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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2月25日星期二

困难没能压倒我们


我的自述51 


父亲落难后,我们全家被赶出了皋兰路的小洋楼。我再也看不到那临窗的大阳台,还有用石卵子贴就的外墙面。窗下种花植草的小花园,现在几乎都成了失去的记忆……
皋兰路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那种幽雅,那种安详,那种书卷气,恐怕是再也无法修补的了。
一条说不尽的皋兰路,承载了太多岁月的沧桑,也承载了我太多的记忆。相信这样的记忆绝不会只属于我,所以催生了我用文字记录下来的冲动。虽然其中的一部分只是童年的回忆,但是,如果与我有限的记忆互为印证,还是能拼凑出一幅前世今生的童年轮廓,我就已经很满足了。
我们兄妹必须习惯于在成都南路的生活。
在那条路上,我和妹妹捡过烟蒂。哥哥做了个卷烟器,由我将烟蒂中的烟丝剥下来,然后制作成手工纸烟。我们有固定的客户,那就是住在三层阁的那个孤老太。孤老太看上去很和善,据说她的一个养子是电影明星。她年轻时一定很有钱。因为她的耳垂看上去很可怕。她戴的耳环被人抡走了,耳垂有两道撕裂的口子,说明被抡过两次。如果是普通的耳环,强盗也许不会怎么狠心地对待她。她的小阁楼里贴着圣女的画像,她不信佛。
我们家买不起大米,只吃糙米,母亲说,糙米比大米好,吃了更饱。其实,家中连糙米有时也很难吃到。母亲总是买了很多南瓜,吃南瓜是家中的主食。有时,我要到菜市场去偷一些豆腐渣,用豆腐渣可以制饼。其实,我去偷豆腐渣是公开的,运送豆腐渣的进城农民,还会特意送我一些。他们对我说,这些豆腐渣运到乡下去是给猪吃的。
弟弟病死后,我们三兄妹更加恩爱。那时妹妹还没上学,我也只念到小学二年级。但我已经懂得这个社会没有公平两字。同样是人,要分等级的,这个等级就是革命者和反革命者。革命家庭,荣耀辉煌;反之就是社会的敌人和社会的垃圾。
我的少年是在大跃进时期度过的。
当时在弄堂里,居委会开了一家幼儿园。居委会动员居民为幼儿园捐献桌椅玩具。住在亭子间里的吴家姆妈大儿子荣华与我同龄。荣华告诉我,他母亲将家中的一个摇摇木马捐了出去。木马有半人高,马身是白色的,马鞍则漆成大红大绿的。那是荣华小时候玩的。幼儿园刚开办后,那木马没有送到幼儿园,居然出现在弄堂附近的一户人家中,那家女主人曾是幼儿园的园长。她的一个女儿骑在上面摇着,其他两个女儿围着,吸引了一大帮弄堂里的孩子。因为当时搞捐献时居委会让各家在捐赠品上写下名字,他父亲就把荣华的名字写在了木马的脸上。当那木马一出现,他立即就认了出来,只是原来写着他名字的地方被墨汁涂抹成漆黑的一块。他走近看了两眼,那女主人立即就将孩子叫回了家。从此再也看不到她家的小孩在弄堂里骑木马了。我问荣华:“你爸爸妈妈知道吗?”
他对我说:“知道的。但没有去找他们评理。”直到后来,我才知道,荣华的父亲在解放前开过裁缝店,被政府划为小业主,也算剥削阶级。剥削阶级家中的东西都是剥削来的,他家怎么敢去评理呢?
