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先生 撰稿
欧阳全是原中国远征军200师师长戴安澜将军的贴身卫士。祖籍湖南耒阳。1920年11月9日生人。参与昆仑关血战。1942年随军入缅作战，守同古，战棠吉。
戴安澜贴身侍卫欧阳全回忆说：“戴安澜死时，我离他只有十几米。”
75年前，在缅北丛林的雨季里，数千衣衫褴褛的中国军人在当地华侨的带领下，扔掉了所有的重型武器，在一眼望不到边的崇山峻岭之中，开始了最后的突围。绝境中的他们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回家。
“师长太可怜了，只要冲过公路，他就可以跟我们回来。但是一言难尽啊”。90多岁的老兵说到这里仍是泣不成声。
身材魁梧的欧阳全曾是戴安澜将军的贴身卫士，将军战死后，“觉得没有什么意思了”的他，就此解甲归田。其后的日子平淡而又繁琐。90多岁的老人熟练的点上了一支烟：“就跟抽烟一样，不抽又想，抽多了又没味”。
欧阳全历经九死一生归国后，主动脱离了国民党部队。因他难忘突围时师长戴安澜在通过细摩公路时胸腹中弹，在缅甸茅邦村去世时的情景。
欧阳全回忆起自己在中国远征军担任200师师长戴安澜将军贴身卫士的那些事，可以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去了解戴安澜的军旅生涯和战地人生。
欧阳全接受采访时与儿子住在长沙市福元北路盛世路。他向记者详尽地回忆起那段经历：
“598团的一个班长，用手榴弹干掉了负隅顽抗的几个日军，被军部连升三级”
我跟别人不一样，我是自已跑去当兵的。
我出生的地方是耒阳，在湖南南部的一个小县城。母亲是一个家庭主妇，在家操持家务，父亲在耒阳城里替人打长工。他们都是文盲。
不过我父亲在当地还是有点牛皮的，当时耒阳城里的几个大酒楼，得月楼，全兴楼，都请我父亲去做过。
我是家里的长子，我下面还有二个弟弟。
这在当时那个年代，家庭的负担还是很重的。
1937年，我17岁。
当时也没什么事情好做，我又没有读太多书，做生意家里又没有什么本钱，别人见我高高大大身强力壮的，就介绍我去当兵。
我想都没想就同意了。
在贺姓同乡的介绍下，我们就去了河南洛阳。因为驻守河南的195师（河南保安团）师长梁凯（黄埔一期学员）是耒阳同乡。当时有很多耒阳人都去投靠他。
1938年正月初二，我从浏阳门入的长沙，住在楚南客栈。然后从长沙取道武昌，再从武昌坐火车去到洛阳。
因为没有文化，所以被分配到特务连当兵，梁凯对同乡还是肯关照的。有文化的基本都留在了团部。这一点我不怪他。
入伍不久，日军的主力就不断南下，在河南商丘一个叫内黄集的地方，我们的部队与日军打了一次遭遇战，我们很多是新兵，武器又不行，一下部队就被日军击溃了。
然后就是撤退。我跟随部队从武汉，经咸宁，过阳新，瑞昌，在金鸡岭又与日军交上了火。
当时的日军飞机厉害的很，可以在长江江面上随便飞。
那个年头，我们中国军队真的没打好，没打出一点名堂。就是不停地撤退。
金鸡岭失败后，又从湖北崇阳，通山，南下湖南，到达岳阳的城陵矶。在岳阳地区，又在新墙河跟日本人打了一阵子，也没打出什么名堂。
新墙河之后，我从汨罗，到了湘阴。又从湘阴的黄沙街，辗转到了长沙。
当时的长沙，房子都被烧光了，一片废墟，一间像样的房子都没有，跟我第一次来长沙时比那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唯一比第一次好的是看了一下话剧。话剧的名字我不记得了，就是日本鬼子来搞破坏，中国人就把日本人杀了。
看完话剧后就去黄兴路，蔡锷路，八角亭去转了转，都是难民，也没多大的意思了，特别是中山路都没有房子了。
部队在长沙休整的时候，我就跑回耒阳的老家去看父母。
在家里只呆了一个多月，就碰上第五军在湖南招兵。
我听说第五军是精锐部队，待遇也好过其它的军队，我就找了同乡，让他帮忙介绍一下，那个时候同乡之间还是很讲感情的，他就介绍我去了200师，师长是戴安澜。
