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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民主党正在社会主义化吗？
纽约时报中文网2018年7月3日：今年5月，三名进步派年轻女性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州议会初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她们的对手都是深受民主党当权派青睐的男性，而她们都得到了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 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简称DSA）组织的背书。她们中的两位，30岁的萨梅尔·李(Summer Lee)和32岁的萨拉·因纳莫拉托(Sara Innamorato)，分别击败了两名现任州议员、宾夕法尼亚州一个家喻户晓的政治家族的远房表亲多姆·科斯塔(Dom Costa)和保罗·科斯塔(Paul Costa)。
37岁的伊丽莎白·菲德勒(Elizabeth Fiedler)在生下第二个孩子的三个月后宣布参加竞选。她在位于费城的竞选办公室里开设了托儿所，以便团队里其他的父母在出门拉票前可以把孩子寄放在那里。在与选民交谈时，她提到自己孩子的健康保险靠的是联邦医疗补助(Medicaid)和儿童健康保险计划(CHIP)，还讲了孩子的保险失效那两周里她所感到的焦虑。
萨梅尔·李公开谈论自己欠下的20多万美元的助学贷款，她从法学院毕业以来，这笔债一直是个沉重的负担，她告诉我，沉重的债务让她从内心里感到“让每个人接受免费的、高质量教育的必要”。（这位非裔美国女性在一个以白人为主的选区里最终获得了68%的选票。）因纳莫拉托谈了父亲的阿片类药物依赖如何拖累了她和母亲，让她们不再属于中产阶层。“我经历了我所在选区的苦难，”她对我说。
首次参加竞选的伊丽莎白·菲德勒在宾夕法尼亚州众议员初选中获胜。
民主社会主义者萨拉·因纳莫拉托在她的宾州匹兹堡选区得到了民主党州众议员提名。
她们的竞选是美国各地正在发生的草根公民复兴的一部分，对我来说，她们是这个非常黑暗的时代仅有的乐观源泉。浸泡在纽约市的新闻中，我时常深陷于绝望。一个合法性可疑、质量败坏的独裁总统正在准备用第二个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提名来重塑未来几代人的美国。联邦政府由逍遥法外的盗贼官僚们当道。和我的孩子年龄相仿的孩子们被迫与他们的移民父母分离。
萨梅尔·李在州参议员竞选中击败了当选多年的在任议员。
然而，在全国各地，人们、尤其是女性们，正在用近乎超自然的力量，从基层开始重建民主，想方设法地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力。对那些反对特朗普的中年郊区居民来说，这通常意味着支持民主党。但对那些把唐纳德·特朗普的当选视为腐败的政治和经济体系巅峰的年轻人来说，这通常意味着试图重塑民主党，将其改造为民主社会主义的工具。
今天，萨梅尔·李、因纳莫拉托和菲德勒的胜利看起来象是一种预兆。周二，类似的初选结果以更大的规模在纽约市上演。28岁的民主社会主义者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兹(Alexandria Ocasio-Cortez)在初选中击败约瑟夫·克劳利(Joseph Crowley)，令民主党大惊失色，任议员已有19年的克劳利还是皇后县民主党主席，也是众议院少数派领袖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的可能继承人。就在选举前的几周，克劳利自己的民调显示他领先对手36个百分点。结果是奥卡西奥-科尔特兹以高出克劳利15个百分点的得票率获胜。
28岁的政坛新手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兹在纽约州民主党初选中意外击败了约瑟夫·克劳利议员。
她的做法与宾夕法尼亚州的那几名女性一样——动员大量的志愿者，与选民进行一对一的联系。“几个月来，在没有引起全国关注的情况下，一直有人在那里的基层，在地铁站与人们交谈，”纽约州总检察长候选人泽菲尔·蒂乔特(Zephyr Teachout)说。五月，她宣布支持奥卡西奥-科尔特兹。
奥卡西奥-科尔特兹所属的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是美国最大的社会主义组织。自2016年的大选以来——当然，那时是民主社会主义者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宣布参加民主党初选——它的成员规模从7000人增加到超过3.7万人。它不是一个政党，更多是一个活动人士团体，在选举中与民主党合作，同时在选举之外也倡导对社会不公的抵制。
这个组织的许多目标，都反映在奥卡西奥-科尔特兹的政纲当中，并且与那些进步派民主党人的目标也没有什么区别。但是，虽说DSA乐于与自由派合作，但它的成员总的来说对民主社会主义中“社会主义”那部分是认真的。它的章程设想了“一个基于大众对资源和生产的控制、经济规划、公平分配、女权主义、种族平等和非压迫关系的人道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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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在美政坛又成新潮热词
美国之音2019年2月21日：社会主义:曾经的政治脏话在美政坛又成新潮热词
角逐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竞选班子星期三宣布，他们第一天的网上募捐就筹集了将近6百万美元，轻松超过了他的所有民主党对手首日募捐的总和。
