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虎年大事记（3月28日）

 

3月28日

 

 

 

 

 

俄国恶名昭彰的佣兵组织「瓦格那集团」据传将从黎巴嫩召募什叶派武装组织「真主党」民兵（见图），前往乌克兰作战。（美联社资料照）

 

 

俄罗斯传招募「真主党」

佣兵月薪曝光

 

路透2022/03/27 23:26

 

〔编译陈成良／综合报导〕据俄罗斯反对派报纸《新报》（Novaya Gazeta）27日报导，俄国佣兵组织「瓦格那集团」（Wagner Group），日前与黎巴嫩什叶派武装组织「真主党」（Hezbollah）进行谈判，商讨招募佣兵加入侵略乌克兰的战斗事宜，并开出月薪1500美元（约新台币4万3000元）的待遇。

报导引述利比亚「Al-Arabiya al-Hadas」电视台的说法，会议在几天前举行，双方已经敲定由真主党派出800名战士前往乌克兰作战，雇用一名战士的费用为每月1500 美元。

据当地媒体报导，向乌克兰派遣武装分子的第一阶段计划预定在3月29 日进行。据称，届时载运200名佣兵的军机将从叙利亚大马士革起飞，前往白俄罗斯第二大城戈梅利（Gomel）一处空军基地集结待命。报导称，参加乌克兰特别行动的武装分子是从身经百战的「阿巴斯」（Al-Abbas）和「拉德万」（ Al-Radwan）这个军营中招募的真主党是1982年伊朗资助成立的什叶派伊斯兰政治和军事组织，成立宗旨为消灭以色列，把西方势力逐出黎巴嫩。

由于北约组织和美国不断提供武器给乌克兰，加上乌国军民奋勇抵抗，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事不顺，据传正在叙利亚和中东地区招兵买马。

俄罗斯化及其后果

 

文 | 郑非来源 | 《帝国的技艺》

微信读书 2022-03-25 12:01

 

临终前不久，亚历山大三世同自己的亲信交谈说：“我觉得俄国的事情有点儿不对头。”

亲信回答道：“我看到这个国家就像一个巨大的发酵罐，大家都手持锤子围着它。一旦它出现哪怕是一小条裂缝，他们就赶紧把它钉牢。但是终有一天里面的气体将要爆炸，威力是如此之大，以致根本无法再将它钉住。”

沙皇以呻吟做答。

本文选自《帝国的技艺》第五章“俄罗斯帝国”第四节“俄罗斯化及其后果”，有删节。
帝国作为一种主要的人类政治构造，航行在民族主义时代的风暴中。帝国的掌舵者们，并没有温柔地走进那个良夜：有些船搁浅了，有些船则被时代大潮打成了碎片。他们所遭遇的困难，现在仍然困扰着一些多民族国家，而对我们而言，观察这些水手的举动，即使是他们在礁石上撞得粉碎的时候，仍然是有益的。
《帝国的技艺》想要探讨的，正是这样一些问题：近代帝国是如何统治其多民族属民的？在统治的时候，遇到了哪些内在的困难？它们的应对之道是什么？
本书直击英、法、奥、俄罗四大帝国治理困境，指陈帝国统治利弊得失，四个帝国，虽则各自失败，但都并非被民族主义一击便摧枯拉朽式地瓦解。这四个帝国都进行了某种反抗，虽成效不一，但足以给后人留下历史教训。

 

俄罗斯化及其局限

 

所谓俄罗斯化，有好几层含义。一层是使帝国传统上多样化的社会和行政秩序现代化、体系化与同质化。换句话说，向俄罗斯本部看齐。这是行政上的俄罗斯化。另外一层指的是俄罗斯民族对帝国的“接管”，边境各族现在必须向俄罗斯民族表示尊敬，在文化和语言上同化于它。这指的是文化上的俄罗斯化。

俄罗斯化当然不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之后才有的，也不是连贯的和系统的，毋宁说，这是一个长期的、起伏的、有矛盾的、在不同地方有不同表现的过程。由于帝国管理机构的落后与低效，也由于帝国的王朝特色极为明显，我们也不应该对帝国民族政策的计划性与完整性过于高估。

这里还要提到的是，俄罗斯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赋权式同化。帝国明显想把波兰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变成俄罗斯人，但却要将犹太人排斥出去。在行政方面，其实也有相同的事情发生，比如对一些俄罗斯的政治制度，帝国其实不希望将之在边疆实施。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亚历山大二世在俄罗斯本部地区进行了两项重要的自由主义改革：一是司法改革，建立了陪审团制度；二是设立地方自治局（zestva），由“全体居民组成法人团体，在宪法的制约下按照自己的意志组成地方自治机构，利用本地区的财力处理本区域内的公共事务”。这是介于政府和民间之间的一种半官方组织（一般由贵族知识分子和欧化地主担任领导），在省和地区一级各有设置，有一定独立性，在相当程度上提供了必要的社会服务。但是，这两项改革（尤其是后一项）却并没有在西部边境地区（包括波罗的海、波兰和西部其他省份）、高加索和西伯利亚等地实施。因为许多帝国官僚认为，虽然更多的政治代表性是可取的（允许大众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将在社会和政府之间搭起桥梁，也会减轻政府的各项负担），但是在边疆地区实施却有可能让这些组织被“不值得信任的地方人士”所掌握。

1898年3月，由于地方自治局在俄罗斯本部效用卓著，西部各省的省长举办了一系列会议，讨论在该地区建立地方自治局的可能性。结果是，“省长们……认识到有必要改革当地的乡村管理，并承认地方自治局在俄罗斯其他省份的这方面已经显示出了它的价值。但是对波兰地主阶级的恐惧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无法同意不加修改地引入1890年的地方自治局法。他们的意见存在严重分歧，显然更多地基于模糊的怀疑和疑虑，而不是任何具体的统计或事实数据。最后，谨慎和对波兰威胁的恐惧占了上风”。会议做出决定，在西部省份建立被阉割过的地方自治局，大幅度减少它的独立性与代表性（比如只在省级而非地区设立，自治局的委员由行政指定而非选举产生）。当时即使是带有相当自由派色彩的帝国首相维特伯爵（1903—1906年在位），也相当反对在西部省份引入地方自治局，认为“不难想象，这项举措将会对俄罗斯的事业，以及俄罗斯权力在西北和西南地区的根本利益造成伤害”。1901年，内政部长宣布，在西部引入任何由地方选举产生的地方自治局都是不成熟的。 

简而言之，由于帝国官僚对赋权式同化抱有相当怀疑态度，所以帝国的俄罗斯化多半以剥夺的方式出现。

 

波兰问题

 

对波兰，帝国政府的敌意与警惕一直维持到了王朝末期。1911年，帝国首相斯托雷平还在演讲中说：“我一直公开表示，我认为波兰文化是对人类事业的宝贵贡献。但我也知道，西方的这种文化在几个世纪里发动了一场针对另一种文化的战争，这种文化是我更亲近、更熟悉的俄罗斯文化。”因此，斯托雷平建议波兰人：“首先，接受我们的观点，承认成为一名俄罗斯公民对你们是最好的，像罗马公民曾经自称为一等公民一样，骄傲地承担这个头衔，你将获得一切权利。”