由于有关系加上我身材高大，我就被留在师部，做了戴安澜将军的贴身卫士。
1938年年底，我们从广西全州开拔，去向南宁，参加昆仑关会战。
昆仑关战役打响后，第五军是攻击主力，我们师是后备队。
到后面战况恶化的时候，才把我们师调上去打，那我们部队比其它的部队就打得猛的多，在友军的配合下，我们个个奋勇当先，争先杀敌。
这一战打得好，虽然时间久了点，但是打得好，打死了很多日本人，我们也没有一个被俘的。
在41高地，598团的一个班长，用手榴弹干掉了负隅顽抗的几个日军，被军部连升了三级。
当然我也很开心，我也从下士被升到了上士，大家都叫我欧班长。
我们师长戴安澜，治军极严，在军队里威望很高。
他是安徽无为人。我听其他的卫士说，师长从小就很聪明，特别爱读书。行军打仗也是书不离手。
他身边总共有五名贴身卫士各司其职。
我的任务主要是帮师长整理并押送行李和书籍。
其余四名贴身卫士有：湖南辰溪的易国英，河南漯河的谢泳年，信阳的樊临泉，加上安徽的侍从副官孔德宏。
这些人的名字我记得非常清楚。特别是易国英，他跟我都是湖南人，另外就是戴安澜任团长时，易国英就一直跟随他，在卫士中资历最老。
师长用的手枪是白郎宁，据说是一个高官送给他的。他倒是不很在意，就那样挂在衣架上。
他爱看书，也爱写毛笔字，而且每天只要有空就会写，我没读什么书，我当然不知道他写些什么。就在边上帮他磨墨。
我抽烟就是师长带的，他特别爱抽烟，抽的是那种烟丝，就是555的那种，不过他不买烟，都是别人送，有时也会分一点给我们抽。
他的书房里有一幅对联，是他亲自写的，他还一字一字的教我认，我到现在都还记得这幅对联：放开壮志青云外，换得源头活水来。
昆仑关战役中，师长的背部负了伤，被送到柳州治疗。
当时送礼的人好多，张发奎，白崇禧都来了。
后来东西实在是太多了，我们就专门搞了一间茅草屋来放慰问品，里面有广西老百姓送的腊菜，也有重庆送过来的一些进口的英国牛奶。
有一次张发奎还跟我开玩笑，问：“戴安澜会给你们吃吗”。
我大声回答：“给，东西吃不完”。张发奎和师长就哈哈大笑。
“师长死后就用柴火就地火化，用一块干净的防雨布包裹骨灰，用一个新的医药箱装好”
1940年，由于在昆仑关一战中，我们的伤亡也很严重，全军奉命回湖南的祁阳，湘潭等地，进行人员整补。
1941年12月，上级又要我们移师贵州安顺一线驻防，最后是在保山过的春节。
1942年初春，春节过后没多久，我们就接到命令要入缅甸作战。我们师作为先头部队，率先出发。
当时的滇缅公路，是中国本土连接外国的唯一公路，出去的都是空车，回来的都拖满了物资，路上有宪兵打红旗，只要是空车宪兵就他们停车让我们上，就这样部队到达了腊戍。
那时日军已占领了仰光，为了掩护英军撤退，军长杜聿明让我们师火速抢占同古。
我们一到同古就抢修了工事，一开始日军很骄狂，但交火之后才发现，我们师不好对付，就叫来了大部队。
我们师一直坚守在同古，连师长都写了遗书。
后面打巷战都打了三四天。总共我们师在同古守了十天，后来接到总部命令，我们师从同古的东面成功撤退。
从同古撤出后，战局已经不行了。
上面又要我们师去棠吉增援，攻占棠吉后不久，日本人就占了腊戍， 这时我们才知道我们师已经被切断了退路。
但我们都不害怕，因为我们都特别相信我们的师长。我们师长接到的最后一道命令是：就地突围。
当时正是缅甸的雨季，树林里非常潮湿，藤蔓缠绕，蚊子又多，地形又不了解，连军用地图都没有，经常辨不清方向。
在华侨的指引下，费尽周折才走出森林，一路上很多伤兵自杀，非战斗性减员很大。
我亲眼看见，有一次有一百贰拾多名伤兵，走不动了，怕拖累战友，商量后，自愿靠在一起不走了，让人用机枪把他们扫死了。
在南渡河，师长亲自指挥。冒着危险，在夜色中，用竹排强行强渡。
来到细摩公路后，白天怕被日军发现，等到晚上，冒雨开始穿越。
当时598团是先行团，600团控制二翼，当直属部队冲过公路时，日军的枪响了，子弹从师长的左背部射入，从左腹部穿出，是开花弹，前面的伤口大些。