这位佛蒙特州的联邦参议员星期二宣布再度问鼎白宫，24小时内有超过22万人向他捐款，超过了他2015年出马竞选时150多万美元的首日募款数额。桑德斯自称是“民主社会主义者”。在他正式宣布参选总统之前，总统特朗普已誓言美国永远也不搞社会主义。
在美国历史上的多数时期，“社会主义”都等同于脏话，人们提起“社会主义”，往往是给政治对手抹黑，而不是自我标榜。
人们一般会把社会主义与国家控制生产资料、共产主义甚至极权政府相混淆。社会党候选人难得民心。在美国社会主义者如日中天的1920年，尤金·V·德布斯(Eugene
V. Debs)在总统选举中也只不过获得了大约91万5千张选票。
但是根据最近的民调，社会主义观念受到更多人欢迎，在这种情形下，争取2020年党内提名的民主党候选人纷纷开始拥抱那些与社会主义事业密切相关的经济、税收和社会政策纲领。
《了解马克思》(Understanding Marxism)的作者、经济学教授理查德·D·沃尔夫(Richard D. Wolff)博士对美国之音说：“有那么一种挥之不去的痛感，觉得我们被坑了，觉得美国人得不到在一个富裕的国家应该得到的东西。有些人成了(亚马逊公司老板、亿万富翁)杰夫·贝索斯(Jeff
Bezos)……可我们其余的人连怎么让自己的孩子读完大学都不知道。”
根据沃尔夫的估计，大约4千4百万美国人欠着学生贷款，因此，越来越多的民主党人在竞选时会强调这个话题。
自称“民主社会主义者”的桑德斯参议员2016年竞选总统时动员起了新一代选民，他们试图推动进步派的政策，比如免除大学学费和实行全民医保。
桑德斯在党内角逐中输给了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然而，他的政策迫使民主党重新审视本党更为主流的政策。
与此同时，特朗普总统和其他共和党人继续使用“社会主义”一词来贬损他们的民主党对手，鞭挞和讥讽来自纽约的国会众议员、前桑德斯竞选工作者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特兹(Alexandria Ocasio-Cortez)等新科议员。
特朗普在2月5日的国情咨文演说中宣布：“永远也不会让美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然而，虽然右翼人士反对社会主义观念，但是根据盖洛普(Gallup) 2018年的一项民调，57%的民主党人对社会主义有好感。
全美最大的由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组成的团体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夸口说，自从特朗普2016年当选总统后，他们有了大约6万成员，而就在2015年桑德斯首次参选总统之前，他们还只有5千成员。
社会主义对美国政治究竟意味着什么？这在美国人中间没有多少共识。虽然共和党人把社会主义比作斯大林的俄罗斯，但是左翼候选人提出的社会主义并不侵犯政治自由，而是主张对富人增税，以支持全民医保、补贴大学学费、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等政策。
阿克西奥斯(Axios) 1月份的民调显示，Z世代、也就是年龄在18到24岁之间的选民实际上更喜欢社会主义(61%)，而不是资本主义(41%)。这个数字比全国平均数字要高得多。全国平均数字显示，39%的人更喜欢社会主义，61%的人更喜欢资本主义。
很多民调显示，对社会主义政策的支持要高于对社会主义一词本身的支持。比如，福克斯新闻台(Fox News) 1月份的一项民调发现，70%的选民支持对年收入超过1千万美元的家庭增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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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德斯打出的“民主社会主义”旗帜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刘俊祥于2020年5月在《 人民论坛》发文认为：通过多维度的分析发现，所谓桑德斯主义，其实是美国特色的民主社会主义，是“平民革命”的理想主义，是美国左翼的社会改良主义，因此，桑德斯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有本质的区别。从现实来看，桑德斯主义不是资本主义的终结者，而是美国政治周期性运行的阻尼器。从长远来看，桑德斯主义将与美国同在，并周期性的盛衰荣枯。
2020年4月8日，伯尼·桑德斯宣布退出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从而，再次止步于美国民主党党内预选，并且现年79岁的伯尼·桑德斯或许不会再参加下次总统竞选了。作为美国民主党参选人的伯尼·桑德斯在两届总统选举中，都自称是“社会主义者”。那么，桑德斯主义真的是美国的社会主义吗？伯尼·桑德斯的“政治革命”是否会因此而停止呢？桑德斯主义是否会随之而在美国终结呢？答案是否定的。
2016年，伯尼·桑德斯宣布参选总统时就在美国打出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帜，并一直以“民主社会主义者”自居，其民主社会主义的竞选策略、政治纲领以及对于美国主要社会问题的观点等政治理念和竞选政纲，集中体现在其所着的《我们的革命》一书中，并从以下多方面表现出了民主社会主义的美国特色。
第一，推崇北欧实践，以瑞典的民主社会主义为典范。在参加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初选时，伯尼·桑德斯就鲜明指出，当我说“民主社会主义”时，“我说的是北欧，是丹麦，是瑞典，他们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典范。也是我想追求的政治典范。”可见，桑德斯主义，即桑德斯民主社会主义。