1878年，十一二岁的玛丽·斯科瓦多夫斯卡（即后来的居里夫人）及其同学受到过这样的对待，一名政府的巡视员命令他们用俄语背诵祈祷词，然后凭记忆列举出所有的俄国王室成员。玛丽到了读大学的年龄时，她就读的是一所移动大学（ Flying University），这是波兰的爱国者主办的地下高等教育机构，在私宅中开设课程，经常改变地点，以防止帝国当局侦知、逮捕教师和学生。20世纪初期，这样的秘密教学大约涵盖了原波兰王国中三分之一的人口。

很显然，帝国在波兰的作为并没有赢得波兰的人心。1898年，华沙总督伊梅列金斯基在给皇帝的奏章中特别强调：“从教学的角度来看，保持这种方式是值得怀疑的，如果渺茫的俄罗斯化趋势不够顺利的话，以政治上的必须性来证明它的正确性同样也是很困难的。”1910年，一位俄罗斯议员在国家杜马会议中承认：“无论可能发生什么，波兰人永远都是俄罗斯国家思想的反对者，无论我们做出什么样的让步或者奖赏，你都不可能成功地收买他们。”另一位议员则说：“即使波兰人自己也拒绝承认这个国家是俄罗斯的。”这种想法，应该说是当时俄罗斯人的主流认知。

历史上，波兰人和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之间确实存在着社会隔阂。这是因为，波兰文化在旧波兰-立陶宛王国内呈高阶姿态，使得波兰语人群与其他人群之间的关系有点“内殖民主义”的味道。以乌克兰为例，乌克兰的下层贵族与农民往往要受到波兰贵族与地主的支配，中上层贵族则波兰化了。1569年以后，一些波兰家族在乌克兰获得了大量的土地，他们带来了大量的波兰士兵以及犹太人助手，大量乌克兰农民由此陷入赤贫之中。时人的抱怨是，“（乌克兰人）被视作低人一等的存在，成为波兰人和犹太人的奴隶或侍女……”。自 1648年兴起的哥萨克叛乱，则可以看成拥有军事武装的乌克兰底层贵族与农民对自己缺乏政治权利（由此而带来的经济剥夺）所表达的不满。赫梅尔尼茨基之所以率领哥萨克起义，最初的缘由就是一位波兰官员窃取了他的地产、霸占了他的爱人、谋杀了他的儿子，而他本人向波兰宫廷申诉未果。他之所以能获得大批人手，也是因为波兰贵族对土地的侵占导致大量农民逃向边境成为哥萨克。

 

乌克兰问题

 

波兰地主与乌克兰农民的分野在沙俄时代也一直延续下来（尽管随着时间的过去，他们的文化隔阂日渐减少）。沙俄政府本来完全可以利用这种社会隔阂加强对乌克兰人的吸纳，就像他们在波罗的海地区打击德意志人，从而在一开始获得爱沙尼亚人和拉脱维亚人的支持一样。但是帝国政府明显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认为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是受了波兰人的煽动，要严加打击。即使不是这样，乌克兰的语言、文化和身份也被看作对帝国统一的威胁：它威胁到整个俄罗斯民族的整体性，其严重程度不亚于波兰的民族主义。因此，从语言到宗教都要俄罗斯化，消除本地特色。帝国内政部大臣彼得·瓦卢耶夫声称：“任何独特的小俄罗斯语都不存在，不曾存在，也不能存在。”1863年，沙俄政府颁布法令，禁止乌克兰语作品的出版。1876年，这一禁令又被埃姆斯法令所强化，使用乌克兰语的公共演讲、戏剧和歌曲表演都被禁止，教师被撤职，报纸也被关闭。

乌克兰和俄罗斯，这两个族群 /民族其实看成一个亦可，说成两支也行。两者的差别在外人看来微小，在内部人看来却十分醒目。两族之间的距离到底是“咫尺”，还是“天涯”，要看具体的形势是怎么推动当时的人们去看待彼此的差别的。

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在一开始是反波兰的，其早期领袖，如米哈伊尔·尤瑟佛维奇（Mikhail Yuzefovich），持所谓“小俄罗斯主义”，认为自己是帝国的盟友和忠诚子民。但是，随着帝国发布种种以乌克兰文化本身为目标的禁令，乌克兰知识分子内部发生了分裂，新生的一代逐渐激进化。比如基辅大学的古代史教授米哈伊洛·德拉霍玛洛夫（ Mykhailo Drahomanov），原本只是一个对文化领域感兴趣的知识分子，对乌克兰民族主义中的狭隘性和沙文主义也有相当批评。1875年，他被基辅大学开除，随后流亡至瑞士。在那里，他写下大批作品，宣讲乌克兰民族的独特性，主张改革帝国建立联邦政体，成为一名非常有影响力的乌克兰政治思想家。他的遭遇，其实是一批乌克兰知识分子的共同经历。到 19世纪八九十年代，“小俄罗斯主义”在乌克兰知识分子中逐渐走向边缘。

因此，我们不得不说，正是帝国这种俄罗斯化举措本身突出了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族群差别界限，使人加以关注，从而为乌克兰民族主义添砖加瓦。

 

拉脱维亚与爱沙尼亚问题

 

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原本的处境跟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人差不多，需要面对自己区域中的优势族群（在这里是德意志人）。俄罗斯人一开始并不以压迫者的角色出现，所以，帝国在这里的形势原本也是颇为有利的。比如， 19世纪 40年代中期，利夫兰北部约有 65,000名爱沙尼亚人（约占该省爱沙尼亚总人口的 17%）皈依东正教，这并非出于宗教信仰，而是希望改善他们的社会和经济状况。虽然没有事实依据，但在农民中流传着大量谣言，说如果他们接受正统教义（“沙皇的信仰”），他们将获得慷慨的土地分配，而不受贵族的控制。即使期望的利益没有实现，农民对沙皇的热情也几乎没有动摇，因为好沙皇神话的对立面是邪恶的城市贵族，也就是德意志人。

本地区无论是城市化水平，还是识字率，都在帝国中首屈一指。里加以 52万人口的规模成为帝国第四大城市（在圣彼得堡、莫斯科和华沙之后），波罗的海地区的港口应付着帝国 30%的对外贸易（1913年，里加港的贸易量比圣彼得堡都多），这种形势使得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与帝国本部产生了紧密的经济联系。19世纪 70年代，俄国还在波罗的海进行了市政改革，增加了爱沙尼亚人和拉脱维亚人对市镇的控制权。这些都是帝国的加分项。所以，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最初其实是欢迎帝国政策变革的，他们将俄罗斯视为他们对抗波罗的海德意志精英阶层斗争的盟友。

换言之，帝国的俄罗斯化政策中由于包含了去德意志化的内容，使之受到了欢迎。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领导人物在 19世纪 60年代到圣彼得堡寻求支持，成千上万的农民签署请愿书，要求进行改革，废除波罗的海的德意志人特权。

