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自述55
1958年的大跃进，除了城里人也在大炼钢铁外，原本就充满激情的中国人还发明了一个热火朝天的大场面。我当时虽然还在上小学，可也已经亲历了大跃进的火热场面。记忆最深刻的应当是全民动员消灭麻雀。那时一场举国上下围剿人民公敌的战争，敌人就是那些麻雀。
弄堂内外，每家每户的阳台上、院子里，甚至房顶上，都安置了用稻草扎成并披着旧衣服的假人，用来吓唬麻雀，不让它们有停留歇息的机会。
里弄干部对着天空敲锣打鼓，居民们则拿着脸盆锅盖等家伙，一边敲击，一边大声嚷嚷，弄堂里的房顶上也站着好多人在敲锣鼓家什。
哥哥带着我爬上了屋顶，我拿了一根木柴当鼓棒，拼命地敲打一个旧搪瓷碗。我兴奋得满脸通红，一会跑出弄堂，一会跟着哥哥在屋顶上走来走去。大人们更是忙得不亦乐乎，几乎没有谁敢不参加剿雀行动的，而且都是挺身而出，毫不畏惧。因为，我们的敌人毫无反抗能力，如果是打老虎，那么，情形也许会不一样了。
可怜的麻雀统统成了惊弓之鸟，慌慌张张地在天上飞来飞去，有的被吓破了胆，有的则因为无处停留，累得筋疲力尽，纷纷从空中掉落在地上，被兴奋的人们束手就擒，成了居民委员会干部向上级汇报战果的战利品。
小麻雀遇到了“大劫难”。这也是人类史上最有特色而最悲情的人雀大战。
一场被后人称作“人民战争”的消灭麻雀运动，以锐不可当之势迅速席卷中国大江南北。在今天60岁以上同龄人的记忆里，那场消灭麻雀、老鼠、苍蝇、蚊子的全民爱国卫生“战斗”，用“如火如荼”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其中，作为“四害”之一的小麻雀，更成为城乡群众倾力“围剿”的对象。
据不完全统计，仅1958年一年，全国就有两亿多只麻雀被消灭。从1957年年底到1958年4月，农业大省河南对外宣称，捕杀的麻雀已超过一亿只。
中国的冤案自古以来不止，当那些被打成“牛鬼蛇神”的人得到平反之后，“麻雀冤案”也得到了“平反”。2000年8月，麻雀还被国家林业局组织制定的《国家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列为国家保护动物。而今，曾经惨遭“灭门”的小麻雀可以自由自在飞翔觅食，再不用日夜生活在担惊受怕之中了……
自1957年入夏，全中国的男女老少就被全面动员，任务只有一个：除四害。活动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学校规定每个同学都要带苍蝇拍，这些苍蝇拍大都是自己动手用硬纸板做的，必须随身携带，上下学路上都要打蚊蝇。厕所里到处撒了白石灰，也是用来灭蝇蛹的。我们这些孩子上学时也经常去一些墙边的垃圾堆挖蝇蛹，填埋容易孳生蚊虫的臭水洼。灭鼠就是堵鼠洞、下夹子，但效果好像并不明显。只有捕麻雀倒是挺热闹，孩子们也特别兴奋，就象今天的大人们爱打麻将一样，其实麻将在过去也叫“麻雀”。
那时，我们这些孩子总会拿着木棍、扫帚在弄堂里转，发现有麻雀飞过来就一阵狂打，甚至爬上屋顶捉停落在那里的麻雀。上海是个大城市，城里的麻雀原来就很少，我捉不到麻雀，有时会很伤心。
哥哥就对我说：“我带你到乡下去捉麻雀。”哥哥带着我也不知走了多少路，从城里走到了郊区农村，哥哥就爬树掏麻雀窝，抓住活的当场弄死，雀蛋摔碎。当地农民很支持，说：“麻雀吃庄稼太坏了，感谢你们为民除害。”
但我看到这些刚出生的小麻雀很可爱，就对哥哥说：“我们能把它带回家吗？”
哥哥没说什么，就给我捉了几只小麻雀，连窝一起抱回了家。
回到家中，哥哥再三对我说：“不能告诉任何人，我家养麻雀，不然会有大麻烦的。”
我已经懂得这个道理了。我只能在晚上，偷偷地看一眼我饲养的小麻雀，确切地说，那才只有几个小时的事，一只只小麻雀都在我的眼皮底下死去了。我养不活这些麻雀，也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去养活它们。但我懂得了一个道理，麻雀很可怜，它是那样地弱小、无力，它的命运不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小麻雀真的很可怜。也许是“围剿”得太厉害，它们根本没有落脚喘息的地儿。有一天，一只小麻雀飞着飞着就直接从半空落到了我家的老虎窗前，哥哥爬出老虎窗，将它捉住了，交给我。我没有将这只小麻雀关进笼子里交给老师，我将它轻轻地放在窗台前，在它面前还放了些米粒，我希望它能勇敢地活下来……小麻雀也许明白了我的心意，它趴在那里一动不动地睁着眼看着我，直到永远地闭上了眼。
