷和民间的女红场景。清代画家任薰所绘的绣花仕女扇面，则展示了一位古代千金小姐以绣房女红为消遣，养性的奢华生活。

　　另外，有关女红的神话传说，名人逸事亦不少。战国时期荀子的《蚕赋》和晋代干宝《搜神记》中都有蚕神马头娘的神话；明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中有关于织女的传说；孟母用停机断织，比喻废学来教育孟子的故事，被汉代的刘向编进了《列女传》中；元末明初陶宗仪所著《南村辍耕录》中记载了元代女纺织家黄道婆的事迹。

当然，自古以来的女红高手亦是层出不穷。据说三国时期的吴王赵夫人就有“三绝”绝活：可在指间以彩丝织成龙凤之锦是为“机绝”；能用针线在方帛之上绣出“五岳列国”地图是为“针绝”；又以胶续丝发作罗丝轻幔是为“丝绝”。

相传唐代永贞元年有一奇女子卢眉娘，年仅十四就能在一尺绢上绣七卷《法华经》，字仅粟粒之大，且点划分明，然品题章句，竟无遗漏。到明代，上海的顾绣出类拔萃，名扬四海，其中的刺绣高手代表人物为韩希孟。清末民初也有一位较出名的女红刺绣专家沈寿，曾入宫廷传授绣艺，办过绣校和女红传习所，为了更好的研究刺绣，甚至还东渡日本考察。另有《雪宦绣谱》女红专著出版问世，影响深远。在服饰方面，登峰造极的服装恐怕莫过于皇宫贵族的龙袍官服，凤冠霞帔了。然而，令人感到遗憾的是，随著时光的流逝，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机械化替代了手工活，女红也因此受到很大冲击，原本小姐丫头，姑娘太太做女红活计必备的那些女红用具如：剪刀熨斗针线盒，顶针量具绕线板，针拔刮板喷水壶，绣花棚架针线篓等等，都早已淡出人们的生活，退出历史的舞台，逐渐被人们遗忘甚至抛弃，而且关于这些女红用品的资料也少有记载，极其难寻。在当今收藏界中，女红用具根本就是杂件中的杂件，不为人们所重视。

也许是受母亲影响，我对女红艺术情有独钟，不仅收藏一些民间的针盒，还保存了母亲生前用过的尺和顶针鼓。我还保留了母亲生前穿过的那双绣花拖鞋，我珍藏的织了一半的毛线片是母亲临终前一天编织的，她是八十六岁离我而去的。在我五十岁生日时，母亲特意为我绣了一幅“虎”图，那时的母亲已经八十高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