从 19世纪 60年代开始，帝国就在积极推进本地区教育、语言和宗教的俄罗斯化。到了 19世纪 80年代，达到一个高峰。1882年，根据官方统计，在利夫兰地区（大部分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1,085所新教学校中已经有 790所在教授俄语。1882年，内政部下定决心，要克服当地对俄语的抵制，所需要的只是“政府坚定的意志”。对帝国推行的政策，爱沙尼亚人内部曾经有一场辩论，一派认为这不会危及本民族文化，另一派则悲观地认为，（这是）“我们（爱沙尼亚）的谷物将被磨成俄罗斯面粉的一种手段”。事实证明，后者是对的。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跟乌克兰差不多。安德烈斯（ Andrejs Plakans ）是研究波罗的海诸国（尤其是拉脱维亚）史的专家，他的看法是： “（对老一辈来说）在文化上的俄罗斯化有机会对拉脱维亚文化世界的变革产生影响之前，这个世界已经足够成熟，能够抵御对它的攻击，无论是有计划的还是无计划的。……所有这些俄罗斯化政策都来得太晚。”那么，接受俄语教育是否会对年轻一代产生影响呢？恐怕也不会。俄语教师的缺乏是一个问题，本地的家长也干脆规避学校教育（拉脱维亚历史学家使用的统计数字表明，小学入学人数从 1886年的 168,350人下降到 1911年的 113,300人）。有位经历过帝国晚期的拉脱维亚作家（Felikss Cieléns）回忆，他的同辈很少有被俄罗斯化的，尽管政府承诺给那些接受语言同化和东正教的人提供良好的机会。

托伊沃·劳恩（ Toivo Raun）是研究爱沙尼亚历史的专家，他的看法是， 19世纪 80年代是爱沙尼亚人失去信心和充满无助感的十年，接下来则是对帝国好感逐渐衰落、民族主义兴起的十年（在这段时期内，沙皇官僚积极干预爱沙尼亚的乡村事务，以打击所谓的“分裂主义”趋势）。1905年，在波罗的海发生了一系列罢工和农村暴力事件，波罗的海的德意志人组成民兵和帝国军队一起合作，对之进行了镇压。这导致了更多人的失望。

在第四届杜马会议时，一位拉脱维亚代表如此说：

我们视俄罗斯为祖国，认识到我们的福祉和生存的基础是俄罗斯国家的统一。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脱离俄罗斯的愿望：他们从来没有重要的过去，从来没有自己独立的国家，而且由于他们的国土面积小，现在几乎没有动力追求自治……所有关于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分裂主义的流言、耳语和评论都是由不了解波罗的海地区生活状况的人所传播的，或许我们的前领主也有份参与，他们奴役了我们 600年，现在，由于我们的俄罗斯君主的高尚情操，我们得以摆脱压迫者的魔爪，但他们仍然设法把我们留在他们的统治之下，并向政府指认我们是分离主义者。我可以证明，波罗的海各省的土著居民的忠诚不亚于波罗的海德意志人。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中没有人认同俄罗斯以外的国家。但是，作为俄罗斯热诚之子，我们希望保存和发展我们自己的文化。我们正焦急地等待改革，这些改革正被波罗的海德意志地主通过他们在政府中的各种联系所阻碍。如果政府能用自己的眼睛而不是通过中间人来观察我们，那么政府就能够实现将波罗的海居民与伟大的俄罗斯国家统一起来的目标。

从这个发言中，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文化上的俄罗斯化并不成功，否则文化自治不会成为他们的诉求；二，这些人与帝国进行合作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帝国需要对付波罗的海的德意志人。

托伊沃·劳恩认为：“从沙皇政权的立场来看，俄罗斯化政策适得其反。与其说爱沙尼亚人更接近官方的国家意识形态，不如说是与俄罗斯文化和思想的接触导致了爱沙尼亚对沙皇传统忠诚的瓦解。此外，爱沙尼亚人远远没有转变为俄罗斯人，俄罗斯化的结果是提高了爱沙尼亚人的民族认同感。”

 

德意志与芬兰问题

 

相比起前面这些族群，德意志人和芬兰人是帝国西部中的优势族群，下面我们将讲述他们的遭遇。

之前我们已经讲过了，波罗的海的德意志人在帝国中拥有特殊地位，他们构成了帝国官僚与技术专家中的很大一部分，在地方上也享有很大的自主权。但是，到了 19世纪 60年代，新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开始盯上了德意志人。之前已经提到，萨马林和德意志学者卡尔·席伦之间有过一场论战，萨马林说：“在全世界，历史进步的道路上到处都是特权的碎片，在这方面，波罗的海地区也不例外。”

德意志帝国的兴起也促使俄罗斯对波罗的海地区可能的德意志化有所警惕和怀疑，帝国开始更多地介入本地的行政和司法事务。1881年，亚历山大三世即位宣誓时，他故意没有再次确认德意志人在该地区的特权。1885年，俄语成为本地的官方语言之一。1892年，政府颁布了新版《帝国法典》，彻底摧毁了波罗的海的旧司法体系，波罗的海各省不再列为特别管辖区，今后将根据帝国的一般法律进行管理。不过，美国历史学家迈克尔·哈尔策尔（Michael H. Haltzel）认为，帝国在波罗的海推行的政策和行动并不是特别严厉，无论市政、司法改革，还是大学自治，都是以尽可能柔和的方式进行的。官方对波罗的海新教徒的骚扰，相比起针对亚美尼亚人和立陶宛天主教徒、犹太人的暴行来说，并不算什么。哈尔策尔总结说：“尽管对德语的限制是对自豪感的侮辱，但与（帝国）对立陶宛、波兰、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强加的严重文化限制相比，这些限制显得微不足道。所有这些案例，对于一个波罗的海的德意志人来说，似乎都无关紧要，因为他认为自己的自治（相比其他少数民族而言）有更坚定的保障。”

总的来讲，可能是因为文化的俄罗斯化在德意志人这里执行得并不坚决，德意志人在该地区的经济主导地位并没有受到太大的挑战，也没有太多的移民涌入，里加的德意志资本家还从国家支持的工业化中获利（更不要提德意志人在帝国官场中的前途），更可能是因为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的兴起对德意志人产生了政治上的挑战，所以波罗的海的德意志人对俄罗斯化并没有进行积极的反对。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可能会说，波罗的海德意志人的阶级利益与民族利益是相悖的，所以，在德意志人这里，俄罗斯化倒是发挥出了相当的威力和作用。1881年，波罗的海有 18万德意志人，到 1897年，这一数字就下降到了 15万，因为大量的德意志/俄罗斯混血儿第二代、第三代现在选择了俄罗斯族身份。

芬兰人对俄罗斯化的抵抗就要猛烈得多。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芬兰人原来也对帝国有好感，“当地人作为一个整体绝对忠于他们的统治者，大量统治者的画像装饰着大多数农家的墙壁，革命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的盲目恐慌从来未波及芬兰”。芬兰对帝国的友好是世人皆知的，在 19世纪 80年代爱沙尼亚人内部就俄罗斯化政策进行争辩的时候，亲俄派就以芬兰为例来论证帝国的无害性。