大家用担架抬着师长继续突围，不敢走大路，专走小路。
师长的伤口由于没有药，很快就发炎了。
几天后，在缅北的一座小山坡上，那天晚上下着大雨，在一所破旧的寺庙里，师长与世长辞。
师长死时，我就在离他十几米的地方站着，师长死后，就用柴火就地火化，用一块干净的防雨布包裹骨灰，然后用一个新的医药箱装好。
回到云南后，我就特别想家了，在缅甸的时候，我没事就会想母亲给我做的布鞋。
加上师长死了，也没什么意思了，大家看见我们都不讲礼了。
师长死后，有很多人都觉得我们卫士们没尽到责任，就连师长夫人都有怪罪的意思，易国英对夫人说：“对不起，师长没能回来”，夫人就回了一句：“那你们怎么回来了”。
其实主要的原因是晚上太黑看不见，又下着大雨，600团也没有搜索彻底。
关于戴安澜的那段经历，曾经担任戴安澜文书的罗四维，也有自己的回忆。
罗四维，湖南宁乡人，其父曾在胡宗南麾下任上尉军需官，退伍后在长沙开了一家旅社，但是1940年初，日军空袭长沙时，炸毁了他家赖以为生的旅馆，罗父一气之下带着罗四维去祁阳报名参军了。
当时在祁阳补充兵员的是戴安澜的200师，他们刚刚打完昆仑关在祁阳整训。罗四维经过3个月的新兵训练后被编入了戴安澜200师的598团一营。
此后罗四维跟着部队徒步西进，先后在安顺、抱山、畹町等地驻防，与日军作战。半年后，因为识字被营长调到营部当了文书，让他负责书写作战日记。
不过，那时候的文书也是要上战场的，撰写作战日记是打完仗后的兼职。
1942年2月16日，戴安澜200师作为中国远征军的先头部队，奉命在盟军飞机的掩护下开赴缅甸。在罗四维的记忆中，一路上战争非常惨烈，场面非常壮观。200师在缅甸战场与日军的打的第一仗就是同古保卫战中的皮尤河战斗。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激战，不少日本鬼子被打落河中，汽车摩托车等也被远征军炸毁，打死打伤30多名日本鬼子，还缴获了几十支步枪、机枪和将近20辆摩托车。
几天后，日军向罗四维所在的奥敦阵地发起进攻，戴安澜师长请派飞机助战，日军也出动战机200多架，摧毁了英美军多架战机和空军基地，然后日军在飞机、大炮、战车的掩护下，再次向598团阵地猛烈进攻，他们一次次冲锋，均被598团击退，包括一辆辆战车和装甲车也被摧毁，日军伤亡500余人，再次受到挫折。
罗四维说：“紧接着，日军第55师团从西北东三个方向全力向同古进攻，戴安澜师长和团长郑庭笈向全体官兵宣告“誓与阵地共存亡！”
尽管弟兄们时期高涨，但日军的轮番轰炸和连续派兵增援，几百架飞机和战车再次向我们发起猛烈进攻，并且施放毒气，最终我们弹尽粮绝，被日军围困，在此危机关头，戴安澜师长与杜聿明等上级协调之后，为了保存实力，做出放弃决战和撤出同古的决定。4月下旬，我们200师在东枝战役之后，开始向八莫方向突围。”
在戴安澜将军的率领下，我们突破敌人的五道封锁线，最为不幸的是5月18日夜间，我们通过摩古公路时，突然遭到日军第56师团的伏击，戴安澜师长不幸中弹，肠胃穿孔。
罗四维说：当我们把戴师长从阵地上抢回时，他依然躺在担架上指挥突围，我们8个人一组，轮番抬着戴安澜师长跑，但因为缺医少药，还是救不活他，当我们在一周后跑到缅北一个叫茅邦的村庄时，戴师长咽了气！
我们在野人山不仅赶上了连绵不绝的雨季，甚至走入弹尽粮绝的境地，在那里除了偶然能抓到几条蛇充饥，所有人都是靠树皮和草根维持生命。
在罗四维的记忆中，大概是6月下旬才终于走出了野人山回到滇西云龙。他说：“到了云龙，我们200师入缅作战的9000人，除了在同古保卫战中伤亡2000多人，只回来3000多人，其余弟兄全都死在了野人山，有战死的，有自杀的，有饿死的，有病死的，有受伤后被蚂蟥和白蚂蚁咬死的。”
回到云龙之后，200师官兵为戴安澜师长搭了个灵堂，从地主家弄来一口棺材，给戴安澜将军开了个追悼会。戴安澜的死讯传来，举国哀痛。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