第二，进行一场“改变美国的政治革命”。在2020年的竞选演讲中，伯尼·桑德斯把自己的竞选主张概括为进行一场“改变美国的政治革命”，创造一个代表所有人而不只是百分之一的富人，并遵循经济、社会、种族和环境公平正义原则的政府，以实现“真正的变革”。
第三，建立向全民负责而非只是为少数富人服务的“人民共和国”。这实际上就是主张平等，追求社会公平正义，致力于从道德上、经济上和政治上解决美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社会问题。
第四，让美国人看得起病、住得起房和实现免费上学。伯尼·桑德斯这方面的选举政纲，就是要将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变成民主社会主义，实施斯堪的纳维亚式的全民医保计划，大学教育免费，最低工资保障，带薪休假等福利制度。
第五，“劫富济贫”，给富人加税。伯尼·桑德斯提出，其参选的初衷就是要改变美国财富严重不均的现状，打破财富影响政治的潜规则，其答案就是“民主社会主义”，即是对富有者和企业增税。
第六，反对金钱政治，强化金融管理。伯尼·桑德斯认为，“寡头政治毁掉了美国民主”，因此，他尖锐地批评美国的竞选筹资制度，要求“建立一个不被金钱利益控制的政府”，拆分华尔街大银行，管控金融业，限制权贵们的金融控制权和政治影响力。
第七，追求多数人的大众民主。伯尼·桑德斯指出，“民主社会主义意味着民主”，就是要吸引众多青年人和普通劳工阶层参与投票，以挽救民主党选民投票的流失。其实，从伯灵顿市的市政管理到全美国的政治参与实践，所体现出的桑德斯主义的精髓，就是追求多数人的大众民主，以对抗精英民主和寡头政治，应对金钱在政治体系中过度影响力的严重问题，等等。
从“政治革命”的实践来看，伯尼·桑德斯所从事的是“平民革命”，桑德斯主义是美国特色的平民主义，是追求平等的理想主义
伯尼·桑德斯坚持他自下而上的政治变革和“平民革命”。根据民主社会主义全面追求经济平等、社会平等和政治平等以及权利平等、机会平等和地位平等的价值观，伯尼·桑德斯致力在美国推行民主社会主义的平等。针对美国中产阶级和白人蓝领阶层的衰落，经济不平等加剧，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不平等正在撕裂美国社会的残酷现实，伯尼·桑德斯提出了“劫富济贫”的经济平等措施，试图通过“财富税”来减少美国社会中“收入不公平”现象。
伯尼·桑德斯在竞选中多次高呼，“我们将发起一场前所未有的草根运动，去改变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基础”，要在美国推行政治革命以重振美国。但通过理性分析发现，伯尼·桑德斯的“真正的变革”，并不是要“革”资本主义制度之“命”。伯尼·桑德斯的“政治革命”，只是美国草根民众对精英集团的平等革命，是通过合法的竞争选举等政治介入，推动一场体制内的“革命”，是试图在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范围内进行局部的改良。
如果以北欧民主社会主义作为分析蓝本，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桑德斯主义的本质特征。作为北欧民主社会主义代表的瑞典，虽然理直气壮地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但瑞典的“社会主义”，既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也不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更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只是具有瑞典特色的“民主社会主义”。这正如曾任瑞典社会民主党主席、瑞典首相的英瓦尔·卡尔松所说，瑞典人创造了自己的公式即“私有、市场、平等、福利”，这就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帜。在实践上，这就是现代西方走第三条道路的社会改良主义。
伯尼·桑德斯不能被看成是“社会主义者”，他只是一个“新政民主党人”。
从宏观维度看美国的社会政治运行和发展可以发现，美国的政治体系天生就伴有“平等—不平等”互动循环的“政治病”。
从“政治革命”的前景来看，桑德斯主义并不会在美国终结。虽然桑德斯主义也可能因美国政治的周期性运行而不再成为“网红主义”。但正因为桑德斯主义是美国极化社会的伴生物，因此，从长远来看，桑德斯主义不会随着伯尼·桑德斯的退选而在美国终结，而是将与美国同在，并周期性的盛衰荣枯。
实际上，伯尼·桑德斯已经改变了美国民主党的政治文化，民主党在未来也可能继续走桑德斯主义之路。在2020年选举中，不少民主党候选人或多或少地借鉴了伯尼·桑德斯的民主社会主义理念。民主党的唯一总统候选人乔·拜登，也称伯尼·桑德斯“为实现更加公平、正义的美国发出了强有力的声音”，其影响力将一直持续下去，因此，希望联手击败特朗普。
当然，这种持续传承的桑德斯主义，在未来也有可能突破美国的政治周期率，并引导美国走上民主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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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兴起的“民主社会主义”浪潮
微信作者江平舟说：美国梦，包含着这块大陆的整体价值观，包含着人们相信，只要在美国这样一个公平的环境，我够努力，够拼搏，那就能实现人生理想，成就价值高峰
这样的美国梦激励着全世界无论肤色、种族、文化的不同人，趋之若鹜的前往美国，实现他们在故国无法实现的理想
然而现在的美国梦，也许不像你印像中的那样了。
美国人自己都在质问自己，我们所要的美国梦，还能在美国实现吗？