亚历山大三世上台后，却开始质疑芬兰的忠诚。他写信给芬兰国务大臣，问道，到底是俄罗斯属于芬兰，还是芬兰属于俄罗斯？

帝国出台种种举措对芬兰加强管理的时机相对较晚，直到 19世纪 80年代以后才到来。相当多芬兰人的反应是相当激烈的。1885年，一些芬兰报纸甚至建议，假如俄罗斯和英国发生武装冲突，芬兰应该保持中立。这种观点反过来又引发了进一步的帝国压制。帝国总督与芬兰参议院、媒体以及民众的冲突日益明显。在 1890年的一场邮政风波中（当时帝国想要单方面整合芬兰的邮政系统），一些芬兰官员已经在思考这样一种问题：“如果沙皇侵犯或似乎侵犯了芬兰的宪法权利，参议院或任何其他机构是否可以合法地反对帝国意志？”

参议员科斯基宁（ Yrj. Koskinen），芬兰政党的领袖，传统上持对帝国友好态度。他过去的主张是，在一个强权残酷统治的新时代里，对小民族来说唯一的救赎就是，“努力让自己被遗忘，这样就没有人会注意到它们并吃掉它们”。1902年，他在一篇未发表的文章中写道，芬兰人在这个世纪中犯了一些错误，在俄罗斯的民族主义过度膨胀的时候，他们过于强调自己的差异和独立性。对芬兰人来说，作为弱小的一方，与俄罗斯建立持久的和平就是生与死的问题，他认为，可以接受“大大减少我们的权利，只要还有可能维系民族文化生活和发展”。

1890年，他在一封信中如此写道：

我们可能已经犯下了很多错误……斯拉夫党派……在他们完成了在波兰和波罗的海各省份的任务后，无论如何都会扑向我们……当一方较弱时，他们总是错的一方。对狼来说，绵羊总是在搅浑水，即使它在下游［注：伊索寓言故事］……在芬兰发展出来的民族情感是奠基在历史之上的，不会轻易动摇。毫无疑问，既然强权凌驾于正义之上，我们个人，特别是作为一个国家，可能会被搞得相当不快乐；但是，我们绝不让我们的生活被夺走，即，被俄罗斯化。……根据 M. 奥丁［一位俄国学者］的说法，我们应该放弃我们的体制、语言，接受一个俄罗斯政府，它所有的雇员的优秀品质都在果戈里的《钦差大臣》一书中得到淋漓尽致的描写。……从一开始我们就被告知，不要担心莫斯科日报写的那些东西，如果是这样，那斯拉夫机关的计划是怎么一步又一步被政府详细实施的呢？……他们要走多远？这场毁灭战役的最终目标是什么？最终留给我们的是什么？

芬兰人的抵制一开始是某种不合作态度。比如，帝国芬兰总督海登（ Fyodor Logginovich van Heiden）举办的舞会遭到了赫尔辛基社会的抵制，唯一来的是那些因其官方职位不得不来的人，其他人都在找借口不出席。参议员勒彻（ Lerche）出现在舞会上时，被主人问及为什么没有带上妻女，当勒彻回答说她们两人都感冒了时，总督显然很生气：“最近这个城市爆发了这么多感冒病例，真是不可思议。”勒彻平静地回答：“阁下，最近东边吹来了很大的冷风 !”

1894年，亚历山大三世去世，尼古拉二世继位，帝国对芬兰的压制继续。1898年，继任的芬兰总督博布里科夫将军（Nikolay Ivanovich Bobrikov）起草了一份芬兰计划书，内容包括：削弱芬兰国务大臣的角色，强化总督的权力；统一各武装部队；消除独立的关税、货币体系；将俄罗斯人引入参议院、民政当局和学校等。这位总督的思想和行动基于四个基本原则：完全服从绝对君主的意志；对俄罗斯无条件的热爱；对军队的忠诚；以及相信问题可以通过使用足够的武力来解决。可以想见的是，更多的芬兰人会逐渐相信，只有更激烈的行动乃至脱离帝国，才能保全自己。

1899年，博布里科夫说服沙皇发布了一份二月宣言，在这份宣言中，沙皇下令，如果符合帝国的利益，可以否决芬兰的议会立法。芬兰人认为，这等同完全废除芬兰的自治地位。当时大众的反应之一是在参议院广场的亚历山大二世雕像下面献花。人民通过向确认并维护了芬兰自由的统治者致敬的方式，含蓄地谴责了剥夺这些权利的孙子。大众向圣彼得堡发起请愿，但没有得到回应。1900年，俄语成为芬兰的公务语言。1901年，芬兰军队解散。1903年，对教育的管制进一步加强。

这些举动都是有代价的，更多的骚动与不服从出现了，也有越来越多的芬兰人移民到了其他国家：1891年到 1898年的平均移民人数是 3,378人，到了 1899年后，每年的人数都会超过1万，规模越来越大。1902年，博布里科夫在给沙皇的一份长篇报告中哀叹，俄罗斯在这个国家的权力代表在这里完全没有人可以依靠，没有人可以信任。他怀疑有更多的分裂主义分子，有更严密的反叛组织，这些都需要加以打击。1903年，沙皇授予博布里科夫独裁权力，使他可以解雇政府官员、关闭报社。

1904年6月9日，一位年轻的政府雇员尤金·绍曼（他的父亲是俄罗斯军队的前将军，也是参议员）在参议员大楼里刺杀了博布里科夫后，举枪自杀，他还给沙皇留下遗书说，“这种方法很暴力，但这是唯一的方法。我知道陛下心地善良，意图高尚，所以我恳求陛下去了解一下帝国的真实情况”。由此可见，芬兰人已经被逼到了反叛和暴动的边缘。

沙皇暂时做出了让步，但在斯托雷平时期又卷土重来。于是，1912年4月，一位芬兰贵族在一封信中表达了他的同胞们普遍持有的一种心态：“除了改变当前所有权力关系的重大欧洲或世界事件，没有什么能拯救我们。”这句话其实是在说，一旦有事，芬兰人就会行动起来。芬兰史专家伦纳德·伦丁（ Leonard Lundin）叹道：

无论俄罗斯化的某些理由一开始看起来多么合理，芬兰的事态发展已经证明这种计算是根本错误的。一个绝大多数人忠诚的民族被疏远了，芬兰民族意识被强化了，一个敌人被不必要地创造出来了。

以上是帝国西部各民族在俄罗斯化浪潮中的遭遇。帝国的俄罗斯化政策在这一地区最为顽固与持久，在其他地方则要松弛得多。这可能是因为帝国认为，它在西方受到的威胁最大（西方诸族通常都要比俄罗斯人先进），出于某种补偿心理，必须在帝国西部执行强硬得多的政策。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说：“在欧洲，我们是跟随者和奴隶，但在亚洲，我们应该成为主人。在欧洲，我们是鞑靼人，但在亚洲，我们就可以成为欧洲人。”这可能就是此种心理的绝佳写照。

