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自述52
1958年是反右开始的第二年，全国人民迎来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高高飘扬的激进年月。那几年的人们多数都有点激素亢进的味道，当年的口号现在看来真是不可思议，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无煤也炼焦，无焦也炼钢”，当年的粮食亩产量虚报为两三千斤，有个声名显赫的学部委员认为太阳光能射到地表，只要利用其30%，亩产就可能达到“两千多斤的20多倍！”，他的科学计算更使亩产潜力精确为5.85万斤。
1958年初，由中央领导人发动的大跃进运动，参加人员之广、声势之大，真可谓世界历史上少有。凡是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们，无不留下深刻地印象。在那个时代，我虽然还是个孩子，但一桩桩、一件件亲历的往事，至今还记忆犹新，令人难以忘怀。
全国人民为了建设新中国，人们都有一股子干劲，争先恐后的要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就是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1958年2月份，《人民日报》发表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社论，明确地提出国民经济要全面大跃进。随后，在基层的全体干部中，认真学习社论的精神，为全面大跃进，奠定了思想基础，并做好了精神准备。
大跃进的提出，不仅停留在思想上，而且要落实到实际工作当中。按当时的理解，人们都有认为干部做好本职工作，工人增加生产就可以了。因此，大家都在努力工作，不甘落他人之后，一场生产运动，倒也搞得扎扎实实。各个企业生产蒸蒸日上，月月完成生产计划和工作任务。
在我的少年时代，大街上到处可以看到“超英赶美”的宣传画和标语口号。
在1958年6月初，国家计委提出《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其中提出五年超过英国，十年赶上美国。这个文件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并批示：“这是一个很好的文件，值得认真一读”。到了6月17日 ，又提出“两年超过英国”的报告，毛泽东看后，非常高兴。因为是领袖亲自批示的，文件精神很快就传达到基层单位。
大家听后既兴奋又茫然。兴奋的是落后的中国，能够超过英国、赶上美国，确实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茫然是大家不知道如何赶超，英、美国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无人所知。在当时消息的来源，只有一家官方的报纸外，没有其他的渠道。即便是对英、美国家的报道，也是社会的阴暗面，至于全面的情况，国人可谓一无所知。学习的结果，只能是做好本职的工作，党叫干啥就干啥吧！
新中国的农业战线连续放出了亩产万斤粮的“卫星”。
1958年7月份，从农业战线不断传来喜讯，各媒体先后刊登湖北省长风农业生产合作社，早稻亩产15361斤，放了一个大“卫星”。随即农业部公布夏粮产量同比增长69 %，总产量比美国还多出40亿斤。亩产万斤粮的消息见报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人们都在议论纷纷，有的人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是否看错了听错了？
榜样既出，各地纷纷效仿。之后，各地区抓农业的领导干部，亲自抓“试验田”。到了秋收季节，亩产万斤粮的报道，便接踵而来，比比皆是。更有甚者，亩产不仅能够产万斤粮，而且还能够产十万斤粮。
新立村地处天津市的东郊区，市内各单位便纷纷组织人员前去学习。其实，到了田间，所看到的是什么呢？在一亩地中，稻子一棵挨着一棵，不见空隙，如同一个大稻子垛。
这些稻子是如何种植的？怎样管理的？介绍者说，是采用密植的办法，深翻土地，多施肥料，白天要用鼓风机向里边通风，晚上要有灯光照射。
农业战线上的高产“卫星”不断升天，丰收的喜讯不断传来，对工业战线也是个很大的促进。为了学习农业经验，一些共青团委员会就组织青年干部，去河北省保定市参观农业丰收展览会。在保定，白天看展览，晚上搞座谈。那时，最出名的是徐水县。因为徐水县在“大跃进”的过程中，曾经放了一亩地产山药120万斤、小麦12万斤、皮棉5000斤、全县粮食亩产2000斤等高产“卫星”。毛泽东主席在1958年8月4日 到徐水县视察时，县委书记张国忠亲自向毛泽东汇报的，毛泽东听后大加赞许。从此，徐水县这个名字响遍全国，一时成为“大跃进”的明星，各地的党政领导干部纷纷来到此处学习取经。
人们进入徐水县城时，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巨大的标语口号：“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毛泽东来到河北省徐水县第八瀑河农业社视察时，只见村里墙上画着鲜艳的壁画：年轻人攀着刺破蓝天的玉米秸爬上天空；老汉乘着比船大的花生壳，飘洋过海，周游世界；嫦娥从月宫下凡，到农田采摘斗大的棉桃……
县委书记向毛泽东汇报说，今年全县平均亩产达到两千斤，总产量达到12亿斤。此外，还要放大卫星，山药亩产120万斤，一棵白菜52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斤。此外，还要放大卫星，山药亩产120万斤，一棵白菜52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斤。
毛泽东问：“要收那么多粮食呀！你们全县31万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呢？你们的粮食多了怎么办呢？”
县委书记：“粮食多了换机器。”
毛泽东又问：“换机器也用不完，又不是光你们粮食多，你换机器，人家不要你的怎么办？”
“那我们用山药造酒精。”
“那每个县都造酒精，哪里用得了那么多的酒精啊！”
“我们只是在考虑怎么多打粮食。”
“也要考虑怎么多吃粮食呢，其实粮食多了还是好。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饭也行！”
毛泽东又说：“你们这么多粮食吃不完怎么办？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地，一天干半天活，另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你们看好吧？”
当问到生产社改什么名字时，社长说叫“农庄”。
因为苏联已经有集体农庄这个名称了，毛泽东就说：“还是叫人民公社好。”
从那以后，“人民公社”就在全国普遍开花了。