梦日渐破碎的时间节点有两个：一个是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一个是2008年的世界金融风暴。这两个让美国社会迈向转折的历史事件，其影响深远至今。
911恐怖袭击，从飞机撞上纽约双子塔的那刻起，美国的共和党就走向了“激进化”。小布什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发动入侵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共和党逐渐成为一个“茶党”，“茶党”不是一个党派，而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右翼民粹主义。最后共和党终于诞生了特朗普。美国诞生特朗普不是巧合，是共和党整整18年向右转的“政治光谱变色”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而对于美国另一大党，民主党来说，深刻改变民主党的，让民主党开始“政治光谱变色”的，是2008年金融风暴。由美国华尔街所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发生后，民主党敏锐观察到选民的心态，尤其是年轻选民的心态已然改变。
于是他们也做出相应改变，组织和带领人民，喊出了1% VS 99%的游行口号，随后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占领华尔街运动”。
在金融风暴中，美国最上层那1%的富豪，剥夺了剩余的99%的人的利益。美国人民要求，利益重分配，要求再度监管肆无忌惮的资本市场。这场运动，被视为民主党开始“向左转”的信号。
最近在美国，大大小小的新闻里，你最常听到的词有两个，一个是中国中国中国，满屏幕的中国。
而另一个，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随着民主党党内初选的角逐日渐激烈，社会主义这个词，又重回美国土地。
在1950年代痛斥社会主义的麦卡锡，应该不可能想到，过了60年，社会主义不但依旧存在。社会主义的红色玫瑰之花，甚至还开到了美国。
在1989年当东西德人民抡起铁鎚，砸烂象征冷战的柏林墙时，全世界都在欢呼，社会主义末日已至，社会主义完蛋了。很快苏联解体，世界大同的目标似乎朝向资本主义狂奔，一去不复返了。西方世界弹冠相庆，资本主义，完胜。但仅仅30年后，美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拥护社会主义浪潮。更准确的说，是民主社会主义浪潮。
社会主义，过去这个美国社会里的“脏字”，一眨眼，成了民主党大选角逐中的“热词”。
民主党左派代言人，民主社会主义的坚定支持者，2020总统大选竞选者桑德斯，在初选第一天就如此高呼道：美国选民们，你们要明白，当我说出“民主社会主义”时，我说的不是委内瑞拉，不是古巴，不是那些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疯狂剥削人民的垃圾国家。我说的是北欧，是丹麦，是瑞典，他们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典范。也是我想追求的政治典范。
桑德斯对于“社会主义”的定义，是他决定要效仿北欧国家，开始在美国土地上，实验“民主社会主义”的可行性。
他的理想蓝图是这样的：
1，人民选出政府官员
2，政府官员加强监督资本市场，抛弃完完全全的自由市场理念
3，确保资本企业不能为了疯狂逐利，而牺牲绝大多数人民利益
4，最后达到全体人民共享经济红利，而不是顶层的那1%的大资本家，独吞原本该属于人民的经济利益
如果再具体到一些政策来看的话，就是：
1，全民健保
2，免除学费
3，给富人加税
4，等等措施
桑德斯在美国登高一呼，带领着一群美国左派主义者，重新找回被击溃60多年的阵地。而这些运动的参与者大多是美国年轻人。年轻人更厌恶贪婪的资本主义，向往北欧式的民主社会主义。他们在美国迅速凝聚整合，成为一股不可小觑的政治力量。年轻人们深信，美国是可以被改造成“民主社会主义”社会的。
根据知名的民意调查机构，盖洛普民调( Gallup Poll）在美国所做的最新民调显示：有高达40%的受调查者，愿意接受一个“社会主义美国”。而且就目前民主党党内的意识形态倾向来看，民主党党员们，更偏向于主张社会主义政策。
在2018年的美国中期选举中，民主党有24位社会主义议员进入了美国国会，并且这些社会主义议员，不断通过CNN，CBS，脸书推特等媒体,持续对社会主义进行宣传。
去年《纽约时报》曾发表一篇专题文章，《民主党正在社会主义化吗？》。文章里引述一项权威调查指出，在民主党的18-34岁党员中，有高达61%的民主党员，对社会主义持正面态度。
由于社会主义在美国的崛起,这让美国的政治棋盘变得更为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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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主张什么？
来源：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网站
翻译：草原
国际红色通讯IRN-2nd译者按：
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emocratic Socialist of America，简称DSA）成立于1982年，是由民主社会主义者组织委员会（Democratic Socialist Organizing Committee）和新美国运动（New American Movement）合并而成。其中，前者由美国社会党的左翼少数派于1973年建立，后者是新左派知识分子的组织。