唯一可以与西部相媲美的俄罗斯化进程发生在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在格鲁吉亚，格鲁吉亚语被排除在学校系统之外。1882年，甚至连“格鲁吉亚”这个词都不允许出现在印刷品中。亚美尼亚也有同样的遭遇。俄罗斯强行推行俄语教育，1895年以后，教会小学、福利组织和图书馆都被关闭。俄罗斯民族主义报刊发出激烈的谩骂，称亚美尼亚人像犹太人一样，是剥削者、寄生虫和不忠诚的叛徒。1903年，亚美尼亚教会的财产也被没收。相比较而言，帝国政府对两高加索地区穆斯林的宗教和文化并不感兴趣，跟它在中亚也没有干涉当地人一样，这可能是因为帝国认为这些地区的民族主义运动并不强，不用警惕，也可能是因为俄罗斯人并不把这些亚洲穆斯林看成值得同化的对象。

 

俄罗斯化政策的失败

 

几乎在每一个族群里面，帝国的文化俄罗斯化政策都是徒劳无功的（行政俄罗斯化另当别论），或者说是起反作用的。原先处于消极状态中的各族群，由于其文化受到冲击，纷纷意识到发展出某种政治民族主义的好处。1905年革命发生后，帝国政府终于后知后觉地认识到了这点。1905年 4月，政府颁布了一项容忍法令，在确认东正教的主要地位的同时，废除了对非东正教各教派的歧视，并同意东正教基督徒改宗其他教派。大多数针对非俄语言的禁令被取消（早在 1904年，一些俄罗斯化的措施，如禁止用拉丁字母印刷立陶宛语的禁令已经被废除了）。10月，政府发布了一项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宣言（即《十月诏书》），允许帝国内各族群成立自己的政治组织和集会。俄罗斯第一届国家杜马，则让各族的民族主义势力正式走上政治讲坛。

从事后看，我们可以说，尽管在其他欧洲国家同样发生了一些文化同化活动（同时期的法国和德国都有相似的作为），也成功了，但是俄罗斯帝国却有着一些内在缺陷，使它走向失败。

首先当然是帝国的官方意识形态—东正教、专制主义与民族—完全没有吸引力。专制主义与民族就不说了，单就东正教而论，就完全不堪此任。当然，帝国在面临危机时，寻找一种普世宗教为自己加持，并不是什么稀罕事。长久以来，伊斯兰教都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黏合剂之一，能让中东诸族群向奥斯曼称臣。问题正如英国历史学家多米尼克·利芬（ Dominic Lieven）所敏锐地指出的，在俄罗斯，东正教根本就不是一种普世宗教，缺乏相应的感召力。金雁在《倒转红轮》中也辛辣地说道，“很多人都提到东正教是俄罗斯文化之魂，然而只讲‘官方东正教’，它差不多就是‘死魂灵’”。这是因为，俄罗斯在 17世纪中期发生的宗教改革同西欧的同类事件性质几乎截然相反：“基督教的剑被屈辱性地与罗马帝王的剑混合在一起，教会成为国家的武器。”国家控制的教会很快就僵化死亡，而东正教也因此发生了分裂，一边是受国家控制供养、活力全无的官方教会，另一边则是“持不同政见”、被迫害、四处躲藏的旧礼仪派。这样，由于俄罗斯东正教自身合法性的缺失，导致它的受众狭隘，无法成为帝国的连接器。

虽然俄罗斯的文化本身在19世纪明显进入一个黄金时代，托尔斯泰、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宾、鲍罗廷等伟大的作家、画家和音乐巨匠层出不穷，他们所创造的伟大文化也许有着吸引其他小族群的潜能，但是由于帝国和俄罗斯知识分子之间明显的恶劣关系和深刻对立，这条路也是走不通的。

对帝国内的其他族群来说，成为俄罗斯人在经济和社会层面显然也不是一个较好的选择。在相当时间内，在很多领域中（比如兵役与税赋），俄罗斯人整体在帝国中都处于较不利的地位。在另外一些领域内（比如大学、省自治局和律师协会），19世纪末期的帝国又在相当程度上排斥一部分外族精英的进入，阻遏其社会流动（最显着的就是针对犹太人的限额制）。因此，帝国政府所提供的同化选项，对于帝国边缘的很多人来说，并不像美国“大熔炉”所发生的那种打破隔离、消除歧视的正向社会平等运动，而是强迫认同而不付出任何好处。所以，这是一种异化的同化。

这里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在起作用。帝国的官僚、专家相当之少，这导致帝国的正式化程度太浅，基础性权力太小，帝国从根本上缺乏能力去推行一个有效的俄罗斯化政策。它可以发布命令，也可以去禁止一些事物在明面上的存在，但是它没有办法有效监督民众。就像被刺杀的芬兰总督博布里科夫，从明面上讲是芬兰的太上皇，可是由于缺乏得力、忠诚，同时通晓俄语与芬兰语的下属，他不得不亲自书写自己的书信与命令，因为他连一个合适的抄写员都没有。这样一个武夫，不死在当地就太奇怪了。

临终前不久，亚历山大三世同自己的亲信交谈说：

“我觉得俄国的事情有点儿不对头。”

亲信回答道：“我看到这个国家就像一个巨大的发酵罐，大家都手持锤子围着它。一旦它出现哪怕是一小条裂缝，他们就赶紧把它钉牢。但是终有一天里面的气体将要爆炸，威力是如此之大，以致根本无法再将它钉住。”

沙皇以呻吟做答。

 

波兰官员：

乌克兰已表态希望波兰成为其安全保障国之一

 

2022年03月28日19:38 环球网

 

综合俄塔社和俄新社报导，波兰国家安全局局长帕维尔·索洛赫（Pawe Soloch）当地时间27日在接受波兰电视台Polsat采访时称，乌克兰已经明确表态，希望波兰成为其安全保障国之一。

 

俄塔社报导截图

 

根据索洛赫的说法，如果俄乌达成某种和平协议，这是正在考虑的方案之一，“我们都在等待，也都在期望能达成和平协议”。他说道，“乌克兰方面表示，如果签署这类协议，希望波兰成为保障乌克兰安全的国家之一。”他同时强调，“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清晰的计划。但这是来自乌克兰方面的一个信号，涉及其如何评估波兰在这场冲突中的作用。”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外媒资料图

 

另据路透社28日报导，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周日播出的一段讲话中表示，作为与俄罗斯达成和平协议的一部分，乌克兰准备讨论采取中立地位，而这样的协议必须由第三方担保，并进行公投。

泽连斯基说：“我们已准备好讨论我国的安全保证问题、中立问题以及无核化地位。这是最重要的一点。”但他同时也表示，乌克兰拒绝讨论俄方的一些其他要求，例如去军事化。

2月24日，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俄总统普京表示，行动的目的是将乌克兰“去军事化”和“去纳粹化” ，将所有在顿巴斯地区“对平民犯下血腥罪行”的战犯绳之以法，从而“保护8年来遭受基辅政权欺凌和种族灭绝的人”。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军只打击乌克兰军事目标和部队，乌平民不受任何威胁。普京还强调，俄方无意占领乌克兰。

 

泽连斯基：乌克兰准备讨论采取“中立地位”，以此与俄罗斯达成和平

 

资料图

　　

