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先生 撰稿
戴安澜将军殉国的时候，小儿子才几个月大，王荷馨一手拉扯着孩子，一手把持着一个大家族的家务。那时戴家住在贵阳的花溪，全家老老少少有二三十口人，全靠她一人操持。既要赡养老人，又要教育子女，极不容易。
王荷馨遵照戴安澜的遗嘱，要将丈夫戴安澜灵柩从贵阳花溪迁往安徽无为，实属不易。
戴安澜四子戴澄东曾撰文《明月寄相思：怀念亲爱的母亲王荷馨》，该文中讲述了那段经历。
父亲远征缅甸时，在国家需要他作出牺牲时，他义不容辞地决心为国捐躯，他在给母亲的遗书中写道：为国战死，事极光荣。同时又将抚养老人、教育子女的重任托付母亲，说明父亲对母亲无比信任。
父亲牺牲后，母亲担负起抚老育幼的重托，挑起了支撑大家庭的重担。为了全家人的生存，为了我们这些儿女的成长，她经历了许许多多的艰难时日，承受了太多难以想象的苦难艰辛，为了这个家，她付出了一生的心血。
终于熬到了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母亲高兴得一夜未眠，想着要把父亲和我们全家带回我们自己老家——安徽。但是自从父亲去世后，全家断了经济来源，这么一个大家族要从贵州迁回老家谈何容易呀!为了实现这个愿望，母亲决定只身到南京，向政府要求帮助。
为了旅途的安全和方便，母亲把我姐姐带在身边一同去南京，一共花了近半年的时间，从中可以想见这是一个多么困难的任务。当时我和弟弟留在花溪，由婶母们照看着，哥哥住校(花溪清华中学)，每周回来看看。
那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我在听讲故事的时候，脚把一个架在火钳上的汤锅打翻，一锅滚开的汤浇到了我的右脚上，恒霁姐一急把我脚上的袜子脱下，哪知整个脚上的皮也全给扒下了。第二天哥哥知道了赶回家，叮嘱我以后千万小心。
母亲去南京的整个艰苦过程，因我未去也不得而知，只记得母亲告诉我，她的脚后跟裂开几个大血口，一走路就钻心地痛，她只是在卖狗皮膏药的地摊上买了一块膏药贴上。最后母亲终于把我们全家回安徽的事定下来，母亲把姐姐安排到杭州老姑家以后，就赶着回到花溪。
到了1948年下半年，国民党已经一败涂地，政府准备逃离南京，这时政府也要母亲带着我们随他们一起走，母亲对他们讲，我的丈夫、孩子的父亲在这儿，我们就守着他，哪儿也不去。
戴澄东撰文回忆母亲执意要把父亲的遗骨带回生他养他的故乡安徽时说：
父亲的去世让我们全家顿时失去了主心骨，母亲极度悲伤，多次想随父亲而去，但想起父亲在战场上所写下的对她的最后的嘱咐，她终于坚持挺下来。用她那多病瘦弱的身体和无比坚强的毅力及她对父亲，对全家赤热的心，用双手紧紧的撑起这个即将倒下和快要散掉的大厦----我们的家。
家中有张全家穿着孝服的照片，母亲用她的手抓住我们兄弟姐妹四人，她一直想着要把我们兄弟姐妹四人抚养成人，要把父亲的遗骨带回生他养他的故乡，要把父亲的母亲和兄弟姐妹都平平安安送回原籍安徽。要把对父亲所作的承诺一一兑现。
但是对母亲来说，她多病，身体有很瘦弱，要实现这些愿望是何等困难哪，但是凭着她对父亲和全家那份赤热的爱，凭着她的无比坚强的意志，最终这一切她一一完成了。她所经历的困难和痛苦自然是一般人无法想象的，同时也显示出母亲超凡的能力。
我特别觉得将全家从贵州花溪迁到安徽老家的整个过程，都是由母亲带领和指挥的，她指挥若定，临危不惧，显示大将风度。