近年来，社会主义思想风靡美国，DSA发展成为美国最大的社会主义组织，成员达65000人。在近年的选举中，DSA主要支持民主党候选人桑德斯（非DSA成员）。此外，DSA成员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特兹于2018年当选众议员。
下文是DSA网站上的介绍其主要观点的文章。翻译此文仅供读者参考，不代表认同文中全部观点。
什么是民主社会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者相信：经济和社会都应该以民主的方式运行——以满足公众需求，而不是为少数人谋取利润。为了建设一个更公平的社会，我们必须实行更多的经济和社会民主，从而在根本上对政府和经济的很多结构加以改革，这样普通美国人才可能参与许多影响我们生活的决策。
民主和社会主义携手并进。纵观全世界，凡是在民主思想生根发芽的地方，社会主义的愿景都生根发芽了——只有美国是个例外。正因为如此，很多关于社会主义的错误观点在美国大行其道。
加入“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emocratic Socialist of America），你就可以在自己的城镇和全国进一步推动民主社会主义的事业。
社会主义是否意味着政府将拥有并管理一切？
民主社会主义者不想创造一个全能型的政府官僚机构。但是我们也不想让大公司的官僚机构控制我们的社会。相反，我们认为，社会和经济决策应该由那些最受其影响的人来做。
今天，那些只对自己负责的企业高管和极少数富有的股东，制定着影响千百万人的基本经济决策。资源被用来为资本家赚钱，而不是满足人们的需求。我们认为，受经济机构影响的工人和消费者应该拥有并控制它们。
社会所有制可以采用多种形式，例如由工人和消费者代表管理的工人合作社（worker-owned
cooperatives）或公有制企业（publicly owned enterprises）。民主社会主义者想要让权力尽可能地下放。能源和钢铁等产业的大量资本可能需要某种形式的国有制，但是许多消费品产业最好以合作社的形式运行。
民主社会主义者一直拒绝对整个经济实行中央计划的想法。我们相信民主的计划可以影响公共交通、住房和能源等大型社会投资，但在确定许多消费品的需求时，市场机制也是必须的。
社会主义是否因为共产主义在苏联和东欧的失败而受到怀疑？
社会主义者一直是威权共产主义国家（authoritarian Communist states）最严厉的批评者之一。仅仅因为他们的官僚精英自称“社会主义者”但却并没有这样做；他们还把他们的政权称为“民主”。民主社会主义者一贯反对在这些社会中居于统治地位的党-国集团，就像我们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一样。我们赞扬改变前共产主义集团的民主革命。然而，人民生活的改善需要真正的民主，而不是种族对抗或威权主义的新形式。民主社会主义者将在全世界的斗争中继续发挥关键作用。
而且，共产主义的垮台不应该让我们无视国内的不公正。我们不允许所有的激进主义被误解为“共产主义者”。压制异议和多样性，破坏了美国实现其机会平等的承诺的能力，而且破坏了言论和集会的自由。
私人企业在美国似乎永久稳固，那为什么还要为社会主义而奋斗呢？
在短期内，我们不能消灭私人企业，但是我们可以把他们纳入更好的民主管控之下。政府应该利用规则和税收优惠来鼓励企业在公共利益上有所作为，同时取缔有破坏性的活动，例如向低工资国家出口工作岗位和污染环境。在迫使企业承担责任的斗争中，公共压力也可以发挥重大作用。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者期待工会能够让私人企业更负责任。
社会主义是否会因为人民失去工作动力而不切实际？
我们不同意资本主义的假设——飢饿和贪婪是人们工作的唯一理由。如果工作有意义而且还能改善生活，那人们将会享受工作。他们工作是出于对社区和社会的责任感。虽然社会主义的长期目标，是消除最令人愉快的劳动之外的所有劳动，但我们认识到，不吸引人的工作将会长期存在。这些工作应该在尽可能多的人群中分配，而不是基于阶级、种族、民族或者性别来分配，就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样。而且这些不受欢迎的工作应该成为整个经济中待遇最好的工作，而不是待遇最差的工作。目前而言，让工作具有吸引力的负担应该由雇主承受——通过提高工资、提供福利和改善工作条件。简单来说，我们认为社会、经济和道德的奖励将会刺激人们工作。
为什么现在还没有民主社会主义模式？
尽管没有国家完全建立起民主社会主义，但是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人运动已经为他们的人民争取了许多胜利。我们可以学习瑞典的全面福利国家、加拿大的国家卫生保健系统、法国的全国儿童保育计划和尼加拉瓜的扫盲计划。最后，我们也可以学习美国所做的各种努力，比如政府在20世纪60年代创建的社区健康中心（community
health centers）。通过社区参与决策，社区健康中心提供了高质量的家庭保健。
但是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实验不是已经失败了吗？
许多北欧国家享受着巨大的繁荣和相对的经济平等，这要归功于社会民主党推行的政策。这些国家利用相对财富来确保它们的公民能拥有较高的生活水平——高工资、卫生保健和受补贴的教育。最重要的是，社会民主党非常支持已经成为经济决策中坚力量的强大工人运动。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国际化，老的社会民主主义模式已经难以维持。来自发展中国家低工资劳动力市场的激烈竞争，以及对产业外逃（以躲避税收和强力的劳动法规）的持续担忧，削弱了（但并没有消除）各国自行启动雄心勃勃的经济改革的能力。现在，社会民主主义的改革必须发生在国际层面。跨国公司必须接受民主控制，工人的组织力也必须跨越国界。
和过去相比，现在社会主义是一场国际运动。因为社会主义者知道，芬兰或加州的工人阶级的福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意大利或印度尼西亚的福利水平。因此，我们必须为能够抗衡跨国公司和全球银行的权力的改革而工作，必须为不受银行家和老板控制的世界秩序而战斗。