据路透社28日报导，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周日播出的一段讲话中表示，作为与俄罗斯达成和平协议的一部分，乌克兰准备讨论采取中立地位，而这样的协议必须由第三方担保，并进行公投。

报导介绍称，泽连斯基是在一段90分钟的视频通话中对俄罗斯记者说出这番话的。自始至终泽连斯基都在用俄语讲话，就像他之前针对俄罗斯听众发表的演讲一样。

　　基辅郊外

　　

泽连斯基说：“我们已准备好讨论我国的安全保证问题、中立问题以及无核化地位。这是最重要的一点。”但他同时也表示，乌克兰拒绝讨论俄方的一些其他要求，例如去军事化。

路透社指出，泽连斯基表示，如果没有停火和撤军，就不可能达成和平协议。另一方面，泽连斯基排除了用武力夺回所有被俄罗斯控制的领土的可能性，称这将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并表示他希望就东顿巴斯地区达成“妥协”。

 

乌克兰基辅，警察在站岗

　　

2月24日，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俄总统普京表示，行动的目的是将乌克兰“去军事化”和“去纳粹化” ，将所有在顿巴斯地区“对平民犯下血腥罪行”的战犯绳之以法，从而“保护8年来遭受基辅政权欺凌和种族灭绝的人”。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军只打击乌克兰军事目标和部队，乌平民不受任何威胁。普京还强调，俄方无意占领乌克兰。

 

俄外长：普京从未拒绝与泽连斯基会晤，重要的是为会晤做好充分准备

 

【环球网报导】综合俄罗斯《消息报》、俄新社、“今日俄罗斯”报导，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8日接受塞尔维亚媒体采访时称，俄罗斯总统普京从未拒绝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但重要的是，为会晤做好充分准备。

 

俄新社：拉夫罗夫称普京从未拒绝与泽连斯基会晤

 

谈及普京与泽连斯基会晤，拉夫罗夫在采访中称，“普京总统多次评论过该话题，并在不久前回答外国同僚（他们保持定期对话）的问题时再次提到该话题。他表示，自己从未拒绝与泽连斯基总统会晤，他认为原则上唯一重要的是，为会晤做好准备。”

拉夫罗夫，图自俄媒

　　

据报导，拉夫罗夫还称，乌克兰危机局面和该国国内冲突“早已成熟”，这些年来累积了大量问题，因此俄乌总统只是会晤并交换立场“是无效的”。

据俄新社本月13日报导，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称，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通电话时称，他本人不反对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

 

泽连斯基：乌方的优先目的是最大程度降低人员死亡、缩短战争期限

 

2022年03月28日13:54 央视网

　　

当地时间27日，在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阐述了乌方在乌俄冲突中的优先目的。

据乌克兰独立通讯社报导，泽连斯基表示，首先要最大程度地降低人员死亡，缩短战争期限。乌方希望俄罗斯将军队撤离至双方达成妥协的地带，即回到2月24日以前的状态，并在此基础上试着解决顿巴斯问题。

 

欧盟高级代表：

目前不寻求彻底切断与俄能源往来

 

欧盟外交事务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约瑟夫·博雷尔。人民视觉数据图

 

欧盟外交事务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约瑟夫·博雷尔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欧洲对俄罗斯的天然气和石油资源依赖非常严重，预计在两年内可停止从俄罗斯进口油气。

他进一步解释说，目前欧盟并不寻求彻底切断与俄罗斯的能源往来，而是致力于使来源更加多样化，中东地区将在其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同时，发展可再生能源也有助于减少相关资源的消耗。

 

英国前军官：

若西方继续与俄对峙人民生活水平将长期下降

 

图为3月7日，英国贝尔法斯特一加油站，油价持续飙升。（资料图）

　　

海外网3月28日电英国前陆军军官乔纳森·肖（Jonathan Shaw）日前警告，如果西方国家继续与俄罗斯对峙，人民的生活水平将长期下降。

据今日俄罗斯新闻网站26日报导，乔纳森曾是英国陆军高级军官。26日，他在一档脱口秀节目中就俄乌冲突发表观点。“我们西方人对俄乌冲突有错误的心态”，乔纳森称，西方国家把地缘政治置于经济问题之前，也必将为此付出代价。英国和其它国家政府没有做好足够的工作，“我们需要让人民有心理准备，以应对生活水平的长期下降。”

俄乌冲突爆发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了严厉的制裁。美国和加拿大率先放弃对俄罗斯燃料的供应需求，欧盟和英国也宣布将加入其中。这些对俄罗斯的限制与报复措施已经导致许多西方国家的能源和食品价格飙升。近日就有报导称，英国一些贫困民众拒绝吃土豆，因为他们付不起煮土豆所需的燃料钱。乔纳森认为，这仅仅是开始。

 

七国集团一致拒绝

　　

当地时间3月28日，德国副总理兼经济和气候保护部长哈贝克在结束七国集团能源部长视频会议后表示，七国集团的成员国拒绝俄罗斯提出的以卢布支付能源的要求。

德国目前正担任七国集团的轮值主席国。据哈贝克透露，欧盟方面的官员当天也参加了会议。

 

　△德国副总理兼经济和气候保护部长哈贝克

　　

按照哈贝克的说法，七国集团部长一致认为，要求以卢布支付是“对现有协议单方面且明显的违背”。他指出，签订的合同依旧存在效力，所涉及的企业必须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这意味着用卢布付款是不可接受的。”

上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要求“不友好国家”今后只能以卢布支付进口天然气的费用。由此，有进口需求的国家将不得不购买卢布。作为受影响的国家之一，德国截至目前都是通过欧元结算天然气的运输。

 

战争进入第33天，

拜登在波兰撂下一句狠话，欧洲却急了！

 

来源：牛弹琴

 

资料图

　　

战争已进入第33天，美俄对峙越来越尖锐。管不住自己嘴巴的拜登，在波兰撂下一句狠话，但欧洲却急了。

以至于白宫不得不紧急灭火，美欧之间更出现一道严重裂痕。　　

什么狠话？

拜登是这样说的：“看在上帝的份上，这个人（普京）不能继续掌权。”

在与乌克兰难民见面时，戴着口罩的拜登，更毫不犹豫痛骂普京是一个“屠夫”。

坦率地说，“屠夫”言辞虽然更加生猛，但“不能掌权”后果更加严重。

因为很简单，指责普京“屠夫”，不过是对普京又一次人身攻击；而认为普京不能继续掌权，隐含的意思，就是美国要颠覆俄罗斯政权。

你这样的动机，俄罗斯会怎么反应？　　

那没有办法，没有选择，只能血拼到底。不然，就是俄罗斯政权倒台，甚至要人头落地。

所谓“人情留一线，以后好相见”，哪怕这是美国真实想法，但公开说出来，毫无疑问，属于外交上的一个重大失误，极大压缩了外交回旋空间。

要知道，之前不管对俄罗斯怎么攻击，白宫都很明确，“俄罗斯的政权更迭”，并不是美国的政策。

所以，拜登这句话一出口，路透社就解读，这是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对俄罗斯态度的一次“急剧升级”。CNN则分析，拜登在欧洲之行中以“最激烈的措辞”谴责普京，可能会在两名领导人之间引发更多摩擦。