全国农村都在搞人民公社，城里也学着公社化了，那就是公共食堂的兴起，我也去弄堂里的公共食堂喝过粥，但那是没几天的事，这些公共食堂就全倒闭了。
中国政坛正在发生着一件大事，当然，我是后来才知道的。这个“后来”的时间很长。几乎经历了不到半个世纪。
这还得从１９５９年召开的庐山会议说起。
庐山会议包括两次重要会议：７月２日至８月１日党中央在江西省庐山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８月２日至１６日举行的党的八届八中全会。
１９５９年７月２日—８月１日，党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央、国家机关一些部门的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的原定议题是总结经验教训，调整指标，继续纠正“左”倾错误。
毛泽东在会上讲了话，提出１９个问题要求大家进行讨论。
会议从７月３日至１０日，按六个大区进行小组讨论。在讨论过程中，与会同志摆情况、谈意见、边开会、边学习，自由交谈，各抒己见，轻松愉快，生动活泼，没有一点紧张气氛，大家称之为“神仙会”。
会上对如何估计国内形势问题产生了两种意见分歧，一部分同志认为农村食堂、供给制、“共产风”等损害了农民的积极性，应从实际出发，认真总结1958年的经验教训；另一部分同志对于批评实际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很不满，认为是泼冷水，是右倾。
７月１０日，毛泽东在组长会议上讲话，强调总路线无非是多快好省，是不会错的，并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缺点错误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
毛泽东讲话以后，会议继续分组讨论《庐山会议议定记录》，并准备在７月１５日结束。
７月１４日晚，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元帅针对当时客观存在的问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不便在小组会上谈的想法，陈述了他对1958年以来“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的意见，这个“意见”后来被称为“万言书”。
彭德怀元帅在信中首先肯定１９５８年大跃进的成绩是正确的；接着指出大跃进的问题所在，“１９５８年的基本建设，现在看来有些项目是过急过多了一些，分散了一部分资金，推迟了一部分必成项目，这是一个缺点”，“１９５９年就不仅没有把步伐放慢一点，加以适当控制，而且继续大跃进，这就使不平衡现象没有得到及时调整，增加了新的暂时困难”，他直截了当地指出：“浮夸风、小高炉等等，都不过是表面现象；缺乏民主、个人崇拜，才是这一切弊病的根源。”
７月１６日，毛泽东突然批示将彭德怀的信印发给与会全体同志。随后，会议转入对这封信的讨论，在小组会上，黄克诚、周小舟、张闻天等发言认为信的总的精神是好的，表示同意彭德怀信中的意见。
７月２３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认为彭德怀的信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向党进攻，是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
从此，会议转为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问题进行揭发批判。
１９５９年８月２日—１６日，在庐山召开了党的八届八中全会。
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７５人，候补中央委员７４人。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１４人列席了会议。
这次会议的议题：一是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进行批判；二是讨论调整１９５９年经济计划指标；毛泽东在会议期间作了多次讲话。
全会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公报》；全会决定撤销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和周小舟４人分别担任的国防部长、总参谋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和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但保留他们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以观后效。
其实，早在１９５９年７月１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召开前夕，曾写了一首《登庐山》的诗，从诗中隐约可以看出毛泽东当时对国、内外复杂形势的心境：
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笼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
云横九派扶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
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
有学者认为，彭德怀当时写信的矛头实际上是对着资历比自己浅、而权力却比自己大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也有学者认为毛泽东之前就对彭德怀有怨气，毛泽东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中国的习惯，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我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我看是没有后的。”因为彭德怀在朝鲜战争时期没有照顾好自己的儿子毛岸英，造成毛岸英意外死亡。
尽管岁月流逝，时过境迁，但又有谁能真正地说清这段历史呢？历史从来都是由成功者书写的。
我能知道的，也只是自己童年和少年时代所亲历的那些往事。这些往事，只是一个小人物的孩提时代的记忆，自己美好的黄金岁月早就被政治旋涡击溃成一堆泡沫了。等待自己的仍是一段苦难而无望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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