父亲牺牲以后不久，日本鬼子从从南边向北直扑贵州，当时已经打到贵州的独山和都匀，离贵阳和花溪很近，那时花溪能跑的人全跑了，整个花溪一下子变得好安静，路上看不到人。
当时我看到工兵已经花溪桥上挖坑埋地雷了。我就跑回家跟妈妈讲，别人都跑了，我们怎么办。当时那些当官的只顾自己家庭逃命，哪来管我们，我们一点办法也没有。
以我们这样的家庭，日本鬼子来了，肯定要把我们全家杀光的，但是奇怪的是，日本鬼子到了独山和都匀以后，就没有再向前进了。这样我们全家才保住了性命，后来我们猜想可能是父亲的在天之灵在保佑我们。
王荷馨将丈夫戴安澜的遗骨带回他的故乡安徽时经历了难以想象的磨难。戴澄东撰文披露了这段历史的很多细节：
1949年，国民政府派人来我们家，要母亲带着孩子们跟他们撤离。政府拨了六辆大卡车替我们搬家(那些卡车全是美式十轮大卡)，其中一辆，母亲用来放置父亲的灵柩(从一开始母亲就是要让父亲回到老家，所以在花溪父亲的墓中，父亲的灵柩是用两个长长的架子架空放在墓中的)。
母亲带着弟弟澄东和奶奶坐第一辆，我因要坐驾驶室可以看外面，所以让我在第二辆和大妈妈一家在一起，第三辆是三婶他们一家，父亲的灵柩放在第四辆。第五、第六辆就是郭志友家和其他几个父亲原来的随从。
我记得有一个父亲的随从，他用车跑花溪到贵阳的运客。后来他背着大家在贵阳找了一个不三不四的女人(妈妈是这样对我说的)，原来母亲不打算带他走，他一再恳求，母亲念他是父亲的老随从，最后还是同意带他一起走。母亲让他坐在父亲的灵柩旁边，让他在父亲面前好好反省反省。
一切安顿就绪，我们就要出发了，车子是从贵阳出发的，哥哥到贵阳送我们，车子开动以后，我坐在驾驶室内看见哥哥依依不舍地和我们挥手告别。
我们这次的行程是从贵阳向东，经过湘西到达衡阳，再转火车到武昌，然后从武昌坐船回到芜湖和南京，这一路，因我与母亲同行，所以母亲的万般辛劳以及临危不惧、指挥若定的种种景象，我都一一亲眼所见。
我们车队从贵阳出发，第一天还算顺利，一路平安无事。第二天以后情况就完全变了。因为离贵阳远了，鞭长莫及，杨森的那些兵就天不怕、地不怕，干的事和土匪没有两样，在贵州境内的这一路上，我们常常遇到杨森的兵，他们常常是三五个人走在一堆，经常用枪挡在路上，要搭我们的车。
我们这一大家这么多人和东西，车子都塞得满满的，但是这些杨森的兵不管，就是要强行搭车，有时不让他们搭车，他们就用武力威胁我们。
有一次，我坐的那辆车遇到几个挡路要搭车的杨森的兵，我们不同意让他们搭车，结果其中一个用枪托猛击驾驶室的前玻璃，碎玻璃把我的脸都划破了，像这样的事发生了好几次。
还有一次，让他们搭了车，一个兵在离开时，把我们一个很好的桌子圆台面拿走，只剩下支撑台面的主柱和三脚支撑。
由于我们车队每天都遇到这样的事，所以每辆都不是同时到达休息地点，一般都要相差一两个小时。母亲每天都要等六辆车全到后，人员也相安无事，她才放心地去休息。
要知道坐在卡车上，在当时那种很差的路面上颠簸一天，一般人都会感到很累，母亲身体很瘦弱，她的疲劳更是远远超过别人，但是每天她都要照顾每个人的情况，休息时间更少。记得还有一次，前面五辆车都已陆续到达，但是就是看不见第六辆车，天都黑下来了，母亲心里非常着急，大家也跟着母亲着急，由于当时根本没有通讯工具，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真是急得不得了。
时间很晚了，大家看母亲很累，怕她身体吃不消，催她去休息，母亲不肯，一定要等，最后差不多到半夜，第六辆车才开到，一问才知道汽车抛锚，母亲悬着的心才放下来。