你们是一个同民主党争夺选票与支持的党派吗？
不，我们不是一个单独的党派。和我们女权主义、劳工、民权、宗教和社区组织运动的朋友和盟友一样，我们很多人一直活跃于民主党。我们同这些运动合作来加强以国会进步小组（Congressional Progressive Caucus）为代表的民主党的左翼。
美国选举的过程和结构严重损害了第三党的努力。赢家通吃的选举（而非比例代表制）、因州而异的严格政党要求、总统制而不是议会制以及两党对政治权力的垄断，这些都注定了第三党的努力会白费。我们希望在未来的某个时刻，通过与盟友的联合，能够组建一个替代性的政党。目前，我们将继续支持有机会赢得选举的进步人士，而这通常就是左翼民主党人。
假如我打算投身政治，为什么不去关注一些更直接的事情呢？
尽管资本主义还将存在很久，但我们现在赢得的改革——提高最低工资、确保国家医疗计划以及要求立法保障罢工权——将使我们更接近社会主义。许多民主社会主义者积极参与倡导这些改革的单一议题组织（single-issue organizations）。在生育自由运动、争取学生援助、LGBT组织、反种族主义团体和劳工运动等方面，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身影。
正是社会主义的愿景为我们日常争取社会正义的活动提供了信息和启发。作为社会主义者，我们为所有正义斗争带来相互依靠的感觉。任何单一议题组织都不能真正挑战资本主义制度或确保能实现其特定要求。事实上，除非我们为创造一个没有压迫的世界而共同努力，否则每一场改革斗争都会中断，甚至可能会弄巧成拙。
年轻人可以做什么来推动美国走向社会主义？
自20世纪50年代的民权运动以来，年轻人在美国政治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是这个国家政治和文化变革的巨大力量：限制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选择、迫使企业和种族主义的南非政权剥离、改革大学以及向公众提出性取向和性别歧视议题。尽管这些斗争没有一个是年轻人单独进行的，但大家都认为在跨世代进步联盟（multi-generational progressive coalitions）中，年轻人发挥了领导者的作用。今天的斗争也需要年轻人：争取全民医疗保健和更强大的工会、反对削减福利和掠夺性跨国公司。
学校、学院和大学对美国的政治文化很重要。在这里，可以创造想法、讨论和制定政策。积极参与讨论是青年社会主义者的一项重要工作。我们必须努力改变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误解，扩大政治辩论，并克服许多学生没兴趣参与政治活动的困境。在校外，在我们的日常文化生活中，年轻人可以扭转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恐同症的局势，并打破“自由”市场美好的保守主义神话。
加入我们的学生组织——青年民主社会主义者（Young Democratic Socialists）！
既然那么多人都误解社会主义，为什么还要继续使用这个名词？
首先，我们自称社会主义者，因为我们为这一身份感到自豪。其次，无论我们自称什么，保守派都会用它来对付我们。把权力转移给工人阶级、剥夺企业资本权力的改革，一再遭到保守势力的“反社会主义”攻击。1993年，国家健康保险（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被攻击为“社会化医药”而遭遇失败。为了诋毁改革，自由主义者经常被谴责为社会主义者。在我们面对并击败“S”开头的这个单词（即socialism）附带的耻辱之前，美国政治将继续受到扼杀，而我们的选择将继续受到限制。我们自称社会主义者，还因为我们为我们的传统而自豪，我们继承了尤金·德布斯（Eugene Debs）和诺曼·托马斯（Norman Thomas）的社会党（Socialist Party）以及其他使美国更加民主公正的斗争的遗产。最后，我们自称社会主义者，还是为了提醒每一个人——我们有一个更美好世界的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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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种投票”和“解放道路”
【大纪元2020年12月08日讯】（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Trevor Loudon撰文／原泉编译）美国公众越来越意识到，有证据表明存在大规模的计算机舞弊、州外选民和死人选民，以及一车车的假选票，这使最近的选举有利于乔‧拜登。甚至有传言称委内瑞拉、伊朗和中共参与其中。
然而，还没有人谈论一个由亲中共的活动分子们经营的网络﹐在几个关键的战场州为乔‧拜登争取了数十万张选票的事。在我们的眼皮底下，这些中共支持的美国共产分子声称击败了他们的宿敌唐纳德‧川普，为拜登／哈里斯赢得了选举。
我们知道，中共希望唐纳德‧川普落选。他在贸易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对香港民主抗议者的支持，对美国军事预算的提高，以及对自由台湾的忠诚，使川普总统成为中共全球野心的主要障碍。
那么，中共可能想动员其广泛的美国网络，帮助在大选中击败川普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个网络主要是由亲中共的共产主义团体“解放道路”（Liberation Road，原名：自由道路社会主义组织）的成员、他们的姊妹团体、左派组织LeftRoots，美国共产党和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的盟友领导的。