五十多年后的一个暴雨天，我意外地看到路边有一只被雨淋湿的小麻雀倒在那里，我就将它捡回到办公室，试图救活它，结果，也是无起死回生之能力。这个世界上需要帮助的人太多，我又能帮得了谁呢？我连救助一只麻雀的能力也不具备哇。
如今，我们可以从各种资料中了解到当年围剿麻雀战争的真相了。
档案如是记载：“辖区95％以上住户无鼠洞、无鼠迹、无鼠害；捕杀现有麻雀时，在其经常栖息的场所，除罕见的孤雀外，要经常看不到群雀飞过或停落……”
1958年3月，正在信阳一高上学的学生，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捕麻雀活动，她和当地群众会合后总共有十几万人，那场面真是火爆。省委的一名退休干部说，那天全校1000多人到信阳市郊打麻雀，结果忙活了一上午没捉住麻雀，却逮了不少野鸡、野兔。
在那段时间里，我和同学们每逢星期天到学校，都要掂着老鼠尾巴、死麻雀、死苍蝇交给老师。不但学校给学生布置除四害任务，里委也号召居民打麻雀。如果逮不到麻雀，就会挨批评。
当年的除四害究竟有多热烈？1958年2月2日 的《河南日报》如此描述：“家家户户齐动员，千军万马上战场。除四害一周来，统计郑州、临颍等29个县市，共灭鼠11．6万多只、麻雀18万多只、蚊蝇410多万个，挖蝇蛹6万多斤……”
当天的《河南日报》副刊还发表了《大家都来除四害》的词曲：
你也来，我也来，
大家都来除四害。
麻雀老鼠要打光，
苍蝇蚊子要消灭。
无四害，又卫生，
一年四季不生病……
小小的麻雀为何成了“人民公敌”？
原来，早在1955年，中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进入高潮。为使全国人民，特别是农民，对农业发展有一个长期的奋斗目标，这年冬天，毛泽东外出考察，形成了“十七条意见”，其中第十三条的内容就是除四害。
1956年春，中共河南省委第二书记吴芝圃在全省高级社社长大会上传达了毛泽东的“十七条指示”。当时的会议档案记录了吴的讲话：“毛主席的‘十七条指示’包括得很广，从办社到增产到消灭麻雀、老鼠、苍蝇、蚊子……第十三条，毛主席号召除四害，即在7年内基本消灭老鼠及其他害兽、麻雀及其他害鸟、苍蝇、蚊子。麻雀吃庄稼很多，消灭麻雀每亩就可多打7斤粮食，乌鸦也是一样，将来也要消灭……”
后来，“十七条”经过补充扩大为“四十条”，并定名为《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1956年1月25日 ，这个文件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讨论并通过，次日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
同全国各地一样，除四害在河南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媒体更是广泛宣传这场全民运动——
“除四害必须趁冬春动手，做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这是1958年2月1日 《河南日报》头版头条题为《认清形势鼓起革命干劲》的报道。
从1957年到1958年春夏，除四害漫卷全国，特别对捕杀麻雀，一如当年流行的快板书宣传的那样：“有侦察，有伏兵／四面八方来围攻／白天黑夜不消停……”
到了1958年，麻雀更成为人们着意“灭门”的对象，猎杀数量也最“壮观”……
战果有多辉煌？4个月就“剿灭”1．3亿只麻雀！
一位于1958年在商丘县委工作过的老人回忆道：“那时我印象最深的是天天喊‘四无’口号，单位要‘四无’，宿舍要‘四无’，城市要‘四无’，农村要‘四无’。”老人又说，1958年春节期间，单位开始向大家发苍蝇拍、老鼠夹等工具，他和同事经常排着队、拿着工具上街灭害。“卫生检查很严，地上发现麻雀粪便就不合格。”
从1957年年底开始，除四害已经成为河南全省各地“比、学、赶、超”的运动热潮。在1958年2月7日 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对包括河南郑州、登封在内的北京、上海、甘肃等“除四害”行动积极的8个省份和地区进行了肯定和褒奖。
除四害运动还在升级！