有一天半夜，我突然全身发冷，人像掉到冰窟窿一样，浑身发抖，母亲起来抱着我，用她的身体帮我取暖。过了一阵我又全身发烫，母亲又用冷毛巾给我擦全身降温，这样她被我折腾了一夜，都不能休息，第二天又带着大家赶路。
就这样走了好几天，走出了贵州，就要进入湖南湘西。出了贵州，没有了杨森大兵的骚扰，但是又有了害怕土匪抢劫的担心。
早在进人湘西前，母亲就不断听说湘西是一个土匪横行的地方，所以在到达湘西前，母亲就一再嘱咐大家要小心，几辆车尽量开在一起，不要拉开。这一路上母亲的心都是悬着的，生怕遇到土匪，但是有一天却真的遇到土匪了。
那天天已黑下来了，马路两边的大山黑压压的，走着走着，突然在马路一边的半山腰看见了很多火把，他们嘴里还在吼叫着什么，我们还听见了好多声枪声，我们大家害怕极了。这时母亲却镇定地叫大家都不许出声，人在车内不要露出来让人看见，然后让六部砖车把大灯全部打开，让车一部接一部地用最大的马力往前开。这六部美式十轮大卡车开着大灯，轰鸣着，在公路上就变成了一个不小的车队，这种架势把土匪镇住了，可能土匪以为这六部军车中装的都是军人，而且我们开得很快，他们被吓住了，就没有冲下山来。冲过这一段以后，大家的心才放下来。这件事充分显示了母亲遇难临危不惧、指挥若定的大将风度。
自从经历了这一次遇土匪事情以后，母亲就不让赶路了，每天都是天黑以前停下来休息，所以，以后我们总算平平安安地通过了湘西，最后到达衡阳。
衡阳在日本人占领以前，全城大火，城内房子全部烧光。所以，我们进入衡阳市，看到街道两旁的房子全是用树皮搭的，树皮屋顶、树皮墙，破烂极了。有天晚上下大雨，房子里也下雨，我们床上、身上全打湿了，一夜都不能睡。
到了衡阳以后，母亲留下一部装运父亲灵柩的卡车，其余的五辆就让他们回到原单位去了。
我们在衡阳等了很短的时间，然后全家就搭乘火车北上到了武昌，住在靠近江边的一个旅馆里，等待坐船返回安徽和南京。在武昌我们等了很长时间，母亲每天过江到汉口找有关机关和人，交涉我们的返家事宜，花了近两个月时间。
在武昌，我听别人讲汉口修了第一条柏油路，还有三轮车在上面跑，心里很好奇，就要求妈妈带我们去看。
有一天母亲去汉口时，就带着我和澄东去看汉口这唯一的一条柏油路，并带我们坐三轮车在上面跑了一段，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柏油路，也是第一次坐三轮车，感觉三轮乍走得好平稳．卡自油路真是好平坦啊!母亲天天武昌、汉口等地奔波，我也天天在等待，终于等到了这一天，我们全家都高高兴兴地上了船。
轮船同时也帮我们吊装所有的物品，最后只剩下卡车时，他们不肯吊了，说他们有人看见卡车里装的是灵柩，不是物品，就不肯装了。当时，船长也不出来过问，就在那儿僵着。母亲就带着我跑到轮船顶部的船长室，找到船长告诉他，灵柩里是戴安澜将军，这位船长听到后才赶紧下去和装卸工人讲，灵柩里是戴安澜将军，这样终于解决了这一风波。
几天以后我们就到了芜湖。芜湖人得知父亲的灵柩到了，全市的人都跑出来迎灵，母亲让我和澄东坐在灵车驾驶室的顶上，我手里捧着父亲的遗像，卡车缓缓地开着，路两旁站满了迎灵的人群，迎接父亲回到生他养他的故乡。
在王荷馨的努力下，她的丈夫戴安澜的遗骨终于被带回故乡安徽。戴澄东撰文详述了母亲为其父亲择坟及杜聿明在坟前主祭的那些事：
刚到芜湖时，母亲把父亲的灵柩暂时放在一个礼堂内，然后就把奶奶、大妈妈一家和三婶一家送回安徽老家，五六个父亲的随从都留在安澜学校，然后带着我和澄东回到南京。接着母亲就忙着给父亲找墓地。