参与其中的“解放道路”／LeftRoots组织成员很多都与“旧金山华人进步协会”（简称CPA）有关系，该协会多年来利用大规模选民登记策略主导湾区政治。
许多共产同志还积极参与“黑人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简称BLM）运动，有的还与旧金山的中共特务有很深厚的关系。
这个网络以七个关键州为目标，动员了至少12000名志愿者。他们的选民登记和“出去投票”（Get Out The Vote）行动很可能在几个关键州发挥了关键作用﹐或者说至少给拜登提供了足够的选票，从而更容易掩盖民主党大规模舞弊的嫌疑。几位组织成员公开宣称，他们为拜登赢得了各州的选票。
“播种投票”
“播种投票”（Seed the Vote ）成立于2019年，是“日常人民行动委员会”（Everyday People PAC）的一个项目，得到“解放道路”阵线组织的支持，包括“湾区抵抗组织”（Bay Resistance ）、“湾区奋起行动组织”（Bay Rising
Action）、“旧金山奋起行动基金”（San Francisco Rising Action Fund），以及“整个湾区致力于在我们的社区建设政治力量的其它组织和个人”。
已知的“播种投票”领导人包括：
●“解放道路”的Sarah Jarmon和Michelle
Foy，后者最近担任CPA财务和行政总监。
● LeftRoots的亚当‧戈德（Adam Gold ）和亚历克斯‧汤姆（Alex Tom）﹐汤姆是CPA的前任执行董事，也是另一位LeftRoots成员﹐BLM创始人艾丽西亚‧加尔萨（Alicia Garza ）的长期朋友。
● 前CPA董事Stacy Kono和Kimi Lee以及现任CPA执行董事刘茂琦（Shaw San Liu）。
●前“征途”（Line of March）共产分子马克斯‧埃尔鲍姆（Max Elbaum）是北京政权的终身支持者。
自1972年以来， CPA就在湾区为北京当局的利益服务。
在5月22日极左翼“政治教育中心”（Center for Political Education）的网络研讨会上，CPA和“播种投票”的亚历克斯‧汤姆（Alex Tom）吹嘘他与旧金山的中共官员关系密切。他还承认，“就我们的定位﹐与他们进行了各种对话”。他说，努力“搞掉川普”是一个主要议题。
“播种投票”显然是中共的附属行动。
“播种投票”的影响
虽然是一个相对较新的团体，但“播种投票”已经与全美几个已经存在的选民登记运动建立了联系﹐这些运动都在“摇摆州”。
“播种投票”网络包括LUCHA（Living United
for Change in Arizona）、“新佛罗里达多数派”（New Florida Majority）、“新乔治亚项目”（New Georgia Project）和“宾夕法尼亚州站起来”（Pennsylvania
Stands Up） 。
“播种投票”的近期目标是击败川普，更长远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美国。
“播种投票”的主张：
“我们希望利用加州组织者和活动家的经验、能力和专业知识，支持我们周边各州的长期组织工作。
“我们的目标不仅仅是把川普赶下台，而是要帮助我们工作的州改变权力平衡，使之有利于有色人种社区、社会正义组织和劳工。我们希望在战术上和政治上都很明智，并推动我们的政治和组织向前发展。”
在最近的一次网络研讨会上，“播种投票”的亚当‧戈德表示：“我们真的下定决心要打败川普﹐今年我们集中在七个州，拜登看起来赢了六个州。”
“播种投票”声称的成功包括在几个关键州的行动。
在选后涉及多个州组织团体的Zoom会议上，亚利桑那州LUCHA的联合执行主任亚历克斯‧戈麦斯（Alex Gomez）吹嘘说，他的组织是联盟的一部分，“打了800万个电话……能够敲开超过100万扇门……” 为拜登带来意外的微弱胜利。
“宾夕法尼亚站起来”组织是一个全州范围的选民注册网络组织，其中包括“伯克斯站起来”（Berks Stands
Up）、“利哈伊谷站起来”（Lehigh Valley Stands Up）、“德尔科站起来”（Delco Stands Up）、“伊利站起来”（Erie Stands Up）和“再造费城”（ Reclaim Philadelphia）。这些团体大多由“解放道路”附属组织或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成员领导。
2020年5月，“再造费城”在几位支持“解放道路”的人士散发的信件上签字，谴责候选人拜登的竞选广告过于批评中国（中共）。
在11月13日的脸书（Facebook）帖子中，“宾夕法尼亚州站起来”声称，他们的8000名志愿者、68万6934个电话、1803935条短信和40万次对话为拜登送去了5万多张选票和14个关键县。
“新乔治亚项目”（New Georgia Project）以123万条短信、36.2万封直邮、220万个电话、9.8万次对话和37.1万次登门，为拜登争取到了微弱的胜利。
“新乔治亚项目”最初是由前乔治亚州参议员斯泰西‧艾布拉姆斯（Stacey
Abrams）创立的，直到最近才由牧师拉斐尔‧沃诺克（Raphael
Warnock）领导。
“底特律行动”组织由劳拉‧米苏米（Laura Misumi）领导，她是加州终身毛主义分子、现任LeftRoots成员唐‧米苏米（Don
Misumi）的女儿。她的组织帮助底特律韦恩县（Wayne County）拉到了大量的投票人。
推动黑人投票的组织“黑人领袖组织社区”（Black Leaders Organizing for
Communities，英文简称BLOC）总部设在密尔沃基。在选举后的Zoom大会上，该组织执行主任安吉拉‧朗（Angela Lang）夸耀道：
“他们真的、真的、真的非常接近拿下威斯康星州。拜登领先20,697票，2016年川普以22,748票的优势拿下该州。所以差不多，这个差距大体上还是一样，只是反过来了，这是因为我们所做的工作。”
毛泽东模式
“播种投票”2020年的努力是仿照“解放道路”阵线组织、北卡罗来纳州的“卡罗莱纳州联合会”（ Carolina Federation ）和“新弗吉尼亚多数党”（New