“消灭四害，不但可以在10年内实现，而且完全可能提前实现。”1958年2月12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使这场史无前例的除四害运动进入狂热的状态。《指示》认为：“一个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高潮已在全国形成。截至目前，据不完全统计，提前实现‘四无’的省和直属市，已有北京定为两年，河南定为三年，上海三到五年……决定今年内实现‘四无’的市、县有河南的郑州、开封、洛阳、焦作、登封……”
值得关注的是，1958年3月2日 ，《河南日报》头版用一个版的篇幅报道了“登封提前实现‘四无’县”，并配发社论和省委、省人民委员会对登封的祝词及嘉奖令。
当年4月2日，中共河南省委、省人民委员会又发出《关于消灭四害的紧急指示》，档案记载称：“目前全省已有63个县市基本实现‘四无’，其中开封全专区12个县全部实现‘四无’……苦战一个月，实现‘四无’省。要全面围剿、反复扫荡、速战速决、全歼四害……”
从此以后，与老鼠、苍蝇、蚊子并列的小麻雀，被彻底打入“冷宫”，迎来了命运的严冬。
一份河南省除四害进度档案，作了这样的统计：“从1957年12月21日 到1958年4月下旬，全省灭鼠1．35亿余只、麻雀1．39亿余只，灭挖蚊蝇（包括蝇蛹）18万多市斤。”而据各地不完全统计，1958年全国共捕杀麻雀2．1亿余只。
当年“围剿”麻雀奇观在全国许多地方都有发生。如四川省邛崃县成立“除七害运动委员会”，明确提出把麻雀定为“头号敌人”，并划分出了1945个“战区”，“战斗员”总数21．8万多人，当地打麻雀的“先进经验”还被拍成新闻纪录片在全国放映。
那时候别说郑州和上海、北京这样的市区了，就连许多农村也见不到麻雀了。麻雀之所以受害最严重，是因它最容易被发现，并且比老鼠、苍蝇和蚊子好对付。
事实上，1956年出台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把麻雀当成“四害”之一曾引发了学术界的一些质疑，麻雀也因此曾被优待过。
麻雀跟老鼠、蚊蝇不一样。麻雀是一种杂食性动物，繁殖期食害虫，并以害虫育雏，当谷物成熟时，多结群飞向农田啄食。当时就有动物专家提出麻雀的益害不能一概而论。但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这些意见并没有被采纳。
直到1956年，“双百方针”提出后，动物学界就麻雀问题展开过争鸣，一时间《北京日报》、《文汇报》等报纸发表了不少探讨文章。后来在1957年10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中，对原来的除四害条文作了修改：“打麻雀是为了保护庄稼，在城市里和林区的麻雀，可以不要消灭。”
庆幸的是，“麻雀冤案”持续近5年，最后在一些科学家的力挺下，经毛泽东亲自批准，麻雀终于从“四害”名单中清除。
“除四害”有合理性，讲究卫生更没有错，苍蝇、老鼠、蚊子到现在不还在消灭吗？爱国卫生运动不还在搞吗？可是，为什么这么大的中国，居然没人懂得维持自然界均衡的重要性？如果一味靠人力非要去打破这种均衡，那就破坏了生态环境，违背了自然规律，到头来受害的还是人类。
消灭麻雀原本是为了保粮增产，然而城市里没有稻田麦地，因此对当时的我来说，消灭麻雀最直观的成果是树上的虫子增加了。
那时因物质匮乏，城里人也几乎家家户户都养了几只鸡或鸭，以待春节时候享用。
喂鸡鸭最好的饲料就是树上的虫子和地下的蚯蚓，这些事情责无旁贷地落到了我们这些小孩头上，于是我经常会去马路上或附近花园里采集虫子。
为什么不是捉而是采呢？因为那时树上最多的是一种我们叫“皮虫”的虫子，它外面裹着一层软的像树皮一样的壳，而且能像蛛蛛吐丝那样吐出长长的丝，把自己悬挂在树枝上。所以我们这些孩子不用捉，只要轻轻一采就到手了。
这些虫子的天敌是麻雀，麻雀死光光了，虫子家族就迅速膨胀起来，于是乐坏了我们这些以采集虫子为课余生活一部分的孩子们。
树上还有一些刺毛虫。在我的记忆中，六十年代初期最多。第到盛夏时节，每棵树下的地面上都可以见到许多刺毛虫。
现在想起来，恐怕与麻雀所遭受的灭顶之灾不无关系。
全国在这一时期，这场以杀灭麻雀为核心的“除四害”运动，作为“大跃进”的序曲，在1958年6月农业放卫星，以及当年10月号召开展“大炼钢铁”之后，迅速偃旗息鼓了。
麻雀遭受劫难的历史已经过去了，对它存在与否的争论也没有了意义，但留给我们的反思却不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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