当时澄东还小，母亲就把他留在南京，请老太太和大奶奶照顾。然后带着我回到芜湖，找了好几个地方，最后找到了小赭山。当时，小赭山是一座荒山，上面一棵树都没有，只是长着短短的茅草，母亲后来走到父亲现在这个墓地的位置，前后左右地看着，然后对我说，从这个地方看，小赭山好像是一只大鹏的身体，小赭山两旁的两个山头就如同大鹏的翅膀，前面又面对滚滚流过的长江，这只大鹏可以腾空而飞，父亲的墓地就这样选定了。
接着，当地政府就着手给父亲修建墓地。父亲的墓地在小赭山的半山腰，当时在山脚下的平地上挖了一个很圆的水池，从山脚到父亲墓地修了很宽的台阶路，人们可以顺着这个台阶向上走到父亲墓前。
但因当时忙于内战，政府拿不出什么钱来，所以他们和母亲说先搞成一个形状，以后有钱再把土台阶做成水泥的或石条板的，下面的水池也用水泥弄好，母亲当时也只好听他们的。
等一切都做好以后，母亲就领着我和澄东，请了徐庭瑶、杜聿明以及另一位将军(名字忘记了)，从南京来到芜湖，大家在山脚下的水池前面一排站好，顺着土台阶一步步地向上走向父亲的墓地(杜聿明脚有点跛，用了一根特制的手杖，拔出来是把细细的长剑，手杖插在地上，把手可以一分为二地向两边摊开，他就可以坐在手杖上)。
由杜聿明主祭，大家向父亲敬香、三鞠躬，大家绕父亲的墓走了一圈。就这样，母亲经过千辛万苦，终于把父亲接回自己的老家人土为安了。
当时奶奶也和我们在一起，我们的祖父因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而急的发病去世了。母亲担心奶奶知道父亲的事也可能出事，所以就瞒着奶奶。告诉全家谁都不能说。奶奶问起父亲的消息，母亲就说还在前线。母亲失去父亲，心里是多么的痛苦，但是还得在奶奶面前装作没事一样，母亲是多么多么不容易啊，后来还是我闯了祸，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奶奶，有天晚上不记得为什么事，我为赌气就对奶奶说爸爸已经不在了，奶奶一听，当即大哭，母亲和全家人安慰奶奶。我知道闯了祸，躲在一边不敢出声。
过了一段时间，只有奶奶和我在一起时，奶奶让我带她到父亲的坟上去看看。开始我不肯，她对我说她不会怎样，只是想去看看，后来我就陪奶奶去了。哪知一到父亲坟那儿，奶奶就一下子扑到父亲的坟上大哭起来。当时那情景把我吓哭了，赶快拉她，叫她回家，奶奶哭了一阵渐渐平静下来，后来就和我一起回家。
在路上，她拉着我的手，告诉我古代有一个有名的将军(名字我已记不得了)，当时别人也说他战死沙场，但是几年以后，他又活着回到故乡。当时我听了，多么希望我们的父亲也能像这个古代的将军一样又活着回来。但这真正是一个永远也实现不了的梦呀!
除了奶奶和我们在一起，还有大伯母(我们叫她大妈妈)和她的儿子女儿、三婶和她的女儿，后来三婶在花溪又生了个儿子，以及我父亲的妹妹(我们称老姑)，是一个大家庭，除此以外还有五六个父亲生前的贴身随从，父亲去世后他们就留在我们家，这一个大摊子都落在了母亲肩上。
为了安置这些随从人员，母亲买了一部马车，让他们跑花溪到贵阳的载客生意(这是当时花溪到贵阳的主要交通工具)，哥哥还特地在马车上画了卡通画，把马车布置得漂漂亮亮的。
母亲又做主将老姑许配给了越民义先生(当时是大学毕业生，后成为著名的数学家)，又做主给父亲的司机郭志友介绍了一位贵州苗族姑娘，并主持了他们的婚礼，让他们完了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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