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似乎在替父赎罪

 我似乎在替父赎罪

 我的自述42

那时全中国掀起了大跃进的浪潮。到处是三面红旗的标语口号。

　 “大跃进”运动发生在1958年至1960年间，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极“左”路线运动，是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不断地错误批判1956年反冒进的基础上发动起来的，是“左”倾冒进的产物。

1958年5月，也是父亲蒙难的两个月后，中共召开了八大二次会议。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尽管这条总路线的出发点，是要尽快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但由于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根本不可能迅速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

总路线提出后，党就发动了“大跃进”运动。

“大跃进”运动，在生产发展上追求高速度，以实现工农业生产高指标为目标。要求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成倍、几倍、甚至几十倍地增长。例如，提出钢产量1958年要比1957年翻一番，由335万吨达到1070万吨，1959年要比1958年再翻番，由1070万吨达到3000万吨。粮食产量1958年要比1957年增产80％，由3900亿斤达到7000亿斤左右，1959年要比1958年增产50％，由7000亿斤左右达到10500亿斤。

“大跃进”运动在建设上追求大规模，提出了名目繁多的全党全民“大办”、“特办”的口号。例如，全党全民大炼钢铁，大办铁路，大办万头猪场，大办万鸡山。在这样的目标和口号下，基本建设投资急剧膨胀，三年间，基建投资总额高达1006亿元，比一五计划时期基本建设总投资几乎高出一倍。积累率突然猛增，三年间平均每年积累率高达39．1％。由于硬要完成那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必然导致瞎指挥盛行，浮夸风泛滥，广大群众生活遇到了严重的困难。所有普通家庭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更何况我的家庭已经是一无所有了。

1958年11月至1959年7月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曾努力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压低1959年的工农业生产指标。八届八中全会错误地批判所谓彭德怀右倾反党集团，及随后全党展开“反右倾”斗争，使纠正错误的努力中断，而党内“左”倾错误更加发展。1960年提出要长期保持大跃进，继续要求工农业生产达到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对1959年上半年压缩指标进行不公正的指责，一味强调反对右倾，要把干劲鼓足。

在各地粮食告急的情况下，还在不断追加基建投资、追加基建项目，钢年产量指标一吨也不能少。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又再度全面地泛滥起来。从1958年“大跃进”开始的三年“左”倾冒进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的大失调，并造成严重的经济困难。

我就在这样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下从童年走向了少年。

　　由于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的基本情况认识不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加之毛泽东等人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因而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出之后，没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就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

　　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提出：要使中国在15年或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在十年内超过英国、十五年内赶上美国。也就是所谓的“超英赶美”。毛泽东号召大家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会后，全国各条战线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确定了一批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提出1958年钢产量翻番，作为实现“大跃进”的重要步骤，达到1070万吨。

　　会后全国形成了全民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的高潮。1958年底，全国为满足毛泽东的意愿，把钢产量比1957年翻一番，提出“以钢为纲”的口号，号召全民炼钢。但由于技术不合规格，只是炼出大量的废铁，造成极大的浪费。炼钢需要铁矿、焦炭、 燃料等材料。由于铁矿不足，于是全民不下田耕作，全都上山采矿，使粮食产量大减，还去把家里的铁器丢到炉火中，却炼成一个个的铁疙瘩。由于燃料不足，只好上山伐林，把一座又一座青山砍得光光，引发日后的天灾。其实这些天灾都是人为的。传闻增城挂绿荔枝树在此劫中大部分被砍去了。而且建造高炉的建筑材料不足，甚至把文物建筑拆了，把砖块拿去建炉，还说文物也要为炼钢服务。

　　运动中，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中共中央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曾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察觉到的错误。但庐山会议后期，由于对彭德怀等人的错误批判，在全党开展了“反右倾”的斗争，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造成了国民经济的重大损失。

　　大跃进带来了空前绝后的严重后果：现在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海外，大跃进都被广泛地视为一场空前的经济灾难。由于计划部门使用夸大的数据，人力资源从农业被转移至工业。大陆官方公布非自然死亡人数是2158万人。东西方各方面的资料显示死亡人数大约为2000万人， 主要死因为饿死。一部分学者并且认为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我当然不知道这些事情的真相。这些事，也只有在今天，才逐步被解开谜团。

我只知道弄堂里开始拆铁门了。那些铁门都被用作大炼钢铁去了。各弄堂没了铁门作分隔，也就四通八达。我们这条弄堂与前弄堂连在一起了。里委突然办起了大食堂，说是共产主义来了。大食堂就设在前弄堂。我每天都到那里去喝粥。去公共大食堂喝粥的人很多。