幼儿园的日子枯燥而乏味,那时的老师,清一色都是在大跃进中参加工作的家庭主妇,毕竟缺乏专业知识,既不会讲故事,更不会教认字。所教唱的歌,最著名的就是那首《社会主义好》。那首歌可是大跃进时期的流行歌曲,大约“上至八十三,小至手里搀”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曲作者是李涣之。我至今还记得那首歌的歌词:“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反动派被打倒/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全国人民大团结/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新高潮。”这首歌连住在我家楼下灶披间的胖阿姨也会唱。
胖阿姨长得很胖很胖,就象一座山,她的丈夫却长得很瘦很瘦,瘦得象一根干柴。我们叫胖阿姨“大大姆妈”,叫她的丈夫为“大大阿伯”。大大姆妈就在幼儿里负责烧饭,大大阿伯在一家饮食店里当厨师,他能做春卷,也教邻居们做春卷。
在大跃进年代,为了解放妇女生产力,街道还办了许多生产组,号召家庭妇女走出家门,投入革命工作。记得当时有一部由张瑞芳、温锡莹出演男女主角的电影《万紫千红总是春》,说的就是女主人公如何冲破婆婆和丈夫的阻力,投身社会参加工作的故事。
弄堂口旁边原来是一座庙宇,后来改作纸花工场,生产组的业务就是制作纸绢花。能进入生产组的妇女,家中都有很多做纸花的材料,一些男孩也会偷一些纸绢花出来,送给女孩子们。那时,能在生产组工作,是很光荣的事。
不过,我母亲始终没有出去工作。主要原因是居住在过街楼,分管街道生产组工作的那个老太婆很坏,一方面她认为我母亲是四类分子家属,另一方面,她都将工作安排给自己的亲友和邻里了。
记得,我上小学时,班主任在班会上把每个同学都叫起来问:“你妈妈出去工作了吗?”
一些母亲参加了工作的同学,回答时都挺胸昂首,一副很自豪的样子,于是受到老师的表扬。而问到我时,我只能低下头轻声说:“还没有。”
老师会不依不饶地追问:“为什么不工作?要白拿政府的救济金过日子?”
我只得红着脸不敢吱声。老师就会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说:“你和你妈妈必须和你的父亲划清界线,只要觉悟提高了,你妈妈才会找到工作。”
 母亲没能在生产组找到一份工作,但是她顽强地面对着艰难生活的考验。困难没有压倒我们。
母亲的女红手艺得到了邻里间的认可,渐渐地一传十,十传百,街坊邻里来找母亲做衣服的人多了起来。母亲在做服装时不仅能裁剪普通的衣料,而且还能裁剪那些轻薄的面料。
轻薄的面料并不容量裁剪,裁剪的台子最好宽绰一些。我家没有大的桌子,哥哥就为母亲做了一块较大的裁剪专用的木板。母亲要剪裁时,她就会让我与她一起将裁剪板搬到桌面上,母亲就在这块大裁剪板上剪裁衣服。她会在裁剪板上铺一块厚棉布做底布,防止布料打滑。她总是在底布上沿右侧和下侧,画两条互相垂直的线作为基础线,裁剪时把布料的经纬纱线分别与基础线找齐。母亲说:“这样,布料的丝绺就不会偏了。”
我时常帮助母亲铺布,她总要对我说:“你别用手抻来抻去,你这样乱弄,丝绺就不容易找正了。”我一般是两手抻住布边,学着母亲的样,用嘴一吹,因为布料很薄,很自然地丝绺就正了。