果然，拜登还没反应过来，欧洲就有点急了。用美联社的话说，拜登的戏剧性的这个说法，在北约国家中产生了一个公开的裂痕。

法国很不满意，马克龙告诉记者：“我不会使用这些说法，因为我要继续与普京总统交谈……我们的目标是制止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的战争，是避免战争，不是要升级。”

意思也是很清楚：拜登，你在搞什么？你是在拱火，你是在添乱，你这样说，是在继续让战争升级。

 

 

说实话，拜登这句话一出口，白宫也有点懵。

但还不得不为老板灭火。白宫官员出面澄清说：拜登总统的观点，其实是说，不能允许普京对邻国或该地区行使权力，他真不是在讨论普京在俄罗斯的权力，或什么政权更迭。

正在耶路撒冷访问的国务卿布林肯，也赶紧打圆场说：拜登的意思，是不能允许普京侵略任何国家，“正如你反复听到我们所说的那样，我们没有在俄罗斯或其他任何地方改变政权的策略。”

但关键，俄罗斯会相信吗？

颠覆其他国家政权，不正是美国的一贯做法吗？

让白宫焦头烂额的是，拜登这一趟欧洲之行，说漏嘴的还不止这一个地方。

上周在布鲁塞尔，拜登警告，如果俄军在乌克兰使用化学武器，美国将“以同样的方式”（in kind）作出响应。

这是什么意思？

美国公开威胁，将使用化学武器？

急得白宫安全顾问沙利文赶紧出面“解释”：总统的意思是，就是美国会做出反应，不是说，美国会使用化学武器。

还有，在视察部署在波兰的美国第82空降师时，拜登当着美国大兵，夸奖乌克兰人很勇敢，然后说：“看看他们如何挺身而出。当你在那里时，你会看到的。”

什么意思？

美国要将这些大兵派到乌克兰作战？

急得白宫官员赶紧“辟谣”：总统已经明确表示，我们不会向乌克兰派遣美军，这一立场也没有改变。

拜登说话，有意思吧。

更有意思的是，拜登说得很痛快，但大家似乎都很不满意。

欧洲人第一个不满意。大家也看到了，现在是欧洲一哥的马克龙，公开认为拜登话说过头了，你不是在制止战争，而是在继续拱火。

乌克兰其实也不满意。泽连斯基仍旧痛批西方太软弱，说：如果那些思考了30多天想怎么拿出数十架坦克和喷气式战机的人，能有1% 的勇气就好了。

什么意思？

拜登，你的勇气太小。

关键在美国国内，美国人也很不满意。

根据上周美联社的一项民调，只有26% 的美国人相信，拜登能够管控好危机或军队。特朗普更是痛骂：你把美国历史上最糟糕的五位总统放在一起，他们都不会像拜登那样，在短短15个月内造成这么大的破坏。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已经成功地、真正地扼杀了美国梦……

按照特朗普的说法，拜登这样攻击普京，其实是在鼓励普京使用核武器……

论骂人，确实特朗普是独孤求败。

但结果我们也看到了，拜登拍拍屁股从欧洲走了，乌克兰战火还在继续。

此前，俄军方表示，俄军第一阶段任务已基本完成，鉴于乌克兰军队的战斗力被显著削弱，使得俄方能将主要精力聚焦在主要目标，即“完全解放”顿巴斯。

按照乌克兰方面的说法，由于俄罗斯未能“占领基辅并推翻乌克兰政府”，俄罗斯的下一步策略，很可能采取朝鲜半岛的模式，将乌克兰分裂成新的朝鲜和韩国。

作为一个微妙的动向，乌克兰东部卢甘斯克地区的负责人表示，不排除近期举行加入俄罗斯联邦的全民公投的可能性。

在过去这个周末，俄导弹继续袭击了基辅和乌西部城市利沃夫。俄军方宣称，摧毁了基辅和利沃夫附近的燃料库和导弹库。

 

　　

最后，怎么看？

第一，拜登一脱稿，白宫就紧张。

短短几天欧洲之行，一个又一个重大失误接连出口。将波兰总统称为波兰大使，最多也就尴尬一下波兰；说普京入侵俄罗斯，估计也就是太关心普京；但公开威胁要推翻普京，这就是重大外交转向了。布林肯很头疼，欧洲人更焦虑。拜登，你到底还管不管得住自己的大嘴巴？

第二，美国，你安的是什么心？

要知道，拜登不是政坛新人，而是老资格外交决策者。现在接连“出错”，真的大嘴巴习惯了，还是不自觉地真实想法展现。如果是后者，也难怪马克龙很着急：美国，你到底是想让战争结束，还是在继续拱火？

第三，更要注意，战场正在出现新动向。

至少三个小细节吧。拜登对空降师的鼓励，那美国会不会真派大兵到战场去？俄军声称要“完全解放”顿巴斯，是不是不再围攻基辅，而是重点攻下东部？卢甘斯克要公投，那乌克兰未来的命运，会不会真的一分两半，西乌东乌并立？

战火还在继续，或许再过一些天，一切都将水落石出。只是肯定有更多人，埋在了这个春天里。

 

这两天，他们又开始疯狂挑衅中国……

 

最近，部分澳大利亚政客与媒体又开始上蹿下跳，疯狂炒作中国“破坏南太平洋地区稳定”。

事情起源于路透社3月24日的一篇独家报导。报导引述所罗门群岛一位官员的话说，所方已与中国签署一项警务合作协议，并正在讨论“全面安全合作协议”。报导称，如果这项安全协议达成，将是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的“重大突破”。但是有关协议细节以及何时达成，这位官员并未透露。

实际上，就在外媒爆料之前，中所警务合作已经展开一段时间了。去年11月，所罗门群岛爆发严重社会骚乱，当地唐人街被严重冲击。中方随后向所方提供多批警用物资援助，并派出临时警务顾问组赴所开展培训，帮助所警方加强自身能力建设，这一举动受到所政府欢迎。中所两国开展正常的执法和安全合作，符合两国以及地区国家的共同利益。

 

3月22日，所罗门群岛警察部门网站照片显示，训练已开始使用中方提供的仿真枪。

 

但中所双方的深入合作还是触动了澳大利亚等国的敏感神经。澳总理莫里森称中方此举是“想要在太平洋地区施加影响力，或是在该地区获得某种控制”。在此之前，澳政府的多位部长早已直白地表达了“震惊”，称中所合作“危害”了南太平地区稳定，防长达顿还造谣称中国要在所罗门群岛“建造军事基地”。

一位媒体人更是极端，他在澳大利亚新闻网撰文称，所罗门群岛“必须成为一条中国不得越过的红线”，他甚至叫嚣，为了阻止中所达成协议，澳大利亚必须“准备入侵所罗门群岛并推翻其政府”。这番言论将澳方一些人的双标刻画得淋漓尽致：自己发表赤裸裸侵犯他国主权的言论不是威胁，中国参与警务合作反而构成“威胁”。