但我再也记不清，这个大食堂究竟存活了几天？共产主义一夜之间来了，又一夜之间走了。但有钱人家不一样，无论是共产主义来了，还是走了，每天照样能吃大饼油条粢饭糕，还有牛奶豆浆莲心粥。我在大食堂里是连粥也喝不饱的。

住在前厢房的邻居老太与母亲商量，她喜欢吃烘山芋，特别是在这寒冷的大冬天里，每天清晨都有烘山芋卖。那只烘山芋的大炉子是用汽油桶改做的，就放在我们那条后弄堂口。清晨，弄堂口排队买烘山芋的人很多。

邻居老太对我母亲说，让我每天去帮她买烘山芋，作为劳务费，每次给我二分钱的跑脚费。在那个年代，捡到一分钱也要交给警察叔叔，三分钱就能买一只大饼了。

这二分钱，对母亲来说，似乎也显得十分重要。母亲就让我每天清晨去为邻居老太到弄堂口，排队买烘山竽。我记得很清楚，在天寒地冻的大雪天里，我在清晨四、五点钟就要起床，到弄口排队。我家贫穷，衣着单薄，常常冻得我浑身冰凉。每当这时，我恨不得杀了那个老太婆。我有时只能暗暗流泪。母亲究竟是为了这二分钱，还是为了惩罚我？我似乎在为父亲赎罪。

我一有怨言，母亲就会骂我是偷懒。她还常说；“吃尽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你要有出息，就得学会吃苦。”

也许是母亲的心愿，她要培养出一个敢于吃苦的孩子，家中所有的排队活全是我干了。那个时代，买任何东西都有要排队。到菜市场买菜，甚至不到二、三点就要起床去排队。为了事先占个位置，很多上海小市民，都有隔夜在排队的地方，事先放个菜篮子，甚至放块砖头。我则被邻居们雇佣为排队专职员。从那时起，我就将所有的理想寄托在共产主义了，到了共产主义，就不用排队了。

我还负责家里的采购业务。买油盐酱醋，买煤球木柴，凡这类活，都得由我去干。买来的木柴，我还得去用柴刀劈开，劈成小块，才能点火生炉子。为了省钱，我又常去买煤灰。我就用这些煤灰和上水，用小手搓成煤球，凉干。那时，我才十岁。

一个十来岁的孩子，还要负责生炉子、倒垃圾、泡开水、拖地板、捉老鼠、灭蟑螂、烫臭虫、拍苍蝇，我能怨谁呢？哥哥也还是个孩子，他比我大六岁，却已经打工干活去了。弟妹还小，都有需要我照顾。甚至邻居家的孩子，也全都交给我代管。

我在家里排行是老二，所有的人都叫我哥为“大阿哥”，弄堂里的人，也是这么称呼他的。与他同龄的孩子还在上学，他却已经工作了。哥哥成了弄堂里的老大，顺理成章。妹妹自小就叫我“小阿哥”，弄堂里的孩子，也全叫我小阿哥。由此，我成了孩子王，人称“小阿哥。”

我成了孩子王，孩子们都会围着我转。母亲就说我是块臭咸肉，苍蝇们总是盯着我不放。我开始用捉弄人的办法，发泄自己的不满。几乎所有的鬼点子，就数我最多。于是，“矮子肚里疙瘩多”这句上海方言，套在我的头上，最恰当不过了。

母亲喜欢妹妹，出于嫉妒，我就将怨恨发泄到父亲买给妹妹的那只玩具熊身上，我给玩具熊套上了绳索，然后将它吊了起来，不断地扯着绳索，大叫大嚷。妹妹急得直哭。结果，我又挨了母亲的打。母亲打我的常用手段就是用手扯我的耳朵，这也是上海人体罚孩子最常用的方式。直至有一天，我用力攥住了母亲的手：“你再打吧，你的儿子已经长大了。我让你打我，却又不还手，因为你是我的母亲！”母亲傻呆了，也就从那次以后，母亲再也没打过我了。

我爱我的母亲，既可怜她、同情她，也从心底里佩服她。她没有太多的文化知识，却有着坚韧的毅力。她只是众多上海小市民中的一员，普普通通。

母亲无法忍受父亲的过错。在那个年代里，政治高于一切。所有的人，只相信党和人民政府。党的号召，就是压倒一切的命令。即使是你最亲的亲人，也不得与党离心离德。谁要是得罪了党，家人就得划清界线，与其一刀两断。

遗憾的是，我们的党在犯错，我们的人民也在犯错。一个错误的年代，扭曲了社会，也扭曲了人的灵魂。我的少年时代就在这种扭曲中经历了考验。阳光总是美好的，再扭曲的小树苗，依然向着太阳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