Virginia Majority，简称NVM）过去的成功经验。
最近成立的“卡罗来纳州联合会”联合了更成熟的选民登记团体：“达勒姆为大家”（Durham For All）、“北卡罗来纳州Down Home”（Down Home NC）、“福斯自由联合会”（Forsyth Freedom Federation）和“新汉诺威为大家”（New
Hanover For All）。在过去的4年里，“达勒姆为大家”大力针对“牛城”（Bull City）的黑人社区，并将多名同情者选入达勒姆市议会。
在全州范围内，“卡罗来纳州联合会”正在努力使州议会两院翻蓝，这也是北卡罗来纳州民主党籍州长再次当选的重要原因。“卡罗来纳联合会”由几个“解放道路”的同志领导，包括森多洛‧迪米纳（Sendolo Diaminah ）和艾登‧格雷厄姆（Aiden Graham）。
NVM成立于2007年，由“解放道路”共产分子乔恩‧利斯（Jon Liss）领导，NVM可以理直气壮地宣称将弗吉尼亚州从红翻蓝的功劳。
2018年，NVM联合主席特拉姆‧阮（Tram Nguyen）在《纽约时报》上发表评论文章说，“民主党人可以从弗吉尼亚发生的事情中学到很多东西。”
阮写道：
“全国民主党今年在弗吉尼亚州花费了数百万美元，但该州并非一直是优先考虑的对象。从它在南方的地位到它在美国的压迫遗产中的突出作用，弗吉尼亚州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可靠的保守派——牢不可破。就在六年前，共和党人还控制着州长办公室和州议会。”
“像我们这样的地方组织12年前成立时﹐就了解到弗吉尼亚州的政治潜力。我们之所以获胜，是因为我们认识到选民的力量，包括并反映了我们州的多元化。我们不只是在竞选季到来时才与选民交谈。我们试图在所有肤色、妇女、低收入工人和年轻人所在的地方接触他们，这使我们能够在弗吉尼亚州所谓的新月城（Urban Crescent），从弗吉尼亚州北部到汉普顿锚地（Hampton Roads是一个位于弗吉尼亚州东南部的环水市区，英文原名既可指这市区，亦可指被这个市区围绕的水域。世界上最大的军港：美国海军诺福克基地即位于此。），建立起强大的支持基础。早在选举日之前，我们就登记了三十多万选民，敲开了二百五十多万扇门，并在有色人种社区内组织起来，帮助赢得重大的政策变化，比如医疗补助（Medicaid）扩大，覆盖了近40万人。”
当然，这些都是合法的。但是，任何中国人的参与，问题就完全不同了。
史蒂夫‧麦克卢尔（Steve McClure）是前华盛顿的居民，与“解放道路”和NVM关系密切。自2010年以来，他一直在中国武汉大学地理系工作，是该校测绘与遥感工程信息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研究人员。
十多年来，麦克卢尔同志利用自己在地理信息系统（GIS）测绘方面的技能，为NVM提供了针对性很强的选民身份信息。
2011年8月25日，麦克卢尔博客上的一篇文章写道：
“最近，我一直在与“新弗吉尼亚多数派”合作，制作一系列地图，为弗吉尼亚州众议院选区的走访规划提供信息……核心数据是按泛民族人口普查类别列出的个人家庭名单。结果是主观的，但确实表明了……实际的社区与民主国家中确定选举地形的离散领土组织的一致性或差异性。”
这一切都不是理论上的。它是为了帮助NVM在全州范围内翻转选区，通过微观定位低收入和少数族裔社区的潜在民主党选民。
在另一个帖子中﹐麦克卢尔写道：
“在2008年的大选中，弗吉尼亚州自1964年以来首次投票给民主党的奥巴马。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人口结构的变化和选民参与度的提高，而不是政治忠诚度的转变。”
“以弗吉尼亚州威廉王子县（Prince William County）为重点，我在地理信息系统中应用了空间插值科技，将2008年选区地理信息中的选举结果转换为2000年分区分类区域，以便进一步进行定量分析。其目的是为工人阶级组织提供可操作的情报，在基地建立群众力量……”
一个为中国大学工作的美国公民，大概拿着中国人的工资，试图影响美国的选举，这合法吗？
三年来，我们一再听到俄罗斯干涉美国选举的消息。
然而，中共影响美国大选至少十年了，美国对此却一片沉默。这不是高科技的选举舞弊，而是以老式的方法“合法”地进行大规模选民注册和“出去投票”行动进行的。活动本身是合法的。不过﹐中共的影响力很可能是高度非法的。
中共在美国的这种影响需要被制止，任何涉及到的违法行为都需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受到惩罚。
我们为什么要允许一个犯罪政权干涉美国选举？
原文How Pro-Beijing Communists Almost Stole the Election
for Joe Biden－the Old-Fashioned Way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作者简介：
Trevor Loudon是新西兰的作家、电影制片人和公共演讲者。30多年来，他研究了激进左派、马克思主义和恐怖主义运动及其对主流政治的隐性影响。他以《内鬼：美国国会的共产党员、社会主义者和进步主义者》（Enemies Within: Communists, Socialists and Progressives in the US
Congress）以及类似主题的纪录片《内鬼》（Enemies Within）而闻名。
Trevor Loudon即将出版的书是《白宫红人：2020年竞选美国总统的共产党员、社会主义者和安全风险》（White House
Reds: Communists, Socialists & Security Risks Running for US President,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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