母亲裁剪时非常认真,就象在做一件精美的工艺品。我也有时会将那些剪裁下来的小布料,做布制玩具。但母亲很会计算,每次剪裁,她化去的最多时间就是算布料,她会节省每一块布料,这些布料就可以为我们做些小裤衩、小背心之类的衣物,我和妹妹用的书包,也是母亲用这些节省下来的布料做的。最小的零碎布料,也是不允许丢掉的,可以用来做硬衬,或做鞋底用。这些活就是我的任务了。我学会了烧浆糊,严格说是捣浆糊。首先是面粉和水的搭配比例要正确,然后是烧浆糊时要把握火候,不能火力太猛,也不能火力不足。烧浆糊时,要注意上不冒泡,下不粘锅,中间不能结块。这个捣浆糊的办法,在我今后的人生之中,得到了全新的体会:对上司是不能冒泡的,对下属也不要粘锅,平级之间,当然也不要结块了。也许,这样做,才能捣出一个均质浆糊来。可惜的还是火候很难把握,因为火候永远不控制在自己手里,在这个社会中,说风起,就风起云涌,说火起,就热火朝天,风风火火的中国,也许再过一百年,也没人会看得懂。
母亲还有一个手艺,就是编织毛衣和各种织物。她编织毛衣用的是棒针。她总会先去计算上衣各部位的编织尺寸, 然后是底边起针,当然是按已经计算出来的胸围、横密和缝耗。身长行数、正身长行数和直密,都是要注意的关键点。其它还有肩宽针数、横密缝耗(针) , 挂肩总行数、挂肩收针针数、挂肩收针方法等,反正要将应收针数收完。
母亲长用的有长竹针和短竹针两种类型,每种都有14号到7号8种粗细。每付4根。长竹针断了,就由我负责改为短竹针,还可用。那时的孩子们常玩一种游戏,叫“游戏棒”。我就会用母亲废弃的那些竹针,给妹妹玩,替代游戏棒。
母亲绣花需要用绣花用的绷架,一种竹制的圆形绣花工具。最初的时候,母亲用的这些绷架也是我用手要做的。后来,一些绷架坏了,我又将它们改成小绷架,成为妹妹常用的玩具。  
母亲绣花时的图案大都是我亲手画的,有鸳鸯、金鱼等图案,也有牡丹、菊花等图案。我不仅学会了绘画,还懂得绣花图案大都是连笔的,所以学会了剪纸、剪窗花,以后就是刻纸。用笔在腊光纸背面先画好人物,必须要在线条中有连接点,不能断线。然后就将画好的图案放在铁制的写字时用的垫板上,用旧锯条改制的刻刀进行刻纸。
那些刻刀全是我哥哥为我做的。后来,他又给我做木刻刀、石刻刀,我学会了木雕、印章篆刻。哥哥甚至给我做了一把乌钢刻刀,我用这把刻刀,曾刻过几枚铜印。最容易的雕刻就是用粉笔头刻小船、小亭之类的小玩意了。当然,刻橡皮,也是一种乐趣。
还有一种乐趣就是做面塑。家里要蒸馒头了,就由我学和面、发酵和揉面。在揉面过后,我常不按规定做那些标准的馒头,会变着法子用面团做成鱼、蟹、乌龟及小人、小兔、小猫等,甚至做成飞机大炮。这些面塑一上笼架,我就是美好的期待了。出笼的特色馒头总会受到邻居夸奖,妹妹也会显得特别高兴。不过,我也会有失望的时候,常有一些小人、大炮、飞机之类的面塑作品,一出笼架,我就发现少了胳膊、断了腿,或者是折了翅膀、掉了炮筒。
但自爱上了面塑后,我也学会了包饺子、包馄饨,甚至做饺子皮和面条。家境略有改善后,我还学会了做蛋卷和包春卷、包粽子,还包括腌制腊肉和自制香肠。
底楼前厢房的邻居是志贤姆妈,她还会自制甜蜜酱。这些酱是用面粉、糖等放在一口大缸里制成的。她会将自制的甜蜜酱分送邻居。不过,我是不敢吃的,因为我看到那些制酱的大缸就恶心。
她来自绍兴,她在制酱时,要在大缸储存的面团糊状物上盖上厚厚的好几层纱布,这些纱布是拆下来的旧口罩。就在这些纱布上,她会找些鸡屎盖在上面,然后放到夏日的太阳下曝晒。我怎么还敢吃这些甜蜜酱呢?
但是,志贤姆妈非常善良,几乎从未与邻居吵过架。她生了三个儿子,老大比我妹妹还小两岁。她的丈夫在我们所居住的石库门里是最光彩的人物,他是党员,又是厂里的车间主任。也是邻居中威望最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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