针对澳方一些人的鼓噪性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响应说，中所作为两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在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基础上开展正常的执法和安全合作，这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有利于维护所社会秩序，有利于促进地区和平稳定，有利于增进中所以及地区各国的共同利益。他还说，希望有关方面客观冷静看待，不要过度解读。澳方个别政客蓄意制造紧张氛围，极不负责任，也无助于地区的稳定和发展。

澳大利亚一向视南太地区为势力范围，对中国在该地区的一举一动都保持警惕，随时拿着放大镜来检视。美国外交学者网站曾发表文章指出，西方应该承认，整个太平洋地区没有一条将该地区划分为非此即彼的线，那种关于“势力范围”的迷思早已过时了。不过这波抹黑中国的操作跟以往相比还是略有不同。

一方面，今年2月11日，美国首次以白宫名义公开发布“印太战略”，公开把中国列为地区首要挑战。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于2月12日到访斐济，这是37年来，首次有美国国务卿访问斐济。《华尔街日报》文章指出，尽管乌克兰战争分散了美国的注意力，但美国仍努力保持对中国的关注。这让那些本就甘当美国马前卒的澳政客“备受鼓舞”，在攻击中国时更加肆无忌惮，无须担心美国对华政策会急转弯。

另一方面，今年5月份澳大利亚即将迎来大选，有媒体认为，莫里森的总理位置岌岌可危，他近期疯狂挑衅中国，目的就是为了博取眼球稳住基本盘。此外，澳大利亚还在制裁俄罗斯的问题上对美国亦步亦趋，莫里森甚至大言不惭地说“澳大利亚人总能挺身而出对付霸凌……”

不过，莫里森一顿操作收效似乎不大。彭博新闻社2月28日报导称，莫里森的反华策略未能拉高执政联盟的支持度——最新民调显示，执政联盟的支持度落后最大反对党工党10个百分点。或许，经过近些年的反华宣传，澳民众对此类话题早已没有政客那么兴奋，也没有那么容易上当。特别是，澳政府的反华言行损伤了一些澳民众的利益，让他们也开始反思政府的对华政策是否方向错误。

回到此次媒体爆料的中所协议，尽管澳大利亚政客和媒体一直营造“举国震惊”的氛围，但很多澳网民不以为然，他们纷纷在社交媒体留言发表看法，一些观点可谓直击灵魂深处。有人说，“澳大利亚官员傲慢、自满。太平洋地区正在转向北京，远离美国及其盟友。这就是现实。”

有人说，“当你以优越和傲慢的殖民态度对待邻居时，你不能在他们结交新朋友时抱怨和威胁他们。”“澳大利亚没有与我们的太平洋邻国认真接触。作为一个机会主义者，我们只能为我们短视的世界观负责。”

此外，还有人提出一个可能令澳大利亚尴尬的问题：“他们（中国人）不是已经有达尔文港了吗？”——去年年底，澳国防部发布的一项防务评估结果显示，没有发现足够的国家安全方面的理由来建议澳政府出手干预、推翻让中国岚桥集团租赁达尔文港99年的决定。一再自己否定自己，你猜，这次澳大利亚政客会觉得尴尬吗？

 

中国疫情：

上海“封控”措施引发对全球供应链的担忧

 

2022年3月28日ＢＢＣ

 

 

中国本周开始在重要的金融和制造业中心上海实施全市封锁，恐进一步打乱全球供应炼和减少对能源的需求。

上海“封控”消息一出，全球油价出现下跌，布伦特原油价格下跌逾每桶4.5美元。有分析认为，这是因为交易员对中国新冠“清零”政策的有效性有所担忧。

 

上海“封控”

 

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周日（3月27日）晚间宣布，为了遏制疫情蔓延，决定在28日起，以黄浦江为界分区分批实施核酸筛查。

不过，上海当局并未使用“封城”一词，仅称其为“封控”。

通知称，3月28日5时起，上海市以黄浦江为界分区分批实施核酸筛查。第一批，浦东、浦南及毗邻区域先行实施封控，开展核酸筛查，4月1日5时解封。同时，浦西地区重点区域继续实施封控管理。第二批，4月1日3时起，对浦西地区实施封控，开展核酸筛查，4月5日3时解封。

封控区域内，住宅小区实施封闭式管理，所有人员足不出户，人员和车辆只进不出。

视频加注文字，

新冠疫情：上海展开分批封控，市民称对现状感到恐慌

一直被外界视作防疫模范生的上海，这次没能抵抗住奥密克戎。上海市卫健委周一（28日）通报3月27日0至24时，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0例和无症状感染者3450例。

不过在上海宣布封城前一天，3月26日上午，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吴凡曾在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上海不能封城，因为上海这个城市不仅仅是上海人民自己的上海，还在全国经济社会发展当中承载重要功能，甚至对全球经济都有影响。

在上海封城前，中国对吉林省和深圳实施了严格的封锁措施。

 

对经济的影响

 

国际油价基准布伦特原油期货合约下跌4%至每桶115.80美元。尽管油价下跌，但仍比一年前高出近80%，因为乌克兰战争推动油价上涨。

SPI资产管理公司的管理合伙人英尼斯（Stephen Innes）表示，交易员们担心中国新冠清零政策的影响。

英尼斯还在一份给投资者的报告中表示，预计供应链将进一步中断，需求也将下降。

“我们可能还只是看到冰山一角，”他说。

 

 

然而，恒生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王丹预计封锁措施对供应链并不产生重大影响。

这名在上海的经济学家告诉BBC，大多数工厂继续像往常一样运营。

“郊区被控制得很好，非常严格，”她说，“供应链稳定性在这一轮疫情中是一个优先事项。”

她补充说，鉴于新冠病例飙升，在未来几天内，可能有更多的政府刺激，利率可能降低“相当多”。

只要有银行的支持，更低的利率能让企业和个人借钱更便宜。

上证综指周一开盘走低，随后收复失地，收盘仅上涨0.07%。

上周，上海迪斯尼度假区表示，由于目前疫情防控形势，该度假区将关闭，直到另行通知。

“我们将继续关注疫情防控进展并咨询相关部门指导意见，恢复运营时间一旦明确，我们将及时告知，”通知称。

 

分析

白洛宾（Robin Brant ）

BBC驻上海记者

 

中国拥有2500万人口的金融中心上海现在是一座分割的城市。

现在主河以东所有人行动都受限了，新一轮的大规模检测已经开始。

而本周下半段，另一半城市将被封锁。

公共交通被关闭，整个城市被封锁。所有离开的人都需要出示核酸阴性证明。

这是行动的一部分，试图阻止再度复苏的病毒流行，中国领导人认为他们已经赶走了这种病毒。

在这里任何被检测为阳性的人都会被送往医院或被强制隔离。

随着疫情数字不断上升，中国坚持的清零政策正在经受考验，但也在微妙地进行调整。

 

新冠疫情：上海展开分批封控，有市民称对现状不乐观

 

2022年3月28日

 

中国金融中心上海将于3月28日起分阶段封控，对全市约2500万人口进行核酸检测。有关部门表示，上海全市公共交通将暂停，企业和工厂必须停止运营或远程工作。

市民郭先生表示，“没有想到这么严重......确实有些恐慌。”另一位市民杨先生则认为，外界谣言和菜价上涨是恐慌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